试论现代财富的资本式样及其哲学逻辑的论文_逻辑学论文

试论现代财富的资本式样及其哲学逻辑

　“发财!?”这大概是人生的向往之一，不过，生活中不仅有合法与非法得到财富的区别，合法财富还有消费掉与积累起来的反向运动，积累财富本身也有“守财奴”式的窖藏与资本化的不同选择，共产党执政后，就开始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论文联盟http://时代。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我们必须肯定个人与社会积累合法财富、并且把它转化为发展的资本的努力。其学术“合法性”与行动合理性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理论都难以提供。理论基础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中。
　　
　　一、财富式样从具体到抽象的哲学逻辑
　　
　　财富，人们迄今普遍把它仅仅看作一个经济学问题与范畴。其实，文明社会以来的财富因其产生与存在都是一个依托社会关系网络的共同活动问题，所以，财富的本质属性与运动趋势都是一个哲学问题。
　　从考古的实证材料中可以看出，财富的具体有用性式样与抽象性式样从来都是并存的。在原始墓葬中既存在着生活有用性财富陶器，也有奢侈品玉器，还存在着充当抽象性财富的贝币等早期货币形态。在奴隶制与封建制时代遗存或出土的那些稀缺得堪称“文物”的财富中，那些具体有用性的与奢侈财富的种类与制作水平，相对于原始时代大大进步了。但是，这两种财富类型的延续性是明显的，在传统的奴隶制与封建制时代，抽象货币财富获得了金、银、铜等质的稳定性，实物类的生活用品具有反映社会发展或王朝发展阶段与水平的时代徽章特征。WWW.11665.COM总的说来，原始社会、奴隶制与封建制时代财富的总体格局是，财富的具体有用性式样与抽象性式样并存，但是，财富的具体有用性式样占主导，虽然一直有货币这种财富的抽象式样存在，并充当传统商品交换的媒介。由于相对于农牧经济作为主导产业、自然封闭经济体制占统治地位来说，货币为代表的抽象财富式样始终居于从属地位，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中世纪实物地租转变为货币地租以后，货币这种财富抽象式样成为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普遍方式，逐步取代了各种生活与奢侈的有用财富式样，从而居于统治地位。
　　货币这种财富的抽象式样占统治地位，经济学与哲学意义何在?著名货币哲学家西美尔在1896年撰写的《现代文化中的金钱》一文中指出了其哲学意义，即：货币的文化意义支撑着截然相反的方向：一方面货币媒介将经济生产、消费中的各种障碍夷平，使其相互产生包容性、利益平均化；另一方面，借助货币人的自主性、自由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货币也在强化着“个人生活”的一切。
　　从文明社会以来财富的有用性或“形而下学”与抽象性即“形而上学”易位的历史趋向或历史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出，财富的经济形式中“内生”地蕴含着哲学底蕴，这种哲学底蕴的内容是财富趋向于抽象性、形而上学性。
　　众所周知。抽象性与形而上学都是哲学范式。抽象是从具体、经验存在上升到哲学形而上学的逻辑通道或路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分析经济形式。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只能用抽象力。海德格尔提出了形而上学是哲学共同范式的观点。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中说，柏拉图主义就是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达到了哲学“最极端的可能性”。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认为，哲学的形而上学内涵可以理解为人的生存(或生命)意志是哲学的始源性所在。“哲学是入学”的说法，从一定意义上诠释着哲学形而上学的内涵。
　　
　　二、现代财富采取资本式样的定格与“合法性”的经济哲学依据
　　
　　财富在现代社会中从有用具体性上升到货币这种社会抽象性，使财富突破了空间“有用”或使用价值的具体性与需求有限性、时间储存与保质局限制约，以抽象价值形态被突破地域空间局限而广泛交易，突破时间局限保存与继承。但是，现代财富为什么不仅可以量化为小到厘、大至兆的货币形态，还要进一步以资本式样来定格呢7笔者认为。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与传统社会发生了根本改变有关。传统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是“自发性偶然性进步”，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是“自觉性强制进步”。
　　所谓“自发性偶然性进步”，是指生产力、特别是科技进步的每一个发展都要付出很长的时间代价，且过程要历经若干代人才能从发展的自发性转化为成功的自觉性。关于传统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具有自发偶然性，这从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是可以找到根据的，中国古代著名的四项科技发明，包括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每项发明从萌芽到成型成功都历经若干代人的时间。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先民已用天然磁石制成指示方向的司南之勺，南宋时才正式使用针盘导航；西汉时期的纸大都以麻为原料，东汉到蔡伦时代利用树皮(主要是楮皮)造纸，唐代又出现了利用竹子造纸，才使造纸技术普及起来；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以前中国正式发明了火药，在五代末北宋初才开始应用于火药兵器；中国约在公元7世纪的初唐时期就已出现采用雕版印刷术印制的书，宋仁宗庆历年间毕升在雕版印刷业已普及的基础上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试问，如果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的每一步都要像传统社会这样，历经若干代人与动辄百年，哪有什么现代化可言。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必须实现生产力发展从“自发性偶然性进步”向“自觉性强制进步”的飞跃。
　　据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的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强制性特征是有明确论述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强制着以折旧加速为代表的资本积累提速；竞争压力与对剩余价值的非理性追求。强制资本增值违背经济与社会规律。海德格尔明确提出了现代社会“强制进步”理论。海德格尔认为，生产强制、需求强制，都是进步强制的表现。
　　现代社会实现这种“自觉性强制进步”飞跃的载体只能是资本，而不能是货币。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货币虽然是财富的社会化抽象形式，但是，货币的存在仍然依托着金、银、铜、纸实物，货币是一种“未定性”的存在，用莎士比亚的话说。货币是“人皆可妻的娼妇”，用通俗话讲，手中的钱既可以挥霍殆尽，也可以埋藏地下成现实废物，也可以作为投入的资本。唯有资本，才能确保其作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投入力量而存在，否则，它就不能叫做资本。一句话，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自觉性强制进步”的特征，呼唤着现代社会财富应该采用资本存在的式样。
　　正因为现代财富采取了资本式样，现代财富日益增多地以资本积累方式推动着“自觉性强制进步”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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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也以资本为历史界碑划清了同传统商品经济的界限，这是解释现代化几百年人类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一切时代的总和、一个国家与民族可以在不长的时期内实现从普遍贫穷到整体“丰裕”的经济钥匙。
　　但是，由于世界现代化发源于西欧，发展的第一个“基本制度”基础是资本主义，所以，包括资本在内的市场经济体制长期都曾经同资论文联盟http://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一道被意识形态化，被排斥在社会主义实践视野之外。从列宁的以发展工农、城乡商品交换和“新经济政策”、代替“计划到每一块面包、每一磅牛奶”的“战时共产主义”探索，到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力排众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命题，都证明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后在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实践中必须肯定市场经济。这里有一个实践问题是。肯定市场经济体制作用的同时，必须肯定与运用资本。因为，否定资本，等于否定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后很快从经济学意义上肯定了资本，从经济学意义上肯定了资本，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进步。
　　当然，仅仅从经济学意义上肯定资本。将使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内容市场经济体制随时处于被“计划经济旧体制的捍卫者”否定的“危墙”之下，从客观上讲，资本的增值冲动勾连着剩余价值，这为把资本妖魔化提供着“证据”；从主观上讲，资本基础上的发展在“丰裕社会”以前都事实上拉开着经济差距、增加着社会心理失衡情绪，都为某些人利用人们非理性的“仇富”、脱离阶段追求“公平”情绪，煽起反对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的开历史倒车的逆施行动提供着社会基础。
　　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后在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实践中必须肯定市场经济，肯定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必须肯定与运用资本，其学术“合法性”只能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来提供。中国经济哲学界认识、承担着这样的使命。2006年5月，在上海财大召开的“资本哲学高级研讨会”及其形成的论文集《中国经济哲学评论2006年，资本哲学专辑》，在为肯定与运用资本的学术“合法性”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
　　其一，为认识资本提供了哲学分析方法。过去，一说到资本，人们的分析方法是政治经济学简单线型的，即：货币个资本一(利润)剩余价值啼剥削，更可能把资本一剥削。中国经济哲学界的重要领军学者张雄教授提出了对资本的“多维分析方法”。他认为，从技术层面上说，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从社会层面上说，资本是一定的组合社会关系。资本既可以组合对抗性社会关系，也可以是多样性利益的组合体。值得指出的是，张雄教授只是从横向多维度分析了资本，同时，还可以对资本作纵向的多层次分析，在这方面经济学者白暴力、白瑞雪有了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c5l。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框架是“资本一般”下包括着商品、货币、资本要素的多层次体系。笔者认为。这里特别重要的是，不能把“资本一般”与“资本要素”打等号。“资本一般”，是经济哲学范畴；“资本要素”，是经济学范畴。
　　其二，揭示了资本与现代化过程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鲁品越教授、骆祖望教授在《资本与现代性生成》一文中指出，所谓“现代社会”，就是资本驱动下的现代性生成史；资本开辟了剩余劳动不同于传统社会使用的新领域，不是用社会等级结构的再生产，而是用于物质生产体系的扩大再生产；资本借助货币世俗化，形成了现代生产力发展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资本促进现代化中的建构功能，狙击其悖论性破坏负效应，
　　其三，提出了经济哲学意义上的资本范畴。过去，只有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概念。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材中说，工业中大量使用的生产要素就是资本。笔者主张以“劳动积累”为基础构建经济哲学意义上的资本范畴，劳动。是串连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济学的重要范畴。劳动向哲学升华是实践唯物主义、特别是被恩格斯称为“唯物史观”的社会有机体架构及其分析的中心概念；劳动向经济学领域延伸可以外化为价值、资本、商品等经济范畴系列。如果劳动可以划分为消费部分与积累部分。积累部分就是资本，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超过劳动者个人必需的劳动剩余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础与源泉。古代人用奴隶制创造了劳动剩余，尽管奴隶制从人道主义角度值得谴责，但是，没有古代奴隶制，就没有现代欧洲。所以，如果把资本的哲学基础奠定在“劳动积累”上，我们就可以为在现代化建设中肯定资本提供哲学根据。
　　其四，发挥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文明化為势”理论，夺下了哪些把资本妖魔化理论的依据。一说到资本，人们往往想起马克思对资本“原始积累”的批判的那些话，对资本的拒斥情绪油然而生。但是，同一个马克思，既批判过资本“原始积累”中造成的人间灾难，又用发展的观点肯定了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童世骏教授阐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理论，同时，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下这些“文明化趋势”受到的“内在限制””””，我们同样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运用与积累资本，其文明趋向将如长江水滚滚东流。带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造福人民的亘古未有之福祉。
　　
　　三、现代资本财富演进中的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基因”分析
　　
　　我们研究现代财富的资本式样，实际上是看重现代财富的资本式样中因资本的扩张本质内在地蕴藏着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基因”，探讨现代资本财富演进机理，实际上是逻辑展示现代财富的资本式样中蕴藏的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基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如果确认现代财富作为积累劳动的哲学内涵与资本存在式样，那么，我们还应该迫问这样的问题：现代财富的初始表现形式是货币。货币趋向具有挥霍殆尽与尽可能多的积累两种极端化倾向。但是，从现代化的历史来看，无论国家或个人拥有的货币代表加财富总量分割中，总趋势是用于积累的财富增加，用于当期消费的财富减少，恩格尔系数降低的总趋势量化地揭示与证明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分析的现代社会“两大部类产品”比例变化中，生产资料总价值是呈上升的，这种上升的源泉是积累劳动总量增加，这种经济实证中就蕴含着财富中内生着发展生产力的基因。
　　现代化中蕴含着的资本财富增加的内生机制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这种内生性的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基因发育的过程，不仅仅是经济自己的能量，更来自生产力社会化、国际化的力量，所以，现代资本财富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因为，根据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观点，唯物史观的当下视野就是纯粹自然被“人化”后的社会有机体的构建、重构与演进。
　　笔者以为，这是一个由脱域机制、主体自觉机制递进中整合创新的复合机制。
　　什么是“脱域机制”?脱域机制是指社会关系通过“重构”，穿越空间障碍从传统地域关系束缚中独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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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支持与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由此看来，脱域机制研究的是支持发展的社会关系力量是如何“炼成”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蕴含着脱域机制的理论萌芽，因为这篇著作阐述的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历史逻辑，即：以个人为历论文联盟http://史起点的社会是如何通过突破地域、乃至国家与民族局限，发展为现代社会的“世界历史”阶段。正式提出“脱域机制’理论的是现代学者吉登斯，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给我们描述了以货币为媒介、以商人交易为载体的现代性生成的图景“，，不过鲁品越教授认为，吉登斯把货币看做脱域机制的基础是不对的，货币古代即有，为何没有“脱域”功能呢?他认为，资本才是脱域机制的基础。笔者以为，鲁品越教授的观点是对的，因为。单从货币的属性来看，它的偏好是消耗在与商品的置换中。唯有资本才具有扩张中保存的功能与能力。一般资本外化为经济学意义上的要素资本中，也要与各种具体商品进行置换，但是，这种置换的本质与后果绝不是把货币代表的积累劳动消耗于商品之中，而是最终从具体商品胎胞中扩张、增值后再回到货币为载体的资本一般形态中。脱域机制焕发出来的是一种生产力横向空间的、规模扩张的、合作扩大的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能量。
　　现代财富的资本式样基础上的“脱域”性社会关系重构，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使积累劳动从一般资本形态在脱域或与特定空间的结合中，外化为经济要素形态，使资本从哲学形而上学飞跃式转化为经济的财富形而下学，另一方面，脱域一旦成功，依托生产力横向空间的、规模扩张的、合作扩大的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增量成果，将把财富“蛋糕”不断做大。如此循环往复，如果积累若干代人或几百年，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资本财富累积效应下、岂能不从整体贫穷落后进入“丰裕社会”?时代个人、家庭生活水平不过是时代已有财富积累与发展能力的函数。随着国家与民族资本财富的累积，特定时代个人、家庭生活水平“水涨船高”般的提高也成了必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随着英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伦敦一个普通市民的生活水平超过了非洲酋长，就是这个道理，通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今天中国“吃低保”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计划经济时代一般居民也是这个道理。
　　笔者认为。脱域机制构建与运作过程，必然引起主体自觉的觉悟或自觉性水平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脱域机制构建与主体自觉是连锁、递进式关系。因为，经济关系冲破地域局限与束缚的构建与重建，本身就意味着被传统地域关系束缚的人获得更多自由，更大的活动空间。所以，世界现代化中每一次脱域的成功，都带来了千百万人获得了传统社会时代所没有的自由、自主。欧洲中世纪货币地租出现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脱域事件，欧洲中世纪的一大批农民从“庄园”的地域束缚中获得了自由。当然，这种自由仅仅是接受雇佣劳动新生产方式的自由!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在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应该看成是一次脱域历史事件，千百万受“人民公社”地域束缚的农民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如果抓住“脱域机制”的冲破地域局限这个实质看问题，那么，人冲破地域局限的路径或许有两条：一是凭借新文化冲破地域局限；二是凭借资本财富的货币普遍性载体冲破地域局限，这两个主体自觉的路径，对于个人与群体都是适用的。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概括了通过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形成的新文化，“新教徒”被唤醒了现代性的发展需要的主体自觉，包括追求财富的自主性与发展需要的能力，也为加速现代财富的资本形成与积累创造了社会条件。当然，主体自觉的持续增强、主体自觉从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是要依靠现代财富的资本式样及其货币载体的。无论是脱域、还是主体自觉。如果能借助充足的现代财富的资本式样及其货币载体，那么，这个客观条件就更加具备，主体也才能不断增强自信心，但是，在现实经济发展中，主体自觉的文化生成路径、资本及其货币支持路径又可以呈并列行进、互为因果的关系。
　　在现实经济发展中，主体自觉的文化生成路径、资本及其货币支持下的自由扩大路径，如果出现了并列行进、互为因果的关系，那么，它们之间也就呈现了整合发展态势。这种整合效应与过程，把资本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客观基因，通过人的自觉性活动过程变成了生活的现实。所谓整合，意思是将原来无关、零碎的东西链接起来，产生原来没有的或意想不到的效果，现代资本财富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过程，只有在整合中才能转化、现实化为主体自觉活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具体表现为主体文化自觉、货币支持力量的结合与互动，这个过程对资本财富进一步积累的效应是创新性。
　　无论是国外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还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实践，都证明了现代财富的资本式样的内在规定性、资本财富从脱域到主体文化自觉、货币支持力量的结合与互动中的创新。如果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揭示的西欧现代化的“原生”条件是“新教徒”为代表的现代人力资本的产生是事实，那么，就与我们熟悉的“后发现代化”起于开放中的招商引资差异较大，但是，这两个路径都是可以成功的，这证明了现代资本财富式样形成与发展的文化一主体自觉与资本引进或投入一发展关系建立都有效。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发展任务，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后发优势”，因为，同样是“后发”国家，发展的曲折性与差距性也是明显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一开始就有把主体文化自觉、货币支持力量的结合与互动的特点。我们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获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精神力量，同时，我们开始了开放与改革相结合其效果是引进了国外资本，这二者的结合，大大增强了我们在创新中发展的能力。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创新发展。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成果，在各个领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我们各项具体的创新成果也是跨越式的。
　　
　　四、财富视域的经济哲学转向与和谐财富观的建立
　　
　　共产党处于革命党与执政党的不同时代，财富分析的学术视域应该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就形成了不同时代或“历史情景”下的财富观。
　　共产党作为革命党时代。财富分析的视域或立足点是经济学视域，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析的立足点。就是分析异化了的或以剩余价值为内容的剥削生产关系及其经济运行机制。为此，形成了“痛恨剥削的财富观”，共产党执政后，为了构建起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机制，客观上必须肯定市场经济，主观上通过财富观的重建肯定个人与社会合法积累财富及其资本化的努力，必将形成因个人与社会财富努力积累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良性循环，人们对待财富的态度与行为也将是和谐的，一句话，共产党执政后必须构建和谐的财富观。
　　共产党执政后要构建的和谐的财富观的学术基础是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和谐财富观基础?这就是经济主体论。刘荣军博士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意义上的财富理论的贡献之一是，在“拋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的前提下，论证了社会财富的主体性本质，从社会的财富创造过渡到了人的全面发展，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中，马克思的财富理论对于理解个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进而确立科学的财富观和发展观，对于正确认识劳动时间、大力推进科学技术、维护并强化个性的自由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张雄教授也认为，资本是有“他者”设定的，因此，完全可以提出“主体性资本”概念。
　　为什么共产党执政时代的和谐财富观的哲学基础是经济主体、资本主体?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因财富拥有的社会冲突的基础发生了“乾坤大挪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因财富拥有而发生的阶级划分与社会冲突的基础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利益设计与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异化、矛盾关系。所以，这种阶级对立与社会冲突的解决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相反，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生产力发展、人民根本利益总体一致条件下，因社会财富的不和谐主体性因素往往是主要原因。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即使到了社会主义，人们、家庭获得的财富多少、生活水平仍然存在差别。不过，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个人的工作能力差别，家庭供养子女多少的差别，等等。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今天因财富的不和谐，既有个人能力与家庭供养系数原因，也有分配制度不完善的问题。为什么不能以调整分配制度为主来促进和谐呢?笔者认为，今天因财富的不和谐，确实并存着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但是，理性分析这两个原因中调整空间最大的是个人工作能力与人们对财富的态度，而不是分配制度。因为，个人通过培训或刻苦钻研，在不长时间内提升能力而增加收入，对多数人论文联盟http://都是可能的；如果人们对财富的态度普遍树立诚实与合法观念、财富参照系调整为同阶层而不是动辄与老板比较，人们因财富的愤懑与失衡将大大缓解。调整分配制度的空间是有限的，因为，中国仍是欠发达国家，人均才3千美元，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利润低端，不管多么努力调整分配结构或关注公平，可分“蛋糕”有限且发展仍是积累基础上的投资拉动，分配制度调整空间总是有限的。而即使在这种约束明显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仍然努力调整分配制度促进社会和谐。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谈到分配制度改革时说，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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