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旭培

命题要符合逻辑

报纸是传播信息（包括事实的和意见的信息）的一种媒介。但从报纸在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来看，对于报纸性质应该有个什么样的命题呢？对此，历来有许多说法。常见的说法有：

报纸是社会舆论的工具；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报纸是阶级的舆论的工具

报纸是经济建设的工具；

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

报纸是传播知识的工具；

……

以上所列说法，大多数在一定的场合都是能够成立的，但用来作为报纸性质的命题，绝大多数都是不适当的。因为它们有的只是概括了一定时期部分报纸的特点（如“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经济建设的工具”等），有的是以报纸的部分作用作为报纸性质的命题（如“报纸是传播知识的工具”等），有的是没有体现报纸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如“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等），有些命题同时具备了上面所讲的几种不足（如“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

到底哪一种说法真正适宜于作为报纸性质的命题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弄清报纸性质作为命题所要遵循的起码的前提，然后根据某个命题是否符合这些前提来进行判断。总之，命题要符合逻辑。

我认为，以下几个前提是必须具备的。

其一，报纸性质的命题必须从历史和现实的全部报纸现象中去抽象和总结，而不是从某一阶段、某一部分报纸中去抽象和总结。wWw.11665.cOm因为我们讨论报纸性质的命题，不是为制定某个时期指导报纸工作的文件寻求一个提法，而是为了建立科学的新闻学的需要。而新闻学是以所有的报纸现象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因此报纸性质的命题，必须与“报纸”这个概念的外延相一致，也就是能大致概括世界上印刷报纸问世以来的各阶级，各团体的报纸，官方报纸和民间报纸，政治性的、经济性的、文化性的报纸等。只有这样的命题，才能引导人们认识报纸的全貌。同时，新闻学不只是单纯的总结过去还要预见未来，因而要求报纸性质的命题同时还能概括可以预见的未来的报纸，也未尝不可。

但现今有些命题，说的是“报纸”的性质，（“报纸”之前未加任何限制词，通常应是断定了“报纸”的全部外延，即泛指所有的报纸），实际上却是以全部报纸现象中的一部分来定报纸的性质。如“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种命题，仅从逻辑学的角度，就可以看出它犯了定义者的外延比被定义者的外延狭小的错误。人们看了会问：那末掌握政权前的无产阶级报纸呢？这种“瞎子摸象”式的以局部代替全局的结论，是不能作为报纸性质的命题的。

其二，不能以某一时期报纸所担负的任务，或所起的某种作用，作为报纸性质的命题。比如“人”的概念，我们可以说人是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动物。这个命题就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因为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有不同的创造力，就说人是能创造石器工具的动物，或者说人是能制造青铜器和铁器的动物，或者说人是能盖高楼、建工厂的动物，这些话本身虽然并没有什么错误，但它们作为人的概念的命题，显然都是不恰当的。同样，我们在讨论报纸性质的命题时也遇到这种情况。诚然，一定社会和时代中的许多报纸，就其作用而言，是起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作用，或经济建设的工具的作用，但它们作为报纸性质的命题同样是不恰当的。上述命题是以夸大报纸的某个作用在先，以这个作用取代报纸的性质在后，缺乏科学的抽象、本质的概括。

其三，报纸性质的命题，要有新闻学的特点，体现报纸的特有属性。在逻辑学的“分类”概念中，一个大类中包含了几个小类，这个大类就叫母类，这些小类就叫子类。一个子类区别于其他子类的那些特有属性，叫做子类差。逻辑学中有一个常讲的公式是：“给某个概念下定义，就是揭示出这个概念的母类加子类差。”这就是说，在定义、命题中，揭示子类差，即揭示该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有的属性，是起码应该做到的。可是，有些命题没有做到这起码的一点。比如，“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说法。它没有把报纸与军队、警察、法院等许多的阶级斗争工具相区别的特有属性表现出来，因而是不宜作报纸性质的命题的。这并不是说这个说法根本不能存在。应该肯定，它极言一定时期的报纸在阶级斗争中起的作用。有的革命家、政治家正是从这个角度使用了这一说法。而这并不意味着，新闻学可以直接把它搬来做为对报纸性质的命题。当然，它不宜于作报纸性质的命题，不仅仅是个逻辑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个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因篇幅所限，不能讨论了。

一个常见的、也是推不倒的命题

那末，什么是报纸性质的较为合适的命题呢？我认为较为合适的命题是，报纸是社会舆论的工具，这是一个常见的，也是沿用已久而推不倒的命题。

说报纸是社会舆论的工具，这是从马克思到现代都有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谈到报纸是反映和表达社会舆论的。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的马克思，甚至说：“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他还把报纸同“公众舆论”的关系，比作驴同“驴背上的袋子”的关系。可是现在却有某些人，拼命攻击“社会舆论的工具”的提法，其最堂皇的理由，是说它抹煞了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的社会舆论和报纸，就其主体而言，都必然表现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性质，这种性质根本不存在可抹煞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的意识形态》的著名著作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既然被统治者的思想，一般地受统治阶级支配；那末，社会舆论也会一般地受统治阶级支配。马克思、恩格斯接着举例说：“在某一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因此，在那里统治是分离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人们把分权当作“永恒的规律”来谈论。”这里讲的“人们”，显然包括被统治者在内，这里讲的人们“谈论”，就是社会舆论。就是说，社会舆论把资产阶级的分权学说，看作“永恒的规律”。可见，一个社会既然是有阶级性的，作为社会舆论的主体，作为这些社会舆论的工具的报纸，当然是有阶级性的。可见，那种抹煞了阶级性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当然在某一社会中，如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会出现少数与统治阶级思想不一致的报纸，但它们毕竟是少数，是弱势，不处于支配地位，不能改变整个社会舆论的性质。

我们说报纸是社会的舆论工具，还有一个原因是，报纸虽然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但它自身并不是权力机关，而是通过反映社会舆论来影响社会的，这种影响力只是一种舆论的力量，“理智的力量”。同时，报纸在服务对象上有广泛的社会性，它总是以享有尽可能多的订户、尽可能大地影响社会为自己的努力目标，它必须与党派团体内的宣传材料、集会讲演等舆论形式有很多不同之处，所以无论何种报纸，从内容到形式都要突出其公开面向整个社会的特点。因此，马克思说，“任何机关报”也都是“代表社会”的。

倾向性的概念不必进入命题

如前所述，我们不必因为报纸只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阶级性，而否定报纸是社会舆论的工具的命题。但是，无论在什么时期，各种报纸存在着不同意义上的、不同程度的倾向性，这确实是客观存在的。那末，应该不应该有一个报纸是有倾向性。但倾向性，不限于阶级性。同一阶级、党派中的各集团之间，同一阶级的各阶层之间，都会有利益和观点的不同，因此都会有不同的舆论表现，这就使各种报纸表现不同的倾向性，亦即不同的党派性、集团性等。

1874年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机关报的《德意志-----布鲁赛尔报》（马克思是它的主要撰稿人），在它的声明中就是使用“倾向”的说法，而不是用诸如“阶级斗争的工具”之类的极端提法，声明说：“我们的报纸是彻头彻尾有党性的。因为它有表达的十分明确的倾向”。为什么只提“倾向”性？我想，这与前面提到的，马克思认为即使“任何机关报”，也应“代表社会舆论”有关。

倾向性的概念，并不限于阶级性、党派性，它还可以有其他含义，因不同的历史条件而有所变化。比如到了阶级差别完全消失的社会，因为革新与守旧的差别、先进与落后的差别、学术流派的差别还会存在，作为其舆论表现的报纸，各种报纸不可能绝对平均和公允地反映形形色色的社会舆论，仍会有不同的倾向性，只是失去了阶级性的内容。因此，说报纸是有倾向性的社会舆论的工具，似乎能更好地解释和说明历史上、现实中和未来的各种报纸现象。比如，它至少比“报纸是阶级的舆论工具”的命题科学和严密。“报纸是阶级的舆论工具”的命题，固然揭示了世界报业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即用这把尺子，能把资本主义报业与社会主义报业区分开来。但这只是一把刻度很大的尺子，在具体分析和衡量各家报纸时，则要求有一把刻度很大的尺子，在具体分析和衡量各家报纸时，则要求有一把刻度更细密的尺子，而不能只用要么是无产阶级舆论工具，要么是资产阶级舆论工具这把尺子来定性。因为确有不少报纸，尽管其阶级倾向性不可否认，却有强与弱、鲜明与不鲜明的差别。任何事物，都必须通过一定的量来表现其质的规定性。真正堪称对立的两个阶级的舆论工具的报纸，只是事物的两极，不可能是报纸的全部。如果一概称为阶级的舆论工具，就毫无分寸感可言，就无法区别对待。以此论推导下去，你也无法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为何在“资产阶级的舆论工具”上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而“资产阶级的舆论工具”又为何肯发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文章。

当着我们对各种报纸现象进行科学分析的时候，不能不承认报纸倾向性的存在；但当着我们作为读者去选择报纸时，情况似乎又发生了变化，比如当有人问你：你是喜欢报道新闻客观公正的报纸呢，还是喜欢报道新闻时带有倾向性的报纸呢？你肯定会回答：喜欢客观公正报道新闻的报纸，而不喜欢有倾向性地报道新闻的报纸。即使那些对社会舆论工具之说持反对态度的人，也会希望自己获得的新闻是记者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报道出来的。

这种看上去很矛盾的现象，是怎么来的呢？这是因为报纸面对的读者群，都是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甚至一定环境的读者群，在这特定的时期和环境中，作为读者群的主体（不是全部），由于都受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影响，在许多事物上可以有共识，报纸客观公正地反映的，是社会共识。因此，客观公正不但受到读者欢迎，也应该是报纸和新闻工作者追求的目标。这种客观公正，与从新闻科学的角度承认报纸的倾向性并不矛盾。因为这个倾向性是在分析历史上各个不同时期不同种类的报纸现象，特别是出现在阶级对立尖锐、阶级斗争激烈的时期的报纸现象中抽象出来的。但即使在这样特别的时期，我们也必须强调，报纸的党性、阶级性也好，应该建立在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而具有建立在科学和理性基础上的倾向性的报纸，它应该是真正客观的、公正的。所以实际上是寓倾向性于客观公正之中。

既然报纸是社会舆论的工具的命题，并不排斥倾向性这层含义；既然报纸是有倾向性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又容易引起报纸不客观、不公正这种不必要的误会，那末，关于报纸性质的命题为什么不可以回到那个使用已久的朴素的命题——报纸是社会舆论的工具呢？

（初发表于1982年1月，1992年2月修改，

再发表于《新闻学新论》，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