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因素、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论文_人口问题论文

人口因素、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劲头，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从1978—2010年，中国人均gdp实际增长率平均可达8.8%①，人均gdp由改革开放前不到300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4 382美元左右，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我国也是一个人口大国，截至2010年底，我国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了13.4亿②。然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不但摆脱了贫困，实现了经济腾飞，而且在持续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仍然保持着接近百分之九的平均增长速度。找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了解增长的来源及其发展演变，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长期持续繁荣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1990年代末以来，一些学者开始着眼于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许多实证结果表明，人口因素与人均gdp增长率之间确实存在着紧密的联系（bloom and williamson，1998；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1，2004；kelley and schmidt，1995，2005；zheng and rui，2010）。因此，本文以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为背景，综合考察了各种人口因素对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人口转变趋势对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描述了一国人口的年龄分布状况，通常以总抚养比指标来衡量，即被抚养人口（年龄≤14岁与年龄≥65岁的人口总和）占劳动年龄人口（15岁≤年龄≤64岁的人口）的比例。Www.11665.Com其中，14岁及以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称为少儿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称为老年抚养比③。一个经济体的总抚养比率越高，其受抚养人口对经济造成的抚养负担越重。人口转变则是指自1950年代以来，随着死亡率的下降，世界经历了由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人口变迁过程。由于出生率的下降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由此而引发了婴儿潮一代的产生；经过几十年后，当婴儿高峰期出生的人群步入劳动年龄时，该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则会变得较大，总抚养率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此为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bloom and williamson，1998）。
　　二、文献回顾
　　自1950年代以来，随着死亡率的下降，世界经历了由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人口变迁过程，国内外关于人口变量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也已被广泛研究，主要包括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两个方面。对于人口数量的研究，早期学者主要集中于人口增长率（kelley and schmidt，1994，1995）、出生率和死亡率（barro，1991；barlow，1994；brander and dowrick，1994；kelley and schmidt，1995）等总量变量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而1990年代以来，几位哈佛学者（bloom and williamson，1997，1998；bloom and canning，2003；bloom et al.，2000，2007）将人口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加以深化，他们着眼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果。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研究最早始于人口增长率，早期的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悲观主义认为，人口增长会阻碍经济增长，由此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加剧大规模失业，造成经济体的贫困化（malthus，1817；coale and hoover，1958）；乐观主义认为，快速的人口增长会引发规模经济的产生，进而促进技术改变和制度创新（boserup，1981；simon，1981）；人口中性论者认为，人口增长既不促进经济增长，也不阻碍经济增长，这一观点被大部分1960年与1970年的跨国实证数据所支持（bloom and freeman，1986；kelley，1988；ahlburg，2002；bloom，canning and sevilla，2002；kelley and schmidt，2001）。
　　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关注人口增长的来源，bloom and williamson（1998）则区分了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变化对于人口年龄分布的不同影响及其产生的不同经济结果，说明人口增长的原因很重要。bloom and freeman（1986，1988）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具有相似人口增长率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出生率与死亡率，因此也会有不同的劳动力供给及经济增长表现。
　　无论是对于人口增长率的研究，还是对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分析，都缺少理论模型的基础。这些研究仅仅是将人口增长率、出生率与死亡率等人口变量强加于实证模型中进行考察，而没有合适模型与理论说明为什么这样做。1990年以来，以哈佛学者为代表的研究者重新修正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强调人口转变作为构成人口增长的基础，关注人口年龄分布在宏观经济表现中的作用，其主要观点有两个：第一，人口总量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改变均是人口转变的结果；第二，人的经济需求和经济贡献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是不断变化的（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4）。他们以包含人口变量的扩展的新古典模型为基础，通过会计恒等式将每工人产出增长率（有效人均产出增长率）转化为人均产出增长率，从而将各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离开来进行研究。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动通过人均劳动力供给的改变而表现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核算效应”（accounting effect）；另一方面，人口结构也通过不同群体的消费与储蓄模式影响投资增加和经济增长，表现为人口结构变量的“行为改变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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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om and willimson（1998）用人口增长率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相对变化来衡量人口分布结构的变化。他以78个亚洲和非亚洲国家1965—199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回归，发现在转型时期二者并不相等，说明人口结构处在不断变化之中。kelly and schmidt（2005）在其研究中除了探讨人口因素的核算效应外，也研究了抚养比所带来的行为改变的影响，发现了显著的负效应。cai and wang（2005，2006）以中国1982—2000年的样本数据进行混合回归，并采用增长核算的方法来评估人口改变带来的影响，发现从1982—2000年，中国的总抚养比下降了20.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2.3个百分点，相当于约1/4的人均gdp增长率可以归因于总抚养比的下降。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人口红利将在2013年消失，此后不断上升的老年抚养比将会产生人口负债。
　　对于人口质量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关注于预期寿命与人力资本的影响。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效应。第一，人力资本效应。预期寿命作为良好健康状态的积极反映，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业中显得尤为重要，有助于提高工人的生产力水平（bloom and others，1998；bloom and canning，2004）；同时，随着教育投资收回的时间视野变得更长，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将会增加，促进了人们对教育的投资，从而提升了劳动力质量与生产率水平（meltzer，1995；bloom and canning，2004）。第二，人口效应。预期寿命的增加会改变人口的年龄分布，通过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储蓄行为的差异从而影响总储蓄水平（higgins and williamson，1997；kelley and schmidt，1996）。此外，预期寿命的增加还会使人们的生命周期储蓄行为发生改变，由于生命周期的延长，人们为退休后储蓄的动机增强，以确保他们有足够的资产用以防老（lee，mason，and miller，1997；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
　　大部分的文献研究一般都将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自从arrow（1962）、uzwaa （1965）和sheshinksi（1967）将教育和知识积累作为内生技术的源泉引入到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存量被认为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许多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变量在回归分析中并未取得预期结果。bloom and canning（2007）在对1960—200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中发现，教育变量不仅缺乏显著性，而且系数估计的符号为负，与预期结果相反。zheng and rui（2010）与choudhry and elhorst（2010）等人的研究佐证了这个结论。
　　针对中国的研究，现有的文献并不充分，或者是基于人口总量（如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研究，或者是从人口结构的某一方面出发，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研究人口结构的某一方面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及相互影响，而对于多种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综合研究以及人口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相对较少。李建民等（2000）从人口作为劳动者影响生产、作为消费者影响资本积累两方面入手，构建了动态人口—经济模型，判断了生育率下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蔡昉（2004）则探讨研究了中国人口转变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同时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指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而最近的研究如左学金（2010）在综述了人口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过高的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利的，但是中低水平的生育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却是复杂和不确定的。目前，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与宏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未来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严峻挑战，因此中国应对当前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及早作出调整。而对于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方面，沈百福（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二者高度相关且协调性略有提高，但是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却远低于经济增长率。耿修林（2009）根据设计的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描述体系，对人口素质的变动状况进行了测评，并对经济发展因素与人口素质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
　　此外，无论是对于人口数量的研究，还是对于人口质量的研究，都可能存在人口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主要通过他们对出生率的作用。收入增长有助于出生率的下降（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高收入人群的时间价值高，由于生孩子也是一项时间密集型的活动，因此他们倾向于少生孩子，从而使依存率下降，劳动参与率提升。此外，收入的增加对预期寿命也有一定影响。收入增加后，人们获得了更大的食物保障和更多医疗保健的机会，使健康水平提升，预期寿命增加（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
　　上述文献都不同程度地丰富了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国外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但基于中国省份层面的研究则较少，其中涉及人口质量的研究则更少，且大都是定性的讨论分析。同时也不难发现，现有文献对各种人口因素的经济影响结果并非持完全一致的意见，如老年抚养比、人口密度及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以此为背景，本文根据中国的国情具体研究中国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的人口转变及经济影响
　　如图1所示，中国的人口转变经历了三个时期。从1949—1970年的20多年间，死亡率大幅下降，由1949年的2%下降到1970年的0.76%（1959—1961年除外，为中国经济的大饥荒时代，1960年的死亡率高达2.5%）。而这一时期的出生率却居高不下，1970年的出生率还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差不大，仅差0.3个百分点。因此，这一阶段的人口总数不断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2%。而到了19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逐步形成并全面推行，人口计划正式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我国明确了“晚、稀、少”的方针，政策明确要求，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结果，出生率在整个1970年代下降了1.2个百分点，降幅较大，而死亡率则在0.6%～0.7%之间波动，变化不明显。人口自然增长率伴随着出生率的下降而不断降低，在1979年达到1.16%。从1980年至今，随着1980年“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的提倡，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抽紧。出生率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小幅波动后，从1990年代起逐步缓慢下降，降到了2010年的1.2%。而死亡率则稳定在0.65%上下的水平上，直到最近三年才上升到0.7%。这一阶段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稳步下降到2010年的0.48%。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始于1949年的中国人口转变不仅带来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同时也引起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改变。第一阶段中，死亡率先于出生率而大幅下降，造成人口的暂时膨胀，产生了婴儿潮一代，使得少儿抚养比上升。如图2所示，1960—1970年间，这一比例一直高达70%～71% 。由于较高的少儿抚养比增加了社会的消费支出，降低了储蓄水平和女性劳动参与率，因而阻碍了早期经济的增长。进入第二阶段，随着滞后的出生率开始下降，出生率与死亡率之间的缺口逐渐收拢。尤其是当婴儿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经过20多年的发展逐步达到劳动年龄时，少儿抚养比开始下降。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过去40年里，少儿抚养比由1971年的70.1%下降到2010年的26.9%。由于整个时期老年抚养比的变化并不大（从1960—2010年间，这一比例仅上升了4.2个百分点），因此总抚养比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而不断降低。随着大批青年人达到劳动年龄、开始工作并储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而如今中国即将迈入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届时大批的劳动年龄人口步入老年时期，促使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储蓄降低，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bloom and willimson，1998；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4）。整个人口变迁过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只是暂时的，一旦社会完成人口转变过程，人口结构将逐步稳定，其对经济增长将不再起作用。
　　四、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选择与理论推导
　　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有效人均产出增长率取决于初始状态的有效人均产出水平与稳定状态的有效人均产出水平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大，经济增长越快，向稳定状态产出水平的收敛速度就越高。但是，该理论的存在有一个默认的假设前提，即劳动力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从长期来看，人口结构处于稳定状态，该假设合理；但从短期来看，尤其是在人口转变时期，人口结构是不断变动的，此假设并不合理（choudhry and elhorst，2010）。因此，本文根据最新的理论研究，放松了新古典模型中关于人口结构稳定性的假设，引入以抚养比为代表的人口结构因素，在扩展的收敛模型下检验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人均产出可以作如下分解：
　　■=■■■（1）
　　其中，y代表一个地区的总收入或gdp总量，n是总人口数量，l代表劳动力数量，wa则为该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数。此恒等式说明，人均产出（■）可以表示为单位劳动力的产出水平（■）、劳动参与率（■）以及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例（■）的乘积。定义y=■，z=■，？籽=■，w=■，方程（1）可以写为：
　　y=z*？籽*w（2）
　　对方程（2）两边都取对数得：
　　lny=lnz+ln？籽+lnw（3）
　　显而易见，初始状态的各变量也满足此关系式，即：
　　lny0=lnz0+ln？籽0+lnw0（4）
　　对方程（3）等式两边进行微分，我们可以得到：
　　gy=gz+g？籽+gw（5）
　　其中，gy代表人均gdp增长率，gz代表单位劳动力产出增长率，g？籽为劳动参与率增长率，gw代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增长率，gwa与gn分别代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和总人口增长率。
　　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1995），单位工人产出增长率（gz）取决于初始状态的单位工人产出水平（z0）与稳定状态的单位工人产出水平（z*）之间的差距。用方程可以表示为：
　　gz=？姿（lnz*-lnz0）（6）
　　此处的？姿代表人均gdp向稳定状态收敛的速度，？姿越大，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越快。而稳定状态的单位工人产出水平则取决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诸多因素，用变量x来表示，即：
　　lnz*=x？茁（7）
　　将方程（4）（6）（7）代入方程（5）可以得到：
　　gy=？姿（x？茁+ln？籽0+lnw0+lny0）+g？籽+gw（8）
　　由于w0=■，d0代表初始状态的抚养比，方程（8）可以变形为：
　　gy=？姿（x？茁+ln？籽0+ln■-lny0）+g？籽+g■（9）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依据理论模型所推导出来的方程（9）中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各种因素，借鉴国内外文献在该领域研究中采取的变量，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以及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进行调整，选取了以下研究变量。
　　本文以人均gdp实际增长率（gy）作为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它反映了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的速度，这一点与绝大多数文献相同。
　　关于解释变量的选取，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本文所要研究的各种人口因素的变量，包括总抚养比（d）及其增长率（gd）、城市化比率（urban）以及人口密度（popden）④。第二，除了人口因素外，模型还包含了各种控制变量，如初始人均gdp（y0）考察经济收敛的影响，而时间虚拟变量（period2、period3）则用以反映随时期变化的不可观测的差异性。除此之外，大部分的控制变量（x）能够决定稳定状态的单位工人产出水平，包括投资率（invest）、开放度（open）、市场化进程指数（market）、人均受教育年限（edu）以及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gov）等。因此，实际的回归方程如下：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
　　gy=？琢1y0+（？琢2d+？琢3gd+？琢4urban+？琢5popden）+？茁x+period2+period3+？着（10）
　　本文以5年为一个增长期，对中国29个省市⑤、1996—2010年的面板数据作回归分析，三个五年期分别为1996—2000年、2001—2005年、2006—2010年。为了控制人口变量的内生性，本文根据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的做法，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gy与gd的取值为每个5年期的平均值，而其他解释变量的取值则定义为每个5年期的期初值。由此一来，人口变量的取值先于经济增长率的发生，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逆因果关系问题。第二，对于仍然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的总抚养比及其增长率，我们采用了各自的一阶滞后值、初始人均gdp的一阶滞后值、出生率与死亡率的一阶滞后值（即1991、1996、2001年的取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达到进一步控制内生性的效果。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2—2011）》、《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1—1996）、国家统计局以及世界银行公布的相关数据等。对于人均gdp的期初值及其增长率，本文剔除了价格因素，采用了可比价格计算而得，从而使各年份之间的人均gdp具有可比性。此外，过去的实证研究文献中均采用了非国有经济发展这一指标来反映市场化水平，本文则创新性地引入了樊纲、王小鲁和马光荣（2011）在《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所公布的中国分省市场化进程指数，作为反映市场化进程的综合性指标，来考察市场化对于各省份经济增长的贡献⑥。
　　对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受教育结构数据，采用樊纲、王小鲁和马光荣（2011）的计算方法，将每一种受教育程度按照一定的教育年限进行折算，然后乘以该教育水平的人数，加总之和再除以相应的总人口，便得到人均受教育水平。具体的年限处理方法如下：大专及以上教育以16年计，高中、初中、小学和文盲分别以12年、9年、6年和0年计。⑦
　　五、回归结果分析（一）：人口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
　　（一）混合回归（ols）与fgls回归
　　与大部分研究结果一致（如cai and wang，2005，2006；zheng and rui，2010），总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率在1%的显著水平下表现出强烈的负相关关系。回归结果显示，总抚养比的系数为-0.15，即总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增加0.15个百分点。从1996—2010年，中国总抚养比由48.8%下降到34.2%，共下降了14.6个百分点，相当于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2.2（14.6*0.15）个百分点，而同时期中国人均gdp的平均实际增长率为9.12%⑧，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人均gdp增长率中的大约四分之一（2.2/9.12）可以归因于总抚养比的下降。这一结论与cai and wang（2006）的研究中采用增长回归方法核算的人口效应结果相同，说明在过去的15年中，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不可小觑。
　　本文最值得期待的结果来自总抚养比的增长率（gd），回归（4）的结果显示其系数不仅为预期的负值，而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对zheng and rui（2010）的研究结果有所改善。他们发现，尽管总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总抚养比的增长率却并不显著。而本文的结果也验证了bloom and canning（2004）对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不仅通过总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率产生长期影响，而且通过总抚养比的增长率带来短期效应。不仅如此，总抚养比的增长率似乎具有更大的影响效果，其每降低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上升0.234 4个百分点。
　　城市化率与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率均有两方面的影响，其最终效应取决于规模经济与交通拥挤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在回归（4）中，城市化率的系数为-0.028 9，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过度城市化给经济造成的负面作用相对大一些。因此，城市效益并不总是与城市规模成正比，当规模扩大到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时，效益反而会下降。实证中对于人口密度的研究也并未得出一致的结果。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与kelley and schmidt（2005）均报告了人口密度的正效应，但均不显著；而zheng and rui（2010）却发现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在我们的研究中，人口密度的回归系数为0.173 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正影响在当前占主要地位。在对中国省际数据的相关研究中，zheng and rui（2010）发现投资率的回归系数虽为正却并不显著，他们将其归因于投资率可能并不是物质资本投资的较好的代理变量，也可能是由于投资率本身的内生性使其影响效果已经在人口转变中通过储蓄影响体现出来。与此不同的是，本文报告了正且显著的投资率，这一结果与cai and wang（2005）和bloom and canning（2010）对中国各省的研究结果相同，说明高投资率能够导致更快地物质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更快地增长。
　　本文的一个创新之处在于采用了国民经济研究所公布的中国分省市场化进程指数来代替以往研究中的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来反映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很明显，这可能得益于该指数较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也说明市场化体系改革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大部分文献一致，更高的开放度以及更低的政府干预程度有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唯一令人吃惊的结果在于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口质量的反映，是一种人力资本，不仅不具有显著性，而且符号也与预期的相反。这个现象在之前的一些文献中也有出现（如bloom and canning 2007，2010），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测量误差。本文以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抽样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而推断总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样本的代表性也许并不好；此外，由于2001年的抽样数据不可得，这里以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作替代，影响了估计的准确性。第二，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并未得到有效反映（pritchett，2001）。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由于教育质量的低下，或是市场在雇用高水平教育人才时所表现出的失灵状态。第三，人力资本的滞后效应。当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时，参加工作的年龄被相应推迟，因此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可能会对当期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但有利于促进以后各期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影响渠道和政策环境作用的检验
　　许多研究（bloom and williamson，1998；bloom，canning and sevilla，2002；cai and wang，2005；bloom and canning，2007；choudhry and elhorst，2010）认为，有利的人口改变（如工作年龄人口所占比例的增加以及劳动参与率的提升等）并不会自动带来人均产出的增长，人口红利的实现还要依赖一定的政策、制度和环境，这些决定了一个经济体对新增人口的物质与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将其吸收转化为生产性劳动力的能力。具体研究方法是在回归方程中引入人口结构变量与政策环境（如市场化、开放度等）的交叉项来进行考察。与此不同的是，本文从另外一个角度通过构建总抚养比与投资率的交叉项，来对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以及中国政策环境的有效性进行检验，主要思想为：储蓄—投资是人口因素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影响渠道。当社会总抚养比下降时，人均劳动力供给增大，在有利的政策环境作用下，这些增加的劳动力供给会被社会吸收并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从而提高全社会的储蓄率和人均储蓄水平。同样，增加的社会储蓄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被用于增加投资，才能够真正贡献于经济增长率。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储蓄—投资机制是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率的一条最主要的渠道。此外，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可见由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如人均劳动力供给增加、储蓄增加）只有转变为实实在在的投资，才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而这个过程的实现需要依赖良好的社会经济和政策条件。在不利的经济社会及政策环境下，一个经济体则无法利用各种人口红利，相反，还可能引发经济倒退以及社会的不稳定。比如拉丁美洲，虽然具有有利的人口变化，但由于其投资缩减以及保护主义政策，实际上却引起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4）。在加入交叉项后，投资率的系数成倍地增加了，由fgls回归中的0.019 7增加到了0.159 2，说明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加强了。也就是说，越是在良好的政策环境条件下，投资率的增加就越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工具变量法（iv）
　　由于存在异方差问题，本文采用durbin-wu-hausman test来进行异方差稳健的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三个回归均在1%显著水平下强烈拒绝了不存在内生性的原假设，说明即使在采用了期初值后经济增长率仍然对总抚养比有一定影响，因此进行工具变量法的回归是很有必要的。此外，shea partial r-sq与sargan test的结果说明了所选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得到满足，即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高度相关，而与扰动项则不相关。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后的大部分解释变量比混合ols回归的影响程度增大，且显著性也得到了提升。
　　由于总抚养比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同时期发生，因此我们对总抚养比的增长率也采用了其一阶滞后值、初始人均gdp的一阶滞后值、出生率与死亡率的一阶滞后值（即1991年、1996年与2001年的取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发现大部分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反而大大降低了，甚至一些原先显著的解释变量也变得不再显著，对于总抚养比增长率的工具变量法回归并不有效，因此我们将其从回归中去除。由此说明，经济增长率对于人口因素的反向影响主要是通过总抚养比，而不是总抚养比的增长率。
　　六、回归结果分析（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根据choudhry and elhorst（2010）研究中联合国（2008）关于中国人口抚养比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我国的人口红利在2010—2015年将消失，随后开始进入退休潮，取而代之的是人口负债。从2030年之后，老年抚养比将超过少儿抚养比，成为总抚养人口的主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凸显。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增加降低了人均劳动力供给，提升了个人消费支出的比例，降低了私人储蓄和投资，使经济增长趋于停滞；另一方面，中国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趋势将给养老、医疗和社会服务带来巨大压力。过高的依存负担（如人口老龄化）会使整个社会的年金、医疗等非生产性公共支出增加，而生产性的物质资本投资则会相应减少，从而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bloom and freeman，1986；cai and wang，2005）。
　　由于总抚养比是由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构成，而这两类人群具有不同的消费和储蓄模式，其对经济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本部分分别引入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以及二者的增长率，来考察他们各自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离效应。结果表明，无论是对于少儿抚养（dyouth）比，还是少儿抚养比的增长率（gdyouth），其系数都显著为负。由于少年人口完全不具备生产劳动能力，他们是经济的纯消费者，所以这部分人口的增多不仅会消费本可以用作投资的物质资本，降低全社会的投资率和再生产能力，而且还会占用更多的劳动力（主要是妇女），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的供给。由此说来，少儿抚养比越大，其增长率越快，整个社会的抚养负担则越重，进而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前进。
　　但就老年人口来说，相关的研究却未得出一致的结论。choudhry and elhorst（2010）与zheng and rui（2010）均发现，老年抚养比在一些回归中的系数为正，而在另一些回归中的系数却为负，但在统计上却都不显著；kelly and schmidt（2005）与bloom et al.（2008）也并未发现老年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有强烈的相关关系。而对于其增长率，zheng and rui（2010）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老年抚养比增长率的符号为正，但在任何一个回归方程中都并不显著，bloom and willimson（1998）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我们的研究结论与先前文献中的实证结果并无太大出入，从回归（9）与回归（10）的结果看出，老年抚养比及其增长率的符号均为正，不过老年抚养比的增长率十分不显著。就老年抚养比这一模棱两可的符号而言，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从图2的事实中我们可以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看出，在整个样本期间老年抚养比的变化并不大，总抚养比的下降主要得益于少儿抚养比的大幅降低，二者的趋势走向相一致，而老年抚养比在此期间反而呈逆趋势略微上升的状态。由于样本中的中国各省份并未完成人口转变的整个过程，刚刚或即将步入老龄化主宰的第三阶段，因此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负影响还并未显现出来。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对于老龄化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产生质疑。mason and lee（2004）提出了“第二人口红利”的学说，即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出于对未来养老的担心，在年轻时会产生更强烈的资产积累动机，导致社会的投资增加，引起资本深化，即使人口不断老龄化而使有效劳动力数量下降，国民经济也会因人均资本的增加而保持一段快速增长的时期。因此，人口老龄化可能会与经济增长表现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还有观点认为，相比于少儿来说，老年人可能通过多种方式继续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贡献作用（bloom and willimson，1998）。认为，老年人通过照顾青年人、做兼职工作甚至仍然储蓄，因而继续对经济增长起着贡献作用。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得以提升，再加上其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技能，这些都能够扩大老年人力资源的供给，延长人口红利。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七、人口、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基本结论
　　为了考察人口因素对中国过去15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们将1996—2000年与2001—2006年拟合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进行分解，采用kelley and schmidt（2005）研究中的相对贡献率来衡量各种影响力量的大小。
　　可以看出，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相对贡献率为20.18%（15.88%+0.2%+3.9%+0.2%），这个结论与kelley and schmidt（2005）对跨国实证研究的结论基本相同，他认为，如果预期寿命不算作人口变量，而作为健康水平的代理变量从而反映人力资本的质量，那么人口因素可以解释经济增长变动的21%。在其他影响因素中，初始人均gdp的作用最显著（20.08%），也就是说，在控制了稳定状态的收入水平后，穷国（即初始人均gdp较低的地区）比富国（即初始人均gdp较高的地区）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向稳定状态收敛的速度更快。其次是市场化进程指数，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为12.19%，说明我国人口红利的实现离不开深入的市场化改革和有利的政策环境。投资率、开放度和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相当，分别为3.9%、4.6%和4%。同时，外生的因素冲击控制了34.47%的跨时期经济增长改变。
　　总而言之，我国过去15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转变产生的人口红利，同时也受益于较高的投资率、开放度和市场化改革等因素。但是，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我国的人口红利将在2010—2015年内消失，取而代之的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口负债。然而，我国的人口转变却不同于世界发达国家，有其自己独特的规律。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其实现人口转变时社会经济已经处于较高的发达水平，人口素质较高，表现为“先富后老”，因此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能力来应对老龄化问题。而我国的人口转变却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下，通过压缩时间来实现的，尤其是在人均gdp较低、人口素质不高、人民生活还不富裕的情况下步入老龄化社会，表现为“先老后富”，对我国来说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通过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挑战，在“未富先老”的社会环境中，以有限的资源保障和改善广大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是需要政策制定者高度重视的民生问题。
　　（二）政策建议
　　为了解决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难题，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本文认为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从人口数量和结构上讲，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改革人口生育政策，适当放宽我国部分群体的生育计划，提高生育率。这样做从短期来看，可能会进一步加重整个社会的总抚养负担，但从长期来看，有利于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缓解日趋严重的老龄化趋势。其次，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降低社会总体的失业率，提高劳动参与率和人均劳动力供给，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从人口质量和素质上讲，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老年人继续从事劳动、参与社会工作的重要个体因素。kalwij and vermeulen（2005）发现，劳动参与率随年龄而下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健康水平随年龄的不断恶化。因此，推进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提高人口整体的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对于提高劳动参与率和经济发展速度至关重要。此外，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在普及教育、扩大教育覆盖面的同时要注重教育质量的提高，通过引入国外优秀技术人才来改善我国人口的职业结构和素质结构，推迟人口老龄化的步伐。
　　第三，从退休政策上讲，借鉴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适度延长我国社会成员的退休年龄，可以增加人力资本的存量，降低社会抚养比。在当今老龄化的社会中，老龄健康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活跃的身影也比较常见。通常来说，七十岁之前的老人大多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且有比较丰富的工作技能与职业经验（王俊等，2012），因此合理选择退休年龄可以使一部分老年人继续对社会有贡献作用。
　　第四，从养老保障方面上讲，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至关重要。就养老模式而言，目前我国主要以家庭养老为主，而事实上养老不仅要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还需要大量适合老年人心理、医学等方面的专业护理服务。因此，未来养老产业的发展方向是要使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逐步走向社会化，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探索社区养老、居家养老、互助养老、养老产业等多位一体的养老服务支撑体系。就保障资金而言，要逐步建立以社会保险费为主体、政府财政投入为重要补充、多渠道筹资为辅助的社会保障资金支撑体系，同时探索社会保障金保值、增值的成功运营模式，确保我国社会保障金规模的可持续发展。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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