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口问题本质上是个数量问题而非 发展 问题，而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为人口数量所左右。人口和 经济 的关系，应如维持“自动平衡”的鹰与鸡。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民族主义和发展压力，发展的第一性是 自然 资源而非人力资本。污染转移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假象形成的根本原因，人与自然在物质上的“零和”，则从根本上否定了环境与经济倒“u”型关系的存在；人口数量压力是环境退化的独立要素和首要原因。追求“人口红利”所需的人口不减或增长将使 中国 在人口数量的“泥潭”中陷得更深。“常量人口”不作用的“中性”观是统计相关对人口与经济、环境因果关系荫蔽而造成的一种幻觉。“分母效应”和“规模效应”使庞大规模的人口成为中国大国道路上的绊脚石，并使“粮食安全”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人少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谷物供应国和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前提。“数量与结构并举”意味着16亿或更多人口灾难性的长期维持；减少人口数量是层级／尺度理论关于解决高层级／大尺度系统问题优先性的规定。

　　[关键词]数量与结构；“资源经济”；“人口红利”；环境倒“u”型曲线；“常量人口”；“零和游戏”；层
　　级和尺度；优先性
　　
　　
　　一、人口与经济
　　
　　(一)人口问题的本质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一个发展问题”是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共识”。这一“共识”内涵着两个相互关联的观点：一是人口问题多源于发展不足——经典的说法是，人口过剩是经济失败的标志；二是人口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得到解决。wwW.11665.cOM
　　事实上，人口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既与发展／经济有关，也与社会／制度、资源／环境和人口自身(数量、结构、质量)及其运动状况(年轻化、老化)有关。人口问题既是发展／经济问题，如生产性贫困、需求不足型失业、老年赡养等；但又不完全是发展／经济问题，如社会性贫困、资源性贫困、人口性贫困，供给过剩型失业、适应一摩擦型失业，老龄化等；在很多情况下又是与发展／经济无关的问题，如性别比、人口一资源比、吸毒等。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数量问题而非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上为人口数量所左右。对发展来说，财富、资源、空间的人均拥有量是最为根本的，而人口数量的多少则规定着这个人均量。粥少(人均生活资料)缘于僧(人口)多，地少(人均生存资源)因于人多；地瘠不一定民穷(如果人少的话)，民穷也不一定因为地瘠(人多可导致富饶的贫困)。由是，人口数量便像“魔术师”那样左右着发展(以经济密度，即单位国土面积对应的国内生产总值表示与环境、资源、经济相关的富饶或贫瘠程度)：少量人口可使贫瘠变为富饶，如澳大利亚经济密度4.9×104美元／km2(瘠矣!)，人口密度2.5人／km2(少矣!)，人均gdp 20 050美元(富矣!)；大量人口则会使富饶变为贫瘠，如孟加拉国经济密度32.6×104美元／km2(为澳大利亚的6.65倍，富矣!)，人口密度981人／km2(为澳大利亚的392倍，庶矣!)，人均gdp 370美元(只有澳大利亚的1.85％，贫矣!)
　　(二)人口与经济
　　视人口增长为一个积极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是一个古老(“大人口”)而又为近代经济适度人口论者推崇的思想。至今仍有人认为，“人手论”未必不正确，

　　(三)“独立”和“首要因素”
　　人口数量压力是环境退化的独立要素和首要原因。
　　作为环境退化的独立要素，人口数量压力表现为压迫生物的“阈密度效应”，即当人口密度超过某一限值，生物种群便会衰退或消失。“阈空间”指生物生存、繁衍所需的空间下限(km2／个，群)；“阈密度”指生物对人口密度容忍的上限(人／km2)。“阈空间”与生物的体型、营养级正相关，即体型越大，在食物链中的位置愈靠后，阈空间便愈大；同“阈密度”反相关，即阈空间愈大，生物对人口密度容忍的上限便愈小。由此，从r－对策物种到k－对策物种，阈空间呈阶梯式陡增，阈密度呈阶梯式陡减。猛禽，如毛脚鹜、游隼需12－28 km2方能正常生存，人参种群的生存仅需几平方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