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朝治理边疆方略是历代王朝政策的继承和延续，它遵循我国“内中国外夷狄”的传统观念，王朝对边疆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安边固国，追求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明代的治边方略体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它“恩威兼施”、“怀之以德”，对南边边防采取不同的建制措施，形成多层次的管理，尤其重视教育和移民等文化策略。明朝统治者采取了种种治边举措，都反映了它比以前更为发展的特点。
　　【关键词】明朝；边疆；民族关系；国防
　　明朝对边疆的治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历史烙印。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个王朝，在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日益发展中，国家疆域辽阔宽广，因此对边疆的治理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国的等方面探讨明朝边疆经营方略。
　　一、长治久安的政治政策
　　在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历代统治者在边疆治理方面，都围绕着天下归一、大一统的治边原则，并创造性的实施了各种政治制度，建立了有效的边疆管理体制。从郡县、府州到行省，中央政权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直接管辖一步一步扩大并逐步强化，中国的边疆也不断巩固。在明朝辖境虽不及元朝，但也是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要想稳定边疆，巩固新生政权，朱元璋意识到对少数民族“失其本性反易为乱，不若顺而抚之”①。因此，因势、因地、因民族的不同，明朝采取了羁縻卫所、土司、政教合一等不同形式的统治制度。
　　明代，羁縻卫所主要设置于北方边外的东北和西北地区。北方是外蒙古民族的主要栖息地，东北毗邻女真等部落，西北嘉峪关外与畏兀儿、撒里畏兀儿诸族相邻。wWw.11665.CoM边外虽受蒙古势力影响，但是东西两侧民族、经济、地理又与蒙古不同，正是可以牵制削弱蒙古势力的地方。为配合守备，明朝招徕边外两侧少数民族，设卫所管辖。西辽河一带，设有蒙古朵颜、福余、泰宁三卫，辽东都司边外，设建州、奴儿干等女真诸部184卫；西边嘉峪关外，设置关西七卫。这些卫所与边内卫所完全不同。边外卫所均采取就其地，“选其酋及族目授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以时朝贡”②，官职世袭，是隶属关系松散的“以夷制夷”的羁縻卫所。明廷对羁縻卫所的约束，是通过掌握官员袭封授任权力实现的。与北方不同，明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分布区主要实行土司制度。明朝的土司制度是在元朝土官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完善的。西南少数民族众多，他们交叉分布，支系复杂。而且聚居的地方，多高山密林，交通闭塞，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有的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有的还处于奴隶社会，甚至有的民族还没有走出原始社会。统治者认为“溪峒蛮僚杂处，其人不知仪义，顺之则服逆之则变”③。因此，确立了一套专门的土司职衔，例如：宣慰使司、安抚司、宣抚司等，此外还有蛮夷官、苗民官、千夫长等官。明廷在土司和土府内设置流官，实行土流结合治。
　　二、强边固防的经济政策
　　明朝时，统治者利用中原优势的物质文化对边疆少数民族、部族施加经济影响，积极在边疆发展互市贸易，厚往薄来。最初朝贡重在招徕，没有严格规定，但是随着朝贡师团人数逐年增加，携带的物品也越来越多，致使朝廷支出的赏赐也越来越多，财政难以承受。为此，明朝逐步确立了严格的朝贡制度，对物品数量、贡期、入贡人数等都作了相关规定。明朝完善的贡市制度，一方面满足了更多首领的经济需求，另一方面也通过朝贡制度增强了对边疆的政治约束力。它旨在笼络少数民族的上层首领，规模和范围都有限。因此统治者还积极在边疆地区推行互市，其中马市、茶市贡献最为突出。这有助于解决边疆民众对农副产品的需求，也有利于缓解明朝对军马的紧缺。茶马互市主要是推行在西北藏、羌少数民族地区，而马市则主要是指与蒙古、女真的互市明经营边疆，直接从民族关系中最基础的经济入手，收到了武力所达不到的政治效果。这有利于加强边疆地区对中原地区的依赖，加强了内外之间的沟通融合，加强对边疆的统治。
　　此外，明朝还向边疆进行大规模的移民。明代向边疆的移民主要有两种：一是军事移民，即在边疆建立大量军事卫所，派中原官兵携带大量家眷长期屯戍，是为监视、震慑少数民族的军事战略需要；二是“移民就宽乡”，或人民自发遣徙边疆。将数量超过少数民族的人口迁居边疆，与当地人长期杂居共处，他们的思想、文化、生活习俗和先进生产技术，都对边疆地区的巩固和发展产

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以云南为例，据《滇略》记载，明末昆明一带“土著者少，寄籍者多，衣冠礼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二百年熏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④
　　三、“德威兼施，怀之以德”的思想文化政策
　　在经营边疆时，明朝统治者虽然十分重视军事的作用，但是从统一边疆开始，对边疆地区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一直都是在“恩抚”上下工夫。他们认为“若抚之以安静，谕之以道理，彼岂有不从化哉？此所谓以不治治之，何事以兵也！”⑤。明朝对边疆人民“怀之以德”的主要措施，归纳起来主要有招降和安抚来个方面。明朝安抚降夷细致周到。政治上有封爵、授官。授官衔非常普遍，明廷对降附的各族首领均赐以大小不等的官职，量才擢用。在经济上厚加赏赐，数额庞大的赏赐品，对边疆地区来降的官员或是属众有很大的吸引力。明朝统治者在经营边疆时，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在建国伊始，就下令“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⑥通过学校，进行“忠君”、“敬天”、“孝亲”的思想教育，强化思想统治。在边疆地区，教化利于配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统治者认为“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能有化？……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⑦通过学习法律和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规范少数民族子弟的思想和道德行为，稳固边防，以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统治。
　　四、因势利导的宗教政策
　　我国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也是一个具有多种宗教的国家，这两个特点集中体现在边疆民族地区，并相互交织在一起。宗教强烈的排他性和超世俗力量，使边疆问题更为错综复杂，治理边疆的任务更加艰巨。因此，统治者一般都比较重视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对宗教进行因势利导，既扶持又加以管理，从而使其成为有利于维护统治和边疆安定的因素。明朝时沿袭元朝宗教制度，在藏区推行政教合一，采取“多封众建”的政策。对元朝摄帝师喃加巴藏卜所举故元官吏重新授命，各级官员仍僧俗并用，军民兼摄。明不独尊萨迦一派，废除帝师制；对法王之下的又封五王，各统辖一定地区，承袭须报朝廷册封。明朝的这些宗教措施，受到教民的支持，使明朝扩大了在边疆的统治基础。
　　我国边疆幅员辽阔，自然条件悬殊，和民族成分复杂，使得我国各边疆地区的生产水平和社会形态千差万别。明朝对边疆的治理体现出“大一统”与“因宜而治”相结合的特点，坚持以和为主，“以德怀之”。这使得明朝在维护国家大一统和中央权威的同时，通过渐进的方式加强中央与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施加中央对边疆的影响，从而有利于建立较为安定的政治关系格局，也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安定发展。
　　注释：
　　[1]《明太祖实录》卷59，洪武三年十二月戊午条.
　　[2]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女直》.
　　[3]《明史》卷317，《广西土司》
　　[4]谢肇淛.《滇略》卷4，《俗略》，《四库全书》本.
　　[5]《明太祖宝训》卷6《怀远人》.
　　[6]《明史》卷69，《选举志一》.
　　[7]《明太祖实录》卷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