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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九个社会管理创新样板城市如何提升民众“幸福指数”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也指出，社会管理本身就是民生，要充分体现民生优先，充分地体现服务为先，充分地体现基层在先。
　　“社会管理”不是一个新词，但绝对是个热词。社会管理工作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全
　　过程，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就越凸显。今天，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要看其经济总量，也要看其社会是否充满活力，是否和谐稳定。而评价一个执政党的执政业绩不仅要看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也要看其社会管理的质量和水平。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生命力的生动体现，也是我国社会管理工作卓有成效的生动证明。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是社会矛盾凸显期。成绩令人鼓舞，挑战更令人警醒。如何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社会管理被提升至更重要的位置，被寄予更高的期待。“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上升到战略高度，这既是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选择。WWW.11665.Com
　　行动凝聚共识，共识推动行动。随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深入推进，我们在收获实践成效的同时，也收获着经验和共识。
　　社会管理贵在坚持“以人为本”，激活“源头活水”。我们既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扬民主，实现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最大限度调动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积极性，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制度、公众听证制度、专家咨询论证制度、民主恳谈制度……随着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成为党委、政府决策时的“规定动作”，民意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决策时的重要依据。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依靠网络，广开言路，实现党委、政府与群众的良性互动，已经成为今日中国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广大农村和城市社区，各地通过健全和完善基层自治组织，基层活力被充分激发，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功能不断完善。正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激发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感，才使得社会每一个细胞都焕发活力，社会的和谐稳定才能有“源头活水”。
　　社会管理重在壮大和谐力量，夯实稳定基石。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正视矛盾，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各地不断创新方法和手段，为减少和化解矛盾创造物质基础、增强精神力量、完善政策措施、强化制度保障，努力将问题解决在基层，将矛盾化解在内部，将隐患消除在萌芽。正在神州大地推行的“大调解”工作，已经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闸”，促进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夯实基层基础的“加固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连心桥”。几年前大家还很陌生的“网格化”已经成为城乡百姓耳熟能详的热门词，“网格化管理”已经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干部作风的转变，为社会管理注入了强大动力。而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人心，社会和谐的基石日益巩固。
　　从理念到行动，从尝试到常态，从局部到全国，“社会管理”工作已经深入人心，基础日趋稳固。随着社会管理创新的深入推进，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开始不断显现，越往前走水越深。继续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向纵深推进，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选择。我们相信，随着一系列顶层设计的落实和难点问题的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将更加完善，社会管理工作将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将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
　　专栏12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政府管理不是目的，服务以人为本
　　社会管理，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对除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外的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和服务活动。社会管理的目的，是通过社会利益的协调、社会矛盾的化解，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地发展。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其核心要体现以人为本，把社会管理寓于社会服务之中。社会管理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并不意味着政府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发育，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日渐显现。
　　针对目前我国在社会管理和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央对加强社会管理和服务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在落实中央的这些重大部署中，有一个问题是尤为重要的，就是在社会管理中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
　　首先，要防止把社会管理和服务简单地演变为一种社会控制。从社会管理的本质来说，社会管理虽然有需要控制和监管的一面，但最终还是为了给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管理不是目的，服务才是根本。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处理好管理和服务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管理的成败。如何把社会管理寓于社会服务之中，也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一篇大文章。
　　其次，在社会管理中，一定要把以人为本放在突出位置，否则我们的社会管理就会走偏方向。因为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组织，在进行社会管理的过程中，面对的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这些人不仅有自己具体的利益表达、利益诉求，而且还有包括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如果我们的社会管理忽视这些深层次的东西，也很难收到好的成效。
　　第三，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和创新，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逐步建立起多元社会治理结构。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特别是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提升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同样是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所必须坚持的方向。
　　资料来源：姜赟：《见解：政府管理不是目的服务以人为本》，《人民日报》，2011年3月16日。
　　组织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是中央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2年2月7日，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周永康在京出席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座谈会时讲话强调，要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加强整体规划设计，因地制宜搞好典型培育，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地方特点、时代特征的社会管理新路子，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2011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先后在宜昌、德阳、南通和北京召开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四大片区座谈会，总结和交流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一年以来的经验，推动和指导各地落实好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各项部署。在会上，中央综治委的主要负责人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入分析了前一阶段我国开展社会管理工作的情况，充分肯定了各地在创新和加强社会管理工作上所取得的成果，同时也指出了当前社会管理工作所面临的五大难题：
　　第一，如何将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镇管理，是破除二元化，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环节（刘云山、回良玉）；
　　第二，通过何种方法将社会管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末梢，是对社会管理工作是否全面覆盖、细致到位提出的切实要求（周永康）；
　　第三，如何解决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服务管理薄弱的问题，是社会管理工作社会化要求的突出表现（刘云山、回良玉）；
　　第四，如何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对社会管理工作系统化、专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王乐泉、刘云山、回良玉）；
　　第五，要不断提高预知、预警、预防和应急处置能力，着力破解公共安全管理的难题（周永康、刘云山、回良玉）。
　　在此基础上，2011年12月，中央综治委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宁波市、深圳市、河北肃宁县等37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地区中，筛选确定了9个市县和4个直辖市作为重点培育的地区，并对9个市县的培育方向做了明确定位。为了防止出现脱离实际、劳民伤财、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中央综治委抽调中央有关部门和部分省区领导和工作人员成立了6个蹲点调研组，调研组在对各重点培育地区加强监督的同时，还帮助试点地区做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整体规划，完善实施方案，并逐步将试点地区的先进经验推向全国。
　　广东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建设的探索实践
　　自被确定为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以来，深圳市委、市政府围绕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对深圳提出的“努力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的要求，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着眼顶层设计，统筹谋划推进，科学组织实施，扎实开展综合试点工作，为全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2012年初，中央综治委决定将深圳作为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都市整体创新社会管理的重点典型，要求深圳市整体规划设计、解决重点问题、推进项目建设，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率先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6年“推居”，初步建立新型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体系
　　2006年3月，深圳市决定举全市之力推行居住证（“推居”）制度。6年来，深圳“推居”创新不断，为全省乃至全国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制度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深圳，居住证弱化了户籍观念，强化了居民意识，带来了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如今，流动人口在深圳要办理居住证早已深入人心，居住证更成为方便来深建设者在深圳学习、工作、生活的“通行证”。其管理内容之丰富在国内属首创：凭居住证可以办理车辆行驶驾驶证，可以申办往来香港自由行和商务签注，能够优先办理户口迁入手续等。截至2012年3月31日，深圳累计受理居住证1630万余张，其中持居住证实际居住生活在深圳的约1100万人，居住证覆盖登记实有流动人口达到85%以上，因居住证受惠的群众近千万，适合社会管理实际需要的新型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体系在深圳已经初步建立。其主要创新举措包括：
　　创设“休眠激活”动态管理机制：证件有效期限与持证人在深圳的实际居住状态变化相一致，通过与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险等信息的应用结合，初步做到居住状态与市民待遇分享相结合，“人、业”要素管理相结合。
　　提高居住证含金量：落实凭居住证享受子女义务教育、人才入户、积分入户、廉租安居房办法等。据统计，2011年全市新迁入深圳户籍人员中，持有深圳市居住证的有近9万人，约占当年新入户人数的60%。外来人口子女入学双免政策，累计受惠人群达到70余万。居住证的地位不断提高，赢得了全市广大居民的拥护和信任。
　　在服务来深建设者的同时，“推居”也使深圳社会管理的难题纷纷得以破解。截至2011年底，以办理居住证为平台，深圳对全市1004.7万间（套）房屋进行了地址编码，使全市出租屋管理精确到位，“人、屋”管理要素通过居住证得到紧密结合。就业信息系统采集了17.3万家企业、累计登记就业人口信息1340.6万条，居全国首位。
　　社区管理实行“居站分设”和“一站多居”
　　为适应政府职能转变和城市管理重心下移的要求，2005年2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发布实施《深圳市社区建设工作试行办法》和《深圳市社区建设发展规划纲要（2005—2010年）》，正式拉开了深圳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帷幕。在社区设立工作站，实行“居站分设、一站多居”成为这次改革创新的突出特点。
　　深圳“居站分设、一站多居”的社区管理体制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推广，关键在于制度设计的可操作性、保障措施的系统性。全面启动“一站多居”社区管理体制后，政府管理和服务重心下移，通过工作站这样一个“抓手”，承担政府下沉到社区的治安、安全生产、维稳、城管、计生、社会事务等行政性工作，提高了政府在基层的执行力和为民服务能力；工作站设立“一站式”服务窗口，为社区居民提供计生、法律、教育、再就业等各种便民服务，基层管理得以细化，城市管理水平明显提高。股份公司脱钩后，其法定代表人、经营班子成员及其他人员不再在居委会任职，保证了股份公司人力、精力的投入，同时作为驻社区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管理，不再负担社区工作站、居委会每年的各项费用开支。居委会不再承担政府职能，作为政府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与居民的桥梁，发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和维护居民权益的功能，有利于依法强化居民自治，有效化解社区管理面临的新问题。至此，初步形成工作站和居委会相分离、社区承接行政事务与开展自治事务相分离、政府管理职能与居民自治功能互补的新型社区管理体制，工作站、居委会、股份合作公司“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各尽所能，各尽其责。

　　政府向民间社工机构购买服务
　　在社会公共服务上，“官退民进”是发展的大趋势。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即已开始进行政府购买服务的尝试，最早的购买尝试从城市环境卫生领域开始，此后逐渐延伸至行业服务、教育、医疗、养老、纠纷调解、社区服务等公共领域。当前深圳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模式主要有采购、转移委托和资助三类。
　　作为政府部门购买社会服务的一个重要方式，直接采购社工服务对社工岗位按照程序进行招投标，中标单位按每个社工每年7万元的标准给付资金。采购过程中，深圳对这一模式的招投标引入了竞争性谈判，由市政府采购中心统一组织实施。在竞标中，会从采购人代表与专家库中随机抽选社工、财务、法律等专家组成评标委员会，最终按照机构上年度评估结果与机构表述、答辩情况7∶3的比例进行评分，根据得分高低选择中标机构。近4年来，市区两级用于社会工作发展的资金达3亿多元。
　　完善人民调解组织形式，建立人民调解员专家库
　　近年来，深圳市各地探索建立了一批新型人民调解组织，使调解组织形式有了新的发展。2007年以来，深圳市大力推进“人民调解进企业、物业、行业”活动，在人员集中、纠纷多发的工厂企业、住宅小区等建立和完善调解网络，覆盖面不断扩大，效果也日益凸显。2008年10月，全国首家以政府向律师事务所购买服务方式成立运作的人民调解室——驻深圳市福田区华富派出所人民调解室挂牌。随后，该区派出所及街道纷纷与律师事务所签订协议，引入律师参与人民调解工作。2009年2月，福田交警大队又成立了广东省首家驻交警部门人民调解室，聘请4名具有律师资质的专业人士担任人民调解员，这一做法一年后在深圳全市得到推广。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2012年1月9日正式公布的《深圳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办法》完善了人民调解组织形式，规定：一是可以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设立调解工作室或调解小组；二是市、区、街道总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以及行业协会可以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多种形式的人民调解组织，可以更好地适应化解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矛盾纠纷的需要。
　　《办法》还指出，要“建立人民调解员专家库”，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提供咨询意见或者建议。专家库成员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从具备法律、医疗卫生、劳动争议、交通事故等方面专业知识的人员中聘任。专家库成员的基本情况也会向社会公示。《办法》还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工作者、志愿者担任人民调解员或者参与人民调解工作。
　　此外，该法规还对法院该如何加强对人民调解的业务指导作出新规定，具体包括“建立、健全与司法行政部门的联系制度，定期通报调解情况；定期选派法官配合司法行政部门培训人民调解员；邀请调解员旁听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等。深圳市拟每年投入1000万元，用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仲裁调解的组织建设和调解案件业务补助。
　　“织网工程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提升市民幸福感
　　2011年，深圳市在包括南山区花果山社区等16个不同类型的社区开展“织网工程”试点，将各类服务资源编织在网络上，建立起“覆盖到边、管理到底、责任到人、联动到格”的网络型社会综合服务管理新模式。
　　以“织网工程”为依托，全市的社会服务中心热热闹闹办了起来。以社工为主体的专业服务也被引入社区。坪山、光明两个新区逐步实现“社区服务网”全覆盖，零距离服务社区居民；并把特殊和困难人群纳为重点对象，提供更为个性化、多元化服务。“织网工程”目的不仅在于社区服务，更在于社区管理：把街道管辖的社区细分网格，社区管理按网格包干，实行多网合一，一网多格；一格多员，全员参与；同格同责，同奖同罚。经过不断创新、积极探索，“织网工程”织造着一张张服务居民的“服务网”、化解矛盾的“工作网”、维护平安的“防控网”，社区服务质量大幅提升。今后，深圳市将在16个试点基础上，把社区服务网络“织”遍全市600多个社区，这些服务网站与各个社区服务中心一起，“虚实结合”为社区居民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浙江宁波：社会管理创新整体性规划与项目化推进的示范典型
　　在2012年2月上旬召开的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宁波市与贵阳市、深圳市等一道，被中央综治委列为全国大城市从整体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典型来培育，明确提出要把宁波培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都市从整体上创新社会管理的样板城市。自从2011年12月宁波市被确立为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试点以来，和谐企业创建、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81890公共服务平台、基层和谐促进工程、矛盾纠纷联合调解、居家养老等一大批社会管理创新品牌逐渐在全国打响。特别是网络舆情研判导控、“两新”组织服务管理两个项目得到了中央充分肯定，被列为重点推进项目。另外，宁波市还出台了全国首个医疗纠纷预防处置地方性法规，成立了全国首家企业社会责任评估中心、浙江省首个区域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服务管理创新：81890，便民利民，有求必应
　　2001年8月18日，宁波市海曙区整合“政府、市场、社会”三大资源，财政投入56万元，租用4条电话线，仅10名工作人员，初步搭建了81890热线和信息平台，在海曙区范围内无偿为企业、市民提供信息服务。通过10余年的不懈努力，如今，81890在宁波除老三区外成立了8个分中心，服务遍及宁波11个县市（区）。人们只要记住一个号码，中心便能依托强大的数据库，对于群众的问题，给予有效的解答。
　　81890以社会多元化需求为立足点，搭建起各类服务载体，先后成立81890志愿者协会、短信求助平台、老年人应急呼叫系统、开发“遥控一键通”话机、“一找灵”gps定位系统、外商投资热线、企业服务平台、来甬就业短信服务平台、企业人才服务中心、物业报修平台、婚庆服务平台，为盲人开设光明电影院、图书馆、网吧、俱乐部等，涵盖社会服务领域的方方面面。
　　公共服务一向以供方和需方信息不对称为瓶颈，81890服务中心在信息不对称的服务需求与服务资源中做出了服务型政府的新尝试。随着中心的不断发展，系统逐步得到完善与改进。采用“政府搭台、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模式，到2012年3月已有1000多家加盟企业。企业加盟中心不收取任何费用，而且进行全程服务监控跟踪，如出现不规范的行为，一次予以黄牌警告、二次亮红牌、三次直接清理出加盟企业。2012年3月21日，在宁波市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座谈会上，81890社会服务中心被评为浙江省社会管理创新项目一等奖。

　　网络社会管理创新：“1234”促进网络规范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已成为思想舆论的集散地、社会矛盾的放大器。针对网络社会发展的现状，近年来，宁波市不断创新理念，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种被称为“1234”的网络社会管理创新体系，变“被动防守”为“主动应对”，变“以堵为主”为“疏导为主”，变“单兵作战”为“整体联动”，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和浙江省委领导的充分肯定。
　　如今，宁波市网上发言人制度已经全面铺开，形成了市、县（市）区、乡镇（街道）三级网上发言人队伍体系。同时，宁波市还制定下发了《关于建立政府网上发言人制度的试行办法》，明确网上发言人对网络发布平台上网民提出的问题，在24小时内受理，7个工作日内给予回复。针对一些公共突发事件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宁波市专门建立了一系列网上快速反应机制。
　　宁波还定期邀请、组织党委政府和部门领导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相关部门被要求在在线交流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必须落实网民在互动交流中提出的实质性问题和普遍性建议的回复，并加强跟踪问效，以增强人民群众网络参政议政的实效性。镇海区从2008年5月开设“民声快递”为民办事网络问政栏目以来，累计受理网民咨询、求助与投诉2000余件，平台帖子办复率一直在98%以上。
　　矛盾联合调解创新：“老娘舅”走进基层
　　随着改革进程加快和利益格局调整，企业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保护、社会保障以及群众法律意识淡薄等引发的各种矛盾交织叠加，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一方面，原有的社会矛盾化解模式比较单一，众多调解资源“单兵作战”，未能统一运作；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和有效监管，“谁主管、谁负责、矛盾不上交”的信访维稳责任并未真正落实，很多问题在“中转”后往往落不到实处，导致诉求不畅通、解决周期长、群众不满意，一些原本可以解决的矛盾纠纷逐步积累和爆发。
　　为了探索社会管理新模式，2010年初，宁海县整合各乡镇街道人民调解资源，建立多个专职人民调解室。现在，当地18个乡镇（街道）都建立了专职人民调解室，打出“老何说和”的统一品牌，聘请了25名专职“老娘舅”。截至2011年5月底，“老何说和”已成功调处邻里问题、土地纠纷等各类案件540余件，涉案金额450余万元。
　　目前，宁波市已整合综治、维稳、信访、司法、劳动、卫生等各方矛盾化解资源，形成综合优势和整体效能，以一站式服务来解决问题。通过建立健全社会矛盾联合解决机制，宁波市重大矛盾纠纷攻坚能力和维护大局稳定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同时，新机制的建立，使群众诉求表达有门可进，有人可找，有效提升了社会和谐水平。
　　劳动关系创新：和谐企业创建
　　宁波经济以民营企业为主，一些企业注重经济效益忽视职工利益，引发劳资纠纷等矛盾，上一轮金融危机使这一状况更趋显性化。2008年，宁波在全国率先创建和谐企业，引导企业发展，实现企业、员工、社会共赢。
　　所谓和谐企业，就是能够体现科学发展、履行社会责任、劳动关系融洽、资源环境友好、富有人文精神这样“五位一体”的市场竞争主体。和谐企业创建由市委、市政府领导挂帅、工会牵头，劳动、环保、司法、工商、安监等33家市级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并抽调8家主要部门人员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宁波市人大、政协对此进行经常性专项督察，对于创建存在的难点和突破点，专题向市政府提交。
　　为合理推进和谐企业创建工作，《宁波市企业信用监管和社会责任评价办法》已于2012年3月1日开始施行。在评价标准方面，《办法》明确了企业社会责任的5项一级指标、37项二级指标，满分为100分。其中人均工资增长率、福利制度等劳动关系指标比重最大，占40分。企业与社会关系占22分，企业与环境协调发展占15分，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经济发展指标分别为13分和10分。参与申报的企业只有达到80分，并且职工满意度测评达85分以上，才能申报和谐企业。根据评价指标，市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中心会同有关单位已经制定完成了宁波市地方标准《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准则》，具体包括了企业治理、企业信用、自主创新、劳动合同执行、资源节约、污染物排放、诚信经营、产品质量和安全、对消费者的责任、企业精神、文化组织等方面的内容。在评价程序方面，《办法》分别规定了依申请评价程序和主动评价程序。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机构对依申请评价的，分别评出不达标、达标和优秀三个评价等级。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机构主动评价的，分别评出不达标或者社会责任严重缺失两个评价等级。《办法》对与评价结果相对应的激励措施和制裁措施也进行了约定。
　　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4月中旬，宁波市已有60678家企业参与和谐企业创建，4625家企业荣获市、县（市）区（系统）、乡镇（街道）三级和谐企业荣誉称号，2012年全市已建工会的企业参与创建面将达到90%。
　　社会组织服务管理创新：培育“第三方”促和谐
　　到2012年7月，宁波社会组织已超过15000个，平均每个社区就有近10个。为了让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更给力，海曙区成立全省首个区域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采取“政府扶持、民间运作、专业管理、三方受益”的运作模式，通过资金、场地、项目和技术支持等方式，发挥社会组织“孵化器”作用。中心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搭建了互动合作的平台，通过创建社会组织参与准入机制、服务需求与资源信息搜集机制、公益项目创投机制，促进了社会服务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使更多的公益性服务在这个平台上生成输出。服务中心就是“小政府、大社会”治理模式的一个雏形。
　　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8月，已有1044个社会组织在中心备案，其中43个被纳入中心服务体系，并作为优先资助对象。各项机制和平台功能初步显现，为社会组织提供培训交流和专业支持20余次，受理居民社会服务热线求助100多次，办结率100%。实践证明，社会组织已经参与到社会管理和服务领域的方方面面，承担了大量市场不愿做、政府无力做也做不好的社会事务，成为政府推进社会管理的得力助手。

　　2012年3月21日召开的宁波市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座谈会上透露，2012年宁波市将梳理确定10个重点推广项目和10个重点建设项目，进一步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贵州贵阳：以群众工作系统创新推动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作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贵阳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革领导体制和基层管理体制、创新社会管理方法为突破口，积极探索大城市整体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路子。
　　创新社会管理平台，在全国率先成立“群众工作委员会”
　　贵阳市开展社会管理创新工作，首先是从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愿望出发，从社会管理最薄弱的环节入手，着力在创新体制机制、搭建服务管理平台、夯实基层基础等方面取得突破。
　　2011年5月，贵阳成立了市委群众工作委员会，并加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牌子，统筹协调和推进全市群众工作，主要负责协调指导、督促检查、风险评估、群团组织干部协管等10项职能。各区（市、县）也相应成立群众工作委员会。同年6月，在市、区（县）两级成立群众工作中心，乡（镇、社区）设立群众工作站，村（居）设立群众工作室，形成四级群众工作网络。
　　贵阳市群众工作中心在市委群工委的领导下与市信访局合署办公，市纪委（监察）、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住房和城乡建设、国土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28家职能部门派工作人员入驻市群工中心，设立14个接待服务窗口，建立部门调处、中心牵头调处、领导调处“三级调处”机制，为来访群众提供“一条龙”服务，实现信访工作由“中转站”向“终点站”转变，着力打造“责任明晰、调处有力、决策快捷、权威高效”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真正做到案结事了。群工委的建立，党委变“各自为政”为“有效统筹”，变“单兵作战”为“齐抓共管”，真正将“党委领导”落到了实处。
　　多方参与化解社会矛盾，成立“和谐贵阳促进会”
　　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2011年3月，由贵阳市委统战部牵头正式成立“和谐贵阳促进会”。该促进会以民营企业、民主党派、宗教团体、社会组织等为主体，充分发挥各界人士的特殊优势，作为“第三方”力量，通过思想劝导、心理治疗、资金救助等方式进行“柔性”调处，变“一元调处”为“多元调处”。把受制度规定、政策界限、救助资金等制约，难以解决的信访疑难案件和突出社会矛盾作为重点，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开展化解工作。通过对上访群众登门走访、谈心交流等方式，转达党委、政府的重视和关心，使上访群众主动放弃不合理的诉求，为社会矛盾的根本解决奠定扎实基础。针对诉求合理而又缺乏资金投入的问题，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促进矛盾化解。广大社会人士把全市重点工程、重大项目等方面涉及的社会矛盾，纳入化解工作范围。在参与社会矛盾化解中，不管群众反映的诉求如何，只要群众生活困难，有关社会人士都慷慨解囊，热心帮助，通过解决群众的具体困难来化解社会矛盾。资料显示，和谐贵阳促进会成立不到一年，就筹集化解社会矛盾捐款6774万元，投入帮扶资金2935万元，成功化解疑难信访案件以及解决社会问题211件，惠及群众5万多人。
　　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向基层延伸
　　从2010年2月起，贵阳市启动了以做实做强新型社区为目标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通过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运行机制的创新，推动人力、物力、财力和服务资源向基层集聚，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工作向基层延伸。到2012年4月，贵阳市已撤销了原有的49个街道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取而代之的，是89个新型社区党委和社区服务中心。标志着一张以新型社区为基本单元，扁平化、综合性的城市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网络已在贵阳形成。
　　改革管理体制：“三优化一回归”
　　在改革管理体制方面，贵阳市实行了“三优化一回归”，即优化新型社区的设置模式、功能定位和管理网络，回归居委会的自治功能。
　　优化新型社区设置模式。在区域划分上，新型社区以地域面积和服务半径为主要依据，兼顾人口数量、居民认同感、治安管理、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等因素。一般每个社区面积2～3平方公里、人口2～4万人，形成15分钟服务圈。同时，打破“一社一居”模式，按照“一社多居”的架构，在每个社区设置3～4个居委会。与此同时，新型社区实行了机构、人员、经费、办公场所“四个纳入”，即社区机构纳入事业单位序列，工作人员纳入正式编制，社区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社区办公和服务场所建设纳入城市建设规划。通过“四个纳入”使新型社区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四个有”，即“有机构管事、有人理事、有钱办事、有场所议事”。这样的模式，有效解决了街道办事处失之于大、居委会失之于小的问题，有利于最佳配置社会管理资源，做实做强新型社区。新型社区与原来的街道办事处相比，更加贴近居民群众，专注于便民利民；与原来的居委会相比，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较强的统筹能力。
　　优化新型社区功能定位。新型社区作为城市最基层的管理单元和服务平台，直接接受区（市、县）党委、政府的领导，直接面对群众开展公共服务和管理工作，实现了扁平化管理。新型社区建立后，街道办事处原有的民政、计生、城管、文化、卫生、治安等事务性公共管理服务职能，全部划转到社区服务中心；经济管理、行政审批及其他行政执法管理职能，统一收归区（市、县）相关部门承担，或采取委托社区服务中心管理、派员进驻社区服务大厅办理等方式开展工作。这样一来，既提高了社区的服务能力，又强化了社区的“兜底”功能，使新型社区更好地发挥“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优化管理、维护稳定”的作用。与之相对应，贵阳市明确规定，新型社区不再承担经济职能，不再接受经济指标考核，在新出台的《贵阳市社会管理工作目标考核办法》中，群众满意度占到了50%的比重，成为核心考核指标。“指挥棒”的转向，促使基层工作重心从过去的“围绕经济指标转”彻底转变为现在的“围绕群众工作干”。
　　优化新型社区管理网络。在构建管理网络上，新型社区依托信息化手段，“对上”，社区服务中心与市、区（市、县）两级政务服务中心实现了资源共享、联网办公；“对下”，实行网格化管理，网格管理员作为一岗多能的“全科医生”，做好收集社情民意、调解矛盾纠纷、服务居民群众等基础工作，做到“信息全收集、事态全掌控、服务全覆盖”。这种方式，使社区的嗅觉更灵敏、反应更快捷，最大限度地将党委、政府社会服务管理工作“一竿子”插到底，真正落实到群众中。

　　回归居委会自治功能。在新的管理架构中，居委会实行“居政分离”，除了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事项外，居委会“剥离”出来的行政职能以及出具证明等工作，统一由社区服务中心承担。居委会去行政化后，在社区服务中心的指导下，依法开展群众自治活动，对需要居委会协助的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实现“养事不养人”。为确保新型社区规范、高效运转，贵阳市2012年正式颁布了《贵阳市社区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了巩固改革成果的一系列配套文件，依靠政府规章和工作制度，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社区工作，避免新型社区走回头路。
　　全新运行机制：“一委一会一中心”
　　解决了新型社区如何替换“街居制”的体制改革，接下来，关键的问题就是新型社区应该采取怎样的运行机制。为此，贵阳市在新型社区推行了“一委一会一中心”，即社区党委、居民议事会、社区服务中心的全新治理模式。
　　一委——社区党委。社区党委是城市基层区域性建制党委，是社区的领导核心。社区党委按照区域化“大党委”的新架构来组建，党委书记通过“公推直选”的方式选举产生，党委副书记或委员从社区内有影响力的驻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中选聘兼任，形成以社区党委为核心、驻区单位党组织共同参与、联建共建的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工作格局。
　　一会——居民议事会。居民议事会是新型社区治理模式中重要的一环，也是贵阳市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创新之举。作为社区议事协商机构，居民议事会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采取“群众意见收集会广听民声、议题讨论会汇聚民意、议事决策会兑现民愿、述职评议接受民评”的“三会一评”工作法，对社区事务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将“公众参与”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一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是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成效的直接体现，作为政府设在社区从事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事业组织，它直接面对社区群众开展服务管理工作。
　　“一委一会一中心”的治理模式，将“社区居民提议，社区党委决策，社区服务中心执行，群众评议成效”有机地衔接起来，找到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载体。从“衙门”到“家门”，这是老百姓对新型社区最直接的感受，而更深层次的变化，却是干部角色从“领导”向“社工”、服务方式从“间接”到“直接”、基层民主从“虚化”到“强化”、基层基础从“薄弱”到“坚实”的转变。
　　改革两年来，贵阳市民的幸福指数和对社区工作的综合满意率逐年提升，分别达到了89.19%和95%以上；全市各级财政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比重达到55%以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入学、医保、社保、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而与社会发展同步，贵阳市的经济发展同样走出了一条加速上行的曲线，2011年以来全市经济增长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位居前列。
　　江苏南通：“五个注重”树立中等城市社会管理创新样板
　　近年来，南通市以被列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为契机，坚持以抓经济建设的劲头抓社会管理，以“三先四化”理念（服务为先、机制领先、基础优先，社会管理社会化、专业化、法治化、信息化）为引领，以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等“十二大体系”建设为架构，初步探索出一条具有区域特色的社会管理新路径。2012年2月，南通市成为东部地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等城市从整体上创新社会管理典型培育城市，社会管理创新典型城市培育工作受到中央领导以及中央综治委蹲点指导组的充分肯定。中央综治委调研组将南通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经验和创新做法主要概括为五个注重，即：注重城乡统筹，促进城乡居民均等享受公共服务；注重预防在先，建立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决机制；注重职能整合，构建高效便捷的服务格局；注重亲情帮扶，唱好社会多元融合大戏；注重社会协同，激发社会服务管理活力。
　　强势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针对改革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社会矛盾多发高发的态势，南通坚持从源头治本入手，通过提供均等化的服务，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良性均衡发展，夯实社会管理的公平基础，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着力抓好“六个同”：
　　推动“同富”。坚持新型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农业现代化“三化”互动并进，有效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城乡统筹协调发展长效机制。居民收入连续8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比降至2.18∶1，基本消除农民人均纯收入250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
　　推动“同教”。坚持以提升教育质量为核心，以改善办学条件为关键，以推进教育公平为重点，以强化教育保障为根本，促进城乡教育协调发展、区域教育共同发展，努力实现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跨越，“十一五”期末教育经费投入达86.8亿元（是“十五”期末的2.08倍），财政教育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比达到21%，52.9万名学龄儿童全部入学，小学、初中巩固率分别达100%、99.6%。
　　推动“同医”。把加强卫生事业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努力让老百姓少生病、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看病更方便。9类22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覆盖城乡，基本药物制度乡镇及人口覆盖率达100%，新农合参合率达99.65%，政策范围内住院补偿比例达74%。
　　推动“同保”。构建“三个衔接”机制，即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衔接机制，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与职工养老保险衔接机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衔接机制，全力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
　　推动“同住”。把住房作为当前最大的民生问题和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抓手，实行政府保障和市场配置“衔接互补机制”，确保拆迁安置户尽快就近就好住上安置房、低保家庭住得上廉租房、低收入家庭住得起经济适用房、新就业人员租得起房。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实现“应保尽保”。
　　推动“同享”。从最直接、最迫切、最现实的民生问题入手，加快公共服务向农村延
　　推动“同享”。从最直接、最迫切、最现实的民生问题入手，加快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为老百姓提供全面、便捷的公共服务。持续推进区域供水、公交优先等10件40项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全市引江区域供水工程实现乡镇全覆盖、人口普及率达90%以上，村级通公交率达到75%。

　　专业化的大调解机制
　　作为大调解的发源地、发展地，为更好地发挥这一机制在维护区域和谐稳定中的综合性作用，南通市按照“系统化提升、专业化拓展、源头化预防”的方向，不断创新发展“一综多专”的大调解体系：着力拓展综合平台，推动县、乡两级大调解中心从单一调解功能向矛盾研判、排查预警、直接调处、对接互动、管理考核、指导督查、培训基地等综合功能转变；着力探索专业机制，面对近年来涌现的各类区域性、行业性矛盾纠纷，探索构建医患、劳资、环保、征地拆迁、交通事故赔偿、消费价格以及公调、检调、诉调等十多个专业调处新机制；着力深化源头预防，引入稳定风险评估、听证对话等制度，重大政策、决策出台，都事先进行风险评估，从源头上预防社会矛盾的产生。
　　数据显示，南通大调解体系建立运行近10年来，累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9.7万件，预防民转刑案件1385起、越级上访事件4374件、群体性事件4690件。命案中60%左右是由民转刑形成，由于及时调解、润滑，发案率逐年下降，由2003年的78起下降并稳定在每年40起左右。2009年12月12日，在南通举办的首届中美法治与人权论坛上，中外专家考察大调解后认为，南通模式的大调解适用于东西方不同国家，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1+x”社会管理信息化格局
　　2011年，南通市通州区投入200多万元，自主研发信息管理软件，在全国率先建起集流动人口及重点管理人群、安全生产事故隐患、社会治安隐患、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民生类诉求五大类信息为一体的社会管理信息平台。目前，南通已初步形成全面覆盖、动态跟踪、联通共享、功能齐全的“1+x”社会管理信息化格局。
　　建立社会管理信息综合平台，成立社会管理信息中心，通过有效整合10个相关部门的数据信息，实现区域、系统内矛盾排查、来信来访、综治维稳、社会治安、应急安全、安全生产、劳动保障、风险评估、涉法涉诉等数据信息“一网式”汇聚，采集、分析、交办、监督等功能“一体化”运行。全市有4个县（市、区）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信息中心，其他县（市、区）正在加速推进。目前，全市已重点建成大调解信息管理系统、外来人口信息采集系统、舆情汇集研判系统、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系统、特殊人群管理定位系统、虚拟社会管理系统、涉法涉诉信访管理系统、公安110指挥系统、城市智能防控系统等16个专业应用系统。大调解信息管理系统，已形成以市级为龙头，覆盖所有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居、19个专业调处机构及市区55个综治成员单位六个层面的大调解信息应用系统，实现了人员管理、滚动排查、信息流转、责任查究、矛盾预警等功能信息化流转。
　　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南通市县两级通过大调解信息化管理平台排查矛盾纠纷43600余起，调处31100余起。在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建立视频指挥中心，乡镇（街道）建立视频工作室，并覆盖到村居。“1+x”的信息化新格局，有效整合了各类信息资源，拓宽了信息时代社会管理领域，为南通市社会管理创新注入新的活力。
　　河南新郑：“三个十”打造中小城市社会管理创新样本
　　新郑市自被确定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以来，以推行“十个所有”惠民生政策为根本，以深化“十类人群”服务管理为重点，以搭建“一办十中心”服务平台为保障，探索建立与新郑实际相适应、具有新郑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着力提高群众的幸福指数、满意指数和安全指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办十中心”搭平台，增强城乡群众的安全指数
　　新郑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要求，结合事业单位改革，在编制不突破、机构不增加的前提下，整合职能相近的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资源，打造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办公室，市“110”服务中心、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等“一办十中心”服务平台。
　　其中，新郑市110服务中心由110报警台统一接警，属于报警电话的由公安部门按照程序出警，属于求助咨询电话，由服务中心按受理、办理、反馈、督查4个环节，对凡能现场解答的，接线员直接解答；对一般事项，直接转至相关职能部门办理。新郑市政府要求各单位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时间内值班人员到岗，各单位值班室设立与市110服务中心联网的专用电话。市长担任110服务中心指挥长，对民生110服务中心下达的出警指令，成员单位和工作人员无条件服从，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拖延执行指令时间。
　　矛盾纠纷调解中心是新郑市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多元化矛盾化解体系的试点，诉前调解员由审判经验丰富，调解能力强的法官担任；职能涵盖婚姻家庭、人身损害、相邻权益、农村土地承包和法律关系明确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处理，以及对人民调解组织的业务指导和对由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效力进行确认等；它填补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工作中可能存在的盲点，综合了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优势，促进了法与情的融合，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缓解了法院的工作压力。司法调解职能前移实现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的无缝对接。
　　新郑的城乡群众安全感指数达到96.58%，位居全省第三位、郑州市首位，被河南省委、省政府授予“中原平安杯”，被中央综治委授予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市”称号。“十个所有”惠民生，增强城乡居民的幸福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指数
　　民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和源泉，新郑市坚持把民生优先的要求贯穿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在全市推行了 “十个所有”惠民政策，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
　　其中，特别是紧紧围绕“让所有成年人能创业、会就业”，在制订实施全民创业30条《意见》的同时，由市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对大中专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和职业高中学生，实施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免费推荐就业的“双免工程”，带动企业安置3万多名农民工和城乡富余劳动力。紧紧围绕“让所有老年人待遇优、受尊重”，市财政每年投资500多万元全面推行全市60岁以上老人免费乘坐城乡公交车，投资3000多万元建成了老年人服务中心。全民推行城乡新型养老保险，到2012年2月，全市9.08万名60岁以上老人中有8万多名享受新型养老保险、参保率达88.9%，所有百岁以上老人（共21人）每人每月还可享受市财政发放的500元生活津贴。

　　围绕“让所有弱势群体有保障、享温暖”，在不断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孤儿救助机制，为散居、集中养育孤儿每人每月分别发放600元和1000元的养育金。设立救助基金，让人民群众真正从社会管理创新中享受到方便、得到了实惠。
　　“十个所有”惠民政策，从“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医教保”入手，着力破解政策性难题，全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参保率分别达到99.67%和90%，城乡居民幸福感达到95.1%。
　　“十类人群”重服务，增强城乡居民的满意指数
　　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特别是对重点人群的服务管理。基于“分类指导、因人施策”的理念，新郑市突出抓好流动人口、“两劳”人员、残疾人及精神病人、虚拟网络人群、学前儿童、青少年及在校学生、老年人、复转退军人、“两新”组织人员、农村及社区群众等“十类人群”的服务管理。
　　其中，特别是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方面，实行从“户籍管理”到“行迹管理”，探索“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以校管人”模式，建立了覆盖辖区所有人员的动态管理体系，全市暂住流动人口17万人，登记率达98%以上。在农村及社区群众服务管理方面，坚持“新农村建设到哪里、社会管理就推进到哪里，新型社区建设到哪里、社会化服务就跟进到哪里”的原则，积极推行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服务站与物业公司“四位一体、齐抓共管”的服务管理模式，全市30个社区均成立为民服务站，使社区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阵地、社区服务站成为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港湾。
　　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新郑市没有发生一起重大集体越级上访事件，没有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治安案件，没有发生一起重特大群体性事件，没有发生一起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社会管理创新促进了民生事业改善，2011年，全市用于民生的投入达到人均1397元，城乡收入比例为1.24：1，逐步实现了城乡一体、共同富裕。被评为中国全面小康十大示范县（市）、全国十佳和谐可持续发展城市、全国科学发展百强县（市）。
　　甘肃嘉峪关：三大工程推动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
　　打破城乡壁垒，取消“农业”与“非农”的户籍界限，实行城乡户籍一元化；撤销所有街道办事处，将社会管理服务基本职能下放到社区，形成“市—区—社区”的三级社会管理架构；在家庭、社区、校园、企业等10个领域开展“平安和谐细胞工程”，最大限度调动社会因素参与社会管理，将“小和谐”凝聚成“大和谐”……作为全国9个社会管理创新典型培育城市之一，甘肃省嘉峪关市积极探索具有地方特点的社会管理模式，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社会管理创新政策。眼下，这座现代化的工业旅游城市正在朝着打造全国中小城市社会管理创新样板市的目标稳步前进。
　　推进城乡户籍一体化，村民变居民
　　从2012年1月1日起，嘉峪关市取消了城乡户籍差别，全市30万人口不再区分“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只是在原有农业人口的职业栏内标注“农业劳动者”。同时，在全市17个行政村设立了综合服务中心。
　　嘉峪关之所以要一步到位打破城乡壁垒和户籍界限，目的是着力营造城乡统筹发展无差异的制度环境，真正实现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同城化。嘉峪关城市化率高达93%，而且呈现出城市大、农村小，工业大、农业小的鲜明特点。2011年，嘉峪关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5万美元，城市经济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这正是嘉峪关突破户籍壁垒、建立城乡一体化管理新模式的机遇和基础。
　　嘉峪关的户籍制度改革严格遵循六项原则：一是政策性原则，合乎现行法规；二是群众性原则，发扬民主，集中民智；三是创新性原则，取消户籍身份后，农村居民在继续拥有土地财产权、享受现行各项惠农政策的同时，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四是彻底性原则，实现城乡居民在各项待遇上的完全平等；五是开放性原则，对流动人口、暂住人口服务亲情化、待遇市民化；六是可行性原则，改革的力度深度与可承受程度平衡协调。
　　为了避免农民因为身份的转换，失去享受各项惠农政策的资格，嘉峪关明确规定，原有的农业人口，继续享受惠农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农业劳动者”仍按照农业人口统计，“确保中央和省市的每一项惠农政策、惠农补贴，我们的农村居民都能够享受得到”。与此同时，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同城化的要求，嘉峪关出台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办法》、《城乡医疗救助实施办法》等8个配套政策，涵盖了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医疗统筹、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医疗救助、临时救助、入学入伍就业等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把农村居民整体纳入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社会保障体系。
　　户籍制度壁垒的突破，加速了嘉峪关城乡协调发展的步伐。城市发展规划，完全按照城乡一体的原则编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市整体规划和建设之中；城市的工业、文化、旅游等产业与农村资源实现了紧密结合。城乡户籍一元化综合改革的深度推进，也推动着政府财政预算不断向民生倾斜。近年来，嘉峪关市政府在民生方面的资金投入已经超过了整个财政收入的70%。
　　推行社会管理扁平化，街道变社区
　　为了解决社会管理结构中间层级过多、条块分割，权责不清、错位缺位，基础薄弱、服务缺失以及街道机关化、办事效率低等问题，嘉峪关市按照“精简管理层级，优化整合资源，实行区域化管理，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思路，确定了建立新型社区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实现领导体制扁平化、运行机制规范化、党组织设置网格化、阵地建设标准化、经费保障制度化的工作目标。2012年4月，嘉峪关市进行了建市以来最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次性撤销全市所有街道办事处，按照“1万人左右，15分钟办事服务圈”的标准，将全市69个城市社区整合为30个社区，实行区直管社区，形成“市—区—社区”三级社会管理架构，由社区直接面对群众提供公共管理服务。街道撤销后，原有街道干部都在整合后的社区分流上岗。把社会管理服务的基本职能下放到社区，把社会管理服务的基础网络下移到社区，把社会管理服务的主要力量下沉到社区，理顺条块分割，健全运行机制，拓宽服务领域，以此提升社会管理的整体效率。这正是嘉峪关撤销街道办事处、推行社会扁平化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街道撤了，街道原有的行政管理职能划到了区上和市直部门；社区成立了，街道原有的社会服务职能全部下沉到了社区。社区正式入编，成了事业单位，并确定了“一委一会一中心”的组织运行结构。“一委”即社区党委；“一会”即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并在每个社区设立居民议事会，作为民主议事的自治阵地；“一中心”即社区服务中心，是政府各部门向社区延伸的综合服务平台，承担着70多项社会服务职能。与此同时，嘉峪关还制定完善了城乡新型社区建设标准：新整合的社区服务场所不小于1500平方米；社区服务中心按标准分设了社保、综治、民生服务等6个办公室和开放式的便民服务大厅。此外，警员、综治员、联防员等力量整体下沉到社区，实行包片责任制，大大提升了社区治安的防控能力。如今的嘉峪关社区，已经不再是过去街道办事处那样的管理机构，而是成为了便民服务中心，实现了从管理职能到服务职能的转变。
　　开展“平安和谐细胞工程”，整合资源求创新
　　在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过程中，嘉峪关把“平安和谐细胞工程”创建活动作为社会管理的基础工程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载体，在家庭、社区、校园、医院、企业、商店、机关、公交、景区、餐饮业等10个领域广泛开展，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因素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构筑了自下而上、从小到大、层层创建、逐级推动的平安和谐建设管理体系，使“小平安”铸成了“大平安”，“小和谐”促进了“大和谐”，形成了平安建设人人参与、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调动各方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整合一切有利于社会管理创新的资源，举全市之力、集全民之智，探索具有地方特点的社会管理模式，实现社会管理的整体突破。这是嘉峪关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典型特点。
　　为了保证社会管理的运行质量和运转效率，嘉峪关整合公共资源，投资2.1亿元，建成了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城乡一体化服务中心和社会矛盾大调解中心等“三大中心”，搭建起集信息资源共享、应急联动指挥、社会综合服务为一体的数字化平台，与城乡各社区联动开展家政服务、居家养老、矛盾化解、安全防范等为民服务。其中，特别是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形成了集“综合性、服务性、及时性、规范性”于一体的大管理、大服务平台，整合了应急联动、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等三项职能。通过“12345”民生服务热线，中心全天候为市民提供报警求助、政务咨询、举报投诉、居家养老、家政服务等多项服务。同时，依托政务专网、电话、短信等方式，中心与相关部门和城乡各社区实现了互联互通，协同处理举报、投诉、咨询、建议等多种业务。如今，“12345”已经成了嘉峪关打造社会管理服务的“数字标签”。
　　在整合资源、建设硬件的基础上，嘉峪关还不断完善社会管理创新体制机制，在服务民生、化解矛盾、扁平管理、服务均等、全面覆盖、平安创建等方面均实现了新突破。完善“以房管人、以业管人”为核心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制度，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机制；建立健全维护群众权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创新群众权益维护机制；探索养老新模式，成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创新居家养老服务机制……
　　这一项项社会管理创新的新机制，全面提升了嘉峪关在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水平，初步构建起了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管理服务体系。
　　山东诸城：创新社区化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两公里内尽享基本公共服务
　　近年来，诸城市坚持全域一体、统筹推进，以社区化发展为平台，不断健全完善社区组织、综治维稳、为民服务、民生保障和产业发展体系，初步构建起“一个平台、五大体系”的社区化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新模式，实现了以行政村为单元的传统社会管理向以社区为单元的现代社会管理的转变，提高了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多村一社区”的“诸城模式”
　　自2007年开始，诸城市启动农村社区化建设，把相邻的5～6个村庄和村庄间的一些单位，规划建设成一个农村社区，然后在每一个社区选择一个位置比较适中的村庄设立社区服务中心，其服务半径一般在2公里左右。到2008年6月，由全市1249个村庄规划建设的208个农村社区和社区服务中心全部建成运行。2009年初，为改变长期以来在农村基层主要依托分散的村庄来推进各项工作的状况，诸城又提出全面推进农村社区化发展，以农村社区为单元，统筹推动公共服务、经济、政治、文化、组织、聚合居住等工作，实现“集聚式”发展。2010年上半年，诸城又依法撤销全部行政村，把行政村变为自然村，选举产生农村社区党委和居民委员会，以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机制的重大变革，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化发展。“多村一社区”模式因此被称为“诸城模式”。
　　为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诸城市在社区服务中心设立综治工作站、群众工作站、妇女儿童维权站、卫生服务站、计生服务站、社区学院教学站（居民学校）、图书阅览室、文体活动室和综合服务厅“六站二室一厅”，近距离为群众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生产、生活性服务，打造起“2公里公共服务圈”。每个社区都成立社区党委（党总支），社区党委（党总支）之下，打破村庄及单位界限，成立若干个服务型功能党支部。社区居委会下设经济发展、规划建设、社会发展、社会保障、调解维稳5个委员会，并成立社区事务监督委员会。社区定位很明确，它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不是经营性组织，它的职能主要是服务。通过农村社区化建设，在农村基层以社区为单元，实现了农村各类事务的社区化管理。
　　农村社区化托起城乡社会管理“五大体系”
　　诸城市在推进农村社区化的基础上，探索形成了城乡社会管理服务“五大体系”。
　　适应群众多样化、层次化、个性化需求，建立以党组织为核心、自治组织为主体、群团组织为纽带、各类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的社会管理服务组织体系。重新选举产生208个社区党委（总支），设立服务型党支部1296个，成立联建党组织241个，完善镇域党建工作机制，增强了社会管理服务能力。依法选举社区居委会和居务监督机构，加强青妇武等社区群团组织建设，培育新型经济社会组织4830多个。　　建立市、镇街、社区、自然村四级综治维稳网络，社区综治维稳工作站设立“一站四室”，93%的警力下沉到社区。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落实治安防控措施，安装社区监控探头1.2万余个，实现了城乡视频监控全覆盖。2011年，诸城市农村刑事发案和治安案件同比分别下降23.5%和17.8%。
　　健全城乡一体化为民服务体系，高标准建成为民服务中心，51个市直部门集中办公。该市13处镇街均建起规范化的为民服务中心，通过扩权强镇下放108项审批管理事项。建立市、镇街（部门）、社区、居民小组四级群众工作网络，扎实开展“民情台账”工作。健全信息化服务平台，已办理网上审批事项14.6万多件、网上服务事项16.3万多件。
　　把保障改善民生作为创新社会管理服务的核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率保持100%。全面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到每月340元和每年2000元。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全面改善办学条件，稳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稳定低生育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3‰。健全城乡一体的污水和垃圾处理系统，广泛开展造林绿化，林木覆盖率和城市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35.6%和41%。
　　健全完善产业发展体系，强化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支撑。积极培育现代农业，加快推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社区特色园区发展到200多处，100多家城区企业将生产链条延伸到社区，15万农民在家门口变成产业工人。稳妥推进聚合居住，已开工建设76个聚合居住区，竣工面积97.4万平方米。
　　四川绵竹：“六大体系”探索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管理新经验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四川省绵竹市遭受重创，被国务院列为极重灾区之一。地震发生后，因灾引发的婚姻家庭、财产继承、资源开发、环境污染、土地征用与补偿等矛盾纠纷激增，涉校、涉房、涉法问题增多，灾前灾后各种消极因素和不满情绪堆积发酵，社会管理压力前所未有。以灾后重建为契机，绵竹市把社会管理与灾后重建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高起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按照“民生优先、服务为先、基层在先”的总体思路，统筹实施“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特殊群体帮扶、矛盾纠纷化解、公共安全、思想道德”六大体系，全面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有力助推了经济发展，促进了民生改善，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统计显示，2011年以来全市群众社会治安满意度达到95.4%，信访总量下降41.46%，刑事案件下降15.6%。
　　民生优先，大力扶持产业发展
　　结合灾后农户由散居到适度聚居的实际，绵竹市顺应群众“既住上好房子，又过上好日子”的热切期盼，将地方财政的76%用于民生建设，制定出台了多项产业扶持政策，大力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结合沿山旅游开发战略的推进，绵竹制定了《关于加快全市休闲农业和旅游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扶持政策，对老百姓开办农家乐给予小额贴息贷款，三户联保最多可贷30万元。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中，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收入比重占到17%。以《绵竹现代农业发展规划》为引领，绵竹突出抓好三大主导产业发展，引入业主、组建协会和专合组织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通过完善38家龙头企业、310个专合组织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广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联结方式，引导群众共同增收致富。农村经济的发展壮大为民生改善和社会管理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坚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基础配套的原则，绵竹目前完成了13.9万户农房重建，建成了1000余个集中居住点、50余个特色生态聚居点。完善了聚居点的水、

电、气、供排水、绿化等基础设施，让群众住得舒心。针对震后泥石流等衍生自然灾害频发的实际，建立了市、镇、村三级防灾应急避险体系，对村民进行经常性的防灾应急演练，让群众住得放心。推行生活垃圾“户集、村收、镇运、市处理”机制，在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的同时，农民生活习惯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基层在先，打造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协同体系
　　绵竹坚持“人财物往基层倾斜，重点工作在基层落地，公共服务向基层覆盖”，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实现“进一道门，上一个网，办所有能办的事”。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服务体系建设，绵竹市各村均建立了“三委一站一网”（党支部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综合服务站、便民服务网）的社会管理组织架构。以农村院落、村民小组为单位，民主推选产生村民代表和监委会成员，由村民代表民主决策村务，监委会全程监督，变“代民做主”为“由民做主”。综合服务站实行“1+n”模式，即政府代办服务、综治维稳、大调解作为规定动作，留守儿童关爱、心理健康辅导、伤残人员康复等作为自选动作，满足不同行政村的多样化需求。
　　2011年11月1日，绵竹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入驻单位70余家，入驻工作人员450余名，入驻审批和服务项目264项（全市总共267项）。实行行政审批职能全进、便民服务职能全进、公共资源交易职能全进、相关中介服务职能全进。其中，规划局、劳动保障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房产交易中心机关整体入驻，全力打造“一站式”服务流程。同步建设以21个乡镇便民服务中心、200个村便民服务站为载体的县、镇、村（社区）三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协同体系。目前，绵竹已将76项社会服务管理便民措施、35项政务服务前置到广大农村，相应部门以“岗随事设、费随事转、权随责走”的方式，聘请代办员、协管员在各行政村驻点办理。
　　凝心聚力，公共文化服务全覆盖
　　绵竹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文化绵竹的决定》等系列文件，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充分利用271个文化项目设施，充分发挥21个镇乡综合文化站、168家农家书屋、200余条全民健身路径的作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农村全域覆盖。
　　以灾后精神家园重建为重点，在农村建立了多个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感恩文化室。以“三基地一窗口”（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基地，展示中国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勃勃生机的窗口）建设活动为载体，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橱窗、黑板报和手机报等多种方式，大力宣传灾后重建、加快发展和社会建设中信念坚定、奋勇争先的感人事迹和典型人物及好经验、好做法、好作风，弘扬抗震救灾和新时期绵竹精神，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向上。

　　同时，绵竹还建立以城带乡的文化帮扶机制，打造“文化绵竹”系列活动品牌，积极开展了送文化下乡、送电影下乡等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进一步扩大年画节、梨花节、赏果节三大地方节庆文化品牌影响力，形成农村“天天有活动、月月有演出、季季有精彩、人人都参与”的文化繁荣局面。
　　河北肃宁：“四个覆盖”走出创新社会管理新路
　　河北省肃宁县是传统农业县，全县33万人口中有29万在农村。肃宁县委、县政府意识到到，当前影响农村发展稳定的重要因素就是社会管理滞后，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没有让农民重新组织起来。2010年5月，肃宁在全县探索推行农村社会管理“四个覆盖”工作模式——基层党组织全覆盖、基层民主组织全覆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全覆盖、农村综治维稳组织全覆盖，打造了一张覆盖整个农村和广大农民的社会管理服务网络。通过建立四类组织，用互助合作的理念统一思想，用共同的追求凝聚民心，用服务的方式联系群众，从而最大程度地把分散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让农民在当家做主中学会民主，在经济合作中实现共富，在社会参与中共享和谐，肃宁县走出了一条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的新路子。
　　探索建立村“两会”，百姓有了“顺气丸”
　　干群关系紧张是引发农村大量社会矛盾的根源之一。肃宁县决策层认为村民自治以来，村民的权利往往仅限于选举村“两委”班子时投投票，对于村里重大事务的参与权和决策权，还没有真正得到保障和落实，村民自治成了“半截子”民主。为此，肃宁县在村级组织原来“两委”的基础上，探索新增“村代会”和“村监会”。
　　“村代会”就是每5～10户推选1名村民代表，组成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讨论决定村里的重大事务，是村里最高权力机构；“村监会”就是将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村民理财小组等整合为村民监督委员会，负责村级事务监督。这样就形成了党支部领导—村代会决策—村委会执行—村监会监督的村级组织体系，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村民自治“四个民主”连成完整链条。
　　目前，肃宁县已在全县所有村庄建立了新“两会”。人是大家选的，事是大家定的，钱是大家管的，过程是大家看着的，新“两会”成了农民的“顺心丸”。一个明显变化是，在建立新“两会”前，全县村级信访案件居高不下，建立新“两会”后，全县农村信访量同比下降了50%以上，没有一起到县以上集体访。
　　村里建起“综治站”，百姓睡上安稳觉
　　村级稳定仅靠公安警察是难以做到的。邻里矛盾谁来调？村里治安谁来管？肃宁探索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3+1”维稳模式，就是在村级建立“综治站、综治小区、综治小组”三级组织和村治安巡防队。综治站内治安隐患信息员和矛盾纠纷调解员等，负责全村矛盾纠纷和治安隐患排查化解；相邻40户成立一个综治小区，村民推选小区长；综治小区之下每10户为一小组，选一个威信高的人，管理10户之间的大事小情；在各村设立5～10人巡防队，将专职巡防与村民轮流值防相结合。肃宁县每年财政安排15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村级维稳人员的补贴和奖励。
　　“3+1”维稳模式分解了村一级的担子，化小了社会管理的层次和幅度，使基层矛盾和问题能够及时反映出来，并得到有效解决。目前全县各村均建立了维稳组织，2011年以来，排查各类重点矛盾纠纷和治安隐患681件，95%以上在村里得到化解，偷盗、火灾等农村治安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了30%。不仅如此，还改变了过去人情淡薄的状况，形成“有困难大家帮，有矛盾大家解”的良好局面。
　　经合组织快发展，架起农民“致富桥”
　　“盼致富，少出路”是许多农民的苦恼。肃宁县通过加快发展各种协会、专业社等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把一家一户“单干”的农民逐步纳入进来，齐心协力闯市场，搭建共同致富桥。该县通过采取能人大户领办、村组农户联合、院校基地合作、龙头企业带动、流通市场链接等方式，因地制宜、不拘一格地培育各类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目前，全县共建立各种协会、专业社等234个，涉及196村，带动农户近4.8万户，农民年增收近1.5亿元。到2012年底，全县农民将基本

纳入各种经合组织之中。
　　群众组织建起来，党员有了“大舞台”
　　农村无职党员如何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挥作用，一直是基层党建工作的难点。2010年以来，肃宁县发展各种大大小小群众“自组织”7000多个，这为党员发挥作用搭建了一个“大舞台”。按照“群众走哪里，党组织就跟到哪里”的原则，肃宁县创新党组织设置方式，在条件成熟的村建立党总支，再按行业、产业和党员分布情况设立党支部。同时在农村经合组织、维稳组织、民主组织中建立党组织。选拔确定各类群众“自组织”负责人时，优先考虑优秀党员、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目前，全县新建党总支10个，党支部18个，党小组1641个，全县10760名农村党员中50%以上成为“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或骨干。
　　肃宁县还注重农村党组织后备力量的培养，把各类群众“自组织”中的骨干全部列为发展对象进行培养，打破名额限制，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把一批有本事、有威信、懂经营、会管理、群众认可的“能人”，紧紧团结在党组织周围。今年以来，全县新发展农村党员491名，进一步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四个覆盖”的推行，使肃宁县受到广泛关注。肃宁被中央综治委、中组部命名为“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被国家发改委及农业部确定为“全国蔬菜产业重点县”和“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国有数十个市县来此学习考察。2011年11月，“四个覆盖”被正式写入河北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明确作为全省农村社会建设的重点加以推进。2012年4月24日，河北省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工作现场会在肃宁县召开，总结推广了肃宁县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四个覆盖”的工作经验。会议提出，各市确定1个试点县（市）重点培育，全省5000个帮扶村先行试点，2012年年底要在全省30%的行政村推开肃宁县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四个覆盖”工作经验，至2013年年底，在全省所有行政村全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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