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近现代史观浅议

　人类社会文明史的进步，得益于不断的社会变迁。变迁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前车之鉴，后世之师。正确的审视和认识历史，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十分重要。以古鉴今，也是中国的历史优良传统。在党的十五大时，报告曾提出了对近现代百年思潮“三次历史性巨变”的认识。“程歗教授认为，可以将近代思潮的主题归结为：争取论文联盟http://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的现代化。”[1]这些认识较过去阶级革命史观单一的认识已十分全面，令人信服。而在学术领域，历史观历来就有争议，如马基雅维利突出权力精英，马克思强调生产方式，韦伯重视社会精神等等。因此，历史观的多元化必然带来对历史认识的多样化。近年来学术界也不断采取新的视角和方法来分析中国近现代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带来了不少新的争议。即使在李泽厚于《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表达了近代史的发展趋势就是“救亡压倒启蒙”的重大影响之后[2]， “救亡”和“启蒙”两大观点争锋依旧。为了对这类争论有更深刻的认知，以下就“东南互保”事件做一定的分析，以期对近现代史观进行一点尝试性的探讨。
　　一、“东南互保”与复杂社会历史背景
　　政治社会学主要研究政治与社会的基本关系，而历史学注重史实与史料但二者在探索人类社会客观存在和运行规律上又走在了一起。在线性史观中，我们可以看见政治与社会的简单联系，甚至因果关系。WWw.11665.COm然而，社会变迁的历史时空错综复杂，往往是源于社会的多种关系纵横交织，相互作用。探求真知，就要透过历史的雾霭，去解开一道道疑问的枷锁。在对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饱受欺凌，多种“救亡与启蒙”的社会思潮和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东南互保”事件常常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了解它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些历史的答案。如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分，清政府在慈禧疯狂“保权”的欲望支配下向列强十一国宣战，北方京畿之地战事危机，而整个东南之地却为什么独享太平？自甲午战败，清廷上下在军事上一向重视，不断边练新军，购置设备，而在重要的京畿战场，怎么会糊涂到重用几近赤膊的“义和团”众？等等。事实上，“东南互保”事件既给了清政府最后的一次喘息，又为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来了一次预演。“救亡和启蒙”在其中的交织，可见一斑。
　　1、“东南互保”事件概述
　　“东南互保”指中国清朝末义和团运动期间，清政府对列强诸国宣战，在八国联军之役中，中国东南方各省违背中央政府的命令，拒不与列强开战，东南各省督抚并于1900年6月26日和英美日帝国主义“东南互保”协议，并获得双方实施的事件。义和团运动兴起后，英国深恐波及属其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便策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合作，刘、张等清臣也有此意。后经买办官僚盛宣怀与中名流谋士从中牵线策划和社会各界的默许支持，由上海道员余联元出面，与各国驻沪领事磋商后，议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互保协议先后得到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等十余位督抚的应允和支持，也得到了其它帝国主义的承认，从而保护了河北、山东以外的东南地区避免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史称“东南互保运动”。
　　2、历史背景简介
　　1900年的晚清统治犹如风中残烛，油尽将熄，整个中国在其腐败统治下，内忧外患，日益深陷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泥沼。在当时，整个社会空间矛盾重重。除了传统上认知的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大众与封建统治之间的矛盾外，还存在着几对重要矛盾。
　　首先，清中央政府与诸国列强的矛盾。虽然此前双方有过共同镇压人民起义及洋务运动中的合作，但清廷面对帝国主义对其权力的侵蚀也当然的不快。戊戌变法期间的外交争执，加剧了清廷对列强的不满。而在清廷“废旧帝立新储”期间，慈禧听闻到东郊使馆“归还权力”的不实情报，积久的矛盾终于激化，慈禧和顽固派大臣利用义和团微弱之力竟向十一国宣战。
　　其次，清帝国政治系统的矛盾。这具体表现在顽固派与洋务派、立宪派等由来已久的，关于政治经济变革，权力分配的矛盾；满汉大臣权力争斗；中央权力集中与地方权力离心等方面。
　　再次，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新旧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殖民体系形成，半殖民地化的中国成为新老帝国主义觊觎的重点对象。在瓜分中国浪潮中他们所得利益不均，相互之间矛盾很深。
　　二、“东南互保”成因体现了社会与政治相互作用
　　基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空间背景，“东南互保”事件的成功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和各方面的有利条件，这一事件突出的体现了社会与政治的相互作用与影响。
　　第一，拒不开战、议定和约避免战争对东南的破坏，这反映了东南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东南互保”运动也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响应和支持，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江浙地区与东南沿海一直是富庶之地，又因为较早地被迫开放通商，资本经济较为发达。在政治和文化上深受西方的影响，有一定的市民意识和民族国家意识。在关于维护和平发展和民族生存等重大议题上，社会各界有相对较高的共识。张之洞、刘坤一等清流派大臣历经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深悟政治之道，不想让一生的成就毁于战火；盛宣怀等买办资本，急于保护自身利益，“戊戌变法”失败后，许多维新派人士远赴东南办学会，举实业在一定程度上聚拢成势；兴中会等革命派在南方也开始活动，并形成一定影响；一些仁人志士甚至帮会首领等都对此赞同和支持。
　　第二，“东南互保”运动是清政府系统内部满汉斗争、外强中干之势长期发展，形成二元权力体制的结果。晚清政府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迫于无奈利用地方汉族地主势力，地方派并在长期发展中实力不断增强。在清政府的依赖和纵容下，他们的影响日益增大。中央圣旨权威在下降，所以才有了李鸿章“此乃乱命，粤不奉诏”行为，这极大的鼓舞东南各路馆员拒战讲和的心理。东南实力派在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实力的基础上左右中央政府，自然符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