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话

  《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发表于1985年美国社会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本文的作者马克·格兰诺维特曾在哈佛接受社会学的研究生教育，师从社会网分析奠基人之一的哈里森·怀论文联盟http://特，一直致力于以社会网理论建构起来的新经济社会学与经济学进行对话。
　　 《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在与经济学对话，尤其是与新制度经济学大家、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奥利弗·e·威廉姆森对话。通过对话，作者提出了“嵌入性”这一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
　　 在该文中，格兰诺维特首先批判了社会学传统中的“过度社会化”和古典、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低度社会化”两个问题。格兰诺维特引用丹尼斯·罗恩的观点，指出在社会学中存在人被视为对他人意见过于敏感且完全屈从于经由社会化过程内化的共有的价值与规范体系，即过度社会化问题。而经济学中则存在低度社会化倾向，认为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影响。格兰诺维特对两种倾向分析的结论虽然表面看来截然不同、相互对立，但却有着惊人的共同点：均以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即将行动者孤立于实时的社会情境之外。过度社会化的孤立是由于机械化了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假定个人的社会属性或范畴一旦已知，其行为方式也就被决定了。WWW.11665.COm在文章中，格兰诺维特将过度社会化中的“社会”与自然神论者的上帝相类比，来形容这种情况下社会所拥有的强大的决定性力量。而经济学家不是完全不考虑社会关系，就是将其定型化、一般化。①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嵌入性（即嵌入性）的观点。他认为，行动者既不是像原子一样游离在社会网络之外，也不会奴隶般地依附于其所属的社会类别赋予其的角色。人们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企图实际是嵌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
　　 最后，格兰诺维特通过与威廉姆森、霍布斯以及古典经济学的对话，针对信任和欺诈、“市场抑或科层”两个问题论证了其提出的“嵌入性”这一理论。
　　 “嵌入性”这一概念的提出在社会学界、经济学界均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大讨论大结合，新经济社会学学派由此兴起。针对格兰诺维特《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笔者对“嵌入性”这一理论做了如下梳理与思考。
　　 一、嵌入性理论对于信任与欺诈的解释
　　 威廉姆森发现，经济学往往假设人们是以相当温和的手段追求自我利益，规避了霍布斯命题。而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往往“以骗术追求自我利益；善于伪装掩饰的人更易于找到交易利益”。经济学对这一问题有两个解释：
　　 1.低度社会化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主张。他们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形成，认为制度的形成即为解决经济问题。“每一个演化中的经济问题必有一个社会制度来解决它。”因此，会有一个相应的聪明的制度被设计出来以提高欺诈的成本，取代信任本身，解决欺诈问题。格兰诺维特对这一解决方式的批判是：制度的设计不是产生信任而是取代信任。因此就会导致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即有理性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钻制度的漏洞。笔者认为，当一个制度设计出来使欺诈的成本变得很高的时候，人们会推论认为理性的他人考虑到成本不会采取欺诈行为，因此而产生一种新的信任。只是信任的对象不再是他人而是制度。但是其信任的前提是制度要足够“聪明”。
　　 2.过度社会化的“普遍道德”。这一观点认为，社会会渐渐演化出来某些类型的隐性契约使人们尊重他人。这些契约即使不是一个社会能够存在的基础，至少也对社会有效率的运作贡献良多。格兰诺维特对这一理论的批判认为，道德的约束不是无时无刻的，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理智人在离家很远的餐厅吃饭时如果付了大额的小费，在双方过去不认识也不太会再发生一次交易并且交易内容不太会传扬出去的情况下，除非发生暴力或欺诈事件上述情况不可能发生。
　　 相对于上述两种解决方式，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嵌入性的理论强调具体的关系以及关系结构，即网络能产生信任防止欺诈。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如下的假定之上的：（1）每个人都喜欢与信誉良好的人打交道。（2）人们往往寻求比“不欺诈”更好的关于他人名誉的信息。格兰诺维特利用布朗提出的著名的“n名囚徒困境”博弈论来证明其观点。他举了其经典的戏院失火会发生推挤踩踏事件，而家中失火则不会，正是因为大家相互信任，认为他人的行为是可预测的，所以没有囚徒困境。因此，是社会关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能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信任。
　　 二、嵌入性理论对于“市场抑或科层”问题的解释
　　 威廉姆森《市场及科层》提出了“市场抑或科层”问题：在什么情况下经济功能会在公司界线内执行，又在什么情况下会越界交给市场。威廉姆森本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在任何情况下组织都以最有效率地处理经济交易为原则。因此，那些经常发生的、结果不确定的、有需要特殊投资的交易较可能会留在科层组织内；那些直截了当、不常重复又不需要特别投资的交易较可能在公司间进行。威廉姆森对其原因的解释有两个：（1）“有限理性”，即将复杂的交易内部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2）诉求于权威关系以驯服机会主义。
　　 格兰诺维特认为，威廉姆森的分析“混合了《利维坦》一书中相同的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观点。公司内科层权力的效能被过度强调了。就好像霍布斯过度社会化观点下的主权国家。”“市场”则类似于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