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从理论层次对对日军侵华暴行给与更高的认识，这对于规避罪恶的再次发生大有裨益。从社会学角度对日军侵华暴行这一历史事实进行重新的反思，可以远离肤浅的批判和谩骂。他们的行为并非都是不经过考虑的野兽的行径，他们的行为带有着本国文化的深刻的烙印，日军的屠杀很大程度带有价值合理性的影子，而性暴力则是赤裸裸的工具合理性行为，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需求和释放战争压力。正因为如此，日军的行为丧尽天良和毫无人道。
　　[论文关键词]社会行动；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屠杀；性暴力
　　距离日本投降已有50余年了，日本军队给我们民族造成的消极影响依旧挥之不去，但我们对日军行为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兽行的层次，没有从理论层次给与更高的认识。中日民族之间的仇恨并没有完全消弭，毕竟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留下了太多血腥的印迹。而作为受害国，作为普通国民，对于日本侵华暴行的认识，受官方舆论的单方面影响过大，没有很好地从独立的客观的角度去看待历史和分析历史。为了还原历史真相，为了增强国民的认识能力，笔者认为有必要从社会学角度对日军侵华暴行一历史事实进行重新的反思。
　　一、关于暴行的反思
　　对于有关文明、现代性与现代文明的社会学理论而言，存在两种情况可以贬低、误解或者轻视日本侵华暴行对于现行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一种方式是把日军侵华暴行看作是发生在普通战争上的事情，看作是人类战争历史中的一个事件。这使得大屠杀平淡而不具代表性，与社会学也没有什么关系。其中最普通的方式就是将大屠杀说成是人类战争史上惨绝人寰的副产品。wWW.11665.cOM另一种方式就是简单的将日本侵华屠杀看作是一场野蛮的、无人道的禽兽的行径，这比简单的战争的手段更加具有控诉性，面对一群嗜血魔鬼的杀戮，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根本无法忘记这种无可名状的耻辱。这种谩骂式的对待方式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一解心头之气，却无从从理论上进行深刻的分析。我们认为有必要从社会学角度对日军侵华暴行一历史事实进行重新的反思。
　　1．当前日军侵华暴行研究现状
　　我们常用一衣带水来形容中日两国之间的地域距离，假使用在形容中日两国的文化上，这个词也不过分。但要是谈到中日两国的民族情感上，恐怕万万用不得这个词，甚至要用苦大仇深来替换。李敖先生曾多次发文提到中日之间的关系，他这样说道，中日之问根本没有友谊可言。然这种主观性很强的判断不好作为学术研究的依据。笔者援引这一段只是为了表明很大一部分中国人对于中日关系的看法。
　　二战中日本人确实给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累累血痕，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耸人听闻的“三光政策”，惨绝人寰的细菌战，摧残心灵和肉体的慰安妇事件，非法使用中国劳工事件，我们现在能够了解到这些要归公于史学界的研究…。日军罪行确实是罄竹难书。故在情感上中国人民很难跳出简单的谴责谩骂的圈子来更透彻的认清日军暴行的原因。史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事实的还原，仅仅靠着大量的史学资料，我们还难于看清事物背后的东西。这就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我们需要透过社会平衡和稳定的表象，洞察人类社会冲突和变迁的本质。令人遗憾的是，当前我国在日本侵华战争的社会学研究方面鲜有成果出来。社会学所研究的就是社会如何良性运转的，如郑杭生所给出的社会学的定义，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战争作为“非常态”的社会现象(用涂尔干所称的“社会失范”)是急需运用社会学去研究的。
　　2．急需拓展的社会学研究方向
　　一方面我们国人捍卫历史的真实性的斗争不会停止，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更透彻的去接近历史，了解众多暴行之下的深层次原因。我们需要运用韦伯所讲的“移情”的能力去了解我们曾经的敌人。社会学所研究的人类的行为，是与他人和社会有关的社会性行为，韦伯称之为“社会行动”(socialaction)。韦伯在其名著《经济与社会》中对“社会行动”的含义作了非常详尽的阐述，社会行为可能是以其他人过去的、当前的或未来所期待的举止为取向。可见，社会行动本质上是以他人的举止为取向的个人的行动，即社会行动具有针对他人或社会的主观意义，只有主观意义的社会行动才是可理解和可解释的。《东史郎日记》，《中国战线从军记》等日本人的战争回忆给我们许多有益的证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日军士兵在战争中对自己所作行为的认识。他们把这场侵略战争当作是一场效忠天皇的圣战，并且矢志不渝，而给中华大地造成的满目疮痍成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必要的代价。这里主要从行为的角度来分析日军暴行何以泯灭人性，以及日本士兵在施暴时的主观倾向和缘何采用极其残忍的手段。这种暴行对于普通日本士兵的合理性和意义当然分析过程中必须考虑当时日本的文化环境和国民情绪韦伯认为我们都有一种即所谓的“移情”(empathy)能力，即将自己置于行动者的处境之中以体验其动机的能力。作为中国人，我们完全具有站在日本士兵角度和立场上思考他们行动动机的能力。而现行的研究却往往站在对立的方面，通过堆砌数量繁多的历史材料来论证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这样的好处是我们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增加了，却依旧无法更好的解释他们的恶行。

   　二、社会行动理论对两种暴行的解释
　　屠杀与性暴力是日军暴行的两大表现形式，下面我们将运用韦伯的解释性理解方式去解释这两大罪行。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中给我们介绍了日本特有的文化模式。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译者晏榕在译者序里写道“一方面日本的神道教让它自足、尊大、偏执、狂妄，另一方面日本又是个岛国……人格中那种敏感、脆弱、悲苦和孤绝的色彩”。了解到日本文化的这种特性后我们发现日军在华的暴行并不是文化上或者道德上某种约束机制失了灵，而是日本文化的本身就充满着产生暴行的种种可能。作为日本文化圈之外的人看来，这种悖反的心理完全会被当作是一种心理痼疾。军刀一方面血腥的将俘虏的头颅砍掉，另一方面的功用便是切腹自尽。施暴者感觉不到用刀杀人的罪恶感，砍头的过程并不直接的受感情的支配对敌人的凶残反而显示着一种武士道式的无畏精神而被人褒奖，人类的普世价值在这里不起一点作用。
　　孙宅巍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揭示了日军中盛行的普遍的性暴力，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对南京女性的性侵害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集体强奸暴行之一。日军强奸的对象大到八十岁的老妇，小到不足十岁的女孩甚至孕妇，各年龄层的妇女都可能受到侵害。同时，日军性暴力还常伴有骇人听闻的性虐待，许多女性被奸后被残杀。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暴行中的性暴力事件，同其屠杀平民的手段一样，极尽野蛮、疯狂之能事，表现为粗暴的轮奸、罪恶的乱伦和先奸后杀等残暴行为。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性暴力的构造》这样解释日军的大规模性暴力，“士兵们只要察觉上级指挥官对强奸不做处罚，就集团性地走向性暴力。”可见这些士兵并不认为自己是强奸犯和杀人犯，而是把自己当作是实现国家目标的爱国者。日军施暴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两个，一个是满足自己的性需要，二是排解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的压抑情绪，当然其中也包括日军当中极端的管理方式。日军拥有武器和作战部队整体的优势，并且战争的残酷性也使得毁灭证据变得轻而易举。日军的施暴其实是不受“军纪”控制的，也不存在任何惩治的措施，甚至存在一种将强奸作为一种“战果”吹嘘的氛围。
　　假如说屠杀行为当中带有明显的日本文化烙印的话，那么日军的性暴力则是赤裸裸的工具合理性的行为。在目的合理性行动中，行动者对自己的目的以及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有清楚的认识和了解，因此对这些手段可能引起的后果也有充分的考虑，故这种社会行动时具有最高的理性程度的。大量的事实证明13军的性暴力并不是仅限于个别的“一时糊涂”的士兵，而是整个连队的集体犯罪。在日军设置慰安所的前提下，为何性暴力依旧频发?首先慰安所并不是免费的，士兵需要付钱才能够发泄自己的兽欲；其次慰安所中的慰安妇多数染有各类性病，这也是的日本士兵心生忌惮。日军的性暴力，从判明场所和时机而实行的角度来讲，它是有把握的犯罪行为，从部队内存在所谓不处罚、不被处罚、默认的“了解”和“同意”而集团地实行的角度来讲，它又是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所以日军在实施犯罪之前是经过了“精打细算”的，是有预谋有策划的犯罪。并不是纯粹的兽行，完全符合工具合理性行为的衡量标准。这种行为的犯罪是可怕的，因为日军士兵在实施犯罪时是清醒的，并且尽可能的毁灭证据。
　　三、结论
　　借助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对日军的屠杀行为和性暴力进行的分析，我们发现，日本兵并不是纯粹的野兽，他们的行为也并非都是不经过考虑的野兽的行径。他们的行为带有着本国文化的深刻的烙印。假设跳出他们文化的圈子来分析他们的行动，就不能很好的了解他们行动的意义。对于暴行，需要的不仅仅是控诉和惩治，更重要的是寻找到规避罪恶的途径，正视罪恶才能不被罪恶所伤害。要找到规避罪恶的道路，首先必须要看清楚暴行的发生原因，了解日军侵华暴行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的意义，而并非简单的批判和辱骂。日军的屠杀很大程度带有价值合理性的影子，而性暴力则是赤裸裸的工具合理性行为，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需求和释放战争压力。日军的暴力行径其实存在着许多文化的因素，并非动物性本能的大释放。无疑，回顾这段历史往往是令人痛苦的，但回味这些痛苦是值得的，要知道认识能力的觉醒和提高是一个民族复兴和发展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