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陈寅恪逝世已经40周年了。从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等书中,可以感知陈寅恪的治学之道和学人风骨。其治学态度重真知轻浮名,博学强记,贯通文史;其治学方法融汇中西,坚持从史实中求史识,并在比较研究和诗史互证上独成自己的心法;其治学领域避易就难,不甘逐队随人,树立起东方学研究的中国旗帜;其治学根本在不曲学阿世,坚守学术的独立性。陈寅恪以自己的学术人生诠释了“独立精神、自由意志”的学者品质。
　　【关键词】陈寅恪 诗史互证 学者品质
　　
　　今年10月7日,是我国著名文史大师陈寅恪逝世40周年的纪念日。大师虽去,然精神长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研究陈寅恪逐渐成为显学。特别是199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更是掀起了“陈寅恪热”的高潮。该书以这位文化老人晚年的经历呈现给读者的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史和精神史,从他对文化、对学问、对教学、对政治、对人际交流等等的态度,展现出一个鲜活而立体的形象,引发人们对制度、对人性、对文化和对学者品质等等话题。今天陈寅恪热已在退潮,但陈寅恪的风骨、传奇,以及依托在他身上的特有的民族文化品质,将是不老的话题。我于近年才读到这部扛鼎之作,受益良多,因它也读了余英时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汪荣祖的《史家陈寅恪》、刘斌的《寂寞陈寅恪》等,下面仅从陈寅恪的治学之道与友朋分享我的读书心得,并以此纪念陈寅恪。
　　
　　1 治学态度重真知轻浮名,贯通文史,博闻强记
　　
　　因为家学渊源和个人秉赋,陈寅恪几乎无书不读,是公认的“读书种子”,同为“哈佛三杰”之一的以博学著称的吴宓曾说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早年游学日本、欧美多所著名大学,却没有任何硕士、博士头衔加身,所选择的学校、院系、课程,都避易就难,与当时的大多数留学生反道而行,可见他读书只求学问,这不由人同兴萧公权当年之叹:“有学问的人绝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WWw.11665.CoM不幸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1957年陈寅恪曾帮他的学生高守真选冷僻的太平公主做学年论文,他对高守真说:
　　历史上太平公主的史料不多,搞现成的东西没有意思,人云亦云最讨厌,正因为资料少,可以逼着你去看更多的书,努力作些新发现。……写文章不是为了一举成名,你就当是一场学习吧。
　　寥寥数语,其治学态度坦呈无遗。综观陈寅恪的一生,研究领域涉及文史哲三大领域,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元史、明清史、敦煌学、突厥学、藏学、宗教学、佛教典籍、佛经翻译文学、中古文学、语言、音韵、本草等广有涉猎和斩获;通晓十数种语言文字,其中包括一些死亡文字。其扎实的学术功底,也表现在惊人的记忆力上。晚年双目失明,据助手黄萱回忆,在查找资料时是“一口准”。曾为岭南大学图书馆编目部主任的吴连宽,因对古籍了如指掌、素有“一口准”的美誉,却折服于陈寅恪的记忆力。“很多要验证的典籍,陈寅恪几乎能指出在哪一本书哪一卷哪一页。周连宽说,陈寅恪是真正的‘一口准’。”广博强记为他一生的学术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再次证明:做学问须破万卷书,须有耐得住寂寞的淡泊心。
　　
　　2 治学方法上中西合璧,从史实中求史识
　　
　　早在三十年代陈寅恪就指出思想要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的地位。这一准则,成就了陈寅恪的治学心法。陈寅恪治学,具有“无一字不无出处”的严谨与审慎,明显衣承了乾嘉学派,同时也吸取了欧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故能自觉弥补乾嘉学派缺乏综合研究之不足。按陆键东所记,文革前陈寅恪真正受到冲击的是在1958年的“厚今薄古”运动。批判者嘲笑陈寅恪对琵琶女、杨贵妃、茶商等人的年龄、贞操、民族、籍贯等等的繁琐考据是“误人子弟”的伪科学,令陈寅恪极其愤怒并断然离开了所钟爱的讲台。今天看来,这无疑是无知的粗暴野蛮之举。总括起来,我认为陈寅恪的治史方法主要有二,一是比较研究法。二是诗史互证法。这些特点还可以从高守真的课堂笔记和谈话纪录中管窥:
　　(1)在治史中能开阔思路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作比较研究,尤其是对历史人物的判断。
　　(2)我之所以要搞唐诗证唐史,是因为唐代自武宗之后的历史记录存在很多错误。唐代历史具有很大的复杂性,接触面也很广,并且很多史料遗留在国外。但唐代的诗歌则保留了大量的历史实录,唐史的复杂性与接触面广这些特点,都在唐诗中有反映,成为最原始的实录。文章合为时而作,所以唐诗中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
　　对陈寅恪以诗证史法,从1958年的卞孝萱,到后来的钱钟书,都提出过批判。但从以上引文来看,陈寅恪注重以诗证史,完全具有合理性,诗史互证也成为他在学术界独树一帜的研究方法。
　　
　　3 治学领域不甘逐队随人,在中国东方学研究上既开风气又为师
　　
　　在学术领域上,陈寅恪曾自我评价“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彰显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志气。面对东方学中心在法国和日本的尴尬局面,他曾于1929年对北大历史系毕业生赠诗云:“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而终其一生,他为建立起中国独立的东方学殚精竭力。本来,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他就通修“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回国后不久却逐渐转攻“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并在中国边疆史、隋唐制度史等方面筑起了至今无人跨越的高峰。他首倡敦煌学,为中国学术界开拓了西北史地研究这一新领域;奠定了中国藏学、蒙元史学、突厥学研究的基础;在佛经翻译、大乘教等等方面也树立起了中国人的旗帜。在中国东方学研究领域里他凭借自己骄人的天赋和后天的勤勉,取得了公认的高山仰止的地位。由此可见,他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不独指学术立场,更包含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诉求,也必然产生实际效应。譬如,在他一生的教学生涯里,他以教学实践影响了所有与他的课堂有缘的学生和老师。因为他早在清华执教时期就坚持“四不讲”,所开设的课程,专讲自己的最新研究心得,所以,即便是已经开过的课程,也一样吸引众多学生和诸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成为事实上的“教授中的教授”。为什么陈寅恪的学生中会产生一大批一流学者或者大师级人物?是所谓大化无形吧!不独如此,其博学广闻也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连城价值。据陆键东载,印度在1959年武力犯边前曾组织一个包括史学家、外交家、甚至研究古神话和佛教的权威学者在内的写作班子,以信函形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领土要求。中央派人征询陈寅恪的意见,他明确表示印度方面的“领土要求”很不合理,并向中央政府提供了有关清朝官员的日记、奏议等史料的线索(见该书第393页)。临终前,他还对中山大学的有关人员讲,珍宝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
　　晚年因种种原因,他的史学研究发生了第三次转向,在十几年时间里,在盲眼和膑脚的情况下,他完成了《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心血之作。有学者认为,他是我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开山鼻祖。完全可以这样假设,凭借陈寅恪的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不屑与俗同的发微探幽的学术敏感度,他如果生活在今天,人文社科领域一定会出现春色满园秋意浓的别样景致。
　　
　　4 治学根本在不曲学阿世,坚守学术的独立性
　　
　　陈寅恪视学术文化如生命,认为不可将学术沦为谋取功利的手段。因此,1953年底他曾经的得意弟子汪篯主动请缨,南下游说他就任中科院历史所二所所长之职时,他口述了《对科学院的答复》,其中明确有云:

　　我……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并向中央提出北上的条件,一是允许中古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陈寅恪不愿宗奉马列,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始终认为思想自由是文章上乘的先决条件,学术不应受世局和外缘的影响。这在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造神运动的大背景下,他的这种不识时务尤显金贵。当今,学人历经几十年的社会嬗蜕,已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摒弃了学术独立的原则。而事实上,学者保持独立的品质,学术完全超离俗世,何其难哉!正如他在1950年刊行的《元白诗笺证稿》中所写的:
　　“纵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错杂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多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就会此环境而已。”
　　由此可知,陈寅恪之甘于寂寞,是自觉的、理性的选择。治学,不可曲学阿世,不应该以学问为谋取名利的工具,唯有这样,才能求得真知。学风纯正,人品自高洁,这是我读本书的又一感受。今天,在陈寅恪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四大导师共同创造过辉煌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所谓留学海外多年的系主任级教授都会闹出“常凯申”的翻译错误的年代,学者的风骨何附?学者的品性何来?
　　陈寅恪曾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谈到过“大师”的标志: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也”。
　　如果说大师的标准一是能开一代风气,二是能示来者以规则的话,无疑,陈寅恪是当之无愧的文史大师,他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参考文献
　　[1]《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85页,第141页.
　　[2]《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86页.
　　[3]《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11-112页,第49-50页.
　　[4]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