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门阀士族　婚姻习俗　门阀制度
　　论文摘要:门阀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门阀士族婚姻习俗的演变过程，记载着门阀制度的盛衰历史。“士庶不婚”习俗使得门阀士族子女衰败，人才退化，后继乏人。这是门阀士族没落、门阀制度渐衰的一个直接原因和重要原因。
　　在门阀制度占统治地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婚”与“宦”是门阀世族的两大支柱，也是衡量门第高卑的尺度。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说:“当时门第高卑，婚姻是一项重要标准。”因此，要探析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的盛衰，从婚姻习俗人手倒不失为一条重要途径。
　　一、“士庶不婚”习俗与门阀制度的盛衰
    等级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属性，这一属性表现在婚姻习俗上，就是所谓的“身份内婚制”或“等级内婚制”。这种婚姻习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曾一度形成“士庶不婚”的现象。据史书记载:“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别，”“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西晋时，门阀制度初步形成。此时，士族身份内婚制初现端倪，“士庶不婚”并非十分严格。在当时婚靖重德行、容止、玄谈等风气下，士庶通婚现象依然存在。如司徒王浑之子王济见一兵家子“有俊才”，想“以妹妻之”，就说明西晋时期的身份内婚制并非深沟高垒、等级森严，就连琅哪王氏这样的高门望族，其婚靖时看重的仍是德才。
　　东晋时期，门阀制度最为典型，士、庶地位，高下悬殊。”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与之为伍。”因此，门阀士族间等级内婚姻最为壁垒森严。WWw.11665.coM史称:随晋室南迁的士族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侨姓士族中，王、谢、袁三氏之间通婚最繁，其中尤以王、谢两家嫁娶最多。如:王导之孙王氓娶谢安之女为妻;谢据、谢万均娶了王览第四代女为妻;谢郎娶王胡之之女为妻;谢玄之子谢焕娶王羲之外甥女刘氏为妻。此时，“士庶不婚”亦成定制，倘若士庶通婚，必遭非议。如士族王源嫁女于庶族满氏，就曾引起轩然大波，为此，沈约还曾上表弹幼王源:“源虽人品庸陋，胃实参华……而托姻结好，惟利是求，站辱流辈，莫斯为甚。王、满联姻，实骇物听，一宜实以明纠，黝之流任。使已污之族，永愧于昔辰;方靖之党，革心于来日。臣等建议，请以见事免王源所居官，禁锢终身。”士族王源仅因与庶族满氏通婚，竟被指责为“站辱流辈，莫斯为甚”，视作骇人听闻之事，并招致“黝之流任”、“禁锢终身”之弹幼。由此可见，东晋门第观念在婚措中占绝对地位，“士庶不婚”无可动摇。这就使得士族婚靖不得不走亲上加亲、不计辈分的道路。如:谢尚娶袁耽妹为妻，谢安女又适袁耽子袁质;谢玄子谢重娶袁湛妹为妻，谢玄女又适袁湛。这种表亲婚势必带来血统上的混合，对子女成长影响不好。更有甚者，由于“士庶不婚”的局限，在门阀士族中，还出现了血缘异辈婚。如:袁象娶蔡兴宗女为妻，而袁象又是蔡兴宗外甥女之子。这既是血缘婚，又是异辈婚。就生育科学而论，这种近亲结婚，对后代繁衍极为不利。正如《颜氏家训》中所言: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明经求第，则顾人策答;三九公燕，则假乎赋诗;士大夫皆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舆车，人则扶持;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赢气弱，不耐寒暑。可以说，正是这种“士庶不婚”习俗，才使得门阀士族子女衰败，人才退化，后继乏人。当然，这也是门阀士族没落、门阀制度渐衰的一个直接原因和重要原因。事实也的确如此，综观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能世居显位不衰者，并不多见。就连曾显赫一时的“王谢二氏，最为望族;江左以来，公卿将相出其门者十七八”。可曾几何时，也只落了个“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再者，由于门阀士族的日益腐败，士族子弟厌恶劳心，鄙绝庶务，不谋仕进，退隐山林，也加速了门阀制度的衰亡。
    正是因为“士庶不婚”这一习俗的种种弊端，使它无法长期存在下去。到了南北朝时期，“士庶不婚”习俗终于被打破，不得不从封闭状态走向开放。门阀士族开始与中下层士族联姻，甚至出现了与寒门庶族通婚或与以武功显的权贵婚靖的现象。如南齐时，谢眺娶王敬则之女为妻，王敬则并非侨姓王氏，只因“好刀剑”、靠“臂力之用”而发迹于刘宋，显然不属于门阀士族之列。谢超宗“娶张敬儿女为子妇，上甚疑之”。谢张联姻，以致引起齐世祖萧颐“甚疑之”，原因不过是张敬儿不属于高门望族，只是一位以武功显的权贵而已。在《南史·侯景传》中，也有侯景“请娶于王谢”一事的记载，梁武帝还让侯景“可于朱张以下访之”。由此可知，这些豪门望族都已抛开了“士庶不婚”的习俗，走上了与非门阀士族联姻之路。这一婚俗的改变，充分表明:一方面，门阀士族在逐步衰败;另一面，庶族寒门在不断上升。而这两个方面，恰恰是门阀制度由盛变衰的具体体现。可以说，“士庶不婚”习俗的变化过程也正是门阀制度的盛衰过程。

　　二、“国婚”习俗与门阀制度的盛衰
　　所谓的“国婚”，即指与皇室间的婚靖。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室大多与门阀士族联姻。而“国婚”习俗的变化过程，同样可以显示出门阀制度盛衰的轨迹。
    曹魏、西晋时期，皇室与士族对待“国婚”的态度，双方都是积极主动的。皇室想借与士族联姻来巩固自己的政权，稳定自己的统治;而士族更想通过“国婚”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在皇权仍处统治地位时，士族势力要想分享政权，控制枢要，积极染指“国婚”，不失为一条有效的捷径。这既是门阀制度形成的需要，也是形成门阀制度的必由之路。
    东晋时期，皇室与士族对待“国婚”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皇室一方虽积极主动，可门阀士族却不慕“国婚”。如东晋皇室千方百计要与高门望族联姻，以巩固自己的皇权统治:但门阀士族却反映淡漠，一致出现了这种现象:当皇帝选拔后妃登纳掖庭时，门阀士族中的一些容颜娇丽女子，“多败衣瘁貌以避之”。据《晋书·庚亮传》记载，晋元帝听说颖川名族庚亮有一妹，名庚文君，欲将其妹聘为太子妃，却遭到庚亮的一再推辞婉拒。后因晋元帝态度坚决，一再坚持，其事乃成。此事足以表明，东晋时的门阀士族并不倾慕“国婚”。他们己经掌握了强大的政治权力，拥有了雄厚的物质财富，占据了祟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通过“国婚”手段来扩大势力，依靠联姻皇室来寻找靠山。门阀士族对于“国婚”的态度，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正说明了东晋时期，门阀特权的强大，门阀制度的鼎盛。
    刘宋政权建立后，刘裕为了迅速建立有效的统治，采用“国婚”手段，与愿意合作的门阀士族尤其是侨姓望族结成婚姻上和政治上的联盟。如:为子义真娶谢景仁女，为子义康、侄义晦娶谢晦女，为子义隆娶袁湛女。据《宋书》记载，刘宋一朝前后共有皇后六人，而侨姓望族王、谢、袁三氏就占了四人。其中琅哪王氏一家就出了两位皇后，尚主六人，王妃等四人，先后共有“国婚”十二起。刘宋时期，门阀士族“国婚”的大增，一方面反映了刘宋政权急于联姻门阀士族的迫切愿望，因为刘宋初期，与之通婚的均是一些跟随刘裕创业的功臣，如下邢赵氏、兰陵萧氏、汝南周氏、东海徐氏等，他们并不属于高门望族。出于政治需要，把联姻对象转移到侨姓望族，事在必然。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门阀士族对“国婚”态度的转变，即从东晋时的“不慕国婚”，到刘宋时的以国婚为荣。这是因为，刘宋初始，门阀士族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已远不如前，他们为了“家世的利益”需要，也只有利用“国婚”手段来寻求政治靠山，借以维护门阀特权。此时的门阀士族，大都以“国婚”为荣。如《南齐书·王僧虔传》记载，宋元徽年间，琅哪王僧虔和高平檀硅就曾以自家与帝室联姻事好有一番争比，以较双方“婚宦”的高低。事实上，除刘宋外，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的“国婚”地位在走下坡路，中下层士族甚至庶族寒门在“国婚”中逐步取代了侨姓望族。据《南史·谢眺传》记载:梁武帝在还没有夺取政权的时候，曾将其女嫁于谢眺的儿子谢漠。“及即位，武帝意薄漠，.又以门单，欲更适张弘策子”。家世显赫的侨姓望族谢氏此时已变成“门单”之家，甚至连自己的妻子都保不住，要被人夺去另嫁。其实，在梁武帝当政时，被夺妻另嫁者又何止谢氏一家，同样身为侨姓望族的琅哪王氏也未曾幸免。据《梁书·王峻传》载:王峻之子王踪曾娶梁始兴王女为妻，后被迫离异。至于离婚原因，梁始兴王曾对王峻说:“此乃上意，仆极不愿如此”。这里所说的“上”，即指梁武帝。由此可见，在梁武帝时期，门阀士族已是江河日下，大势已去。特别是到了南陈，与之国婚者，多为新兴显贵豪强。南北朝时期，将帅豪强迅速崛起，庶族寒门势力日炽，“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制度被彻底打破了。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的婚姻习俗，记载着门阀制度的盛衰历史。“士庶不婚”的鸿沟，阻止不了门阀制度的衰败;“国婚”习俗的高墙，阻挡不住门阀制度的灭亡。当门阀士族的婚姻习俗彻底改变之日，也就是门阀制度最终让位于皇权政治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