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后现代科学观；反科学；科学知识社会学；天人合一
　　论文摘要：后现代科学观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种形式，它提出了有别于现代科学观的新观念。从科学观的转向来分析后现代科学观，其中内在着反科学的非理性因素。结合我国现状，重温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走向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建立“科学技术人文学”，并用它来代替“科学知识社会学”，是科学观发展的合理走向。

    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实现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20世纪末，又开始了第二次重大转变，即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两次重大转变表明，科学主义已经趋于衰落，并且正在走向它的反面—非科学主义或反科学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揭示的主题是如何理解当今时代的科学，历史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而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关系。这段历史表明，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两次重大转变，实质上是科学哲学重大主题的转换。由于后现代科学理论自身的繁杂性和多元性，人们对后现代科学的评论不一，其中既有理性的分析和比较，也有感性的贬斥和褒扬。对这种以分离、解构、消解和非中心化为手段，具有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征主义实质的科学思潮，要认清其内涵及其在科学哲学发展中的地位，需要动态地、历史地去分析。
　　一、科学观的转向:由现代到后现代
    要分析科学观的转向，就不能不从科学哲学的两次转向说起。wWW.11665.com科学哲学的第一次转向是从逻辑实证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20世纪前半叶，物理学的蓬勃发展，确立了由观察向理论过渡的科学发展模式，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主流确立了科学哲学的学科地位，逻辑实证主义成为科学哲学的传统和主流。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科学哲学强调“科学”与“非科学”的绝对界限，拒斥形而上学，固守科学主义阵营，坚持还原论的方法论。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形成，预示了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历史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从还原论转向整体论。科学哲学的第二次转向是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代表人物是费耶阿本德、罗蒂、波普尔。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知识纲领把库恩的历史主义推向极端，走向无政府主义，宜称“怎么都行”。费耶阿本德的观点同罗蒂非常接近，而且似乎反科学的色彩更加浓厚。逻辑实证主义一般被称为认识论的基础主义，但自从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之后，持这类基础主义的哲学家几乎都销声匿迹了，后现代主义者哲学观点表现为从传统科学哲学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转向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从科学认识论转向鼓吹认识论之死，从拒斥形而上学到终结形而上学。
    后现代科学观是针对现代科学观来说的，现代科学观就是传统科学观，传统科学观是在近代科学的影响下人们形成的对科学总体的认识。从16世纪中后叶开始，以哥白尼、牛顿为代表的传统科学观相信，科学是惟一正确的知识，是永恒的真理。笛卡尔就曾说:“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将为你们构造出世界来”，相信科学可以改变一切。“自然科学的惟一目标就是更坚决地建立和发展人类优于自然的力量和统治，反对将自然知识看做是目的的本身的观点。在20世纪前半叶，以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为支撑，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人类文明史的黑暗时代。战后，在科技的促进下，资本主义强国很快在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然而，先进的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科学技术犹如一把“双刃剑”，在给我们带来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全球问题”，像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核威胁等，科学的圣洁形象已经遭到现实的普遍质疑。科学的社会文化基石及其内在的人类学意义彰显出来，而科学观也随之转向对终极人文关怀的强调与关注。
    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立以及唯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之间的紧张，自上世纪末以来，一直备受西方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1995年“索克尔诈文”风波之后，有关争论达到了高潮。科学是一种文化，人文也是一种文化。科学文化本质上是关于物的文化，人文文化本质上是关于人的文化。科学文化的主要任务是提高技术物的功能，更好地发挥物的作用，人文文化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人的素质和社会协调，更好地发挥人的作用，科学和人文是并行不悖的。科学和人文的截然划分，否认了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否认了科学与人文的关联。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发展和地位具有不平衡性和不对称性，两种文化的分离，导致了科学沙文主义等思潮。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出现是对当前科学的实际生存状态的一种真实描述，目的在于唤起被现代科学所丢失的东西。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霸权地位和负面效应持批判态度，它认为科学与艺术、宗教、哲学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异。后现代科学观在一定程度上主张科学与人文走向融合，强调对科学进行人文理解。
    现代科学观可以说是绝对主义科学观，后现代科学观是相对主义科学观。绝对主义在科学史上流行很长时间，远比相对主义盛行，科学沙文主义也是一种绝对主义。科学真理具有客观性，客观性是一种绝对性，真理是发展的过程，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这是真理问题上的辩证法。以客观性否认相对性，或以相对性否定客观性都是不正确的。作为对现代科学技术之复杂局势的哲学反思，对理性、人类中心主义、世俗化、科学等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核心思想的批判，后现代科学观围绕着科学与人文的核心命题蕴涵了深沉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后现代的时代特征。
　　二、由绝对到相对:后现代科学观的反思
    要深刻理解后现代科学观中的反科学因素，就不能不对反科学概念有所了解。反科学一词的英文表达为anti .- science，其含义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反科学行动;二是反科学思想。反科学行动是指用科学之外的标准来衡量科学的结论，以科学之外的理由(政治的、宗教的)，运用科学之外的力量来限制、干涉、压制及其破坏科学的行为。如西方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曾对一切异端都予以惩罚，其中包括与教义相违背的那部分科学。反科学思想是人类思想的重要部分，反科学的对立面并不是科学，而是唯科学。唯科学主义所代表的价值观、自然观遭到了许多优秀的人文学者的反对，如卢梭从人性发展的角度质疑科学，海德格尔对现代社会的技术本性的批判，马尔库塞指责现代科技体制批量制造出来的是没有精神的单面人，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批判都属于反科学思想。《科学与反科学》的作者霍尔顿认为，反科学现象的实质是反对现代主义的世界观。人的世界观是十分复杂的，它可以有内部矛盾，会随时间而变化。反科学、反现代主义的世界观作为个人的信念，并无多大危害，但它一旦与政治权力相结合，就会带来巨大灾难。“科学理论一旦变成了技术，并且又被政治家所掌握，科学家就无法改变它的命运了。德国的纳粹提倡“雅利安”科学，斯大林支持李森科之流等，都是典型的案例。
    后现代科学观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现代理论家对现代理性的批判，存在着不加区分的缺陷。理性分为批判理性和工具理性:即以批判现存社会为目标的批判理性和作为理性化系统之组成部分的工具理性。由于后现代理论家混淆这两者，从而使后现代理论有可能陷人非理性主义的泥潭。后现代理论家对逻辑实证主义工具理性的批判，不是对科学理性的批判，后现代思想家的错误在于把工具理性与科学理性混为一谈，进而把这种批判扩大到对科学、真理与理性批判上。后现代主义放弃基础主义，会招引相对主义的幽灵，放弃认识论和道德的确定性也必然会产生相对主义。不可否认，这种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的确抓住了现代量子力学的建立对摧毁传统科学观的重要意义。大卫·格里芬就认为，“后现代科学必须清除真理与德行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伦理与实际需要的分离”。像上面所引的(后现代科学一科学魅力的再现)的作者之一布赖恩·斯温对宇宙创始说的推祟，以及另一作者斯坦利·克里普纳对灵学的崇拜，深深地反映这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不能从科学自身的演变来看待科学，而是仅仅站在科学的外部看问题，甚至以现代神学和宗教的观点来看待现代科学的演变进步。虽然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这种后现代科学观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影响不能忽视。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元叙事”神话的破灭。“元叙事”在他看来，就是指那些能够为科学立法的哲学话语，是支撑西方文明的普遍真理与客观真理的合法性。传统的科学观认为科学存在着某些永恒的和客观的基础，这些基础能够保证我们的知识的合理性与普遍性。但在利奥塔看来，理性自身应该看作是依赖某种语境，不存在什么客观真理和普遍的科学理性，科学不再是知识。这实际上是否认了科学知识所赖以生存的客观实在，走向了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福柯在《权力与知识》中，进一步肯定知识和权力的关系。“科学的语言表达的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使用它的权力关系，科学在其形式与内容上不过是简单的文化构造，任何个体科学家的愿望，已经深深地被嵌人有关统治者控制与权威之中。”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主义)中存在着反科学主义思潮，认为“现代科学自始至终没有反思他们自身存在的前见的可靠性，进而没有考察构成这种前见的诸要素的可能性，尤其是在科学近几个世纪的巨大成功面前，这种科学原本具有的反思与批评精神被遮蔽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末的英国爱丁堡大学，在西方科学哲学界，它逐渐地取代了此前的方法论的垄断地位，完全脱离了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传统。它并不是从社会体制这个角度来研究科学，而是强调要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考察，直接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与社会因素的关系。科学知识社会学不能看到哲学与科学存在着的本质区别，错误地用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来取代认识论，把科学的认识论内容与运用的价值混为一谈，导致一系列极端结论。他们认为，真理之争不再被理解为发现与接受真理的认识论间题，而是联系着特殊权力和利益的政治斗争，联系着知识分子在政治和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科学家堕落了，堕落成为争权夺利的政客。社会建构主义者爱走极端。菲利普·基彻指出:“如果我们走向极端的建构主义，否认理性、证据和真理的概念，那么将存在一个对科学的可怕的反讽……如果我们希望从各种阴险的知识胭品中寻找出有价值的科学，我们就需要理性、真理和进步的范畴。某些宗教卫士借助后现代主义所关注的基因伦理和生命伦理，以科学的面目推销的宗教伦理，大有高于科学之势。现代环境的严重破坏是不争的实事，但以此为借口煽动大众的反科学情绪，争夺话语霸权，进而极力渲染也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正是人们功利主义等非理性心理膨胀导致的环境污染，而把这种后果统统转嫁到科学和理性头上是偏颇的和狭隘的。科学技术的异化及其对人、自然与社会的负面影响的背后都有其社会制度上的原因和人自身的原因。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么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科学技术的为善抑或作恶，取决于人所在的社会，而不是科学技术的本性。解决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也不是依界抑制科学技术发展，而是有赖于科学技术更好地发展。
　　三、走向融合:现代中国发展的诉求
    我们祖先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以直觉和朴家的方式，表现了人与自然的沟通，智慧动物与养育环境的融合，以及“两个世界”之间的共存共荣。“天人合一”的总体思想是强调天与人的关系紧密相联、不可分割，也是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相通、相类和统一。天人合一的核心是追索天与人的相通之处，以求天人之间的协调与和谐。“人学”是以“人事”为对象的学问，是知识和精神感受的记载，是“人文学科”的总和。在中国古代，人学与科学，曾以朦胧整体的方式合而为一，这就是“天人合一”。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导致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严重对峙。“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尽管是近代以来的一个普通现象，但在中国，这种分裂极为畸形，表现出来的是科学与人文的极度不对称:科学压倒一切，人文势单力薄。这种情况的出现和我国的科技评价体系与科技政策及其教育体制有关系，我国的科技评价体系和科技政策有些急功近利、重量轻质。我国的教育体制有些重理轻文、重基础轻应用。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科学与人文之间存在着分裂，就该弥合它，但怎样弥合，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西方人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也被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弄得焦头烂额。“蓦然回首”，却发现古代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使他们“茅塞顿开”，深感要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要重温东方先哲的至理名言，要学会与自然界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我们更要重新认识先祖的“天人合一”思想，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一思想，也正是我们今天消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对立互斥的‘良方’，是探求科学与人学汇流的‘本体论’解释。从中国古代朴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到现代中国科学人文的分离，再到科学人文新的融合，达到新的“天人合一”，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科学与人文是母与子的关系。今天的主要问题不在于使苍老的母亲与自己的儿子比肩而立，而是傲慢的儿子如何使自己恭敬、谦卑地回到自己的根源之处，只有这样，平衡才能维持下来，生命的链条才不会中断。人文向科学融人，就要恢复科学内在的审美特征，唤起科学家内在的创造激情。在科学的视野中日益重视科学活动及其成就对于人的利弊功害、对人类命运的影响，从而将科学的兴衰与人类的发展紧密地结合。科学向人文的渗透，使人文不断吸取着人类理性成就的养分，使传统的人文精神可以寻找到新的生长点，可以部分地借助于科学的力量而获得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一种新的学科“科学技术人文学”被倡导，这一学科的宗旨是要寻找科学技术与人文的最佳结合方式。科学技术人文学是科学的知识、方法、精神与人文的知识、方法、精神的汇合，是人和外在世界的有序结合，是两种尺度的高度统一。科学技术人文学体现着西方的科学传统与东方的人文传统的高层次整合，或者说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走向互补的交融。现代西方很重视中国的人文观念及和谐思想。中国也尽力借鉴西方的科技文明来加速自己的现代化，但不要忘掉自己民族悠久的人文传统。我国现阶段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科技和人文融合的客观要求。或者说，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融合形成了现阶段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中心，认为人的发展才是发展的目的。对于科学发展观要从四个方面来认识，即人本、全面、协调、持续。
    科学知识社会学存在着相对主义的错误，它不能解决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向题。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泛滥，不仅威胁到科学事业的正常发展，而且还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迷信与邪教势力的泛滥。在中国，反科学主义既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现实间题，也不能解决任何思想文化问题，而只能把人们引向新的蒙昧主义。在当代中国，由于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脱序效应，非理性主义的倾向颇有市场，应特别带惕失范的危险。宜称科学与人文精神对立甚至否定科学，似乎也成为时抢。在发达国家，科学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反科学思潮只是正餐的佐料。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反科学思潮却很容易与极端落后的封建迷信合拍。目前中国尚处在一个科学方法还十分不普及，应用范围和程度还鱼待扩大的阶段，但国际上种种反科学主义思潮却大举传入。在当代中国，当真要追随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倾向，那是立即会碰壁的。虽然很少有人声称后现代主义是当代中国的主流，但实际上不自觉沿袭后现代主义思维框架的人在激进的知识分子中并非少数。当代中国不需要反科学主义，逻辑斯蒂曲线表明，r&i，强度在1一2.5%时，科技发展将由低速增长转变为高速增长。中国还是一个科技相对落后的国家，2000年r&i，强度( r&d/gds’)才达到1%。这表明，在2000年后，我国科技发展将进入商速增长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反对“科学主义”，势必影响中国科技发展，因为反对“科学主义”往往等于反对科学技术。现阶段，我们应坚决维护中央提出的“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的方针，使科学与人文真正走向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