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1942年r．k．默顿发表了关于科学的规范的论文，该文引起了a-417极大的重视，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议。默顿规范是哲学问题，还是社会学问题?需要对这一规范提出的社会背景进行考察。默顿规范提出的时代正是二战时期，在知识界人们知识观的混乱需要对生产知识的科学进行重新审视，而同时科学本身的体制化已经发展到了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地步。在这样的背景下，默顿提出的科学的规范结构解决了那个时代科学与民主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默顿规范；二战；知识社会学；科学体制化
　　1默顿规范的提出
　　1942年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r．k．默顿在《法律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杂志》的创刊号上以《论科学与民主》为题发表了其关于科学的社会运行规范的论文。这篇论文论述了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在社会中运行时所遵循的四条规范：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但是默顿在当时并没有明确科学的规范结构的提法，而是以科学的精神气质代之。后来，该文又以《科学与民主的社会结构》为题，收录于默顿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1973年，由n．w、斯托勒负责主编的默顿关于科学社会学的专著《科学社会学》中，该文正式以《科学的规范结构》为名收录其中。
　　默顿创立科学社会学以后，本文以及《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两篇文章被作为默顿学派的指导性著作。其后来的弟子们大多也是沿着这两篇文章确立的研究课题进行研究的。默顿指导的研究生们围绕这些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对处在社会中的科学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wWw.11665.COm在我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并且默顿规范也被很多人应用于科研规范的制定之中，成为国内科研规范的基础性理论。但是，默顿规范提出以后，也受到了很多人的置疑，其中主要的问题在于这种规范的可行性，也即其在社会中是否存在以及如果存在是否科学的运行真的在遵循这些规范?更有人针对这些观点提出了顿规范是一个应然问题，而非实然问题，把它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研究。那么，默顿规范到底是哲学问题，还是社会学问题呢?默顿规范提出的背景与目的又何在呢?
　　我们认为，对任何一种理论和事物的考察最好把它放到其自身所处的环境中。对于事物的考察要把它放到周围的环境中进行研究，考察其相互之间的作用与关系；对于理论的考察应该把它放回到这一理论提出的社会背景中，分析理论提出的目的与意义，而不能断章取义。对默顿规范的考察也要这样，分析其提出的社会背景，以期更加明确这一规范提出的目的与意义。
　　事实上，如果我们考察一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环境，我们就可以很明白地理解默顿为什么以《论科学与民主》为题发表此文，而没有直接提出科学运行的规范问题。当时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是作为真理提供者的科学已经不再是民主社会中最民主的内容，相反，科学在战争中由于种种原因已经成为专制的工具，进而科学本身的民主也受到了威胁。在这一时期，很多的科学家受到迫害而背井离乡，战争的创伤使默顿思考科学与民主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中，这个时代的学者们的知识观也发生了极大的混乱，科学的客观性与真理性受到人们的置疑，传统的知识观已经开始失去其立足的合法性，而要对此进行研究，人们就不得不从知识产生的过程——科学中进行探索。还有一个促使人们开始对科学本身进行研究的原因就是科学在这个时代的体制化已经基本形成，大科学时代正在来临。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促使默顿提出了科学的规范结构，这一理论的提出，主要的目的——在当时——是为了为科学争取民主的权利，而不仅仅是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为科学家的研究订立行为规范。因此，默顿规范的提出以及进一步的研究应该是一个社会民主的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提出的目的也是为了在社会中为科学的正常运行争取良好的环境，促进作为整个人类事业的科学的发展。

　　2战争对科学研究的束缚
　　1939年，法西斯德国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次战争与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在战争中，列强们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各式各样的武器被首次应用于战场，其中包括坦克、飞机、毒气等等。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被各国重视，他们为科学家提供良好的科研条件，保证战争的急需。尤其是化学工业的产物——毒气作为最新式的武器被应用于战场上取得了有效的杀伤效果，而新型的机械化武器——坦克也被应用在战场上。各国都争相为科学家提供优越的条件保证科研的进行，极少有对科学家的迫害与驱逐。但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基于法西斯的民粹主义思想，尤其是德国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宣扬世界上只有亚利安人的科学才是最优秀的科学，对于从事科学的人首先需要进行社会身份的确认，只有那些符合要求的人们才能够进行科学研究，而那些非亚利安民族血统的人则应该被排斥在外，他们所做的科学研究也是邪恶的科学。历史上，牛顿、伽利略等人，都是亚利安人，而且大多是北欧血统，所以他们创立的科学是合法的，是好的。而近代物理学则由于是犹太人为主作出的主要贡献，所以这门科学是应该受到排斥的，从事物理学研究的人不应该具有犹太血统。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应该被剥夺科学研究的权力。
　　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法西斯国家对科学家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许多世界级的科学家被迫背井离乡流落他国。甚至于连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也难逃这样的厄运。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以后对科学家大肆迫害，爱因斯坦由于当时身处美国讲学才免遭毒手。但是后来他也被德国法西斯剥夺了国籍，被迫加入美国国籍，成为流落他乡的科学家。在后来的工作中爱因斯坦上书罗斯福总统，推动了美国原子弹的研究。二战期间不仅在法西斯国家，而且在其他盟国也出现了学者被强迫从事非研究工作的事情，许多学者被征人军队参加战争，并在军队中从事与研究无关的事务。
　　科学研究本身要求社会对科学提供民主和谐的环境，而不能因为战争和政权的专制影响研究的进行。在挑选科学研究人员的时候也不应该有其他的门槛限制。但是法西斯的理论和战争的需要使得许多科学家不能从事自己的研究，他们不得不离开自己心爱的科学研究而通过其他的手段谋生或者服务于战争的需要。在进入科学的大门口，社会身份的因素成为最重要的内容，而不是一个人的兴趣、爱好、潜力等等，更不会考虑科学作为一种职业的要求这种最重要的因素。能够进行科学研究的只有那些具有亚利安血统的人。同时，很多国家在进行战时科学研究的时候也无暇顾及科学本身的规律，时效性成为战争中最紧要的问题。为了达到能够在战场上早日使用武器战胜敌人的目的，战时的科研不计代价，成为一个无底洞。根据默顿的观点，科学中应该具有一种普遍主义。这种普遍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科学应该向一切有才华的人敞开，使任何想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人都能够有机会从事这项服务于全人类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惟一的选择标准就是职业的选择与评价，而不能把候选人的其他因素考虑在内。所谓亚利安人的科学其实就严重违背了科学的这个要求。它把进入科学的人以血统为标准进行分类，而不是按照科学本身的标准进行，这样，科学中的民主被扼杀了。
　　普遍主义的另一个方面是针对科学成果的评价提出的，即对科学成果的评价不能与成果的作出者的身份联系起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科学成果的客观性，同时对于成果的作出者也体现出公平与公正。但是根据法西斯的民粹主义思想，只有具有一定血统的人从事的科学才是好的科学，其他民族的科学都是不合理的。这样在哲学上他们走向了相对主义，在实践中，他们排斥了对整个人类有益的科技成果的认同。这无论是对于成果的作出者还是科学成果本身都是不利的，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也是不利的。不仅科学成果作出者的民主没有了，而且把科学知识的民主也抛弃了。正因如此默顿提出的普遍主义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为人们敲响了科学中可能会出现专制的警钟。

　　3知识社会学界的混乱思想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是思想活跃的年代，在这个时代知识社会学界的思想也是处于相对比较混乱的时候。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创伤。首先是在金融领域后来又扩展到商业、工业等社会的其他行业。由于这次危机爆发突然，在此之前人们一直认为社会已经到了摆脱贫困的时候了，所以危机爆发的时候人们还来不及去思考就已经陷入了其中。在思想界这种突然从繁荣进入大萧条的来临使得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于是很多人对社会发展的状况产生了担忧。社会学的研究开始更关注于思想，社会如何是可能的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k．曼海姆认为，社会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社会在个体的头脑中形成了某种关于这个社会的图像，通过这个图像人们认识世界并且进而改变世界。知识社会学在这个时代的主要任务就是理解这种反映的过程是否存在和是如何实现的。但是知识社会学毕竟主要关注的是把知识作为一种社会的精神现象来进行研究，是从思维的角度来探讨和分析社会之可能的。这种探索不是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它在社会之如何可能的问题上必然没有更进一步前进的空间。而科学社会学，则是建立在一定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的，恰恰弥补了这个空间。

　　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科学与知识的二分虽然有人论及，但是还没有明确地提出。只有到了默顿那里，才把作为知识提供者的科学从知识那里区别了开来，但是科学如何提供这种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是默顿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因为，首先，科学也是知识和社会文化的一种，它不过是比其他的知识更加需要实证性的研究，而不同于知识社会学和其他知识的思辨性为主的研究。另外，既然科学是知识和文化的一种，那么对知识和文化的研究就必然要先研究它们的提供者——科学。由此科学的运行将成为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呢?这里不得不提到社会民主的进程问题。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人权宣言》第一次把天赋人权写进了宪法，成为世人所向往的民主目标。但是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失败，这种被人们追求了无数次的民主并没有实现，相反社会进入了更加混乱的状况。知识分子所提倡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没有成为现实。他们提供给人们的知识开始受到怀疑，但其地位还不至于动摇。而同时，在大洋彼岸的美洲大陆，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却确立了一种独特的民主制度。因为它是由一批受到教会迫害的人在一个没有所谓“现代人”的地方建立的国家，受其他因素影响相对较少，而且美国建国之初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以立足于这个大陆，所以他们对知识的渴求与希望完全不同于其他的国家。美国人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外部条件。但是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经济危机和二战的爆发，人们开始怀疑这种民主和自由是否能够保证科学——作为客观知识提供者——正常的运行。许多的科学家被征人伍，他们在科学中从事的不是科学的研究，而是作为士兵参加战斗。虽然有一些科学家进行着科学研究，但是都是受雇于军方或者为了战争的目的。外部的经济危机和科学家受到的待遇使人们怀疑科学的民主何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默顿提出科学中的民主问题，普遍主义和公有主义都是针对这个问题而来的。因为科学本身要求研究的课题和科学成果的评价都要由科学共同体来决定，但是由于战争和应付经济危机的需要，很多科学家失去了课题选择的自由，他们必须服从于国家和军方的要求，不然就意味着他们必须离开自己的岗位。在对科学成果的评价上，科学家也失去了他们的权力。因为这些科研都有特定的对象和受到国家或军队的资助，检验成果的标准是军事上的应用或者军政首脑的意志，而不是科学共同体内同行的意见。正如默顿所说的“民主化意味着逐步消除对得到社会重视的能力发挥和发展的限制”，科学内部的民主机制不允许外加一个其他的权威在上面，如果这样就破坏了科学正常运行的前提。科学成果的应用也被限于只能在资助者限定的范围以内，保密成为一种美德，很多科学家为了国家的需要而默默无闻，甚至于隐姓埋名也在所不惜。这种与资本主义的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相符合的现象受到了默顿的强烈排斥。他认为，科学家就应该成为社会经济事业的促进者，而不能把科学成果占为己有，因为“科学伦理的基本原则是把科学中的产权削减到了最小程度”。
　　一方面是社会要求民主和自由，作为知识提供者的科学受到了怀疑，但是这种民主却无法在科学中实现；另一方面是科学本身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国家或军方的支持，科学家日益失去自己的自由，不仅在人身上而且在科学成果的评价和应用上。由于自由、民主受到了怀疑，科学——最客观的知识，也受到了人们的怀疑，如何保证科学还能正常地运行的问题也就成为一个如何保卫科学民主的问题。幸运的是，这个时代科学研究已经开始走向成熟的体制化，这种体制化为大科学时代的科学运行提供了良好可靠的研究对象。

　　4科学体制化的形成
　　在近代科学刚刚诞生的时候，科学研究是不存在体制化的。很多所谓科学家其实只是自然哲学家，他们从事科学是由于自己的爱好和对这种促进人类发展事业的信念。胡克、笛卡儿、莱布尼茨、拉瓦锡等人都是贵族，他们在自己建立的实验室内从事研究，作出的科学成果通过书信的方式向别人传达。其中除了思想上的交流以外很少有和别人合作进行研究的事例。大学虽然出现的较早，但在内部却没有像现在一样分工那么明确，教师之间由于专业的区别而无法形成科学共同体。直到科学学会建立以后，科学才开始走向体制化的研究。
　　科学学会开始的时候主要由对科学有一定兴趣的王公贵族和业余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组成。随着社会和科学的发展，科学逐渐从王公贵族的束缚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研究机构。后来在大学里也出现了专门的研究实验室。随着工业的发展，企业与大学以及专门的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越来越紧密，从而使科学家成为一种社会职业，科学家群体也开始体制化。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的科学学会的建立为科学的体制化提供了范例，而后来的德国大学的改革使得大学中出现了专门以科学研究为业的科学家，这些组织方式到了美国通过结合当地的社会条件，而成为独特的美国科研体制。
　　现代科学的体制化过程到了l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已经达到了非常发达的状态。很多国家都设立有科学学会，大学也相继建立各种科研机构。科学家之间通过期刊、杂志、通信以及学术会议的方式进行交流。也正是在这个时代，科学的运行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无论是学会还是大学亦或是企业的研究机构都需要对其进行管理和运营，这个过程中势必会出现很多问题，如何既维持科学研究的正常运行而又不危及科学的民主成为非常重要的前提。这时的科学家不再是以个人的研究为主，而是通过与别人的合作进行工作，对科学家的管理也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来进行约束，当然这些制度不会涉及科学成果本身，而仅仅是对科学研究过程中的限制。科学作为一种职业已经被社会所接受，科学家也成为社会组织中的一员，这样的情境下必须对科学的社会运行进行研究，这种研究的前提就是科学本身已经形成组织，科学研究和科学管理已经体制化。
　　体制化的科学研究为默顿思考科学的民主问题提供了前提，如果没有科学体制，科学家还是在个人的范围内进行研究，科学与民主也就无从谈起。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目睹了科学在社会中受到的巨大压力；众多的科学家被迫受制于科学本身规范以外的社会因素的影响，或者离开科学研究，或者没有选择自己研究课题的权力；科学成果的评价不是通过科学共同体进行而是由科学以外的权威来判定生死。在这样的背景下，默顿提出科学中的民主问题，也就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