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对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的分析表明：传统知识社会学、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渊源；库恩思想中的相对主义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来源；二战后科学霸主地位的确立、“大科学”观念的形成、“反文化运动”的兴起等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社会背景。
　　论文关键词：知识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简称ssk)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主张迅速产生了国际性影响。属于ssk流派的有爱丁堡学派、巴斯学派、巴黎学派等。一般来说，爱丁堡学派是ssk流派中发展最为成熟、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派。科学知识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还是由社会决定的?按传统的看法，自然界对于自然科学知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实证主义者认为来自自然界的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决定自然科学知识；反映论者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反映。而社会建构论者则否定或贬低自然界的作用，夸大社会因素的作用，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科学界内外的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科学知识是由人们社会性地构造出来的，在这一构造过程中，自然界并不起什么作用。社会建构主义确实把对知识社会性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本文就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思想渊源、理论来源和社会背景进行探析。
　　一、ssk产生的思想渊源
　　知识社会学是随着社会学的出现而产生的。“知识社会学”这一概念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首先提出来的，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wWW.11665.Com知识社会学的先驱是先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几位大师，首先应该追溯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著名知识社会学赫克曼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也给出这样的评价：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
　　从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对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的所有人都对把自然科学列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的可能性持有异义，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的长期脱节。启蒙运动将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纯粹知识，即科学技术知识(科学知识)，它根本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故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另一类是非纯粹知识(如宗教、意识形态等)，它明显地受社会历史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突出的相对性和局限性。这被称为“知识二分法”。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及科学知识便以其效用性、严密性、权威性而在人类社会中占据了越来越突出的、甚至是无与伦比的地位。尤其是在科学主义者看来，科学几乎是全能的和有益无害的。正是由于这种科学观，传统的社会学家也赋予了科学的特殊的地位，传统知识社会学不去关注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仅仅限于非纯粹知识的研究，如知识社会学研究早期代表、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他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的社会决定”的思想，也从社会角度把思想解释为一种反映在宗教、合作机构等集体表现之中的集体现象。他认为知识是同社会秩序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这种需要才从社会聚合的基本原则中产生出构成集体表征结构的精神范畴。但是关于科学知识能否进行社会学研究时，迪尔凯姆认为，有关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是可能的，但这一研究比对其他的学术活动领域的研究有较为有限的形式。原则上，我们可以说明社会发展如何带动了科学的出现，我们可以研究科学共同体是否具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特征，能够使科学方法制度化，而完全排除偏见、成见和学术歪曲；我们也可以分析科学专家的少数派观点如何被高度分化的社会中的其他方面的人所接受。但是，我们难以对科学知识提供社会学的解释，因此就其内容而言它是真实科学的，是独立于社会环境的。
　　对知识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长期努力的德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超越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在社会存在与意识的互动关系基础上，认为科学的世界观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绝对客体”。舍勒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之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出了强烈不满，这为日后科学知识社会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对于知识社会学的创立及传播贡献最大的是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1897—1947)。可以说，今天我们谈论的知识社会学，就其成熟形态而言就是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也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他把舍勒对绝对知识的研究及其反实证主义立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融于一体。在曼海姆看来，历史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动态性质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曼海姆早期著作(如《知识社会学问题》(1925)、《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等)的突出论题是对知识的集体性质、对知识的不同“思想风格”和对知识与不同社会集团的关系的研究。对自然科学与社会历史思想区分的观点方面，曼海姆没有完全否认科学是社会的研究问题，而且他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用几页的篇幅解释了科学的兴起，扩展了马克思的分析。但是，曼海姆在解决对科学知识的地位所产生的疑问时，并未真正地改变其正统的认识论，因而也就没有为已成熟的科学社会学敞开大门。这正如当代科学社会学家马尔凯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一方面曼海姆没能再向前迈进一步的一个原因，很可能是他关于科学发展的观点完全依赖于科学史家的著作。所以，他不得不等待合适的思想史研究成果的出现，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直到他去世后很长的时间才出现的。此外还有一个事实，是曼海姆整个思想体系即表现在对科学知识与社会历史知识的认识论区分上。要想对他的有关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做修正，必然导致其社会学体系的全面修正。”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问题，首先是两类知识的划界是否合理，划界的标准是否成立，科学知识该不该享有特权?其次是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的歧视现象该不该消除?科学知识该不该属于社会学研究?所有这些问题均有待人们进一步思考。
　　到曼海姆为止，知识社会学经历了它的经典时期，形成了可供估价的形式，在对经典知识社会学进行概念化处理方面，默顿的工作是较早也较成功的范例。虽然默顿对知识社会学的范式提出了至今仍然是最清晰、最有用的分析，但他本人的理论都并不属于这个范式构架。它与另一些不触及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而只对科学的社会职能、社会运行等问题感兴趣的研究倾向一起，形成了“科学社会学”这样一个远较知识社会学范围狭窄的研究领域。1938年默顿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在这篇文章中，他重点说明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是怎样受到以新教育为标志的特殊价值关系的培育而出现的，以及说明科学对于当时社会利益的应答。默顿利用经验的分析方法证明他的理论假说，体现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根本方法，明确了一个把科学与社会结合起来的新方向，成为科学社会学的纲领性文件。随后，英国科学家贝尔纳(1901-1971)发表了《科学的社会功能》，该书既分析了科学的历史概况又研究了科学的社会功能，为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然而，科学社会学并不研究所有知识，而只研究科学知识；并不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而是研究科学家的科学活动。这被称为关注科学家的社会学，而不是关注科学知识的社会学。
　　爱丁堡学派就是通过对默顿科学社会学的批判与反思，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的问题深刻研究，建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它把知识社会学视为自己的思想先驱，并决心抛弃传统“知识二分法”的框架，把社会学方法贯彻到底，不仅要分析人文社会学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而且还要进一步分析数学和自然科学与社会因素的关系。所以，我们说20世纪70年代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是知识社会学的传统向度在研究科学的领域得到了复活。
　　二、ssk产生的理论来源
　　科学知识社会学特别是爱丁堡学派从来不隐瞒自己的相对主义特征。巴恩斯和布鲁尔说：“相对主义绝对不是对科学理解的一种威胁，恰恰相反，它是这种理解所需要的。我们认为，相对主义对于所有这些学科都是必不可少的：人类学、社会学、制度史和思想史，甚至认知心理学等。这些学科说明了知识系统的多样性，它的分布以及它们的变化方式。正是那些反对相对主义者，那些认为某种形式的知识理所当然地具有特殊地位的人，他们才对知识与认识科学的理解构成了真正的威胁。”科学知识社会学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与库恩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有着密切联系，并且把库恩的相对主义思想推到了极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也许可以追溯到维特根期坦后期的思想影响，也许受到费耶阿本德非理性思想的影响，但它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库恩的相对主义思想。
　　1962年，库恩(1922-1996)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掀起了科学哲学一场革命，从此科学哲学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派别——历史主义。库恩是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历史主义反对逻辑经验主义，认为逻辑经验主义只注重逻辑形式和逻辑演算的做法是不对的，而应该把研究的基础建立在活生生的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上。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阐明了历史主义的基本观点：科学的发展分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两个阶段。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共同体有统一的范式作指导，为科学研究活动提供方法论标准和理论选择的客观标准，科学研究是相对稳定的；但在科学革命阶段，科学共同体则拒绝接受统一的范式，科学研究不再像常规科学时期那样，因为不存在统一的方法论标准和理论选择的标准，科学革命的结果是以一种新的范式代替旧的范式。因此，从历史上看，科学的发展是不连续的，科学的一切都可能随社会和文化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甚至逻辑推理规则和评价标准，以及理论、定律、解释、理性等概念本身，也同样以历史条件为转移。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是以“范式”为中心展开的，他认为，科学的发展就是在“范式”内部从事“解谜”活动的常规科学和“范式转移”的科学革命二者交替的结果。但他认为，拥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家仿佛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因此，“范式转移”就像宗教皈依或心理学的格式塔转变，要么一成不变，要么彻底转变。伴随“范式”概念而来的还有“不可通约”概念。“不可通约”表示两个范式之间找不到共同的基础。库恩的“范式”及“不可通约”概念对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形成了真正的挑战。

　　如果科学发展是范式发展与范式转移交替进行，而范式之间又是不可通约的，那么我们如何说明新理论才是对实在的客观描述?会不会旧范式更符合实在呢?另外，“不可通约”概念也否定了跨范式理性比较的可能性。这样，库恩对科学的“客观性”与“理性”的挑战，促使了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的兴起。相对主义认为，没有绝对的“客观性”与“理性”，客观性与理性都是对于范式而言的，因此不同范式是不可比较的，它们具有相同的权利，一样地好。
　　库恩思想中的相对主义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直接理论来源。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布鲁尔、巴恩斯等人，用激进的态度解读库恩的著作，极端化库恩思想中的相对主义，以社会学来取代认识论。他们认为所谓的科学知识，也就是科学共同体共同接受的信念。因此，科学知识的建立，就是相信这一理念的科学学派战胜反对派的结果。但这一结果并不是客观的、必然的，而是偶然的、社会性的。如果反对派的人数更多、效率更高，在争论中占了上风，那么科学知识也就随之逆转了。在他们看来，对称性原则可以用在任何情形之中，因此，在发现的内容与辩护的内容之间没有什么区别，真理、理性、进步这些最根本的认识论依据，应该让位于具有雄辩口才的权威与权力，最后他们得出了费耶阿本德的结论：占星术与天文学、巫术与医学，燃素说与氧化说之间，在科学地位上没有什么差别，真理、理性与实在这些价值在未来的科学话语中不会有什么意义。
　　三、ssk产生的社会背景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不仅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和直接的理论来源，而且还有复杂的社会背景。20世纪的历史文化史有一个十分吊诡的现象，就是作为人类文明象征的现代科学受到了文明社会的怀疑和批判。一方面，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所取得的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不断强化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借助这个信念，科学在现代文化中几乎取得了惟我独尊的霸权地位。对科学持乐观情感，也反映在许多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思想中，如1959年在布拉格举行的纪念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20周年大会上，为表示对科学方法和科学之社会功能的双重敬意，波兰学者倡议推广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学，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就可见一斑了。20世纪60年代更由于普赖斯的《小科学，大科学》(1963年)发表，特别是其中的“指数增长”模型，“大科学”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对科学合理性信念的怀疑与批判日益加深。在20世纪早期就有许多科学家反对科学变为一种现代国家的世俗宗教。如恩斯特·马赫和皮里·杜顿就表示出这种担忧。马赫担心科学起源时的文艺复兴的使命变为一种权力，这种权力使得科学家把它作为有效研究手段的科学变为科学家的个人私利，杜顿认为科学根本不能提供对实在的统一理解，它需要社会学家的工作来研究。在经过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军备竞赛以及环境与生态危机等等之后，人们对科学之剑的双刃性已有了足够充分的体会。
　　在20世纪60年代，科学碰到了来自于由罗斯查克与马尔库塞所发起的“反文化运动”的声音。罗斯查克明确地表示出对“技术统治论”、科学家与作为科学的根基“客观性的意识形态”的不满。不过，当时的科学共同体认为这是一种暂时的讨厌东西，肯定不会影响到科学的社会地位。因为在战后的美国，科学的价值被视为美国社会中一般文化的模式，科学文化是强大的，为普遍主义而斗争，至少获得了全面的胜利。当时大多数传统文化的信奉者，人文主义者都参与这场“反科学的文化运动”，支持那些与科学共同体的普遍主义立场相对立的价值与精神。这就是斯诺在《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一书中所描述的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的对立。斯诺实际所想表明的是在这两种文化中，正是科学家，而不是人文学者是真正的人道精神的传播者。斯诺暗示，当科学职业把一个人道的与民主主义的趋向带向未来时，科学家就是整个世界所需要的一种开放的心灵、自由的和民主的传统工具。当斯诺提出两种文化问题时，社会学家就认为他们所追求的人类精神与道德的要求在历史上一直被科学的客观性所压制，认为科学家在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同时，却缺乏道德的力量，特别是他们所掌握的工具与表达的价值能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于是人文学者很快做出了反应，以库恩和福柯的思想作为自己的反击武器。他们认为科学并不是理性的解放力量，科学在事实上被广泛的教条所限制，或被福柯表达为一种等价于权力的知识系统。如此情况果真如此，正是人文学者，而不是科学家是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代表。
　　人文学界对科学的批评，实际上代表人文学界对战后科学的“文化霸权”的反击。这种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促使人们注重对知识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研究。1963年英国工党重新掌权后，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提出一个计划，设立了几个交叉学科的教育基金，目的是想提醒科学家，他们工作的价值并不能仅仅归结为其有效的结果，而且还要体现在那些控制大众意识的政治传统中。这一计划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爱丁堡大学的“科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研究”小组的出现，这个小组由一些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构成，包括射电天文学家、《科学的社会研究》杂志的创始人戴维·埃杰、化学家巴里·巴恩斯、心理学家和数学家大卫·布鲁尔。他们构成了所谓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ssk的核心。后来的ssk的绝大多数工作都是从这种强纲领中发展出来的，这种新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把注意力放在了科学与政治关系上，并且这种关系延伸到对产生科学知识的实验室中。
　　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后，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哲学、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主要方法以及对其评价等问题，将在另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