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君子这么难做，为何人人还要以这作为典范来要求自己呢？只是因为这个角色太完美，太让人想成为这样的角色了。孔子塑造这一人格形象就是期望其能发挥社会的示范和道德引领的作用，从而塑造社会价值体系，整合社会规论文联盟http://范，成为克服社会失调的一条途径。社会只有大量存在合乎规范的要求，体现价值目标的理想角色，才有可能稳定的发展。
　　2.制度变迁对角色关系的影响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身份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安排的结果。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新政权的领导人就面临着采取何种发展道路n和管理体制组织经济建设并迅速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的选择。
　　2.1人民公社制度对角色关系的影响
　　首先面临的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即选择一种能够快速而且直截了当地实现国富民强目标的发展途径。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很低，1949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6.l元。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不满中国的政权实行政治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封锁。面对这种情况，能否迅速发展经济是关系到新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这时发展重工业是唯一的选择。而身份制是国家集中和动员社会资源，协调社会流动的工具。对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低、资源相对匾乏的社会而言，通过这种制度既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又保证了国家对社会资源的集中控制使用。因此，国务院、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57年先后六次做出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外流的指示，采取强制性措施不允许农村人进入城市。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镇必须持有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镇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同时在组织管理上开始实行农村人民公社制度，8亿农民被困在公社、大队、生产队里。经济学家赫切曼说：“公社制度下的既没有进出权，也没有喊叫权。他们能在体制内不是出于对集体的忠诚，而是因为别无选择。”人民公社制度更加限制了农民的自由流动，1964年第一个迁移规定正式出台，以严格控制乡城迁移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户籍制度基本确立，同时开始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在内的城市户口人员的生活物资计划供应制度。1977年，国务院出台规范户口迁移的第二个规定，首次明确“商品粮”人口和“农转非”概念，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人口的界限。
　　2.2户籍管理制度对角色关系的影响
　　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划分及其转换限制，是中国户籍制度的核心内容，人为的把公民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民两种不同身份。这一制度安排不仅在空间地域上而且在社会认同上构建了一道边界，从整体上确立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制度框架，也确定了城市人和农村人的身份角色。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拥有不同的社会权力和义务，并且拥有不同的机会结构，个人一旦获得某种社会身份，很难依赖个人的力量加以改变。个体基本上是按照国家规定的身份来定位自己的角色，进行日常的行为活动。在这种严格的制度性规定之下，不同身份的人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源，这样的权责关系是非常明确的，从而角色之间的关系也非常明确、简单。家族本位或许扩展到大生产队的集体，但是亲缘、地缘关系仍然是相互交往的前提。
　　2.3改革开放对角色关系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农村人们公社制度解体，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实行，农村劳动力得以挣脱土地的束缚，要求放宽户口迁移政策的要求与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稀缺资源配置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国家权力授予关系、市场授予关系与非制度性安排（社会关系网络）三种配置资源关系。非制度性的安排使得传统的社会关系得以保存和发展，市场授予关系使得人人都有竞争的机会而发展经济利益关系。为了适应形式的发展，一些限制农民的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或多或少的调整。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废除，解除了身份制对农民行为的限制，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获得了可以相对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权。1997年国务院转批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规定“办理小城镇户口实行指标控制，指标由国家计委、公安部、农业部有关部门另外下达。经批准在小城镇落户人员的农村承包地和自留地由原所在地的农村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收回。”2001年3月国务院转批了《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在县级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其建制镇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接亲属，均可以根据本人意见，办理城镇常住户口。”2001年5月国家粮食局发出通知，今后在全国范围内迁移或者农转非的居民，将不再办理粮油关系，取消了长达40年的“户粮挂钩”政策，为户籍制度的改革排除了一个重大制度性障碍。2001年8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编制完成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提出，未来5年内国家将取消社会从业人员之间的不同身份，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的有序流动。
　　从上述政策看来，户籍管理制度为身份角色的形成提供了分离条件；统购统销制度提供了交换条件；人民公社制度提供了稳定城乡关系的条件，尤其是农村方面的稳定条件；各种劳动结业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为城市的稳定提供了条件，这也是农村人想转化农民的角色所望而止步的。虽说各种体制的改革和政策的调整使农民角色从过去被生产集体高度束缚的集体农民变成了相对自由的自由农民，有将近1亿农民涌向城市就是很好的说明。但是，“农民”这个角色和身份仍然没有改变，民工的流动仅仅是地理上的流动，而不是角色和身份的流动。农民的社会地位的获得仍然受到户籍身份制、就业福利保障制的影响。民工就象候鸟一样，定期要返乡，在他们年老时必须回乡来养老，城市没有他们最终的栖息地，最多只是使家庭经济条件改善的途径而己。也有少数在城镇安家落户的，但是人们谈论他们时，仍然用的是某村某组的某某人的称呼，而不会因为他的家在城镇而发生改变。
　　事实上，农业改革特别是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没有深入下去，农业的市场化程序没有继续提高，城乡隔离的经济体制和扭曲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农村大量的劳动力何去何从？城乡差距的扩大使得农民再也不愿意死守着土地吃饭了，年轻一代不愿意从事农业劳动，孩子们不学习农业劳动，农村主体角色要求多元化发展。
　　3.当代农村社会角色关系的特点
　　中国农村改革最终把农业经济建立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之上，正是这一步农村改革的成功，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家庭经营毕竟是小农经济，数达9亿之众的农业人口几乎每人都有一份自己的土地，而家庭经营就是每份土地的简单相加。这样的经济状况使得中国农村没有脱离“村庄—土地—家族”的基本状况，因此不能忽视中国传统的韧性问题，也不能忽视这一传统改变的动态过程。以当代社会结构为依存的当代中国社会角色关系也必然不能忽视韧性和动态的过程特点。
　　3.1家族本位思想的藕断丝连
　　政策和制度的改革允许农民有一定的自由权，但是真正能流动并且在城市扎根的只是农村中的少数人，多数人仍然是生活在祖辈分割下来的土地上，和同姓人生活在一起。虽说这种流动弱化了家族本位的思想，但是土地的存在使得家族本位的思想不可能完全抹灭。平时或许有些口角或者是利益之争，一旦本姓氏、本宗族的某个人面临重大事情(比如说去世、遭外姓人欺负等)，肯定会奋力而出。
　　不过，家族本位思想的范畴在现在却窄了许多，很大程度上指的是直系血缘亲属。只有这样才可能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和人力上的义务。外出打工者基本是亲戚之间相互介绍的，手艺的传授只限于直系血缘，这与《金翼》里描述的大家族共同商议发展相去甚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