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农村迁移工人与城市户籍职工的社会经济状况差异巨大的情况下，对二者做无差别的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导致了不公平的结果。女工在同等缴费工资水平上，模拟的养老金水平仅相当于男性的55％-57％。因此，在制定全国性的迁移工人养老保险政策时，需要考虑促进就业、减少老年贫困和养老收入分配中的性别不平等的因素。
　　[关键词]农村迁移工人； 养老保险； 政策
　　
　　一、农村迁移劳动者养老保险项目
　　 
　　迄今覆盖迁移劳动者的养老保险均为地方性的项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单设项目，二是将这一群体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前者的保险费率低于城镇职工的缴费标准，这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助于减轻来自企业和迁移工人的阻力。不过，也排除了养老收入在不同户籍的就业群体之间实行再分配的可能性。后者的优势在于。一是有助于避免制度碎片化：二是有助于减少对农村迁移人口的身份歧视；三是能够取得管理上的规模效益。问题是，同样的制度，对于户籍身份不同的劳动者会造成不同的结果。
　　直到目前，农村迁移劳动者能否在某一城市落脚以及居住多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潘毅、黎婉薇编，2006：《失语者的呼声中国打工妹口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据2007年的一项企业用工调查，将近60％的岗位要求雇员年龄在18～25岁之间。wWW.11665.com将近30％的岗位的年龄要求在26-35岁之间。而且，大多数岗位需要至少受过初级职业训练的人。(参见劳动与社会保障部，2007：《关于当前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分析报告》(6月13日)。/gb／news／2007-06／13／content_182044.htm，2009年7月27日下载)这意味着，当前城市企业需要的，只是农村优质劳动力的生命周期中劳动效率最高的阶段。度过了这一阶段，这些劳动力就有可能失去城市正规就业岗位。从而也就失去与此相联系的养老保险待遇。图1显示的2006年城市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者年龄分布，与企业对农村迁移工人的年龄要求恰好大致相似。在加岁以上的年龄段上，城镇户籍的男女雇员分别占各自性别组的63.7％和51.1％：而男性和女性迁移工人仅占各自性别组的12.1％和4.3％。

　　按规定，参保者工作和缴费的期限越长，其养老保险的待遇也就越高。很明显，在同一制度下，即使不考虑工资差异，仅仅是工作期限这一个因素，就使得大多数农村迁移工人难以与城市户籍工人分享同等的养老待遇，女性难以与男性分享同等的待遇。(参见姚宇，2009，《人口学特征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未发表的研究报告)在城市户籍的正规就业者当中，女性的工作年份一般低于男性，那是法定退休年龄所致。对于农村女性迁移工人而言，影响她们工作期限的因素则主要在于，城市里普遍缺少适合低收入群体的幼儿照料服务；在有些城市，迁移工人还未被纳入生育保险。这就迫使年轻女工在生育和哺乳时期不得不退出城市正规劳动力市场。因此，她们较之男性迁移工人更容易失去养老待遇。 

  
　　可以说，缺少与城市户籍人口分享同等福利的机会，是迁移劳动者在城乡之间和在不同城市之间频繁挪动的原因之一。可是根据这些城市的现行政策，养老保险资格不能随迁移劳动者跨地区转移，但允许他们退保。而且，退保者只能得到个人缴纳的基金，企业为其代缴的部分却全部被留在原地，成为对当地社保基金的净贡献。这种做法无异于侵占迁移工人和企业的利益，损害社会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由此也可以看出。如果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既没有顾及迁移劳动者的就业特点，也未包含性别视角，那么这一群体尤其是其中的女性就未见得必然会从参保中受益。
　　
　　二、缴费安排对迁移工人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近20年来，农村迁移劳动力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分化。首先，这一群体原本就有正规和非正规就业状态之分。其次，在受教育程度、职业特征和收入水平等方面，群体内部的差距都在拉大。不过，即使是进入管理层的迁移劳动者，其平均工资水平也低于所在城市的社会平均工资(参见表1和表2)。这一点。对于迁移工人参加养老保险的实际需求，或者说有预算约束(支付能力)的需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本报告关注的重点人群，是迁移劳动者当中的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其中的女性。
　　正规就业的迁移劳动者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就业城市的制度设计和企业的决策。按规定，雇员应缴的保险费，由企业从个人工资中扣除代缴，雇员的选择余地事实上十分狭窄。(在现有的研究特别是针对女性参加保险的研究中。都有相同的发现。参见刘澄，2008：《流动女性社会保险困境分析》，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1期。第43—47页)从表1可见，在受访的迁移工人当中，有90％左右的人愿意参加养老保险，但实际参保率却远低于这一水平。在2006年和2009年的样本总体中，参保率分别为22％和57％。数字背后的事实首先在于。在调查时段，某些抽样城市尚未强力推行迁移工人养老保险项目。例如，大连市的项目仅限于开发区。其次，在高费率政策下，用工单位尽可能地采取了避费行为。例如，通过在非项目区注册的劳务派遣公司，把雇员的正规就业状态变为非正规。再次，保险项目的制度设计不适合迁移工人的就业特点和缴费能力。对此。迁移工人的回应只能是退保。例如，2007年，深圳市有将近440万迁移工人参加养老保险，但退保人数高达83万(新华网，2008：《深圳农民工退保引发的沉重思考》(2月28日)，ha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2／28／eontent_7682948.htm)；2008年，退保人数大约为87.7万；2009年春节前后，深圳又出现一个退保高潮(吴红缨等，2009：《深圳出现大量外省农民工退保现象引发关注》(3月30日)，http：／／.cn)。笔者在苏州和大连也了解到类似的情况。
　　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解决了养老保险权益的可携带问题，高于迁移工人支付能力的缴费规定，还会产生强制低收入者过度储蓄的后果。如果没有针对低收入群体的缴费和待遇安排，非但难以保证他们在未来受益。反而会减少其自身及家庭当前的消费，甚至影响他们的生存，或者说危及正常的劳动力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参保率除了说明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程度以外，没有任何意义。在我们的调研城市当中，苏州市、大连市和深圳市都是把迁移工人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城市。其中，只有深圳市针对迁移工人平均工资低于缴费下限的情况，制定了特殊规定。在苏州市和大连市开发区。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