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农户劳动就业决策行为的变迁特征在不同的分析维度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如果从农户劳动力就业行业和空间分布的角度分析,中国农户劳动就业决策行为的演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可以将改革以来的各个阶段划分为四个基本阶段。从农村家庭劳动力就业时间配置的角度看,农户家庭经营劳动时间投入和家庭外劳动时间投入的变化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而是表现出较强的趋势性特征。
　　关键词:中国农户;劳动就业决策;行为演变
　　abstract: china′s farmer household changes characteristics of employment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show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analytic dimensions. if we analyze from the angle of employment sector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we can find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farmer 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shows a clear phase characteristics, and we can divide various stages since reform into four basic stag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time configure of rural families labor force, we find the changes of farmers working hours in family-run input and outside the home input do not show obvious phase characteristics, but show a strong trend characteristic.
　　key words:china′s farmer household; employment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evolution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空间不断拓展,农民劳动就业方式也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www.11665.com在此期间,农户家庭的经济决策行为发生了重要变化,农户家庭日常消费开始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向市场化消费方向演变,更多的消费品来源于家庭生产之外。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农户越来越倾向于多元化生产,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风险。然而农户家庭在消费和生产上的这些显著变化则集中表现在农户家庭的劳动就业决策行为之上。因为,劳动力资源是农户家庭最具有动力和最为自由的生产资源,劳动力资源的流动状况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成员的消费、生产、生活等一系列问题。另外,家庭也面临着劳动力自身消费的问题。这就需要农户追求整体收入流的增长。而劳动收入占家庭收入流来源的绝大多数,所以劳动就业行为的变化成为农户各类经济决策行为变迁中最为核心的问题。
　　
　　一、农户劳动就业决策行为的演变:就业行业和空间分布的分析维度
　　
　　第一阶段,1978-1981年。农村中农林牧渔等行业就业人员的比例比改革以前有所增加,相应的农村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等行业就业人员的比重则相对减少。此期间,在农林牧渔等行业,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推行,政府对农副产品敞开了市场,鼓励农民既能从集体获得收入,又能从家庭生产中获取收入,大量的农民开始以家庭的生产力量为主要依靠获取生活所需的物品和从市场交易中获取货币。由此,家庭成员的农业劳动积极性得到了激发,在短期内农业生产中投入了更多的劳动力,以获得较多的家庭农业收入。与此同时,农村工业等其他行业的发展则相对缓慢,第二产业的发展在这段时期内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工业发展处于初步阶段,农村中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工业体系。此外,计划经济时期以来长期形成的动员农村劳动力在农闲时进行集体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传统观念在农村中的影响依然明显[1]。因此,这一阶段,部分农村家庭的劳动力仍然受到集体农业生产和劳动的束缚,并没有完全拥有自身对就业决策的自由选择权利。集体劳动的痕迹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仍然普遍存在。如上所述,从当时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行业分布上看,绝大多数的农村劳动力在农林牧渔等行业就业,此类行业就业的比重有所增加;如果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空间上看,由于政府为了保证城市工业发展和城市居民的就业,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采取了强烈的管制措施,农民的就业发展受到城乡屏障的阻碍。导致农民的就业空间很难扩充,进而使得农村中的劳动力只能更多地向农村内部的非农领域扩展。因此,农村中的农业生产对劳动就业的吸纳能力较工业和服务业表现得更强。所以在分析本阶段的农村劳动力就业行为时,还不能完全将农户家庭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
　　第二阶段,1982-1988年。这一段时期内,农村中的劳动力在农林牧渔等行业的就业比例明显减少,而农村工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在此段时期内吸纳的就业人数则有所增加。农林牧渔等行业的就业比例从1982年的92.1%降到1988年的78.5%,下降了13.6个百分点。相应地,第二产业就业比例则从1982年的3.9%增加到12.3%,增加了8.4个百分点。在此期间,政府开始意识到农村中需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以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劳动力就业。农村政策也较之以往空前地重视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提高。中央从1982年至1986年连续5年发布五个“一号文件”指导农村改革和发展[2]。农村家庭自身也更加意识到需要将家庭劳动力进行更为广泛的配置,通过劳动力配置的优化以追求更多的收入流。在此期间,农村中工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以往闲置的农村家庭劳动力更多地转向了农村工商业就业,参与多种形式的非农生产。与此同时,中央也开始从政策上允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和经商。农户家庭决策更为开放、自由,就业选择得到了更大程度上的扩充。一方面,农村家庭的劳动力开始由以往较为单一的农业劳动转向农村的工商业、服务业和其他非农领域;另一方面,政府开始准许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就业,使得农户家庭的劳动力在就业的空间上拥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此外,农户家庭也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他们不必较多地参与集体劳动,而可以自愿从事各种生产和交易活动,劳动力较前一阶段在时间配置上更为自由。从总体上看,本阶段政府政策对农户家庭劳动行为的约束更为放松,在更大程度上遵循农民自己的意愿。促使农户发挥家庭个体劳动的积极性,是这一时期农户就业决策行为非农化,农业劳动多样化以及农村区域市场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从这一阶段开始,才真正可以将农户家庭作为就业决策分析的基本单位。

　第三阶段,1989-1991年。本阶段农户家庭劳动力在农村就业行业的分布上保持相对稳定。在此期间,劳动力参与农林牧渔等行业就业的比重几乎没有变化,而农村中的农业和建筑业就业人员所占比重也变化不大。这一阶段稍微有所变化的则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批发、零售、贸易、住宿、餐饮等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农村中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所占比重从1989年的12.8%增加到14.4%,增加1.6个百分点。由此看出,这一阶段,农户家庭在农村中的就业分布处于基本稳定时期。与此同时,由于城市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产生了大量需求,相当部分的农户家庭劳动力产生了外出就业的动机,伴随而来的是城市中的农民工流动就业现象突出。根据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和统计,1989年农村家庭每户外出劳动力人数为0.17人/户,到1991年则上升到0.19人/户,与1989年相比增加了11.8个百分点[3]。由此看出,在这一短暂时期内突然形成了农民外出就业的汹涌潮流,随之而来产生了城市的拥挤、治安状况下降等问题。部分城市政府专门开会研究农民工到城市就业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面对如此现象,中央和地方政府普遍采取了劝阻的态度,使得一部分农民工被截回农村。农户收入流来源渠道在空间上拓宽的动力被政策所约束。尽管农民面临着严厉的政策约束,但他们仍然在“艰难”地开拓着劳动就业的空间。由此看出:这一时期,农户家庭在劳动力资源向外供给方面普遍存在着较大潜力,这种潜力一旦得以释放,就形成了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的景象。
　　第四阶段,1992年至今,农户就业决策行为的突出特点表现在农林牧渔等行业的就业人员比重逐步下降,而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则持续上升。2005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已经达到40.5%[4]。农村中非农领域逐步发展,而农林牧渔业吸纳就业的比例趋于降低。与此同时,外出就业现象更为普遍,乡村内的非农领域和雇佣劳动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一劳动就业分布状况的变化来源于农户家庭就业行为跟随外部环境变化而变化的理性选择,他们在城市工业化和服务业快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将农户家庭的收入流增长作为第一要务。收入流增长取决于收入流来源的状况,争取各种收入流来源的过程也就形成了农户家庭的整体经济决策过程。1992年以来,各种社会和经济力量促使中国农村在小农经济的普遍状态下保持平稳的发展,其间一段时期提出要发展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快速减少农民。从大的趋势上看,这种思想是有益的。然而,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就业依赖”、“生存惯性”等等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中依然深刻地存在着。这就使得农村家庭的决策行为表现出村庄内部成员之间行为的互动性,形成了表面上的“跟风”外出就业或者四处流动就业的状况。这种就业行为的产生根源在于家庭自身的一些特征和基本禀赋,村庄内部传统经济互动的运作规则以及外部政策因素。在内部和外部条件的综合制约下,各个农户家庭会根据自身特点安排劳动力。因此,从动态演进的角度看,农户家庭在面临外界经济和政策压力时,他们表面上的“保守”、“愚昧”并不能说明他们决策上的非理性。在信息不完全、市场不完全以及村庄各种内部力量的互动影响下,农户家庭本质上形成的是一种在内部和外部条件约束下的理性就业决策。尽管在此期间的一些年份中,形成了收入流波动较大的情形,但其就业选择仍然呈现出理性决策的基本特点。
　
　　图1 全国农户家庭劳动力投工量的变化(1986-2006)
　　资料来源:1986-1993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编:《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数据汇编(1986-199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4-15页;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编:《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数据汇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第77页、91页、92页;1995-2006年的数据来源于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1986-2006年的数据为实际调查的数据。由于2003-2006年期间农业部固定观察点对家庭经营外生产投工量指标(用iel表示)未作详细统计,因此这里运用了指数平滑二次曲线趋势估计方法对该项指标在2003-2006年的数据进行了估计。
　　
　　二、农户劳动就业决策行为的演变:农村家庭劳动力就业时间配置的维度
　　
　　1986年以来,农户家庭经营劳动时间投入和家庭外劳动时间投入的变化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而是表现出较强的趋势性特征。从图1中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具体特征。
　　第一,1986年以来,中国农户家庭经营劳动投入量呈递减趋势,相应的农户家庭经营以外生产的劳动投入量则呈递增的趋势。1986年,全国农村家庭平均每户家庭经营劳动投入量与家庭经营以外生产劳动投入量为5.00。到2006年,这一比例则已经减少到1.42[5](见图1)。因此,相对于农户家庭经营劳动投入而言,家庭以外生产劳动的投入量增长迅速。家庭以外生产劳动的投入如果按照所有制形式分则包括:向集体经营单位投工、向国营单位投工、向股份制和股份合作企业投工、向私营企业投工、向“三资”企业投工等等。长期以来,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中劳动投工数量的比例彼此有所变化,例如,集体和国营单位投入劳动力相对减少,而私营企业等其他单位投入的劳动力则相对增加。但无论农村中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如何发展变化,归结起来看则集中体现出:农村中存在一定雇佣契约关系的劳动职位所吸纳的劳动力就业量趋于增加。从农户家庭劳动就业时间配置的角度看,在农村中的雇佣契约下农户劳动就业量的增长反映出家庭更多地参与到了农村的劳动力市场中。农户家庭劳动力参与各种雇佣劳动,形式多样,有些劳动就业形式并不一定具有正式的劳动契约。例如,农户家庭作坊式的雇佣长工和短工劳动可能并没有正式的劳动契约形式,然而它却实质上形成了雇佣劳动的基本关系,进而形成了农村中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因此,从长期来看,中国农村中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农户就业决策的市场化倾向。
　　第二,农村家庭外出劳动投入量表现出明显增长的趋势(见图1)。1986年以来,农户家庭将更多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配置到了本村以外的区域就业,形成了大量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在此期间,政府部门将涉及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从最初的允许流动到控制盲目流动再到相对规范和公平的流动,政策取向有所变化。然而农户家庭仍然保持着外出劳动投入稳步增长的势头。这种现象反映出了农户在面对一定外部政策约束以及内部家庭资源、村庄中不完全信息等等条件的限制下,能够综合做出增加外出劳动就业的决策。尽管政策因素可能具有不利于外出的影响,但面对家庭资源的逐步积累,以及外出信息的逐步增多,这种就业决策表现在家庭劳动时间的配置行为上。这种综合了各种约束条件的理性就业安排的结果使得他们向更为有利于获得家庭收入流增长的方向发展。近年的调查也反映了这种外出就业稳步增加的趋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课题组(2006)的一项调查表明,到2005年农村中有接近40%的劳动力常年在外从事非农劳动[6]。笔者在湖北各地进行的调查中也发现:近年来,外出就业劳动力更加倾向于在外流动就业。在调查的68户农户中具有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家庭就达到了157人,占家庭总劳动力的65.97%[6]。由此可以看出,家庭劳动力外出投入时间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

　第三,综合农户家庭经营劳动投入时间、家庭经营外生产劳动投入时间以及外出劳动力投入时间的分析,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户家庭总的劳动时间投入逐步增加。1986年,农村家庭劳动平均投工量为226.2日,这一指标持续增长到2006年的314.7日(见图2)。农户家庭劳动投入总时间的增加难道是说明农民较之以往变得更为“勤劳”了吗?多年来,农户家庭在劳动就业时间和闲暇时间的配置上,前者越来越多而后者则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在调查的一些村庄中却发现了部分农村劳动力处于半闲置的状态:在农闲时期,他们整天“打牌”、“聊天”,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就业时间的存在,似乎他们的闲暇时间较之以往更多了;在农忙时间内,他们也越来越多地雇佣劳动力和使用机械生产。这种现象上的“悖论”如何解释呢?这需要从农户家庭的整体就业决策行为进行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户家庭面对的收入流来源渠道在不断拓广。收入流增长使得以往处于“半就业”状态下的农户家庭劳动力可以更自由地参加多样化的劳动就业工作,家庭在综合考虑了消费、闲暇和劳动后会自然走到持续追求收入流增长的轨道上去。这种劳动就业时间上的考虑是农户结合外部政策环境和村庄中各种就业信息的情况下形成的,家庭会安排具有相当劳动技能和年轻的劳动力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更为充分地就业。家庭中的劳动力在就业行业和就业地点上的分工较之以前更为明确了。因此,从总体上看,劳动就业时间较之以往更多了,从而挤占了部分劳动力的闲暇时间;另一方面,由于农户就业决策不仅反映在对具体的行业和空间的分工上,而且也反映在家庭不同年龄段成员之间根据比较优势的代际替换上。农村家庭中以往在非农领域就业或者外出就业的劳动力能够在城镇中长期稳定下来的居于少数。当前,一个家庭的年轻人大部分还在继续外出,有一部分在外出赚取收入以后已经返回家乡,不再到非农领域或者外出就业。对于农村家庭中的中年人,随着外出就业时间的推移,因年龄逐渐偏大而返回家乡,大部分已经顺利地完成了代际更替——自己不再外出,代替他们到非农领域或者外出就业的则是他们的孩子。这样,伴随着自然形成的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家庭的劳动力安排也随之更替,进而使得整个农户家庭仍然保持着持久的收入流。留守在农村中的老年人或者妇女在农闲时劳动力也相对闲置,对于以往外出就业而现在返回到农村中的老年人而言,整个家庭不再需要他们付出大量的时间劳作,休闲和娱乐给他们带来的效用更大,形成了乡村中各类劳动力大量闲置的现象。因此,一方面,家庭劳动投入时间的增加反映了农户追求整体收入流增长的需求,而与此同时,农村中普遍的“闲暇生活”却也体现着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规则。归结起来,不能单纯地讲现在农民相较于以往更为“勤劳”或是“懒惰”。他们往往是在追求以收入流增长为核心的家庭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完成了劳动就业和闲暇时间的安排。
　　
　　图2 全国农户家庭劳均投工总量的变化(1986-2006)
　　资料来源:1986-1994年的数据根据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编:《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数据汇编》提供的资料经过计算整理得到;2000-2006年的数据根据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提供的资料经过计算整理得到。
　　
　　三、结束语
　　
　　本文从两个维度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户劳动就业决策行为的演变特征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这两个分析维度分别是:就业行业和空间分布的分析维度;农村家庭劳动力就业时间配置的维度。研究发现:如果从农户劳动力就业行业和空间分布的角度分析,中国农户劳动就业决策行为的演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时期分为四个基本阶段。如果从农村家庭劳动力就业时间配置的角度看,农户家庭经营劳动时间投入和家庭外劳动时间投入的变化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而是表现出较强的趋势性特征。此外,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劳动就业决策行为的现象,并从学理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解释。此项研究期待着对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尤其对中国农户劳动供给行为的深入研究提供历史演绎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贯彻情况[a].r.麦克法奈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数据汇编[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47-71.
　　[4]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5]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数据汇编[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6] 韩俊,崔传义,范皑皑.农村剩余劳动力微观调查[a].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8: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