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者们一般认为农村社会资本对农村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社会资本的提高为农业发展提供社会支持,并有利于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但是,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无形资源与农民收入变化存在着极大的关联性,而且这种关联性既有正相关也有负相关。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村问题;劳动力转移
社会资本由经济学家洛瑞(g.loury)于1977年在《种族收人的动力学理论》一文中提出来,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中”,通过社会资本,各行为主体可以获得社会网络中的他人拥有的经济资源,并通过与他人的接触,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以增强个人的知识和技能水平。美国社会学家林南教授提出的社会资源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是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资源,它为结构内的行动者提供便利的资源,包括规范、信任和网络形式,社会资本就诞生并且体现于这一民众交往网络之中;社会资本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作为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征,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办成事情。
我国的张其仔博士较早研究了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及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影响。随着“三农”问题的凸现,国内许多学者将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用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有许多学者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多角度地对有关农村经济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现将学者研究的成果进行综述。Www.11665.cOm
一、社会资本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有益作用
(一)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
贺旭辉[1]认为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种支持性的关系,它可以减少人们达到目的的成本;对于寻求外出务工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言,社会资本可以转化为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减少他们为获取资源所需的成本,这样就相当于他们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支持。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对于信息资源匮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言具有一定的成本节约功能。社会资本发挥节约功能的空间主要是非正式支持网络和自然支持网络的涵盖领域,其中包括家庭、家族、亲戚朋友、基层自组织共同体中包含的支持关系以及同非营利机构(主要指民间组织)建立的信任和支持关系所及的领域。社会关系网络为外出流动者带来许多政府、劳动中介机构和大众传媒所无法提供的有用的信息,还为外出找工作者提供支援体系及地位和资源获得的重要组织纽带。此外,农村劳动力离开家乡后依循亲缘、血缘、地缘关系结成互助团体,可以对抗来自城市的气势、排斥及诸多不平等待遇。
陈文江[2]认为农村劳动力实现流动既体现了乡土社会传统的人伦规则,又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行动主体适应需求建构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支撑,是实现事实上流动的必要条件,社会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体现了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主动建构性。社会资本规模的大小既与他们可利用的资源成正比,也与他们实现流动的机会成正比。也就是说占有社会资本规模越大的农村劳动力,其可利用的资源越多,实现流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二)社会资本为农民发展提供社会支持
吴健辉[3]通过对农村致富带头人的成长分析,指出社会资本能弥补他们人力资本的不足,亲属在城乡居民的财务支持中发挥重要作用,同事和朋友在精神支持中的作用比在财务支持中的作用更大,并在创业之初起比较关键的作用。刘德忠[4]认为良好的社会资本首先为农村经济精英弥补了致富资金的不足,为原始资本的第一桶金提供关键性作用;其次,它提供了致富的关键信息和技术;第三,保障了营销网络的畅通。正是由于社会资本的作用,才能够使那些头脑灵活、能力突出、思想开放、有一定魄力的农民,率先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而成为经济精英。农村经济精英利用社会资本,实现了财富的积累和增值,他们又要利用积累起来的财富,去实现社会资本的增值。
(三)社会资本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
吴淼[5]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探讨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并提出由于我国农村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正式制度和规则难以有效防止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各种“搭便车”行为。相反,提供内部激励和监督机制的社会资本,以社区为场域给村民的行为设定了无形的选择阀限,使得村民间的合作更加容易和顺畅,大大节省了交易费用,有利于既有资源的有效运用并调动更多的资源投入公共产品。因此,在当下的我国农村要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必须通过以社区重建为途径来增加农村社会资本。
黄剑宇[6]认为良好的社会资本可以提高农民的同质性,有利于发展农村公共事业。社会资本是致力于构建人际合作关系模式的个人在社会性相互作用中建立起来的一类资源,利用已有的社会资本能够提高村民集体行动的绩效;通过对本网络的认同感、归属感的不断培养,使成员互相监督,减少政府群体与单元群体在公共物品提供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密集的社会联系容易产生公共舆论和其他有助于培养声誉的方式,这些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建立信任的必要基础;像信任、惯例以及网络这样的社会资本存量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一次成功的合作就会建立起联系和信任,有利于未来在完成其他不相关的任务时的合作完成;充分利用农村社会资本来促进政府层面和农村群体的公共产品供给。
(四)社会资本对农村合作组织的影响
赵泉民[7]认为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特殊信任中的亲缘、地缘认同的“情感资源”促生了中国乡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但同时又在合作社组织内部“复制”此种关系,最终制约了合作组织的规模;关系取向下的中国乡村合作组织及农民合作行为对象的家族化、同乡化与合作社“门户开放、自愿进出”的开放性原则之间的悖论;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品格、无机群体意识与“谋利式”个人主义之间紧张关系,是处在乡土社会氛围中农民难以突破、进而走向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团体格局(“开放性”的业缘组织或地域共同体)的理念性因素。现代意义的合作组织应是以契约关系基础上的普遍信任为根基,绝非是以“情”为中心的熟人关系上的特殊信任为依托。从这一层面上看,当前中国各地的专业合作组织只能算是农民的一种低级形态的合作,是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过渡时期的一种合作组织形式。
杨敬宇[8]认为社会资本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重要基础,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和精神资源,有助于增强社区成员的认同、互助与共济意识,提高农民参合的积极性;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或网络,有助于动员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扩大新农合制度的利益基础;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规范资源,有助于减少和克服社区成员在参加新农合过程中的道德风险,提高基金效率;社会资本作为一种中间社会组织或网络,是新农合乃至农村政治民主与村民自治的有效措施;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支持体系,是弱势群体主动寻求与建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社会支持的过程,为新农合的重构提供了现实选择。
二、社会资本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负作用
周运清[9]指出社会资本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社会网络的高度同质性导致该群体垂直流动受阻;网络成员的内讧导致部分个体正常利益受损。刘建平[10]认为社会资本能够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对程序和规则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强约束力进行软化,社会资本弱化了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项目的监督。
苗月霞[11]对农村家族势力与村民自治运作绩效的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家族社会资本的副作用主要表现在:(1)一些乡村的宗族组织重建后侵入到村委会等正式组织中,呈现出家族组织和村级组织交叉互动的现象,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一些家族势力强大的乡村地区;(2)家族背景和势力成为村委会干部当选和任职的重要支持力量;(3)在村务处理过程中,村干部的工作方式及其权威权限与其家族背景紧密相关。
三、实证分析
谢正勤[12]以江苏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考察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重点分析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的作用,并分别从劳动力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等方面展开认为,不同教育程度对劳动力流动性的影响有显著差别,非农工作经验的作用更大,培训则是影响流动性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因素;社会资源对流动性的影响非常显著,边际影响程度高。姜继红[13]通过社会资本对就业行为作用和影响的实证研究,认为不同的社会资本拥有量对就业资源的获取与利用不同;就业行为受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双重作用;社会资本在就业中对性别作用存在差异;就业行为中两个“关系强度”的效用不同。姜继红还发现社会资本拥有量对就业者就业意向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就业者社会资本越丰富,与就业意向有关的选择达到的理想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
杜旭宇[14]认为社会资本与农民收入变化存在极大的关联性,正相关主要体现在:(1)社会资本对物质资本的“生产”、集中和替代作用;(2)社会资本的积累与人力资本的积累正相关;(3)社会资本的社会保障和支持功能及其与农民增收的正相关;(4)社会资本对农民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及其与农民增收的正相关。负相关主要体现在:(1)非公共物品性质的社会资本与农民增收的负相关;(2)低质和无差异的社会资本与农民增收的负相关;(3)传统的消极性社会资本与农民增收的负相关;(4)社会资本的过度投资和不当使用与农民增收的负相关。
曾寅初[15]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衡量方法,以及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和实证结论等方面,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产品购销商经营绩效影响,认为与其他购销商的关系可以节省交易成本,与金融机构的关系可以解决资金困难,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贺旭辉,闫逢柱.社会资本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分析[j].乡镇经济,2005(12):14-17.
[2]陈文江,庄世恒.当代农村劳动力社会流动过程中的社会资本因素[j].广西社会科学,2006(4):29-33.
[3]吴健辉,俞红莲,黄志坚.农村致富带头人成长的社会资本分析[j].乡镇经济,2008(1):95-97.
[4]刘德忠.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村经济精英[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46(4):23-29.
[5]吴淼. 基于社会资本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j].中国行政管理,2007(10):43-46.
[6]黄剑宇.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9(3):120-122.
[7]赵泉民,李怡.关系网络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合作经济——基于社会资本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07(8):40-46.
[8]杨敬.社会资本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持续发展[j].特区经济,2007(12):173-174.
[9]周运清,刘莫鲜.社会资本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的负面效应分析[j].江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23(3):5-8.
[10]刘建平,刘文高.农村公共产品的项目式供给: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j].中国行政管理,2007(1):52-55.
[11]苗月霞.农村家族势力与村民自治运作绩效的社会资本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07(2):164-167.
[12]谢正勤,钟甫宁.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性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的关系研究——基于江苏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6(8):28-33.
[13]姜继红,汪庆尧.社会资本与就业行为的实证研究[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11(6):70-74.
[14]杜旭宇.社会资本与农民增收的关联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06(2):123-126.
[15]曾寅初,高杰,李正波.社会资本对农产品购销商经营绩效的影响——现有研究进展与方向[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4(2):90-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