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改革深化,把农户推到市场上,各个农户作为市场竞争的个体而存在,由于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很快造成农村社区内部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层,正如陆学艺先生所述,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农村已形成八大阶层,在其中,农业劳动者仍占多数,而且无论在经济地位还是在政治地位上,他们都处在农村社会结构的最低层。
　　关键词:农业劳动者;弱势;社会资本;制度变迁
　　一、目前农业劳动者的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土地承包制推至全国,其制度绩效显著,农业连年增收,虽然存在城乡“剪刀差”,但农村人的生存状况较改革之前还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解决了农村温饱问题。改革初期,由于各方面原因,农村人的主要精力用于如何把提高土地经济效益,其主要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上,收入差距不大,农村内部的社会分化不明显。但随着改革深化,把农户推到市场上,各个农户作为市场竞争的个体而存在,由于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很快造成农村社区内部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层,正如陆学艺先生所述,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农村已形成八大阶层,在其中,农业劳动者仍占多数,而且无论在经济地位还是在政治地位上,他们都处在农村社会结构的最低层。
　　二、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农业劳动者的状况
　　关于制度概念,至今尚未统一。诺思(douglass north)认为,制度应该被当作是博弈的规则。[1]那么制度变迁可理解为制度变迁的参与者或主体间的博弈或利益分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就是就是如此,各个利益主体,如城市与农村,农村中的强势与弱势的利益分配。wwW.11665.COm城市通过剪刀差掠夺农村;受宗族势力等社会资本的影响,农村内部形成强势和弱势,而相对于强势来说,弱势权益更易受侵犯,因为强势群体用非制度化的方式获得保护的能力更强,而弱势群体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而且现阶段强势群体已形成一种较稳定的结盟关系。[2]调查中发现在九十年代中期,在农村各个阶层中,农业劳动者是收入增长最慢的阶层。
　　 而德姆塞兹(h.demsetz)认为:“制度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那么制度变迁就意味着,对各种利益所拥有权利的重新界定。在重新界定过程中,必然导致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正如郑杭生所言,社会结构的调整,要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特别是农业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甚至是负增长,农民负担过重,这些现象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利益重新界定的结果。这样,就需要对利益受损的制度主体做出相应的补偿,以减少改革的阻力,如取消农业税就是其措施的体现。但是从目前状况来看,此措施并没有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因为这点补偿仅仅是杯水车薪。
　　三、从社会排斥理论的角度分析农业劳动者的处境
　　何谓社会排斥?欧盟统计署所给出的定义是:社会排斥是个人或团体被制度性地全部或部分排斥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体系之外的多层面的、动态的过程。社会排斥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经济排斥政治排斥与文化排斥。……某些劣势导致社会排斥,这些排斥又导致更多的劣势和更大的社会排斥,并最终形成持久的多重的剥夺劣势。而农业劳动者目前就处于经济排斥的困境中。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农业劳动者所面临的的市场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或者是地区性的市场,这种地区性使得农业劳动者对市场的供求状况和价格变动较为熟悉,而且是卖方市场,他们可以可以就此调节生产。这样,农户在市场中所面临的风险较小。在此期间,一个农户只要勤劳,挣得钱除了供其子女读书和全家日常开销之外,还会有一定结余的。然而到90年代中后期,中国进行市场体制改革,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市场已经不是地区性的,而是具有全球性。此时农业劳动者,无论是资金、市场信息,还是产品质量方面,在市场竞争中都会处于劣势,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而被排斥在市场的边缘,其结果是农业劳动者收入连年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仅靠农业收入难以维持生存,正如孟德拉斯所言:农户之所以离开农场,是由于农场刚刚维持他们父母的生活,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生存的希望。[4]近年来,大批农业劳动者外出务工,出现民工潮,原因就在于此。而且这时期在外流人口中,很少人能够学会一门职业的,即使进入城市,也难以改变自己被边缘化的地位。
　　四、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农业劳动者的地位
　　研究农业劳动者目前处境的形成,不从他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角度去分析,是难以想象的。正如舒尔茨(theodore﹒schultz)所言:“研究经济增长而无视人力资本,就等于想不用马克思主义就能解释苏联的意思形态。”[5]舒尔茨在另一篇文章中,将人力资本界定为“人们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是体现于人身体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6]而结合我国农村传统文化,“人力资本”这一抽象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它肢解为农民的文化程度、能力和农民所拥有的宗族势力。

　　舒尔茨强调,“改进穷国人福利的关键因素不是在于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素质,提高知识水平。”[7]学者白菊红也在其作品中说,“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民收入的增加受惠于农村政策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农民的收入的变化更多的与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相关。”[8]可见,知识这个东西,无论对谁来说,是国家,还是个体,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目前农村教育程度的状况令人担忧,据2006年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调查显示,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村从业人员占10.3﹪,中专及以上文化素质只占3.4﹪,另外,随着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加快,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镇。[9]也就是说留在农村中农业劳动者文化程度大都较低或者是文盲。文化素质低成为农业劳动者发展农业的主要瓶颈之一,同时也是造成他们目前处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欧文·费雪(irving.fisher,1867—1947)从抽象的和数学的侧面考察,指出人无疑是资本。对农业劳动者而言,在某种角度来说,是指他的宗族势力。根据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看法,尽管没有庞大的共同的财产,宗族在村落生活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族人在社会和经济事务方面存在大量协作,在生命周期仪式、市场小额贷款以及土地买卖方面尤为明显。[10]费老先生同样提到家族对农业劳动者(他那时称为农民)的经济上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担负。[11]因此,农业劳动者在当前急剧的社会变迁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之所以没能改变其身份,从某种角度上看,与自己及其宗族势力有很直接的关系。一旦宗族中有一个经济实力较强的家庭,将会对其宗族中其他起激励、示范和帮助作用。
　　五、小结
　　当前中国农业劳动者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形式进入市场,这将必然导致他们在其中处于弱势。随着农业分工和专业性生产的推动,农业劳动者应该借助宗族等农村特有的网络组建相应的同业公会、行业协会等自治性的组织,以集体行动的力量改善其二元市场中的地位,以提高市场谈判和博弈能力。
　　教育资本的缺乏是农业劳动者乃至整个农村贫穷的根本原因。农业劳动者已经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再穷不能穷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们的心声。然而当前每年毕业的大中专学生就业压力愈来愈大,严重地挫伤了农业劳动者教育投入的积极性。为此,政府需要用“看得见的手”为出现的这种状况而做点什么,为农业劳动者的子女们提供更理想的就业岗位。
　　
　　注释:
　　[1]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契约与组织》(美),经济科学出版(下转134页)
　　(上接133页)社。2003年版 第38页
　　[2]何清莲:“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分析”,《当代中国研究》(美)2002年3期
　　[3]郑杭生:“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新变化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研究》
　　[4]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5]西奥多﹒w﹒ 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吴珠华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6]张一力:《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温州与苏州比较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7]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吴珠华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8]白菊红:《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民收入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
　　[9]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2006年中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监测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第14页。
　　[10]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
　　[11]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