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诠释的原则
人面临死亡的时候，更多会想到宗教而不是哲学。《斐多》是苏格拉底临死前一天的言行记述，所以毫不奇怪，在其中，与死亡直接相关的通常的宗教主题即灵魂不朽问题成了主要的内容；伽达默尔研究《斐多》的篇章也极其合理地名为：“柏拉图《斐多篇》中的灵魂不朽证明” [1]。我们平常人在读到《斐多》所述苏格拉底战胜了死亡恐惧、从容赴死的故事时，通常深受感动，我们出于常识所想望从其中获得的教益也正是如何直面死亡、战胜死亡。但是，当我们拿起《斐多》，我们首先不可能忽视的是，《斐多》所记述的并不是一个宗教家，也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哲学家（准确地说，一个哲学家的最初与最高典范）的临死言行——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其对死亡的态度与表现造就其为这典范，同样，《斐多》的记述者也不是一个普通人或者宗教家，而是大哲学家柏拉图，而且，柏拉图本人并不是苏格拉底故事的直接讲述者（他本来也不是故事的亲历者），在文中，他让苏格拉底故事的亲历者斐多（也是一个哲学家）进行回忆与讲述。如果我们足够重视《斐多》文本首先向我们展示的这些最表面的东西，同时又对自己是否是（或够得上）哲学家有足够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便不会匆忙又天真地相信，《斐多》（以某种前基督教的方式）给了我们平常灵魂战胜死亡的确据。作为柏拉图最优美的作品之一，《斐多》以极其诗意的方式表现出哲学家苏格拉底如何战胜了死亡，在追忆结束之时，斐多发出了对苏格拉底的无上赞美，这样，初看起来，《斐多》是哲学家们在赞美其始祖苏格拉底、赞美哲学，我们能得出的可靠结论最多是：哲学生活让哲学家战胜了死亡。wWW.11665.coM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斐多》和我们平常人的指望又有何干呢？它能为我们平常灵魂的指望留下什么呢？
作为柏拉图哲学文本的一个主要诠释者，现代哲人伽达默尔对平常灵魂的指望所面临的上述困难显然了然于心，这也许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他的《斐多》篇一开始便指出，人们可以把《斐多》比作基督性的战胜死亡，可以把苏格拉底的灵魂不朽证明当作基督性战胜死亡的异教预示，但这却是一个误解。针对这一误解，伽达默尔认为，《斐多》真正处理的问题并非“战胜死亡”（überwindung des todes），而是“解释死亡”（rechenschaft über den tod）。让我们相信他的这一看法并非随意得出，如他一贯坚持，解释一个文本必须有对诠释学原则的适当考虑 [2]，他的看法首先来自对诠释学处境的洞察。伽达默尔看到，柏拉图《斐多》对话所发生的诠释学处境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那是一个对自然的科学理解与认识日趋进步、逻辑学开始获得真正的自我意识的时代，用现在的话说，一个经历科学启蒙之后的时代。谁都不能否认他的这个洞见，更重要的是，这个洞见同样规定了他的《斐多》篇的诠释学处境，伽达默尔（或者说我们）同样身处在一个经过科学启蒙之后的时代，根据伽达默尔，哲学在这样的时代必然有它特定的任务，那就是他在“科学时代的理性”之题下孜孜以求的诠释学真理。正是在对诠释学处境的如是意识中，伽达默尔的视界与他所看到的《斐多》对话录的视界达到了融合：“战胜死亡”是前启蒙时代、宗教传统站统治地位的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在启蒙之后、理性与自我意识的时代，真正的问题在于怎样“解释死亡”。由于对死亡的解释根本地涉及到我们对自我或灵魂的理解，所以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处境洞见的成果便可具体地表述为：《斐多》的真正主题并非灵魂如何战胜死亡，而是如何理解灵魂。
除了对诠释学处境的洞察，伽达默尔紧接着所强调的另一条诠释学原则是，要注意《斐多》对话表面的、文学的特征，即它是对一场戏剧性对话的诗意摹仿。伽达默尔正确地指出，若以逻辑的标准衡量，恐怕对话中提出的灵魂不朽诸证明都是不充分的，但是对话录对苏格拉底言语与行为的诗意刻画则令人信服，显然，其中文学描绘的“诗的说服力量”（poetische überzeugungskraft）比其论证的“逻辑的证明力量”（logische beweiskraft）更强有力。基于对“诗的”与“逻辑的”这两种论证的区分，伽达默尔认为，比较适当的进入对话的方式是，先考察其证明历程，搞清楚柏拉图是否充分意识到了这些证明的不完善性，若这是真的，便要追问[柏拉图运用]这些证明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任何一个人，若非对柏拉图对话最表面文学特征的意义视而不见，都不可能否认伽达默尔所建议方法的必要性。
本文将遵循伽达默尔所建议的方法，并跟随他重历柏拉图的证明历程，看他如何对待柏拉图所运用的“诗的”与“逻辑的”两种论证，从而探讨，他从其诠释学原则而得来的与平常灵魂的平常指望相背离的高论是否真的与柏拉图的视界、与柏拉图对我们提出的问题相合。
二 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设定”
伽达默尔以考察柏拉图《斐多》对话的诗性特征，即其场景虚构来作为探索的出发点。他当然不会去纠缠那些琐碎的时间、地点、人物、情景诸要素，而是一上来就抓住了场景安排的大特征：真正的对话是[很有象征意味地]在苏格拉底与两个“毕达哥拉斯派”的朋友之间进行的。而这意味着什么呢？伽达默尔说，两个毕达哥拉斯派的朋友，西米阿斯与克贝，并不代表毕达哥拉斯派特有的那种宗教特性，反而代表着在那一派思想中有其起源的数学、音乐以及自然科学研究 [3]，他们是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的代表；而苏格拉底，大家都知道，他把自己的知识局限在人类的道德问题与自我认识上。伽达默尔进一步设定，柏拉图这样安排对话人物，表明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正是：
把苏格拉底所代表的道德的自我反省与毕达哥拉斯派所代表的科学认识结合起来。 [4]
我们只需想到道德反省属于精神科学的范围，便能明白伽达默尔于是又让柏拉图与自己达到了一种视界融合：伽达默尔的“理解”的任务正是探询超出（自然）科学方法的普遍要求之外的真理经验，即哲学、艺术、历史等精神科学的真理经验，而理解作为普遍的诠释学经验，即人类的世界经验本身，它所获得的知识与真理根本上当然不只是与自然科学相对立的精神科学的真理，而是两者真正的结合。本文一个核心的争点就在于：柏拉图是否真的在（像伽达默尔一样）追求科学认识与道德反思相结合的诠释学真理？不过，为了厘清这一点，我们先得跟随伽达默尔，看看他的《斐多》篇如何贯彻这一设定（hypothese）。
三 “真正谈话”的开端
从上面的设定出发，伽达默尔略过了开篇长长的“引导性谈话”直接进入到随后“真正的谈话”中，并首先看到，真正的谈话是从一个宗教问题即毕达哥拉派明确禁止自杀这一宗教禁令开始的（61c），那么，柏拉图这样开始对话的真正内容用意何在？为什么一场哲学对话以一个宗教问题开始？伽达默尔说，柏拉图可是知道“通过强调使重要的事情显得清楚明白”的！显然，如伽达默尔反复指明的，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对传统宗教的态度突出地表明了对话所处的背景（诠释学处境），具体说来，柏拉图在这里强调的无非是毕达哥拉派朋友与苏格拉底在这一宗教问题上态度的对比。
苏格拉底提到的这个宗教禁令，本是毕达哥拉派的，但是他们却说从老师那里所听到的语焉不详，伽达默尔说，这就清楚地表明，“他们对毕达哥拉派学说的宗教内容不再感兴趣，而真正代表着当时的（modern）科学启蒙”[5] 。这并不仅仅是他们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整个时代的风尚，如伽达默尔后来明确指出的，整个讨论的背景就是科学的启蒙以及迄今有效的传统宗教的彻底崩溃[6] 。相反，正是苏格拉底提醒他们注意这一禁令的宗教背景。伽达默尔还特别指出两个戏剧性的细节来印证他们的思想倾向：当苏格拉底提到对自杀禁令的反对意见（在有些情况下死亡比在无法忍受的方式下继续生活要好得多）时，克贝表示赞同的方式真引人注目，他笑着表示赞同，而且用自己家乡的方言（62a）；而当苏格拉底说出自己对哲学的理解，把哲学表述为就是“学习死亡”（或按伽达默尔的说法，用“死亡”解释一切哲学的意义）时，西米阿斯则笑了起来（64a）。伽达默尔说，柏拉图以此来表明：这些毕达哥拉派的朋友“完全被理性的合理性理想所主宰着”，宗教传统对于他们“实际上已经如此苍白无力，以至灵魂在彼岸的命运问题不再有任何重要性” [7]。
那么，与他的毕达哥拉派朋友相反，苏格拉底则利用灵魂净化的思想来证明自己欣然赴死的正当性（64b-68b）：对于哲学家来说，死无非就是灵魂摆脱了肉体的束缚成为纯洁的，从而更有可能求得“真实的智慧”或“纯粹的知识”，见到美本身、善本身；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家追求智慧就是在学习死亡，即训练自己活着而保持死的状态。在这里，伽达默尔指出，毕达哥拉派的纯洁概念显然已经被苏格拉底悄悄地改造了（66d），对于传统的毕达哥拉派信徒来说，纯洁只在于遵守秘仪性的洁净戒律却没有一种自我理解，“与此相反，对苏格拉底来说，纯洁意味着对他自身——专注于思想的哲学家之生活——的一种新的意识” [8]。总之，根据伽达默尔，苏格拉底把对哲学生活也即纯粹思想的自我意识理解成纯洁的灵魂，他就用自己的这种纯洁灵魂观改造了传统宗教的纯洁灵魂观；“纯粹思想”与“自我理解”，这是伽达默尔总结苏格拉底灵魂观的关键词 [9]。
伽达默尔在这里又注意到对话进程中的一个戏剧情节，就是苏格拉底对毕达哥拉派宗教传统纯洁灵魂观的改造竟然得到了两个毕达哥拉派朋友的强烈认同（67b）。为什么会如此？伽达默尔解释道，因为苏格拉底所提出的“纯粹思想”正是这一代毕达哥拉派所致力于的科学特别是数学的标志性特征，或者说反映了后者的本质，尽管他们当然不会理解数学的这种纯思本质，因为他们不理解理念论。我可以说，这是伽达默尔从他的诠释学设定出发对这一标志性情节的必然解释。我们知道，不仅在这里，而且在整个谈话的各个阶段，苏格拉底都以他的言论主宰了他的对话者，使他们最后认同他。那么，苏格拉底如何能做到这一点？事情真的像伽达默尔所说，他之所以使他们信服，是因为他指出了他们自己尚没有清楚意识的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本质？柏拉图这样安排情节，用意到底何在？
伽达默尔的看法诱惑我们——伽达默尔《斐多》篇的普通读者——去猜想，苏格拉底与他的毕达哥拉派朋友对待宗教传统的态度，是否并不像我们自跟随伽达默尔的分析以来一直以为的那样对立？因为苏格拉底的思想倾向与后者的科学主义看来本质上是一致的。后者只认科学的合理性，对灵魂的彼岸命运丝毫不感兴趣，而苏格拉底在论到与死相连的灵魂纯洁问题时所考虑的也只是哲学家的纯思生活，并不真的与任何对彼岸的宗教性想象相干。苏格拉底与后者的不同似乎仅仅在于，后者完全拒斥了传统宗教，而苏格拉底则利用了它。我们普通人——事实上哲学家著述的绝大多数读者都是普通人——在面临死亡问题时为寻求慰藉与解脱最容易、也最通常采取的恐怕是一种宗教的态度。出于常识，我们很容易去认为苏格拉底与他的科学界朋友正处在宗教的与非宗教的这两端，在紧接着的一段论述中，伽达默尔的解释也似乎并不完全否定我们平常灵魂的这种天真认识，他说，与对此岸的专注相应，毕达哥拉派朋友的理性态度就是[科学]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与传统的荷马宗教相反，认为死亡就是人的灵魂整个的分解（70a）”，他们于是据此怀疑灵魂的不朽与彼岸的生活。他进而精辟地指出，“正是当时（modern）这种对彼岸与不朽的怀疑为谈话给定了真正的主题：提出关于灵魂不朽的证明以反对这样的怀疑主义”[10] 。看来，伽达默尔确实并没有明确反对我们平常灵魂的认识：“真正的谈话”主题涉及到对待死亡问题的两种对立态度，一方是科学界的朋友，他们怀疑灵魂不朽，另一方是苏格拉底，他力图证明灵魂不朽。对此，平常灵魂的理智无疑会有两点希望：苏格拉底是真的相信灵魂不朽的；苏格拉底将不会仅仅做做姿态进行反驳，而是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灵魂不朽。继续阅读伽达默尔的《斐多》篇将使我们看到，正是在这两点上，他为了他的诠释学微言大义而悄悄地远离了平常人的理解。
我个人同意伽达默尔所说，柏拉图以一个特定的宗教问题开场是为了“通过强调使重要的事情显得清楚明白”，但是，我认为他从其普遍的诠释学观念出发所做的解释并没有使这里的事情本身变得清楚明白。他原则上对对话的戏剧特色的强调无疑是正确的，理由是，区别于论文，对话正是以其戏剧性因素生动而深刻地体现了辩证法最本质的东西。柏拉图通过写作展示了一个辩证法的历程，柏拉图的文本被读者展开时则开启了一个辩证法的历程。在柏拉图所生动描摹的辩证法历程中，他很容易让苏格拉底选择对话者并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他当然也深知道，他的文本一旦成型并向读者敞开，它便不能再像苏格拉底那样选择读者，不能保证其话语不被放在一个单一的平面上来对待。所以，我完全不能否认，柏拉图写作《斐多》时知道其大多数读者恐怕还是平常的灵魂，这样说来，他便可能会照顾到这些平常灵魂的宗教性指望。另一方面，我同样也不能否认，柏拉图会想办法让另外的少数读者即哲学家或潜在的哲学家们从其文本中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得到有选择性的教诲，就像苏格拉底还活着，从字里行间跃然而出，比如伽达默尔就能看到柏拉图通过强调使重要的事情显得清楚明白。假如柏拉图真的如上所述要使其文本对不同的读者显现为不同的话语或引起不同的对话，他便确实要充分利用其文本的戏剧性，正是在这方面，我不得不说，尽管伽达默尔的《斐多》篇似乎让柏拉图的文本开启了一个柏拉图与伽达默尔的对话，但由于伽达默尔出于其普遍诠释学观念预先把柏拉图的意图、把他与柏拉图之间可能的视界融合设定为所谓苏格拉底与毕达哥拉派之间的结合，他便完全没有像他所主张的那样，充分考虑到对话的戏剧性特征所体现的辩证法要素的丰富性。伽达默尔的设定虽然来自对对话场景安排的考察，但却是高度提炼与抽象的考察，以便于体现其诠释学意识所关注的要点，即必须从哲学与科学的区别与联系中来理解苏格拉底的观点。根据他的考察，《斐多》对话似乎是单独地、秘密地在哲学家苏格拉底与毕达哥拉派科学家之间极有象征意味地进行，他拒绝甚至反对考虑更加具体的时间、地点、场景，特别还有其他的人物在场这一事实[11] 。实际上，除了两个毕达哥拉派的朋友，在场的人物还有很多，有哲学家，也有像克力同这样的平常人，据色诺芬，他是一个“好人”加“富人” [12]，他《斐多》中，他像平常人一样对传统宗教充满虔敬，正是他在开场的一个关键时刻曾经饶有意味地打断过苏格拉底（63d），也正是他才是苏格拉底临终之际的最后交谈对象（115a-118a）。更加重要的事实是，不仅有像克力同这样的平常人参与了对话，而且苏格拉底本人（至少表面上看来）也显得像平常人那样亲近于宗教性，他不仅在论证灵魂不朽时多次提到了神（hades与theoi） [13]（苏格拉底嘴里的神与传统宗教之神的关系是另一个重大问题），而且，跟他在别的对话中所一贯表现的从容不迫态度不同，他急切地、反复地讲他是为了使自己、也使他们“相信” [14]，再者，苏格拉底在对话的各个阶段使毕达哥拉派朋友的信服，至少表面看来正是把这些科学界朋友引向了宗教的信念（这一表面现象本身极有意义）。所以，我可以说，不论柏拉图的意图究竟是什么，他都没有像伽达默尔所诠释的那样彻底远离平常人的、宗教性的指望，若充分考虑对话的戏剧性所体现的辩证法因素的丰富性，我便不得不说，《斐多》对话不仅是哲学与科学二者，而至少是宗教、科学与哲学三者之间的对话，苏格拉底的观点不仅要像伽达默尔所以为的要从哲学与科学的区别与联系中来理解，而且要从哲学与神学的区别与联系中来理解。
就我个人阅读《斐多》之（绝非普遍的）诠释学经验，我认为柏拉图以宗教问题开场固然可能是为了强调某种东西，但若更加字面、更加直接地解读情节的开展，则可以说那是再自然不过的，因为苏格拉底欣然置自己于死地的态度，表面上显然与平常人的健全理智、与传统宗教关于生的命令（自杀禁令）相冲突。苏格拉底提出“哲学就是学习死亡”这一生死合题来解决与宗教命令的冲突，他看来是以灵魂的不朽及净化来说明他作为哲人的赴死是对死亡彻底的超越与克服。这里显而易见的吊诡之处在于，“学习死亡”作为苏格拉底哲学的标志性命题，看来却与宗教走得如此接近！不仅在这里，而且在对话的各个阶段，苏格拉底都把其对话者（包括平常人、科学家、哲学家）引向“灵魂不朽”这一宗教信念。在我看来，若究这一现象的缘起，大概得说，死亡对通常人的（宗教性）意识、对哲人苏格拉底所呈现的原初问题是同一的，即：如何战胜死亡！这同一的原初问题包含着两种可能的解决，即哲学的解决与宗教的解决。不过，尽管平常灵魂在对话里、在阅读中可能被苏格拉底成功地引向灵魂不朽的宗教信念，对死亡问题的哲学解决与宗教解决却并非是相容的，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我们细细品味《斐多》所呈现的柏拉图伟大的辩证法艺术。现代哲人伽达默尔当然不会被平常人的宗教意识所蒙蔽，以为柏拉图在《斐多》里讲宗教，他也没有对苏格拉底接近宗教感到惊异，而是发现，苏格拉底轻易把传统宗教改造成了哲学，他把这一成就的思想背景归之于历史的处境，并且认为，柏拉图以宗教问题开场正是要突显这一点，即是说，通过强调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对自身宗教传统的极度漠视态度，思想的大背景清楚地得到显明，那就是“宗教传统的彻底崩溃”。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意识便自觉地处在这一大背景中，其诠释学设定便预设并认可了宗教传统之彻底崩溃的背景，于是，死亡对诠释学意识所呈现的原初问题不是如何战胜死亡，而是如何解释死亡，这一原初问题所包含的两种可能的解决不是哲学的与宗教的解决，而是对死亡的科学理解与超越的（即诠释学的或真正哲学的）理解，这两者就是伽达默尔所看到的柏拉图的开场匠心所强调的对立。
我个人的意图并非是同伽达默尔作对，另外提出一套对《斐多》的解释，而是试图和大家一起弄明白他的诠释学意识及设定在其《斐多》篇中所呈现的后果，并试图理解他与柏拉图之间的所谓对话。
四 关于灵魂不朽的前三个证明
众所周知，《斐多》中对灵魂不朽的证明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相互联系的三个证明。伽达默尔重述了这三个证明的逻辑，指出它们在逻辑上并不充分，并联系到柏拉图对情节的安排，通过分析各个证明所引起的对话者的反应、苏格拉底随后的回应以及对话进展的情形，指出柏拉图不仅清醒地认识到，而且是有意暗示迄今证明的不充分性。我相信，他说的这些都可能是真的。然则，这对平常灵魂的希望便是巨大的挑战。不过，正是在这平常灵魂的希望受到挑战的地方，哲人伽达默尔则看到了深入柏拉图意图的门径。他的高见与他的诠释学处境洞察及设定相应，可以简略地表述为：在灵魂不朽的证明历程中，柏拉图的根本意图其实并不是要证明灵魂不朽，而是显明苏格拉底对灵魂的理解。正是在这一见解的指导下，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设定才充分表现出其解释的效力。他既已在对“开场”的分析中表明苏格拉底与其对话者在理解方式上的对立，于是，证明历程中的两个诠释学要点便表现为：1）毕达哥拉斯派从其对自然的科学理解出发如何不理解苏格拉底的灵魂观念；2）进一步，他们也不理解苏格拉底的灵魂概念与他们的自然理解之间的关系，不理解科学真正说来对于灵魂的自我理解的意义。
伽达默尔指出，第一个证明即所谓“自然的普遍循环”的证明明显是不合适的，他的结论与人们对死后灵魂也许会消失的恐惧其实不相关，正是这种明显的缺陷促使克贝引入了“回忆说”的证明。回忆说虽然说明灵魂在前世生活中已经认识了真正的本质即理念，但并不足以反驳对死后生活的怀疑。不过，伽达默尔首要关注的并非是证明的不充分性，而是看到苏格拉底藉此提出了自己的灵魂概念，而毕达哥拉派朋友对灵魂的理解却明显不同，他们虽然常听到苏格拉底的回忆说，但却并不理解他的灵魂概念；“毕达哥拉派朋友实际上并不从苏格拉底那理解自身的‘灵魂’出发，……他们根本上不是从灵魂的自我理解所规定的基础出发，而是停留在自己所熟悉的视界，即从他们对自然以及自然中生命的观察出发” [15]。所以，他们不会理解苏格拉底的灵魂概念。伽达默尔依然通过对对话情节的分析来显明这一点。在苏格拉底提出第二个证明并表示可以将前两个证明结合在一起之后，苏格拉底迫使他的对话者承认，他们其实还像小孩一样，对灵魂在人死之时会随风消散充满恐惧（77d），伽达默尔说，这便间接表明了他们对灵魂理解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这样就使关于灵魂的讨论退回到了大众见解的水平，即认为死亡是一个人生气的消失从而恐惧自己被消解，伽达默尔说，苏格拉底的这种退步标明他的对话者并未理解他的灵魂概念。于是，第三个证明便是要揭开对灵魂概念的普遍误解所基于的本体论基础。
根据伽达默尔，苏格拉底的第三个证明是在向其对话者退步的基础上进行，但这退步当然是为了提升他们。伽达默尔通过引证门德尔松的探讨说明，第三个证明的基础仍然是“对自然的理解”。这一证明通过区分“肉体的”（可见、可分解、变化的）与“神圣的”（不可见、不可分、永恒的）不同存在，说明了灵魂的存在方式与身体不同：“灵魂属于真正的存在”[16] 。伽达默尔由此总结第三个证明在对话这一阶段的特定作用或目的，那就是“要通过不可见与永恒的概念（即超过在可感世界中给予出来的[比如木乃伊的]的相对永恒）来说明灵魂的不朽”[17] 。他紧接着马上便指出这一证明的局限：“这固然与‘前苏格拉底’思想相应，但却不能保证真正达到苏格拉底念念不忘的灵魂的正确概念，并从而达到‘哲学’所进行的道德的自我理解的基础”。或者不如更明确地说，前苏格拉底的、科学的、从自然出发的理解（在这里，毕达哥拉派是其代表），根本不能达到灵魂的适当概念。伽达默尔的意思很明白：只有苏格拉底的、超越的、理解着自身的理解，才能达到正确的灵魂概念。于是他就可以公开他的微言大义了，他明确提醒我们不要忘了，第三个证明只是整个证明历程的一个阶段，而证明的深层目的“本不是不朽，而是：构成灵魂的真正存在的东西，不是其可能的有死性或不朽性，而是其对自身及存在的清醒理解”[18] 。
我相信，大家以及跟我一样的平常灵魂在继续阅读《斐多》中关于灵魂不朽证明的余下部分即第二部分时，很难马上同意伽达默尔的高见，因为我们一上来就会看到的文学描写表明，西米阿斯与克贝重新提出的反对意见显然是真诚的（84d-88c），苏格拉底也是严肃而急切地力图论证灵魂不朽（89b-c），而据斐多所说，他做得令人惊奇地成功（88e-89a）。当然，若我们跟随伽达默尔的隐微论诠释实践，也不难理解他所说的，对于西米阿斯与克贝的新的反驳，“苏格拉底并没有答应提供一个恰当的证明，而只是反驳由于对的灵魂概念缺少理解而引起的反对意见” [19]。从伽达默尔的视界看出去，在证明的第二部分，苏格拉底所做的，或者说柏拉图的意图，主要不是要证明灵魂不朽，而是更进一步展示苏格拉底的灵魂概念所体现的自我理解的本质。至于这种自我理解与不朽的关系，便成了一个不需要再提出的问题，因为据伽达默尔，有死或不朽，与灵魂真正的存在无关。伽达默尔早先曾经说，“对彼岸与不朽的怀疑为谈话给定了真正的主题：提出关于灵魂不朽的证明以反对这样的怀疑主义”，在追随了证明的一半历程时，证明灵魂不朽已经成了一个表面的、附带的动机，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动机对于他“实际上如此苍白，不再有任何重要性”。
在伽达默尔的视界里，既然前苏格拉底哲学从自然观出发的科学理解不解灵魂真义，那么苏格拉底对灵魂的真正理解到底是什么呢？任何一个读过最基本的哲学史原典选读的人都会明白，这与苏格拉底的思想转向有关，伽达默尔当然也触及到这一点，不过，诠释学意识对此自有它独到的见解，它既已把苏格拉底-柏拉图的任务设定为科学认识与道德反省的结合、自然理解与超越的自我理解的结合，那么，它便自身一贯地把苏格拉底的思想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理解成某种转向，而是理解成对前苏格拉底自然与科学认识之本质的真正理解，而前苏格拉底思想自身当然并不能达到这一理解，这便是伽达默尔的第二个诠释要点的来历。下一节将结合他对《斐多》中灵魂不朽证明的第二部分的诠释，试图厘清这一点。
五 政治哲学的转向？
证明的第二部分以西米阿斯与克贝重新提出对灵魂不朽的反驳开始。据西米阿斯，若灵魂是和谐，他便要依赖于身体各个部分的调和，恐怕在人之将尽时会先死去（85e-86d）；据克贝，若灵魂是生命力，它尽管胜过肉体，但犹如人之穿衣，虽然可以磨损掉好几个肉体，但恐怕终有自身毁灭之时（86e-88b）。伽达默尔肯定他们的论证都有其严肃的科学基础，并凭丰富的古典学知识指出了其与当时科学（数学、医学、生物学）的联系，并再次强调讨论的背景是宗教传统的彻底崩溃。现在的问题是：伽达默尔的诠释既已表明，毕达哥拉派的自然科学理解不可能理解苏格拉底的灵魂概念，那为什么苏格拉底不一劳永逸地撇开他们的理解，另外详述自己的灵魂观呢？不仅如此，伽达默尔还一再暗示，毕达哥拉派的科学对于苏格拉底的灵魂理解并不是无关紧要的！除了开场分析对苏格拉底对传统灵魂观的改造竟然得到毕达哥拉派的强烈认同这一情节的解释，他还对第二、三个证明之间的间奏曲作了发微，在那里苏格拉底鼓励西米阿斯与克贝在自己人里面寻找祛除死亡恐惧的念咒师，并说其他人很难比他们做得更好（78a），他认为，这暗示，“数学家及有数学知识的人具有一种他们自己尚未清晰意识到的能力，即思考不同于感性经验的[真正]存在秩序的‘纯粹’思想能力” [20]。他进一步说，在第二个证明中苏格拉底便明确指出“数学知识是与真正的存在及灵魂概念相适应的”，而第三个证明则尤其明确地引入了为数学家所熟知的本体论上的划分（ontologische anderheit），即“可见的存在”与“不可见的存在”的划分。不过，伽达默尔前面的诠释表明，这种划分还是不够的，它依然是一种对自然存在的划分，停留在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的层次，现在，伽达默尔要显明的是，要想真正理解数学的本质，就必须上升到由理念之设定（hypothesis des eidos）而带来的真正的存在区分（seinsunterschied），通过理念与生成物，ousia（本质）与genesis（生成物）之间的区分，来显明数学的纯思本质。伽达默尔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自我理解的灵魂所表现的正是这种纯思的本质，纯思是哲学的道德反思的形而上学基础。伽达默尔对第二部分证明的诠释便是要说明前苏格拉底思想与苏格拉底思想之间这种本质上的上升与关联。我认为，苏格拉底思想的真正转折即政治哲学的转向，这样便被诠释学意识给淹没了。
伽达默尔没有具体地追随苏格拉底反驳西米阿斯的论证，而是首先指出这一论证“围绕苏格拉底的灵魂关切这个中心，与毕达哥拉派数学的实质相关”[21] 。灵魂是和谐的说法，体现了毕达哥拉派思想的局限。他们虽然区分了“可见的感性存在与其数的-和谐的根据”，但是却把后者作为“流变的现象背后的真实存在物”，这一局限与那个时代数学的局限相应，数学科学虽然知道“数学存在”不是“感性存在”，但“缺乏清晰表明这种存在差异的本体论概念”，伽达默尔还提醒我们参看他对《第七封信》研究中的相关论述，他在那里说的是：数学结构是可感世界与可知世界的居间者，因此，数学实体（比如圆）特别适合用来说明向纯思的转向，不过，柏拉图之前的数学科学并未清晰认识到可感实在与可知实在之间的本体论区分[22] 。在这样的局限下，灵魂便被当作一种自然的存在，一种数的存在或和谐的存在，从而依赖于物质的基础。伽达默尔明确地说，毕达哥拉派没有理解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意义，只有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灵魂观的阐释才可能帮助他们达到合适的自我理解。只有有了清晰的本体论区分的概念，人们才能理解：尽管世界的数的规定性是真实的，但世界本身并不是由数构成的；同样，灵魂可以“有”和谐，但它并不就“是”和谐。伽达默尔说，灵魂是这样一种存在，“它在其存在中完满地理解其自身” [23]。厘清这自我理解的灵魂所必须借助的本体论区分，是伽达默尔阐释苏格拉底对克贝所作反驳的要点。
伽达默尔把苏格拉底对克贝的反驳看作全篇对话的高峰，那的确也是对灵魂不朽的最后一个证明。苏格拉底以他那无比著名、也无比重要的思想之路自述（96a-100b）开始，借用伽达默尔的总结：“他描绘了自己对自然认识的不满，对阿那克萨戈拉的希望与失望，最后他踏上了第二好的道路。这条道路诉诸逻各斯，即设定理念的程序，它使他开始摆脱科学把他拖入的困境，转而获得对自己的清楚理解”[24] 。伽达默尔承认，他的《斐多》篇不是细究这种设定程序对柏拉图辩证法之巨大意义的地方，他倒是很花了一些笔墨来区分辩证法中的设定（hypothesis）不同于科学程序中的设定（hypothese）[25] ，与后者不同，它不是要让经验来检验它的有效或无效，而是相反，任何与其不一致的东西都不能被设想为真的。他说，这一区别对理解设定的意义至关重要。设定程序确立了本体论的区分，理念是一个纯粹思想的范畴，对理念的设定把它所意谓与蕴涵的一切经验、偶然的事物都排除在思考范围之外，这首先意味着分有理念的特殊事物只是就它所分有的理念的内容来说，在论证中才具有重要性，而论证中的一切逻辑混乱与诡辩都是因为未区分理念与仅仅是分有它的事物而引起的。伽达默尔说，苏格拉底踏上“第二好的道路”，即设定理念的程序，就是为了用它反对智者派的论辩技艺。有了对设定理念之意义的阐释，伽达默尔就可以对苏格拉底反驳克贝的论证不着一字，因为在逻辑上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克贝对灵魂不朽的怀疑，是因为他不解灵魂作为生命的理念，本质上是与有死性绝不相容的（105d-e）。逻辑既明，伽达默尔便又很容易从对话的戏剧性情节中找到印证：克贝拘于数学中的设定概念而在理解理念的设定时特别困难；不知姓名的人的继续反驳（103a）恰恰说明了他跟克贝一样未能“清楚地认识到‘理念’与‘生成物’之间、对立面自身之间以及具有对立性质的事物之间的根本差异”[26] 。
让我不揣浅陋，试着来总结一下诠释学意识所理解的苏格拉底的灵魂概念：灵魂是自我理解的存在，这种自我理解是其最本己的存在特征，它以此区别于其他存在而把自己表明为纯粹思想。灵魂属于理念世界。至于由苏格拉底的灵魂概念所标明的纯粹思想与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的关系，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诠释学意识以为纯思是使关于自然的科学与数学认识获得明确自我理解的基础，用伽达默尔的话说：“科学来自理念世界，也只有理念世界才使科学成为可能”[27] 。因此，苏格拉底的纯思，本质上说，并不是对自然哲学的方向的扭转，而是对其本质的揭示。从自然哲学到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反省的发展，表现出思想之纯粹性的本质上的上升过程，大约可以表示为“自然认识¬—数学科学—理念纯思（灵魂的自我理解）”的进阶。如果说在苏格拉底思想这里存在着什么转向，那就是向纯粹思想的转向。所以伽达默尔从“第二好的道路”这里看到的其实是“更好的道路”，人以为敝帚，我自珍为利器。于是伽达默尔蛮有把握地说，关于苏格拉底的转向所说的那一困境，“把他引入其中的与其说是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毋宁说是其‘智者式的’应用与歪曲” [28]。尽管他也看到了科学启蒙与智者派怀疑主义的历史关联，但他没有继续追问自然哲学与智者派思想是否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我恐怕得说，从其诠释学设定直到其诠释最终得出的灵魂理解，伽达默尔是前后一贯的，所以，这里不存在站不站得住脚的问题，其所作的诠释是其诠释学意识的贯彻，不过，据我个人粗浅的看法，这却未必与柏拉图的意图融合。他的灵魂理解专注于灵魂的纯粹“存在”，这种存在观又更多地受亚里士多德的ousia存在观所支配，而与柏拉图所关注的灵魂的美、善以及灵魂各部分的正当秩序无关。所以，诠释学意识把灵魂理解成“在其存在中完满理解其自身”的存在，把灵魂作为纯粹思想归属于理念的世界，它所获得的首先是关于灵魂的“存在论”知识。而柏拉图则始终从灵魂与理念（美本身、正义本身，以及最高善之理念）的关联中思考灵魂，灵魂始终是与整体相关联并向整体敞开的，他关于灵魂所获得的知识首先是政治的知识。诠释学路向在诠释《斐多》时的后果，将马上得到进一步的显示。
六 结论
《斐多》的结构像一个吐火女妖（chimäre），开头是故事，结尾也是故事，头尾都与灵魂不朽的宗教信念纠缠不清，而哲学的论辩夹在中间。就伽达默尔的诠释意图来讲，澄清苏格拉底的灵魂观，目的便已经达到了，但是，《斐多》结尾所讲的东西迫使他回到这一问题：这种诠释学灵魂观与灵魂不朽信念的关系是什么？因为这种只关注其存在的灵魂观本质上与这一信念无涉，所以，伽达默尔说，“每一个柏拉图的解释者都不可能看不到，对理念与生命和灵魂之间本体关系（seinszusammenhang）这种证明尽管是卓越的，但并不能证明比生命和灵魂的‘理念’特征更多的东西，毫无疑问，它确实不能消除每个个体灵魂所具有的那种要被毁灭（nichtsein）的恐惧，不能消除渗透在灵魂自我认识中的恐惧”[29] 。他接着强调说，这也是柏拉图的意思。——不论柏拉图多么生动、优美地描绘了苏格拉底的欣然赴死，多么具有说服力地表明了苏格拉底作为哲学的典范事实上战胜了死亡，伽达默尔的结论仍然是：死亡恐惧不可消除、从未消除。伽达默尔是海德格尔的优秀学生，恐惧（angst）则是海德格尔的一个关键词。恐惧是与人根本的有终性相连的原初事实，我认为，这里面隐藏着诠释学的深刻历史意识的秘密。死亡恐惧的不可消除，这是伽达默尔诠释学隐微论（esoterisch）实践得出的一个终极之言；“柏拉图《斐多篇》中的灵魂不朽证明”是其《斐多》篇的表面题目，其真正的、隐微的题目正好相反：“柏拉图《斐多篇》中对死亡恐惧的不可消除之原初性的证明”。
不过，在“迄今有效的宗教传统彻底崩溃”的时代，对经过科学启蒙的现代哲人来说，不可消除的死亡恐惧这一原初事实却并不是件消极的事，相反，永远与我们的最本己存在相连的死亡恐惧呈现出作为有限存在的人类的“自由”。在最后一个灵魂不朽证明之后，苏格拉底讲起了人死后灵魂所去世界的故事，结束的时候，他劝其听众要对自己“念咒”似地重复他们所期望的这些前景（114d），这显然是对关于我们人[心]中之孩子的绝妙隐喻[30] 的回复，伽达默尔说，在对这个隐喻的回复中，整个论证的意义问题得到了回答：“从来没有消除的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是我们必然对在感性经验中与我们相遇的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有限存在的超越思考（hinrausdenken）的另一面” [31]。而这一超越思考的能力，显然只能被理解为自由。伽达默尔正确地看到，苏格拉底 [32]提到“念咒”时，心中“特别想到的是宗教传统[对死亡问题]的回答”，这表明这里事实上已经触及到了对死亡问题的科学-哲学的解决与宗教解决这原初的二元对立，但是，由于我们已经指出的诠释学意识在死亡问题上所看到的原初问题与平常灵魂、与古代哲人所看到的根本不同，所以，死亡问题以及对它的宗教回答并没有让它去像常人或古人那样去设想，是否可能有对死亡的胜利，在它看来，宗教回答的存在只不过表明了恐惧原初的不可消除性。所以当伽达默尔说下面这句话时他的意图与柏拉图完全不一样——“这个任务[即念咒以除死亡恐惧的无尽任务——引者]是我们人类存在给予我们的，即那促使我们超越最切近的感性世界而思考[的那种能力]所给予我们的。柏拉图通过灵魂与理念的关联所思考的正是这个事实”[33] 。我们固然可以按现在的话说，当柏拉图把灵魂与理念联系起来时，他表现了人类自由的事实，但是这一事实完全不像伽达默尔所设想的那样以人的有限性为基础，对柏拉图来说，灵魂与理念的联系意味着它对永恒的敞开性，意味着人对秩序整体（kosmos）的归属。对人的有死性、有限性的所谓洞见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意识，是现代哲学诠释学的命门所在。
通观伽达默尔的整个《斐多》篇，我可以说，他从其诠释学意识出发，遵照海德格尔的教导，以自己的设定彻底考问柏拉图，最终达到了摧毁或解构（destruktion）的目的，从《斐多》那里得出了现代诠释学意识的秘义：“自由”=“恐惧”。通过这样的诠释学意识的透视，他在其《斐多》篇的最后便可以说，柏拉图之灵魂与理念的关系体现了康德意义上的作为理性事实的自由，借助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读我们不难理解这句最后的话的意义，康德是在理性深处发现其时间性与有限性的第一个现代哲人，以致他自己都不得不从其伟大发现面前退却。
《斐多》是哲学与诗歌结合的完美表现，它以一种诗性的双关，既似哲学、又似神学地探讨了人类对死亡与灵魂不朽问题所能达到的限度，所以它要求我们结合其整个的诗的结构来理解其中哲学的论辩，可惜，伽达默尔的诠释专注于其诠释学设定的逻辑贯彻，并没有像他所说那样的认真对待其中诗的论证，而只是用戏剧情节的分析来印证他自己的逻辑结论。我认为，苏格拉底在哲学论证结束之后的故事讲述其实是以形象的方式谈论理念与诸神的关系，而整篇对话的高潮并非其哲学论证的结束而是苏格拉底从容赴死的情景。苏格拉底的形象对于适合哲学生活的人来说是对哲学的最高赞美，是对哲学生活的鼓励，对于适合于虔敬生活的人来说则是对虔敬生活的劝勉。现代（诠释）哲学则对不值得对之充满虔敬的东西（死亡、有限性、恐惧）有一种虚假的虔敬激情。在全篇对话的终曲，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在人之将尽时嘱咐克力同遵照雅典人的宗教习俗行事，这再一次表明哲学家是虔敬的，但是这一虔敬的意思却是双关的。由于柏拉图的意图被隐藏在其美妙的诗歌中，所以在我们阅读它时，这一古典文本本身的真理要求对我们的挑战确实是无与伦比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只有三种可能的选择，通过阅读认可或拒绝它的真理要求，或者承认我们没有能力对此做出决定而需要继续学习，现代哲学诠释学则似乎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1]最初发表于wirklichkeit und reflexion. festschrift für walter schulz（《现实性与反思：瓦尔特•舒尔茨纪念文集》），
pfullingen 1973，第145-161页，后收入伽达默尔全集（gesammelte werke）第6卷，tübingen 1985，第187-200页，本文引用的是全集版。该
文的英译文见h-g. gadamer, dialogue and dialectic: eight hermeneutical studies on plato, tr. by p. c. smith, yale uni. press
1980，中译文见《伽达默尔论柏拉图》，余纪元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24-42页。
[2]die rechte beachtung der hermeneutischen grundsätze
[3]这一与柏拉图研究界通常的讲法一致，参a. e. taylor，《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谢随知等译，济南1991年，第253页。
[4]gw189/26（前一数字是全集的页码，后一数字是中文译本页码[引文常参照原文略有改动]，后仿此）。
[5]gw189/27。
[6]gw194/33。
[7]gw190/27。
[8]gw190/28。
[9]参原文的第5段gw190/28，第8段gw191/30，第9段gw192/30，第10段gw193/31，第12段gw194/33，第15段gw195-6/35-6，第18段gw198/40
等处。
[10]gw190/28。
[11]参伽达默尔关于j. klein对《斐多》开篇之戏剧性分析的评论，见“gadamer on strauss: an interview”, 载interpretation, vol.
12/1 (jan. 1984), 第8页。
[12]参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2：9，吴永泉译，北京：商务1984年，第17页。苏格拉底在其《申辩》中（33d，38b）也把克力同当作富人
加好人的代表。关于克力同其人的政治哲学分析，请看陈建洪，“克力同和苏格拉底”，载刘小枫、陈少明编《柏拉图的哲学戏剧》（“经典
与解释”第2辑），上海三联2003年，第19-48页。
[13]特别是在63b，67a，69c，80d。
[14]尤其是在63b-c，69e，77a，91a，102d。关于这一点，详见k. dorter，plato’s phaedo: an interpretation（《柏拉图的〈斐多〉》
），uni. of toronto press1982，第8-9页。
[15]gw191-2/30。
[16]gw192/31。
[17]gw193/31。
[18]gw194/33。
[19]gw194/33。
[20]gw192/30。
[21]gw195/35。
[22]参伽达默尔，“柏拉图《第七封信》中的辩证法与智者术”（载《伽达默尔论柏拉图》），第111-118页。原文见伽达默尔全集第6卷，
第96-102页。
[23]gw196/36。
[24]gw196/36-7。
[25]在将其《斐多》篇收入全集时，伽达默尔将这部分内容作了较大的删改。
[26]gw198/39。
[27]gw198/39。
[28]gw197/37。
[29]gw198/39-40。
[30]在第二、三个证明之间的间奏曲里，苏格拉底鼓励西米阿斯与克贝给自己念咒语（epadein），驱赶自己[心]中存在的小孩对死亡的恐惧
（77d-78a）。
[31]gw199/40-1。
[32]值得一提的是，伽达默尔的叙述在这里不再区分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参gw200/41。
[33]gw20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