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儒家伦理思想　公务员　行政伦理
    [论文摘要]在数千年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孺家伦理思想表现出的是一种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其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今天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的重构中，孺家伦理的修身思想、礼法思想、民本思想等，对公务员的自身修养，行政理念、价值观的培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儒家伦理思想在政治框架中表现出的是一种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在数千年的政治实践中，思想家与统治者们共同建构了一套完备而庞大的伦理规范体系，其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建国后曾把儒家伦理思想作为封建产物加以深刻的批判，但其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在现今仍有重大现实意义，批判地继承其中的精华对当代我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行政伦理概念探源
    (一)行政与伦理的悖论
    对一个国家来讲，行政就是执行政务的活动。从有人类活动以来，先后经历了统治行政、管理行政、服务行政三种模式。
    行政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从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开始的，他要求把行政从政治中分离出来。他认为，行政是一种事务性的工作，可以单独来进行研究。WWW.11665.cOm在这一政治行政二分的前提下，韦伯提出了等级制、非人格化、理性化的官僚制理论，力图实现行政的科学化、技术化。韦伯这一官僚制理论试图为行政中立作出努力，而这一理论，是伴随着公务员制度的出现而确立的。由于西方国家实行多党制，并且在“经济人”假设的理论前提下出现了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分离。事务官即是公务员，他们从事日常事务性工作，以便确保政治中立、价值中立，这样在多党竞选期间仍可以实现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官僚制的弊端逐渐表现出来，它成了死板僵化的压抑人的积极性的工具，而且它并没有实现有效的管理，达到效率目标。同时，作为价值中立的公务员制度并非完全是政治中立，在行政活动中公务员不可避免地揉人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具有自己的利益要求，有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违反组织规则做出违反行政伦理的事情。
    (二)伦理与道德的渊源
    “道德的含义就是习俗。伦理最初表示一群人共同居住的地方，之后意义扩大到了这一群人的性格、气质以及所形成的风俗习惯。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伦理和道德二词分别来自希腊语和拉丁语，伦理和道德两个词的意思相近，经常通用，有时合为伦理道德。
    在中国古代的文献历史上，伦理这两个词出现的很早。伦理最早见于《礼记·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这里伦理是指道德的意思。《说文解字》对伦理的注释为:“伦，辈也，从人，仑声”，“理，治玉也，从玉，里声。这里伦是区分之意，理，有道理之意。孟子正式以“伦”来阐述人类社会的关系。他指出“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里的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就指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即五伦，伦理指向一种等级次序。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这里，荀子认为人们经过学习实践而达到知礼的境界，这就达到了道德境界。“这两个概念，无论是在中文里面还是在其西文的对应词里面，一般并不做很严格的区分。他们都是关于人们行为品质的善恶正邪，乃至生活方式、生命意义和终极关怀。
    尽管伦理与道德二者常常通用，但也有些区别。“道德多指对人的行为的判断标准，它按照风俗习惯和观念直接判定正当的行为。伦理多指行为判断标准的理由，它要通过对风俗习惯和观念的检验和反省来对行为进行判断。人们可以说某人或其行为是道德的，但不能说是伦理的。对一个行政人员的行为的评述离不开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价值取向，对一项政府的政策评述也离不开合乎伦理或不合乎伦理等概念。道德是对个体内心世界的规范和调整，是属于个人层次的低级范畴，而伦理则是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规范和调整，是属于社会群体层次的高级范畴。
    二、孺家修身思想与公务员自身修养
    (一)儒家修身思想的内涵
    儒家伦理思想十分注重个人修养问题，《大学》开篇即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大学》的根本宗旨在于彰显自身光明的德性，并推己及人，使得天下人都能革旧布新，振作起来，从而达到完美无缺的最高境界，故指出了为人之道。儒家十分关注为政者自身修养在行政中的示范作用。孔子以“正”释“政”，把统治者自身的“正”作为“政”的前提。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为政者以德行政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自己身正，端正了自己，则处理政事就自然没有什么困难了。
    儒家的修身思想是把社会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人们的道德品质，化为自觉的行动，主张修身成仁，达到内圣外王的境地，成人达己，成己为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他认为“仁”德不是外在于人的，而是人内心所固有的，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达到这一崇高的精神境界。从消极方面讲，“仁”指不损害别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积极方面讲，“仁”指成己成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封建统治者的道德完善被看作是启动社会风气的基础。当政治权力层率先做到仁义礼智四德，从而在道德上、伦理上完善自己时，才具备了统治别人的资格。因此，充当统治者角色的官员应具备修己治人的学问，尤其是对帝王，赋予了多种多样的德行修养任务。如果为政者以自身的德行引导、感化民众，则民众就会自然从善，反之，民众则会不满。总之，为政者自身的道德品质是其有效行政的一个先决条件，只有身修，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大学》所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一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二)儒家修身思想对现代公务员自身修养的借鉴作用
    儒家重视为政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及表率作用，对当前中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构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首先，一个懂得“修身正己”的公务人员，在廉洁奉公方面一定会严格要求自己。公务员一般都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承担着社会发展的科学决策、政令执行等重要使命，其一言一行对广大民众有着强烈的示范效应。他们身上所具有美德会产生强烈的人格感召力，可以化解民众对政府的许多不必要的猜忌与矛盾，可以获得同事及下属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信任，可以使政府具有良好的工作氛围和活力，逐渐形成健康向上的政风。其次，一个勤于自律的公务人员，一定具有无私、公正、坦荡、磊落的品质，这些品质使得公务员在决策时能更贴近客观、更接近真理，也更靠近群众。其作出的决策，因为少有私心、少有偏见而较准确地把握了客观事实，从而将降低失误、失策带来的损失，这也就大大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行政工作的绩效。
    因此，倡导儒家“修身正己”的思想，对现代公务员队伍建设中的“正己”而后“正人”的行政伦理建构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大有裨益的。

   三、儒家礼法思想与公务员依法行政理念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重礼的国度，是一个礼节繁缉的国家，号称“礼仪之邦”。礼的概念在西周就出现了，而且成为政治统治的一种重要的国家意识形态。《左传》载“礼，经国家，定社樱，序人民，利后嗣者也。”礼有礼节、礼仪、社会行为准则等含义，法主要指刑罚。二者不同的地方主要是维持规范的力量。
    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机构来推行的，具有强制性，而礼则靠传统社会所累积的礼仪风俗经验来维持。传统伦理认为，与法的惩罚性相比，礼的劝戒性更有利于收拢人心。孔子强调人的一切言行都要合乎礼的要求，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以礼治国是荀子的一大特色，他把礼作为调整社会关系中等级秩序的根本准则。荀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可见，礼起源于对人的天性欲望的调节需要，从而避免由于争夺引起的祸乱，使物资和欲望两者之间在相互制约中增长。
    尽管儒家强调德礼，但并不排斥刑罚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孔子一向是礼乐刑罚并提，强调“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孟子也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只凭善心不能治理好国政，同时法律也不会自动施行，所以必须把礼法结合起来。礼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内涵，在其发展中不断地改造旧习俗，适应新秩序，因而是一个充满新旧斗争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渐进、因袭变革的过程。
    儒家礼法思想对于我国今天公务员行政伦理的建构有着深刻的启示。在秩序和效率的视野中，法治与德治必须协调发展，它们如“车之两轮”是两条不可或缺、不可偏废的伦理规范。法治与德治都有其功能优势和局限，法治的功能优势是德治的功能局限，法治的功能局限是德治的功能优势，所以公务员行政伦理中，必须充分发挥两者各自的优势，克服各自的局限性，建立法治和德治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四、儒家民本思想与公务员执政为民的价值观
    行政伦理的基本问题是官与民的问题。我国传统行政伦理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大体有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坚持以官为本，即在官与民的关系中，坚持官是更根本的，官决定民;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民更根本。而在二者的较量中，后者占据主导地位。
    “以民为本”源于《尚书》中所说的“民维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只有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只有民众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安定团结。孔子继承和发扬了先人的民本思想，把“爱人”放在为政的首位，明确提出“古之为政，爱民为大”。孟子甚至提出“民为贵，社樱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充分肯定了民众在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荀子把君民关系比作舟水关系，认为只有民心稳定，君主的统治地位才能稳定。他说“选贤良，举笃静，兴孝梯，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此外，汉代的贾谊更是直接提出以民为本的思想，他认为民者乃万世之本。唐代更深切地指出君民的鱼水关系。
    传统民本思想强调爱民、重民、亲民、利民等，对统治阶级起了制约和牵制作用，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是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和政治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值得继承和发展。但另一方面，传统民本思想中所谓的“以民为本”实质是一种以“民”为恩赐施惠的对象，“主”不在民而在皇帝、官僚的“为民作主”思想。这样“民”就变成了被动体，“民本”就变成了君王官吏治国的手段和权术，归根到底还是为以君王社樱为本位的皇权主义来服务的。民本主义要求兼顾民即与统治阶级相对的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皇权只能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二者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不可调和。所以说，传统民本思想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作为公务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民众的力量，牢固树立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工作中处处为民着想，想法设法为民众谋福利。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行政伦理思想不仅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的合理因素，而且又赋予它新的内涵。执政为民的执政基础与伦理基础与儒家民本思想不可同日而语，执政为民中的“民”有全新的伦理含义，它不仅包括“亲民、爱民、富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思想，而且还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对人的关怀、珍惜，重视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此，今天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构必须做到:
    第一，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开展本单位、本地区、本部门工作的过程中，在每一次制订方案、做出决策、解决问题时，都要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凡是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事情，就要坚决去办，并且想方设法办好;凡是不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事情，就要坚决抵制。
    第二，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群众利益无小事”，指的是对群众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公务员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做群众工作，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往往就是社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也是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群众利益是具体的，有些事情就整体而言或许是小事，但具体到群众本身都是大事。因此，政府作出决策、制定政策时，必须切实把群众利益作为基本着眼点，正确反映和兼顾群众各方面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