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吕振羽就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科学眼光，对人类社会的道德现象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审视和探讨研究。他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科学揭示了道德的起源、道德的本质以及道德社会作用的不同性质。在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伦理和西方伦理文化，以及如何构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国民道德精神方面，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吕振羽的伦理思想在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论文关键词：吕振羽；伦理思想；重要地位
　　吕振羽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他在长期的史学研究过程中，对人类社会的道德现象给予了高度重视，倾注了大量心血。虽然他没有伦理学专著，但他的史学文章和著作，却充分反映了他在道德伦理方面的真知灼见。诸如道德的起源和本质、道德的社会作用以及如何对待我国传统伦理和西方伦理文化等问题，他都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对之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并且他还对构建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新的国民道德精神，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这些研究和探讨，大多是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进行的，可以说，他是我国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分析和研究社会道德现象的学者之一。我们挖掘和整理他的伦理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了解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工作，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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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振羽分析批判了历史上道德起源说中的许多谬论，并从人类自身的历史发展和人们的社会实践中，寻求道德的起源。WWw.11665.CoM他指出：“孔丘哲学的出发点是以所谓‘仁’为中心的”，但“这‘仁’是怎样发生和存在的?他没有说明，而只是认为它是先验的存在着的。从这一先验主义观点出发，最后又达到不敢否认最高的主宰神‘天’的存在，从而他又达到其‘天命’说的宿命论的见解”。继而他又批评孟、苟说：“孔丘继承者孟轲是以继承孔丘自命的”，“他把孔丘的所谓‘仁’，解说为先验主义的‘性善’论，并敷予独断论的说明”。“到儒家学的另一大师苟卿”，“便由孔丘的所谓‘仁’和孟轲的所谓‘陛善’而提出’性恶’说，即认为由‘伪’的修养达到对先验的‘性恶’的克服与人性的完成。这是他的有上升倾向的经验主义的出发点。但在究极上，他也同样在确认人类有一种先验的所谓‘性’的秉赋。”吕振羽对西汉集儒学之大成者也进行了批判，他说：“董仲舒从其神学的观点出发，把孔丘以来的儒家所谓‘伦理’，也进一步曲说为人类的天性，而当作神意的表现去说明。”在吕振羽看来，道德是人的道德，离开人谈道德的起源是不科学的。人之所以在各种活动中分化出专门的道德活动来，是人类长期进化的结果。人类道德并不是一开始就很完善，而是有一个在实践中不断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他说，人类是“从兽类蜕化出来的”，“在这种状态中的人类的动息，还是和禽兽参杂着的”，“‘道德’和‘知识’还在一种最低微的状态中”。至于发展成为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只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事情。
　　由于吕振羽着重于研究中国历史，因此他对错误道德起源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领域内。他在道德起源问题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非常明确、毫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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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道德的本质，吕振羽也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全新的姿态，进行了科学的揭示。他认为，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道德，是经济基础与政治形态决定的，并随其发展变动而发展变动。吕振羽指出，“人类在最原始的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生产资料公有，人们“是没有阶级分别的原始群团，他们没有什么‘亲戚、兄弟、夫妇、男女’以及‘上下长幼’的分别”，“他们所生活的人间世界的一切社会成员，都是无等差的平等的”。但是“到人类阶级之最初大分裂的奴隶所有者时代”，由于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原始公有制转变成了私有制，“人类的意识形态也随着发生转变”。“在奴隶所有者看来，奴隶是没有人格的‘物品’，是当作‘有声的工具’或‘能言语的家畜’。”这样，人类平等的道德就演变成了有阶级差别和等级差别的道德状态。随着封建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到春秋末期，由于阶级矛盾的发展，又引起了身份观念和宗法观念的动摇。从维护其阶级统治的立场出发而作为其阶级意识形态表现的，便产生了孔丘的政治哲学。孔丘从维护等级制度的立场上而提出‘正名’论，从妥定宗法制度立场上便发挥其所谓孝、弟、忠、信的伦理的社会论”。以孔子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的以后的历代封建道德，虽然其表现形式各异，但其实质都是从维护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因此，吕振羽确认道德“不是什么先验的东西，而只是被决定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是能从社会隔离起来而孤立存在的，而是人类在其社会中之实践生活的反映”。当然，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适应其社会存在的变化的原理下，也是活生生的能动的发展的，并不是死板的机械的”。
　　吕振羽一方面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明确指出道德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政治决定的，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反映着特定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他又深刻地认识到，道德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虽然受制于现实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但又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从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科学地解析了人类道德的社会本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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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道德的社会作用方面，吕振羽也以其历史学家的犀利眼光，审视了道德社会作用的不同性质。
　　吕振羽认为，道德的社会作用是和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相联系的，是由道德所反映的经济基础、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决定的。一定社会、一定阶级的道德总是以其善恶标准，论证它的经济基础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并通过善恶荣辱的评价形成相应的社会舆论，赞扬和褒奖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其经济基础的思想和行为，谴责和贬斥不利于和危害于它的经济基础的思想和行为。他指出：孔子的所有道德思想，几乎都是围绕如何“恢复”天下“有道的政治”。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还有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本质都是在“强化等级的政治的基础”。他的“德”和“刑”是对人民软硬兼施的一种统治主张，他的“忠”、“孝”伦理观，是一种维护封建社会伦理关系的学说，是为了奠定封建社会基础的“精神统治的武器”。孔子之后的孟子时代，封建领主制已走向没落，“各封建领主各从自己的私利出发，而发展为漫无限制的争吞攘夺的私利主义”。孟子与孔子一样，也从拥护封建秩序的立场上，希望把已在失势的制度“妥定”，以为通过“王政”就可以救济当时社会的偏弊。然而作为农民阶级的代表者墨子，其道德思想却是与孔孟相对立的“客观主义”，确认“人与人的相互利益，是社会的一切基础”；从而提出了“兼爱”和“互利”的道德主张以及“尚贤”和“尚同”的道德要求，“根本否认表现在政治上的封建的家族主义——政治权利的世袭制度”，以此“打破阶级身分的限制”。
　　在此分析的基础上，吕振羽就明确指出，剥削阶级的道德代言人，不论其理论形态如何，在维护剥削制度方面，“完全是同一的”，只有借助被剥削阶级利益的伦理思想家，从“阶级之本身的生活利益上”，便完全表现出反对这种剥削制度的道德主张，因此作为农民阶级代表的伦理思想家的墨子，一转人到其道德伦理的见解上，“便明显标出‘兼爱’的社会原理”，“同时给予孔丘的‘伦理’的社会原理以无情的反驳”。这样，吕振羽便从社会经济背景和伦理思想家的具体阶级立场的考察上揭示了道德社会作用问题上的不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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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振羽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有深刻研究，如何正确对待传统伦理道德，自然也是他深思的问题。吕振羽认为，伦理文化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一部分，每个历史时代的伦理文化总是依据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及其表现这种关系的利益，对过去的伦理文化进行“扬弃”，将不适合特别是直接危害该时代经济关系的部分加以“抛弃”，而将其中适合于该时代经济关系的某些因素加以继承。就是说，在人类历史上，伦理文化的发展，在适应社会经济关系的同时，总是遵循着自身批判继承的规律。所以他指出，必须以“扬弃”的态度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要不然，我们的新文化运动就不能大步前进”。他说，我们民族的传统伦理文化，既有建立在封建等级制度上的东西，也有“爱和平、重信义、刚毅坚韧、‘临难不苟’、‘见危受命’、‘视死如归’……的优良传统”。如果我们总结得好，就可以提取许多“优良的进步的因素”，对于“指出今日的实践动向”，具有重大意义。那么怎样才能总结得好呢?吕振羽认为，我们既不能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用“道德”论的观点进行总结，也不能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所谓的进化论的观点进行总结。因为“从‘道德’观点上所看见的民族文化，其所夸张的、坚持的，正是行将死灭的腐朽的东西，是妨害民族新生的东西；其所排斥的，反而多是文化传统中具有积极性的活力的因素。从庸俗进化主义的观点上，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看法‘橘过淮南则为枳’，自始就带有文化贩运主义或买办主义的倾向”。因此我们必须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出发，着力去“发掘研究真正属于人民的东西”，“抛弃其对于民族革命有害的东西”。为此，我们就不能采取复古主义和国粹主义的态度，因为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反对民族新文化创造的封建文化的复辟运动”。当然，“反历史主义”的态度也是不行的。因为，对旧伦理文化的批判，绝不是“抹煞”“民族固有文化”，“而是‘扬弃’旧文化”；民族新文化并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从旧文化的母胎中产生出来”，“是中国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种继起的历史形态——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吕振羽强调，新伦理文化与旧伦理文化的相互交替的革命过程，是一个“辩证法的扬弃的过程”，“不是形式主义的彼此独立无缘”。因此，我们应该珍重自己民族的道德遗产，并批判地继承其优良道德传统，从中吸收其积极的、进步的、有生命力的因素。
　　在对待世界进步伦理文化成果问题上，吕振羽明确反对“文化贩运主义”和“文化闭关主义”。他所反对的文化贩运主义．就是“对资本主义文化之无条件地贩运”，未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认真的选择和消化，而是“牵强附会地模拟”。他所反对的文化闭关主义，则是产生在保守主义或国粹主义基础上的对外来文化无条件的拒绝和排斥。吕振羽认为，我们的道德建设必须吸收外来伦理文化的先进因素，“一面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一面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文化的进步成果，一面吸收社会主义的文化成果，而加以消化，是民族具体环境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客观形势所规定的”。历史事实也表明，各民族之间伦理文化的接触，“即使完全没有相同的社会条件，也能相互影响而给以特殊色彩”，“特别是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影响”。当然我们在吸收的同时．也要注意“中国化”和“现实化”的问题。“中国化”，就是要使先进的伦理文化活用于中国，“通过中国的具体环境和民族革命的现实要求来活用”；“现实化”，就是“能拿到中国革命现阶段来实行的东西”，“发挥其对中国革命服务的最积极的作用”。他还说，如果我们能象孙中山、鲁迅那样，辩证地吸收世界先进伦理化成果，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中的优良道德传统，就一定会“创造出辉耀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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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振羽在批判继承传统伦理文化的科学分析基础上，对构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国民道德精神，也进行了深刻思考。
　　如何宣传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吕振羽史学研究的主题。在他的史学论著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他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比如他在《论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和我们伟大祖国的伟大文化遗产》一文中，就非常具体地介绍了我国几千年文明史中的伟大成就。他说：“我国在西周开始的近三千年的封建制度时代中……产生过众多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哲学家、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等，其中并有许多伟大、优秀的人物，发挥了伟大的思想，遗给我们以无限丰富的、伟大的文化成果。”再如，他在《简明中国通史》序言中，就充分地倾吐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崇敬和无限热爱之情。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希望通过广泛介绍和宣传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及祖国的灿烂文明，使人们从内心深处产生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愿望和爱国主义情感。为此，他还热情讴歌了为国家和民族英勇捐躯的爱国志士：“他们这种英勇悲壮，为民族赤心忠胆、斗争到底的顽强精神，永垂不朽!”期望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必须“科学地来认识本国历史”，热爱自己的祖国，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而奋斗。
　　同时，他又指出：“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又是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与地主资产阶级的狭隘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之所以同国际主义不可分割，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爱国主义是以祖国和人民的进步为其核心的，正是这种以革命利益为其根本利益的爱国主义，才能同世界人民的切身利益相一致。由于有共同的革命利益为基础，因此在道德感情上必然相通和产生共鸣。对祖国人民的热爱也必然表现为对世界受压迫、受剥削人民的爱戴，而在政治上、道德上必然产生对他们的巨大同情。所以，他说“无产阶级是天生的国际主义者，负有解放被压迫人民的历史任务，同时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民族利益的真正保卫者”固。他强调历史科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培养和发扬我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关于集体主义，吕振羽虽然没有进行系统论述，但他在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中，却始终坚持这一道德原则。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时代，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因此，他在1949年夏接任大连大学校长时，就立即着手“全校的政治学习与思想改造”工作，要求全校教师和干部树立“整体观念”，克服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办好社会主义新型大学，才能建设好新中国。同时，他又指出，我们提倡集体主义，“但这不是否定或降低个人的作用”，相反地，必须通过“个别具体个人”的作用，才能扩大集体的利益，从而使集体利益不致向与个人利益绝对对立的虚幻实体的方向发展。田吕振羽反对一切不顾国家、集体利益而片面强调个人利益的言行；也反对一切借口国家、集体利益而否定个人利益，把国家、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