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 1857～1936)是英国著名约哲人科学家，他的科学哲学名著《科学的规范》早就为国人熟知。本文集中分析和梳理了他的优生学思想遗存，在肯定其某些启发意义约同时，着力批评了他沿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下滑，陷入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却殖民主义的泥沼。
　　关键词：皮尔逊 优生学 社会达尔文主义 种族主义

优生学(eugenics) 是借助遗传手段改善人类素质的学科。它认为人的心理和生理特征都是可以遗传的，应该制定某些措施和采取某种步骤，保障人种不断进化。优生学作为一种学说和社会思潮，自1900年之后在英、美、德、俄等国的影响日渐增长，但由于在某些情况下很难将它与不自觉的种族主义区别开来，因而一度倍受人们的怀疑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口暴涨刺激了人们对人口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提高的关注，优生学的真正意义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在优生学方面，皮尔逊从柏拉图的优生和民族纯化观念中受到启示 ，立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借鉴了高尔顿的研究进路，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优生学理论，并设法把它们普及到公众、影响到当权者，从而使优生学从思想走向实践。
皮尔逊在把生物学观念应用到人时，特别是在为优生学谋求理论基础时，特别注意这样三个证据：人变异，这些有利的或不利的证据被遗传下去，它们被选择。他感兴趣的特征有三个，即身体的、病理的和心理的特征。([3]，p.26)他认为从雄辩的断言到统计的证明是优生学的特色，并把下面三个陈述作为优生学建筑物的基础的砖块：我们离开旧的社会学，在这里抛弃了语词讨论而代之的统计事实；我们应用实际上形成新计算的新统计法；我们从三个基本的生物学观念开始。WWW.11665.CoM这三个观念是：第一，本性(nature)和培育(nurture)的相对权重不必先验地假定，而必须科学地量度；迄今我们的经验是，本性比培育占优势，遗传比环境更重要。第二，可以表明不存在获得性性状的遗传。环境更改现存一代的身体性状，但并不更改下一代出生的种质(germs plasm)。在大多数情况下，环境在许多被提供的种质中决定哪一个将是可能诱导的选择，哪一个依然是潜伏的。第三，所有人的品质以显著的、可能同等的程度遗传。他指出，如果这些观念表述了实质性的真理，那么优生学家就不能希望通过培育和教育创造新的种质类型，而只能通过选择的环境得到最有助于种族幸福和民族进步的类型。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皮尔逊提出了他的优生学的基本观点。在他看来，在大量人中的遗传像在其他生命形式中那样是相同的，这种遗传覆盖了身体的和心理的特征。也就是说，进步所依赖的体格(physique)和“心格”(psychique)都是可遗传的。我们不知道未来社会最好的类型的入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健康、心智健全、理智能力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的社会是不能存在下去的，我们也知道健康、心智健全、诚心诚意和能力是遗传的特征。于是，培育和教育虽然可以直接地有助于社会机器，但必须被一代一代地重复，而且这样作并不会减少坏血统的产生。只有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选择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因此，致力于通过环境变化而改进种族的立法不仅可能是无效的，而且可以肯定是有害的，倘若它的结果是修正选择行为的话。
由于充分认识到民族的伟大依赖于健全种族的生育率，坏血统的增加会使民族停滞或退化，民族的稳定性基本取决于较适者血统比不适者血统的生育显著为多，所以皮尔逊的优生学理论包含否定的(消极的)方面和肯定的(积极的)方面。他倡议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提供下一代的入是共同体中的最好的血统，使有能力的人在总人口中占有足够的份额。对于不健康者、智力有缺陷者、不诚实者的生育，应该通过习惯和立法加以抑制；而对于健康的、心智健全的、诚实正直的人，应该以各种方式鼓励其多生育。（〔5〕，p.103）他同时强调，优生学囊括了双重观念，即出生良好和培育良好。它除研究如何通过自然选择和社会控制促进良好出生外，也要研究良好培育在多大程度上替代不良出生，不良培育在多大程度上消灭良好出生的有利条件。他在诠释高尔顿的优生学定义——“民族优生学是研究在社会控制下可以改进或削弱未来数代入在体力或智力方面的种族的素质的动因”——时指出，“民族优生学”表明优生学基本上是民族的，因民族不同而异，因为各民族的素质是不同的，比如不能径直的、整体地用英国人的智力习惯交换德国人的勤奋、法国人的清楚表达或东方人的丰富想像力。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优生学研究，对一个民族为真的东西对第二个民族来说并非必然为真，在一个民族中适用的社会控制在第二个民族中也许毫无作用。“在社会控制下”意味着至少存在着可能性，某些改进或削弱种族素质的动力因并未处在社会控制下。它还暗示，要从科学可能性的立场和人的实际的政治和认识二者衡量社会控制的限度。“种族的”特征可以理解为许多世纪选择的特征，是代代相传的特征，我们需要考察通过选择固定、通过遗传传递的素质的范围。“体力的或智力的”表明高尔顿深信，这两种素质都是遗传的。
皮尔逊充分认识到优生学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在他的心目中，优生学作为一种学术
研究是非凡的，在大学实验室所获取的这方面的知识对于国家是有最高的价值(〔7〕，p.26)。
他把优生学比作生命科学的盖石，盖石在每一幢大楼中虽则不是必要的，但在结构上却是最重要的块料：他说，

优生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分支不仅仅在于它要求以训练为自己辩护，这种训练同时把我们带入生物学概念的新世界和精确的定量分析的较古老的世界。它也在于为重大约社会问题的处理提供了基础，依今日比较有思想的男人和女人之见，未来民族进步的主要的——即使不是唯一的——保护措施就立足于这些问题的恰当而迅速的解决。（〔4〕，p.39）

他还特别指出，在所有的社会工作和立法行动中，如果改革者和立法者不了解或不注意遗传原理和优生学的知识，那么真正的进步是不可能的([5]，p.94)。
然而．事态的发展很难使皮尔逊满意，民族退化的危机更使他忧心如焚。他注意到，优生学正在迅速地被无数“狂热者”攫取，用来作为宣扬他们怪异“狂想”的旗子，作为推进他们所谓的社会改革的灵丹妙药。优生学的歪曲的形式在圣诞年出现，它也许将进入圣诞童话剧，并最终进入幽默插画杂志《笨拙》周刊。([7]，p.3)他看到，在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人们并没有成熟地认识到，健全的血统对未来公民的重要性。他们至多把优生视为家庭问题，而没有意识到优生对整个民族的意义，对共同体的责任。其结果，社会对劣等血统的繁衍没有任何控制，也不进行体格和大脑的检查。相反地，共同体中具有一定生活水准和能力的人为了个人的舒适，而又推迟结婚和满意小家庭。统计表明，知识阶层、有才能和才干的劳动阶级和手艺人的家庭比五十年前显著地变小了，但是社会底层的家庭依然如故，从而使社会正在趋近危机，使民族牺牲未来。皮尔逊洞察到，民族的这种退化不是由于比较艰苦的生活条件，因为生活条件无疑比五十年或—百年前要好。它是由这样两个事实引起的：1．自然选样的行为基本中止了，从而加速了在体力和智力上不健康者的繁衍。2．在共同体中，健康者和不健康者的相对生育率自1877年以来广泛地改变了。一百年前你若抓住一个无赖便可处死它，当今国家还得为他提供施粥所和过夜处，任他随意繁殖他的那类人。(〔5〕，pp.28,30,72,101)
与此同时，皮尔逊也注意到统治者和立法者对民族优生的忽视乃至无视，他们认识不到脑力和体格的缺乏是能够降临到一个民族头上的最大不幸。他反问道：我们有多少统治者知道脑力和体格不是随意地散布在人口中间，他们在无论何时需要它们时不能够抓到它们呢?我们的立法者奇怪地对马和牛的法律和育种感兴趣，但是他们之中有谁从自然史的立场考虑家庭立法呢？力量是今日民族繁衍的特征，明天虚弱必将取而代之，我们的政治家记住了这一点吗? 在这些重大的有关民族前途的问题上，我们的肉食者却听之任之．致使优等血统中的出生率日渐降低。这样一来，当我们需要脑力和体格时，我们将找不到它们必要的储备。要知道，脑力和体格的发达是民族兴旺的标志，因为民族之间的生存斗争并非被安排得有利于最大的民族，或有利于武器精良以及物质资源丰富的民族。必须高瞻远瞩，看到民族的风险，时刻充满危机感。（〔5〕，pp.56～58,12)他呼吁国家在优生问题上应该有声音，应该用强大的舆论和律令制止坏血统把痛苦传结下一代，把无效率的公民留给国家，否则就是给社会抹黑，对民族犯罪。
面对此情此景，皮尔逊认为应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人手。科学研究者要把优生学作为一门精密科学来研究，从中找出定律(如有可能就唤醒他的同胞对定律存在的道德心)。对于民族优生学问题，一般的社会理论没有用处，口头评判、讨论或巧辩没有用处，哲学推理没有用处。我们需要观察、测量和记录 ，需要用精密科学的方法分析。他十分不满意社会改革、政治运动、民族福利处在学术研究领域之外，不是精密研究的对象和课题。为此，他提出优生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的三原则：

第一，现在能够有精密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它像任何其他活着的有机群体一样
服从严格变化的定律。
第二，社会改革必须为自己辩护，但不是通过雄辩，也不是逼过诉诸无知的激情，而是通过表明所提出的改革不仅有助于即时的、而又有助于未来的民族福利来为自己辩护。
第三，正如我们努力阐明的，只要我们没有确定本性还是培育在决定下一代人的特征中是更重要的因素，几乎任何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都是不能够达到的。

由于日益增长的文明阻止了作为民族纯化者的自然选择，而有效的社会控制又末建立起来，因此皮尔逊迫切感到，必须使优生学从科学走向实践．从知识走向行动信条，从而真正实现民族优生的目标。他呼吁通过社会舆论和立法行动来解决问题和摆脱危机。为此，他身体力行，和同行一起，把优生学的主旨以及在实验室通过艰苦研究得出的结论写成科学入门式的小册子，以适合一般读者的非专门语言陈述出来。从而力图使公众认识到，优生学对民族进步和国民福利有重大影响；对早婚和大家庭的流行感情是不道德的或反社会的，必然导致民族退化；对不健康的、智力有缺陷的和犯罪的血统的社会感情必须大规模地修正，应该确认他们的独身，谴责与他们结婚的行为，给他们灌输生育的羞耻感；必须设法为提高较适者的生育率创造条件，使他们了解这样做是为了民族的繁盛和未来。（〔5〕，pp.102,105,28．）他希望通过科学普及和舆论宣传能提高公众的水准，唤醒同胞的良知和良心，既能理解人的遗传、变异、选择和繁衍与种族效能和进化(及退化)的关系，又能在关乎民族健康和福利的性生活上改变风气。他指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能够从最年轻的伙伴日本人的精神中，从最古老的伙伴犹太人的实践中学到许多东西，尤其是他们在种族维系和改良方面采取了宗教祟拜的形式。([3]，p.44)
另—方面，皮尔逊强调，政治家的职责是在认识优生学原理和意义的基础上，发现、制定和实施社会疗法，例如制定一定的体格和智力标准，用法律限制劣等血统的生育，改革慈善机构和教育事业等等。他建议政治家不要被一个负担过重的阶级的直接需要所左右，也不要被在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喧闹和呐喊所鼓动；他应该把共同体看作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并从整个民族和社会的利益来处理阶级需要和群体呐喊。他们的责任是在国内减少内斗和内耗，设法使社会同情和国家帮助不致被引向好血统和坏血统以相同的比率增加的方向上去（〔5〕，p.56）

皮尔逊承认，对同胞的同情或怜悯是人的进化的产物，是人的最高尚的行为。([7]，p.18)
而且，我们高度发展的同情心将不再容许我们目睹民族本身借助粗鲁的自然选择来纯化。我们看到痛著和遭难只能去解除它，而不询问受难者的道德品性或者他的民族的和种族的价值。这是权利——没有人为他自己的存在负责，他无法控制的本性和培育使他成为现在的存在——健全的存在和不幸的存在。但是，科学却不得不在这里告诫人们记住他们对种族的责任和社会良心，从而要姑且承认缓期执行的举措。皮尔逊要求把所有的同情和善意组织和引导到促进民族实力的路线上，而不是导致民族径直走向毁灭，用有意识的民族纯化代替无意识的宇宙过程。高度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在阻止民族退化中可以起到帮助作用。优生学不仅必须给柏拉图的立法者提供赖以采取行动的事实，而且必须使公众确认在没有专制主义的情况下尝试温和的净化的可能性。([8]，pp.37,38,25)他极力表明，他并末倡导恢复吊死劣种，也不会提出停止在医疗上帮助体力和智力不健全者，而是要设法限制和阻止他们的繁衍。他提出在判断社会行为时，例如在判断慈善的合适性时，必须打听一下家世或血统。怜悯和帮助弱者，但是务必记住，当任何慈善组织或社会机构容许在身体或心智上不健康者无限期地繁殖时，它就是对民族的犯罪。（[5],pp.104,94）他觉得高尔顿把这一点表达得再好不过了：

优生学信念把慈善功能扩展到未来各代人，它通过全盘地对待家族和社会使它的功能变得比迄今更如渗透，它通过严肃地注意未来后代的素质而增强了婚姻契约的重要性。它严格禁止有害于种族的情感施舍的所有形式，尽管它紧迫地为人的善意行为寻求机会,以作为对失去它所禁止的东西的等价补偿。简而言之，优生学是一种强有力的信条，充满了希望，并诉诸我们本性中的许多高尚情感。([3], p.45)

在民族优生学领域，皮尔逊似乎鲜有或少有阶级偏见。他认为，我们的议员和我们在艺术、文学、商业和科学中的人物大多数来自知识分子阶级。能力大部(而非全部)在于血统这些血统在长期的社会进化中形成高层的社会阶段。主要的有能力和有才干的人大多是有才干和有能力的双亲的产物因此．耍使知识阶级保持高出生率。但是，他也注意到，不少最好的知识分子出身于非知识分子阶级，要用每一张网为民族的目的网罗和训练有能力的人。(〔5〕，pp.71～72)在鼓励多生育问题上，对实际的和节俭的劳动阶级与专业阶层和商人阶层一视同仁，并强调社会的中间阶层即具有实践能力的和有头脑的工人有增殖后代的条件([5]，pp.30～31)。
毋庸讳言，皮尔逊却是一个坦白的、露骨的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 ，乃至殖民主义者。他早在1892年就认为人道主义或人类的休戚相关并不是在所有场合对所有人都存在的，只是针对面对自然和人的野蛮状态而斗争的欧洲的文明的人种而言的。他为所谓欧洲文明人的下述殖民主义的呐喊大加辩护：“整个地球是我的，没有一个人将非法阻止我去它的任何角落。”在他看来．没有一个民族会拒绝发展它的智力和体力资源，白人的智力和体力不应该休闲。另一方面，美洲、澳洲、非洲的土著人也不应听任其地域无资格统治，听任其资源未开发。有色人种的部族既不能为人类的最大利益利用它的土地，也不能把它的份额贡献给人类知识的公共库存，这实际上是对人类资源的浪费，因而能干而健壮的白种人应取而代之。对此感到遗憾是一种虚假的休戚与共观点，是软弱的博爱主义，而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
在后来出版的优生学小册子中．皮尔逊的极端观点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称赞白人的文明是依赖于自由的白人劳动的文明，并断言白种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痛苦的、甚至是骇人的生存斗争给我们的好处在重要性和价值方面远远超过它的直接罪恶。印第安人对世界的成果和思想实际上没有什么贡献，与此不同，我们拥有一个伟大的国家，拥有许多技艺的霸权，能够以它富于青春活力的想像和新鲜的不受限制的推动力为文明人的共同存储作出许多贡献。他把美国和澳大利亚看作是伟大文明排挤掉劣等种族的成功例子。他在回顾欧洲历史上优等种族驱赶劣等种族的诸多例证后表示，正是火坩埚才能炼出精良的金属。而在化剑为犁时，人类将不再进步，将没有办法抑制劣等种族的繁殖，无情的遗传规律将不受自然选择的引导和控制。于是人格变迟钝，大祸将再次临头，饥荒和瘟疫以及物理选择将取代种族对种族的斗争，比古时更无情地起作用。（〔5〕，pp.24～27）
皮尔逊通过否认普遍的同情心为种族斗争的残酷性辩解。他说，有人告诉我们，他觉得对所有人应该同情，他没有亲属感，也没有爱国感情，他爱南非的卡菲尔人(kaffir)就像爱他的兄弟一样，这种人也许在欺骗他自己。如果他讲的是实话，那么这样宽宏大量的人的民族将会停滞；它在民族斗争中不能幸存，它不能成为争夺中的一个因子，而人类进步最终依赖于争夺。皮尔逊在辩解时，还为他的种族主义戴上了“民族精神”的桂冠。他说，民族精神并不是一件使人感到害羞的事。如果民族精神仅仅是杂耍剧场的赘疣，或者是对外国人优越的无知断言，那么它就是荒谬的，甚至可能是全国性的危险。但是，如果它能把民族结为一个整体，使它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变得能够在世界起作用，能够在战场和市场上满足它的同胞，那么它就是一种十分优秀的精神——确实是最高形式的社会的即道德的本能精神。(〔5〕，pp.52～53)
皮尔逊的谬误不用说失之于他的激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种族对种族、人对人的斗争是科学的生活观，是人类进步的基础；民族不管是用武力，还是用贸易和经济过程的力量进行斗争，并非完全是坏事，它是整个世界史上人类进步的源泉。(〔5〕，pp．49；43)而且，他的错误观点也反映丁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英国工业和贸易垄断地位丧失，积极对外推行殖民扩张和经济掠夺的需要和现状。他极力反驳强者胜、弱者损无美可言的看法，坚持反对停止掠夺世界其他民族未充分利用的土地、中止在世界市场竞争的主张。他反问道：我们数百万工人的工作和生计依赖于来自殖民地的原材料，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果我们放弃争夺贸易线、自由市场和未开垦的土地，那么我们就间接地放弃了我们的食物供应，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们的力量依赖于这些东西以及殖民地，我们的殖民地是通过驱逐劣等种族赢得的，仅仅靠同等种族对我们帝国目前强权的尊重才得以维持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果战争或竞争减少了对中国贸易，如果收成或大洪水抑制了埃及或美洲的棉花输入，那么正是兰开夏 的工人感到重压。我们停止在民族之间斗争之日，就是国内工人大灾难临头之日。既然我们存在着,我们就不能放弃斗争。有思想的工人和真正的政治家，都要力图保持我们使未被利用的资源——尽管它们在非洲或在亚洲——发挥作用的权利，那怕因我们的强权过度紧张而要冒鲁莽的风险。皮尔逊向他的英国听众这样概括他的所谓的“科学的民族观”和“人类的自然史观”：

你们将看到我的观点——我认为它可以被称为科学的民族现——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的观点，即保证它的成员基本上从较好的血统得到充实而达到内部的高效率，通过争夺、主要通过同劣等种族和同等种族就贸易路线、原材料和食物供应的来源而斗争的战争方式而达到外部的高效率。这是关于人类的自然史观，我不认为你们能够在它的主要特征上推翻它。你们中约一些人可能拒绝承认它，但是你们实在不能够研究历史而无视它的力量。([5]，p．46～48)

皮尔逊的上述言论已充斥着殖民主义的腔调。他还鼓吹说，为斗争而组织的民族必定是一个同质的整体，而不是优等种族和为优等种族作奴隶劳动的劣等种族的混合，为此必须组织白人移民到殖民地，以形成新的力量源泉。他建议英国政治家限制共同体内部的斗争，以便使它在对外斗争中更为强有力。在共同体内部，不要使阶级差异、财富差异和教育差异拉得过大，以免失去共同利益感。如果一个民族的许多胃只能喂得半饱，它的许多大脑未受训练，那么它就不能成其为一个强大的高效的民族。([5], pp.49～54)

参考文献和注释
关于优生学的起源以及皮尔逊从事优生学研究的来龙去脉，读者可参阅李醒民：《皮尔逊》[m]，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第1版，第69～91页。
人们的怀疑不是毫无理由的。要知道，二十世纪初是阶级和种族偏见比较流行的时期。智力测验被认为是测验先天智能的方法，而某些阶级和种族的测验成绩较低，就被解释为“低能”甚至是“有犯罪的倾向”，这曾导致美国对移民的限制，也导致欧美一些国家对精神病、低能甚至惯犯的强制性绝育法令。最极端的情况是纳粹德国利用优生学推行种族主义，实行大规模的种族灭绝政策。
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第五编描述了他命名的民族纯化或净化(purification orpurigation)，并提出强硬的和温和的两种纯化方式。皮尔逊在引用了柏拉图的言论后这样写道：“现在我们难道不可以宣布柏拉图是现代优生学运动的先驱者吗?……柏拉图的纯化今天事实上被自然选择，被人对人、人对自然、民族对民族的斗争实施着。正是这种宇宙过程如此发展了我们的伦理感情，以致我们难以认为该过程是宽厚的。”参见k．pearson, the scope and importance to the state of the science of national eugenics, second edition, published dulau and co., london, 1909, pp.23～24.
k．pearson, the groundwork of eugenics,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2，pp.10, 19～2.
k．pearson, national lif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cience,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1，pp.98, 21.
k．pearson, the problem of practical eugenics, published dulau and co., london, 1909, p.6.
k．pearson, the academic aspect of the science of national eugenics, published dulau and co., london, 1911, pp.3～5.
earson, the ethic of freethought and other addresses and essays, second edition (revised),adam and charles black, new york,1901, p.375.
例如皮尔逊1914年9月所发表的讲演“最近公遗传方面的工作”，就建立在对约1100个家庭的测量和对约6000个“学校的男孩和女孩观察的基础上。([5]，p.86)
k．pearson, nature and nurture, the problem of practical eugenics, published dulau and co., london, 1910, pp.7～8, 29.
民族主义(nationalism )既是个人讨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心理状态，也是近代史的一项运动。种族主义(racism)理论认为，人们在遗传上的体质特征同个性、智力、文化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从而认为一些种族天生就比其他种族优越。种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包括种族偏见、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等。
皮尔逊在此处加脚注写道：“这个句子不必看作是为残酷无情地毁灭人的生命辩护。这样的加速最适者幸存的模式的反社会后果可能走得太远，甚至消灭占优势的幸存者的合情合理性。同时，存在着人们满意于由更高文明的白种人取代遍及美洲和澳洲土著人的原因。参见k. pearson, the grammar of science,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adam & charles black, london, 1900, pp.437～438. 该书中译本《科学的规范》由李醒民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
兰开夏(lancashire)是英格兰西北部一郡，曾利用水力发展起棉纺织业，十八世纪末该产业就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