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以基因学说和dna 双螺旋模型为核心的现代生物学的方法论基础，指出机械还原纲领虽然对现代生物学的发展有其巨大贡献，但对于探索生命现象的复杂性还存在根本上的限制；有机论虽然肯定了组织结构的核心地位与可考察性，却又说不出生命整体是如何“突现”出来的。通过对皮亚杰结构主义观点的阐明，本文认为现代生物学的发展受制于一种关于结构变换的目的性概念框架，并着重分析了这种概念构架的基本内容、它与因果性概念的关系及其科学认识功能。
　　　关键词：整体性　结构变换　目的性

在现代生物学的发展中，基因学说与dna双螺旋模型的建立， 使人类对生命奥秘的探索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并使生物学知识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知识的增长绝不是偶然的，它显然受制于一种新的科学方法论与概念框架的形成，关系到结构转换概念的使用与目的性概念的重建。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这一问题。
　　　　一
基因学说与dna双螺旋结构理论，作为现代生物学的理论基础， 使人类对生命现象的认识深入到分子层次，与此同时也引出了一系列崭新的问题。这一情势正象有人比喻的那样，当我们打开门进入一个长廊之后，又会发现里面仍有很多未打开的门。那么，人类这种新探索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显然，现代生物学这一巨大进步宣告了活力论的破产，因为它证明在生命机体中根本不存在活力论者所说的那种非物理化学特质的、非广延性的精神性实体——活力；它表明生命机体中的主导因子原来就是基因或dna分子——它是在电子衍射实验中可以观察到的东西， 是通过遗传工程可以加以改变的对象。wWW.11665.CoM同时，它也证明活力论者所说的那种不能用物理化学术语加以考察的生命特质，并不构成一种科学解释。活力论主张活力不能用空间、时间、质量，原子、电荷等物理化学语言来表达，即认为生命特质不能表达为任何物理化学术语，这实际上是拒斥对生命本质的考察，表明活力并不是可用于科学解释与预测的实证科学概念。由于基因学说与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过去曾作为生命奥秘的大量生物学问题，如遗传与变异、生长发育、新陈代谢、体内调节等，在一定意义上都可用dna、rna、蛋白质、糖、脂肪等生物大分子及其生化反应来说明。这些术语作为实证的物理化学语言，对于生物学事实的解释与预测是卓有成效的。
现代生物学成就无疑是机械还原纲领的一次巨大成功，但它是否证明了机械还原纲领对于生物学问题没有任何限制呢？显然没有。因为机械还原论旨在把有机体及其生命问题归结为粒子或场的相互作用及其在时空中运动变化的规律，并把这种规律看成是自然界的最基本的法则和对自然现象的最完备描述，认为对生命的科学阐明最终总可以归结为物理化学描述，而生物学知识的存在只是一种权益之计和人类暂时无知的表现。当这种方法论的有效性被加以扩大而推向极端时，它的固有局限性就会清楚地暴露出来。并且，这种局限性是一种根本上的限制，有着深刻的根源。
第一、这种根本上的限制来自于生命结构的整体性与历时性。现代生物学认为，生命机体是一个能自身调节的有若干转换机制的整体性结构。一方面，有机体的任何一个层次及其组成要素，虽然对于维持有机体的整体性和生命机能都有自己特殊的贡献，但它们都不能代替生命机体的整体性，都不能孤立地表现出生命现象。生命作为一个整体，只有通过机体各层次及其组成要素所形成的整体结构及其转换才能显现出来，并且只有在它与外界环境的反馈循环中才能得以实现。另一方面，生命机体组织结构与整体功能的高度复杂性与完善性是自然历史的产物，是整个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生物大分子也是如此，如e ·迈尔所说：“生物在分子水平也是独特的是因为它们具有贮存从历史上获得的信息的机制，而非生物就不是这样……一切生物都具有从历史演变进化而产生的遗传程序”。（[1]，第17页）并且在生物演化的30多亿年中， 整个宇宙环境与地球表面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有机生命的独特性就是在长期不可逆的自然演化中一系列结构变换的结果。正是这种结构整体性与历时性使机械还原方法受到了根本上的限制。
现代科学是从两个方向达到这一认识的。一方面，玻尔通过对微观粒子运动的透彻理解，从作用量子的整体性达到对有机生命整体性的确认，指出：“生命本身的存在，不论就它的定义还是就它的观测来说，都应该看成生物学的一个不能进一步加以分析的基本假设，就如同作用量子的存在和物质的终极原子性一起形成原子物理学的基本根据一样。”（[2]，第24页）在玻尔看来，由于量子效应， 正象原子的稳定性在本质上不能用经典物理学来加以描述一样，生命的整体特征也不能完全用普通的物理化学定律来加以解释。另一方面，作为有机论者，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从“突现论”的观点论证了系统的整体性，认为“构成特征不能由孤立的各部分的特征来说明。因此复合体的特征与元素特征相比是‘新的’或‘突然发生的’……作为具有相互关系的部分的总体的系统必须设想为瞬时间形成的”[3]正因为这样， 生命机体结构具有不能还原为其组成要素与层次的整体特性。结构主义者皮亚杰在承认“一个整体并不是一个诸先决成分的简单总和”的前提下，既不同意“把整体看作先于成分”，也不同意把整体“看作是在这些成分发生接触的同时所得到的产物”，而认为“从结构这个术语的现代含义来讲，‘结构’就是要成为一个若干‘转换’的体系，而不是某个静态的‘形式’。”（[4]，第4—5 页）这里显然拒斥了活力论与“突现论”的主张，而把整体性看成是结构转换的结果。他指出：“如果象我们已经认为的那样，一个结构真的是一个能自身调节的有若干转换作用的整体性体系的话，那末有机体就是各种结构的原型了。”（[4]，第31 页）上述说法充分肯定了生命结构的整体性与历时性这一基本事实，指出对它的抽象因果分析并不是终究至极的，机械还原论本身是存在根本限制的。
第二、这种根本上的限制还来源于物理化学实验安排的非完备性。对于生命结构的物理化学考察，玻尔指出：“生物学研究的条件和物理学研究的条件是不能直接相比的，因为保持研究对象的活命的必要对前一种研究加了一种限制，这种限制在物理学中找不到它的对应。例如，如果我们企图研究一个动物的各种器官，直到能说出单个原子在生命机能中起什么作用的地步，那么我们就无疑地要杀死这个动物。在有关生命机体的每一实验中，必然要在各机体所处的物理条件方面留下某种不确定性；而这种想法也就提示说，我们必须留给机体的最小自由，将刚好大到足以使该机体对我们‘保守其最后秘密’的地步。”（[2]， 第11页）显然，如果想用一种实验装置来分析构成生命机体的所有原子的行为，就象原子物理学实验对单个原子行为所作的观测那样，那么这种实验装置便排除了维持机体生命活动的可能性。任何实验装置，只要它把生命机体控制到能用物理化学方式来准确描述的程度，就一定会阻止其生命活动的自由体现。在玻尔看来，正象在原子物理学的实验安排中，对于坐标与动量这样一些不可对易量的观察不能同时被满足一样，在有关生命现象的实验安排中，尽可能完备的物理学观察与生命的自由体现也不能同时被满足。即原子物理学实验与满足生命活动的生物学观察条件是不能相容的，不能同时实现的。在探讨生命结构时，任何物理化学观察都不可能是完备的、无条件的，都必须留给对象某种“最小自由”，以维护机体结构与行为概念存在的权利。
第三、这种根本上的限制来源于机械决定论时间概念和因果结构自身的局限性。严格的机械决定论研究纲领对于近代乃至现代实证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正如普利高津指出的，这种方法论在引入时间的方式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其严格决定论的因果规律对于时间反演具有不变性，时间变量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可逆的几何参数而出现，因而物理坐标随时间向前与向后移动都是允许的，将来与过去起着同样的作用，它们相互等价、不加区分。这样，自然界就被描绘成了一个简单的静态的存在着的力学体系，一个没有组织结构与发展演化的世界，一个没有创造与有序的寂静的宇宙。这就构成了“存在的物理学”与严格决定论方法所固有的一个佯谬，因为“它为人们揭露了一个僵死的、被动的自然，其行为就象是一个自动机，一旦给它编好程序，它就按照程序中描述的规则不停地运行下去。”[5] 这显然与生物学所描绘的复杂的、演化的、丰富多采与生机盎然的自然相背离。这种佯谬不仅是时间问题，它显然来自于严格决定论概念框架或因果结构本身的局限性。为了不违背生物学的基本事实并摆脱这一困境，平衡态热力学在物理学中第一次引入了时间箭头，把熵增加的方向等同于系统自发演化的方向。但它所表征的时间对应于由不可逆过程所导致的无序增大的趋向，从而排除了系统自发产生有序的可能性，而仍与有机系统的组织化有序化过程相矛盾。正因为这样，普利高津才提出“耗散结构”与自组织概念，以与生物学结构变换概念相接轨。
第四、这种根本上的限制来自于有机组织中微观过程之本质上的偶然性与多自由度非线性耦合的随机效应。对于生命机体，当观察深入到微观层次时，常会涉及到量子力学几率概念所描述的随机性问题。如在生命机体中便存在着基因的自发突变与诱发突变。由于这种过程接近于量子过程的水平，而量子效应所涉及到的是微观对象之本质上的随机性，这就使我们在原子尺度上对生命系统进行严格决定论的因果描述受到了一种根本上的限制。另外，对于生命结构这样极端复杂的系统，当用物理学方法考察其运动状态时，也会遇到多自由度非线性耦合的随机效应问题。这种非平衡非线性系统在一定阈值条件下会出现混沌现象，它涉及到的是一种无法确定的系统内在的随机性，这完全是由于系统内部非线性因素的作用而不仅是外界的扰动所引起的。这样，我们在宏观状态上对有机系统进行严格决定论的物理描述，也受到一种根本上的限制。
另外，逻辑实证主义的尝试也表明，生物学定律在逻辑上是不能从物理化学定律推导出来的，即使在物理学中这种机械还原也只是部分有效。所有这些表明，机械还原论与严格决定论对于探讨生命问题确实是不充分的，它过于狭隘了。因此必须要有一种新的更广阔的概念构架，它既能否定、超越这种方法论的局限性，又能对其合理性加以整合、同化和补充。
　　　　二
那么，现代生物学究竟受制于一种什么样的科学方法论呢？对此，有机论者曾提出“突现论”的主张，强调了生物机体等级森严的组织秩序和各组成部分相互依赖的整体性，认为生命是机体整体结构所具有的功能，是机体各层次与诸要素在整体作用中的瞬时“突现”。有机论者注重了组织结构的核心地位与可考察性，它既否认关于生命本质不可进行物理化学考察的活力论观点，又否认关于生命问题之物理化学描述具有终极性与完备性的机械论观点。虽然这些思想都是合理的，但把它作为现代生物学的方法论基础似乎还不够，因为有机论只是断言整体性的存在，却又说不出整体性是如何“突现”出来的。
实际上，现代生物学的发展受制于一种关于结构转换的目的性概念构架。在这里，关于结构整体的守恒、协调、变换、建构等成了理论系统的核心概念，“……真正重要的事情，既不是要人必须接受成分，也不是要人必须接受这样的整体而又说不出所以然来，而是在这些居分之间的那些关系；换句话说，就是组成的程序或过程……因为这个全体只是这些关系或组成程序或过程的一个结果，这些关系的规律就是那个体系的规律。”（[4]，第5页）正是由于结构转换概念和“这些关系或组成程序或过程”的可理解性、可考察性、可说出“所以然来”，就使它们既与关于组成“成分”的因果性概念相关联，又与关于“全体”、“整体”的目的性概念相关联。
在谈到近现代生物学思想发展时，皮亚杰指出：“从总体上看，这些思想实际上动摇于所谓没有发生的结构主义和没有结构的发生主义之间，直到发生（或发展）和结构（在一般结构或关系整体的意义上）这两项最后被看作是相互依存的，也就是说，在循环过程中一个包含另一个。”（[6]，第128页）这里所谓的“没有发生的结构主义”是拉马克、达尔文进化论以前生物学思想的共同特征；而“没有结构的发生主义”则是拉马克、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特征；作为两者的合题，结构与发生相互依存的思想是随着魏斯曼、孟德尔遗传学的发展才出现的。这时，结构主义与发生主义已融合在一起，它“使结构或组织、发生或发展这两重概念发生彻底的普遍化，以至人们认识到：一切发展都是组织，一切组织都是发展。”（[6]，第130页）魏斯曼、孟德尔之所以开辟了一个发生的结构主义的新时代，是由于他们都提出了遗传因子的概念。对于基因来说，所谓发展就是一系列结构转换的阶梯，所谓结构就是组织、发展和变换中的共时性结果。因为“基因组本身不仅是经历长期变化的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而且，由于它是一个共时性结构，所以，它也是贯穿于世世代代的连续新陈代谢的重构所造成的。尤其应该指出，基因组是形成活动（后成的）的源泉，就象它是转换的源泉一样。”（[6]， 第131页）
随着现代生物学的发展，由基因所决定的一切生命过程，如细胞内新陈代谢、细胞分裂、生长发育与遗传变异等，都被解释成了机体中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结构变换过程，其中结构基因所携带的遗传信息的复制、转录、翻译等是一切结构变换的基础与“源泉”。此外，生物种群的延续与进化也被归结成了“基因库”的遗传平衡及其变动过程，基因库对于一个种群来说就是一个不断建构的结构信息源。对于这种组织结构，按皮亚杰的说法，它们同时包含着两个相关的方面：一是结构在一系列转换中的保持与守恒，二是在结构守恒中的转化建构。这样，结构转换与结构守恒便是相互协调的：一方面结构发生转换，但它是保持守恒的，因为任何转换都是再平衡过程，并且先前的结构可整合到后成的结构中去；另一方面结构保持守恒，但它也是变换的，因为任何结构既是被构成的也是起构造作用的东西，并且结构的守恒过程是在一系列转化建构中实现的，组织结构借助于重构而不断加以更新。
可见，在现代生物学问题中，结构守恒与转换概念显然处于核心地位，结构的守恒变换似乎就成了一切生物有序现象的“终极原因”或自然目的性。因为这里所说的结构的守恒变换具有一种贯彻始终的连续性与不变性，过去、现在与未来都体现在统一的结构守恒变换之中；并且这种既发生建构又保持守恒的结构确实具有一种自主性或自由自决性。如莫诺在谈到生物形态发生时指出：“……生物结构证明了一种自主的决定论：它精确、严密，意味着对外界因素或外界条件有一种实际上的完全的‘自由’”。（[7]，第7页）除了自主的形态发生之外，莫诺还强调了繁殖的不变性，即生物“具有不加改变地繁殖和传递对应于自身结构的信息的能力，描述一个极其复杂的组织图式的极其大量的信息，原封不动地从一代传给了下一代。”（[7]，第8页）这两方面都属于生物结构变换的范畴。由于生命结构守恒变换过程的连续性、不变性，自主性与自由自决性，这就使一切决定于这种结构守恒与转换的机体器官、组织结构、功能行为以及各种生命活动在某种意义上都被赋予了一种目的性，似乎这一切都是由某种计划图式作指导的，都是在追求和实现某一种目的。这样，结构的自我建构与守恒交换就成了生物目的性的根源。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现代生物学文献中便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目的性概念或具有目的论色彩的术语。人们通过对传统目的性观念的科学限定、规定、改造和重建，而使它们获得了符合现代实证科学精神的较精确的含义。这些概念或术语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程序目的性。这个概念是美国生物学家e．迈尔提出来的， 他指出：“程序目的性过程或行为是由于某种程序的运行而目标定向的，程序目的性这词就意味着目标指向。”（[1]，第46页）事实上， 贮存在基因中的生物学程序即信息编码，是作为一种结构整体而发挥作用的，并充当指导一切生命过程的自主的结构图式，这就使机体中的各层次结构变换与功能行为都成为目标指向的了。这种生物学程序通过自身的基本守恒变换及其运行，决定着生物个体与种族的自我维持、延续、建造与演变，决定着生命世界的各式各样的合目的性行为。
生物学程序既是在长期物种进化中保持连续性与相对不变性的东西，又是可追溯到生命起源的历史演化的产物。为了探讨生物遗传密码的起源问题，艾根提出了“自复制催化超循环”这一重要概念，认为遗传信息是通过生物大分子的自组织实现的。起建构作用的超循环是由多种自复制单元（多核苷酸）通过催化链（多肽）整合起来的协同一致的复杂系统。在其自组织过程中，这种结构会由于不稳定、发生偶然性差错而导致选择和进化，但通过多重因果循环的反馈作用，系统可能会达到一种最适稳定状态，把偶然性差错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便是生物遗传密码的前身。它作为有机结构，既处于不断演化与调整之中，又在长期物种进化中保持着连续性与相对不变性。
二是进化的目的性。对此，不少学者提出异议，如e．迈尔就指出物种进化不是目的性过程，因为它不属于目标定向的范畴。但j． 莫诺却支持进化的目的性概念，认为进化本身就象是在完成一项“计划”或实现一种目的似的。莫诺之所以立足于这种看法，也许是由于他既坚持偶然性突变在物种进化中的创造作用，又坚持生物目的性结构模式在物种进化中的选择与调整作用所致。在他看来，由于基因突变可能会改变“生物遗传结构的唯一的贮存库”而导致物种演化，所以“……只有偶然性才是生物界中每一次革新和所有创造的源泉。进化这一座宏伟大厦的根基是绝对自由的、但又是盲目的纯粹偶然性。”（[7]，第84 页）同时他又认为：物种的惊人稳定性证明了dna 分子基本化学图式的不变性和“目的性系统的高度统一性”；在他看来，当基因突变导致蛋白质结构形态发生改变时，对于这种“新东西”，“首先要检验它同整个系统是否协调一致；因为这个系统中早已存在着限制它发生变化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指挥实现生物体所设想的目的的无数个控制装置。因此，唯一可以被接受的突变，只是那些至少不削弱目的性器官的统一性的突变，这种突变在已经规定了的方向上进一步加强了这种统一性，并且（这也许是罕见的）开辟了新的可能性。”（[7]，第89页）可见， 莫诺在强调偶然性突变所引起的创新尝试的同时，又十分注重生命机体内在形式结构的选择、同化、综合与整合作用。其实正是这种结构守恒与形式建构的观念，使他经常谈到目的性器官、结构与机能等。
根据综合进化论，一个种群中所有个体所共享的基因库才是物种进化的基本单位和该物种的基本结构模式。一方面，它因遗传平衡（等位基因频率不变）而具有基本的结构稳定性与不变性，从而保证了物种遗传特性的世代延续；另一方面，由于遗传平衡破坏（等位基因频率改变）又在守恒中发生结构变换，从而导致物种遗传特性的变化。这里，由于基因突变、遗传漂变、自然选择所引起的基因相对频率的改变才是引起物种变化的创新作用。基因库作为目的性的统一结构，通过对这种改变的选择、综合、同化、整合与建构，才会在保持物种连续性的基础上推动物种的进化。因此物种进化是一个以基因库的建构为核心的目的性过程。
三是调节控制的目的性。维纳等人在控制论中已把反馈看作是一种目的性行为，指出：“‘目的论’，一词是用作‘由反馈来控制的目的’的同义语。”[8]这样， 目的性概念由于充分限制了内涵而获得了确定含义。人们往往把反馈的交互因果性等同于目的性。但从结构转换的观点看，反馈其实是一种维持结构守恒（平衡）与变换（寻的、适应）的目的性活动。
这种反馈调节在生命系统中是普遍存在的。即使在生物大分子水平上也存在调节控制问题。由此，莫诺“把蛋白质看作是生物的目的性行为的主要的分子作用者”，认为酶在分子水平上执行着“麦克斯韦妖”的功能。（[7]，第34页，45 页）因为细胞内新陈代谢需要完成数以万计的生物化学反应，而如此众多的化学反应的精确性与高效性是由酶的催化作用来维持的。并且如此众多的化学反应又形成了一个由无数条分支、汇合点和反馈循环所交织成的十分复杂的网络，其正常运行势必需要一个在许多环节上管理和控制各种化学活性的自动控制系统。这里，“基本的控制操纵是由作为化学信息探测器和转换器的特殊蛋白质所掌握的，”（[7]，第47页）如在乳糖系统中变构酶的调节控制作用。 变构酶的控制操纵是为了保证细胞内众多化学反应的协调统一，是以细胞新陈代谢，以及机体生长发育与繁衍为目的的，而后者作为机体的建构作用又需要把酶的支配调节作为必要手段。此外，机体的生命活动还与基因控制、激素调节和神经调节等密切相关。人们常把这种调节控制看成是机体为了维持或跟踪某种状态（目标）的目的性活动。其实，这些调节控制作用是为了保证生物大分子、细胞、组织器官的协调统一，是以生物个体与种族的自我保持与繁衍为目的的，而这种生命结构的自主变换必须以生物各种层次和类型的调节控制为工具。
此外，有关文献中还谈到形态发生的目的性、繁殖的目的性、组织器官的合目的性、功能适应的合目的性等。对此，无须作更多的分析，总之，它们都可以被看成是以生命过程中结构的自主变换为目的的有机现象。
　　　　三
对于机械还原论与严格决定论来说，因果性与目的性概念是绝对对立的；目的性、整体性、自主性、组织结构、发展演进等概念毫无科学地位与存在权利。然而，在关于结构守恒变换的新型概念框架中，这两类概念就不再是对立的，而成为互斥互补的了；由于概念框架的转换，两种对立的范畴在运用于有机组织起来的生命结构时便成为统一的东西了。在结构变换的概念构架中，目的性与因果性概念不仅是相互补偿的，而且目的性概念相对于因果性概念还是起主导作用的东西。这不仅是指如撇开它单凭因果性概念便不能获得复杂的有机对象的知识，而且是指它在建构这种科学知识中起着决定、规定和支配诸因果性规律的作用。只有在目的性与因果性描述互斥互补的两极张力作用下，只有在结构转换思想与目的性概念的主导下，才能不断推进人类对生命和其他复杂对象的奥秘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正因为这样，结构转换思想与目的性概念对于探究生命问题就不仅具有启发引导功能，而且还具有建构生命科学知识的作用。一方面它为探求生命世界的科学真理提供启迪方法和指导线索，另一方面又是研究有机对象的复杂性、综合统一其经验材料与建构客观知识的必须的概念构架。如在现代生物学中，程序目的性等范畴的导引作用与建构知识的功能就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考虑作为20世纪生物学革命标志的dna双螺旋模型建立的例子。
当人们在谈到沃森与克里克曾受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一书启发时，往往强调的是该书中所包含的机械还原论思想的作用。这是不错的，但还不够。因为除此之外，该书中还含有大量的结构转换思想，如书中写道：“微型密码是丝毫不错地对应于一个高度复杂的特定的发育计划，并且包含了使密码发生作用的手段。”[9]这里，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深入到了哪一层次，而在于是否涉及到结构的自主变换，并且书中还使用了“计划”、“手段”等词。这种观念不会不对沃森与克里克产生影响。这种作为“发育计划”的密码和基因，”……象多布赞斯基（dobzhansky）所说的，不再‘象独奏者，而是象一个乐队’似地起作用。”（[4]，第34 页）正是这支“乐队”奏出了现代生物学的美妙“乐章”。dna双螺旋结构理论的建立及其对基因学说的发展， 带来了现代生物学知识体系的极大改观，引起了生命科学知识的急剧增长。关于结构的自主变换与守恒的观念起到了构造复杂性科学知识的核心作用。
由于结构转换思想与目的性概念具有构造知识的作用，所以这样建立起来的科学知识就带有一定程度上的决定论特征，具有在探索复杂性的范围内解释已知事实和预测未知事实的能力（预测是对未知事实的解释或说明）。这里涉及到两种解释形式。一是功能性解释。如对机体某组织器官及其功能的说明，并非只是局限于该组织器官本身的行为，而是要根据它们在整个生命机体中的地位、作用，在维持生命中的贡献、功能而对它们加以解释。这种解释便是局部行为如何服务于整体结构的功能性解释，或是关于局部如何为了整体而运行的目的性解释。这里，整体结构的运行是目的，局部行为则是工具。
二是结构性解释。对于生物机体各层次的结构与功能行为的说明，对于生物个体或种群的各种生命现象的解释，既不能只局限于它们本身的特征，也不能只局限于它们在生命整体中所发挥的功能，而是要立足于决定其特征的基本结构的主导作用与形式建构，并根据这种基础性结构模式的运行与守恒变换来对它们加以解释。如对机体的新陈代谢、组织分化、生长发育、遗传变异等，是根据基因的主导、控制、复制、转录、翻译，以及其它层次的结构变换来加以解释的。这种解释既是一种从原因推出结果的因果性解释，又是一种关于“终极原因”的目的性解释。不过这里所谓的原因与目的并不是不可理解的精神性实体，而是结构的守恒变换或自主变换，这里的结果则是生物世界各种合目的性的组织结构与功能行为。于是传统的因果性与目的性解释的区分已失去意义。因为结构的自主守恒变换具有贯彻始终的连续性与不变性，所以我们很难说因果性解释是从现在推出未来，而目的性解释是从未来推出现在。事实上，过去、现在与未来都统一在结构的守恒变换上。

　　　　参考文献
〔1〕e．迈尔：《生物学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2〕n．玻尔：《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3〕l．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7年版，第46页。
〔4〕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5〕i．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6〕皮亚杰：《生物学与认识》，三联书店，1989年版。
〔7〕雅克·莫诺：《偶然性与必然性》，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年版。
〔8〕n．维纳等：《控制论哲学问题译文集》，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9页。
〔9〕薛定谔：《生命是什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