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１９０１－１９７２），２０世纪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从生物学领域出发，涉猎医学、心理学、行为科学、历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以其渊博的知识、浓厚的人文科学修养，创立了本世纪具有深远意义的一般系统论，使他的名字永久地与系统理论联系在一起。１９７２年，法国科学家委员会曾提名他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但是在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讨论这个提名之前，贝塔朗菲不幸辞世。
提起贝塔朗菲及其一般系统论，令人想起前几年国内的系统理论评价热，但热过之后很快就趋于沉寂。这是因为，一方面当我们以功利性的标准去要求系统理论时，往往会觉得它过于抽象而无法导致具体应用；另方面，我们对一般系统论本身的介绍又确实流于空泛，这就使得它常常成为介绍２０世纪科学新思维的开场白，过后即退出舞台。现在当我们回过头来，追寻系统思想的源头，在其创始人贝塔朗菲那里，我们才发现，一般系统论其实蕴涵有丰富的人文性和哲学意义。所谓人文主义，是指把人类的价值放在技术、商业、政治价值之上，强调个人的尊严及其人是最终目的的思想。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自始至终贯穿了这一思想，他的著述中强烈地表现出对人类本质的理解，对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对价值判断的思索及对人类未来的关注，总而言之，是一种对人的终极关怀。正是在这一点上，贝塔朗菲使自己与系统工程学派分开，因为后者关注的是技术处理问题，而他探究的是系统运动中所表现出的人文价值，这不是一个能用功利性标准去衡量的问题。但是，当一般系统论传入中国时，我们忽视的正是这一层次上的人文价值，而在有用与无用之间对它进行取舍，当然它只能在现实的标准面前退却了。WWW.11665.COM本文通过对贝塔朗菲学术生平的介绍，以期读者对作为思想家的贝塔朗菲本人及其一般系统论有一个比较全面和更深刻一些的认识，或可以此弥补国内系统运动研究现状的某些不足。
　　一、颠沛流离的学者生涯
１９０１年９月１９日，正当２０世纪拉开序幕之时，贝塔朗菲降生在维也纳一个古老而又赫赫有名的家族之中，其家族史可溯源到几个世纪以前，也许正是他那古老的家族，孕育了他日后对历史学的浓厚兴趣。贝塔朗菲的父亲，古斯塔夫·冯·贝塔朗菲（gustav von bertalanffy，１８６１－１９１９）是一个杰出的铁路管理人员，他的母亲夏洛特·沃吉尔（charlotte vogel）是维也纳一个富裕出版商的女儿。由于贝塔朗菲的哥哥姐姐都曾不幸早夭，所以贝塔朗菲受到了母亲极其细心的照料，１０岁以前，他一直在家里接受私人教育。
少年时期，贝塔朗菲的父母离异，并又各自重新组织了家庭。贝塔朗菲随母亲与继父爱德华·卡普兰（edward kaplan）一起生活。象他的生父一样，卡普兰也是一个杰出的铁路管理人员。在渡过初始的一段冷漠期之后，贝塔朗菲开始欣赏继父及其母亲生活圈子中的朋友，朋友中有艺术家、学者、科学家等，这使贝塔朗菲从小就受到学术氛围的熏陶。
在大学预料学习阶段，贝塔朗菲即涉猎了荷马、柏拉图、维吉尔（virgil）等人的著作，还接触到拉马克、达尔文、马克思、斯宾格勒等人的理论，并且掌握了数学中的微积分。此时他的爱好广泛，兴趣还未定型，这从他还尝试写过诗、戏剧和小说中得到证明。在一个小型的家庭图书馆中，他熟悉了显微镜，同时开始练习动植物的解剖。贝塔朗菲早期对生物学的兴趣，显然与环境的熏陶有关。母亲的朋友、也是他们的邻居，保罗·卡默勒（paul kammerer，１８８０－１９２６）先生是一个生物学家，信奉拉马克主义，他经常与贝塔朗菲一起讨论生物学问题，这对贝塔朗菲日后生物学观点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也许是得益于这种与众不同的求学生涯，使得贝塔朗菲能自由地涉猎广阔的知识领域，从而为他以后的博学和跨学科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尽管在大学预科学习时，贝塔朗菲经常缺席，但他最后毕业时仍保持了优异的学习成绩。
在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大学渡过短暂一段时期之后，贝塔朗菲注册进入维也纳大学。在那儿，他强烈地被科学和哲学所吸引，并参加了由科学家和哲学家共同组成的维也纳小组的讨论会，这个小组的领袖人物就是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创始人石里克。对于贝塔朗菲来说，当他系统地踏进哲学门槛之际，首先受到的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强烈影响。贝塔朗菲一生都敬重仰慕石里克，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石里克所代表的哲学观点的反驳。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哲学应当同科学联姻，与形而上学分离，因此就要抛弃宗教、伦理学等有关人类价值的问题，忠实于严格客观的经验事实。正是在这一点上，贝塔朗菲反驳道，事实上，每一个科学上的努力都要受到当初决定从事这场努力的出发点的影响，对这一基本偏见存在的否认，就是一种伪善或道德白痴。绝对的科学客观性是一种神话，而对于人类价值没有任何兴趣的科学家也只能是一种机器人。贝塔朗菲一生的研究事业都与这种基本态度密切相关。
在生活的道路上，青年贝塔朗菲很快就领略了爱神的魅力。１９２４年，贝塔朗菲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姑娘，玛丽·鲍尔，相遇后短短的接触，使他们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与恋人。玛丽是一位金发碧眼、柔嫩美丽的女孩。她是维也纳一位商人的女儿，已从大学预科毕业，并通过了大学录取考试，正在考虑选择数学或医学职业。但是正如她多年以后所回忆的，我没有进入大学，因为我的生涯已与贝塔朗菲融为一体。确实，几乎从他们第一次相遇起，她就成为他的一部分，他的每项成果无一不留下她的影响的印记。他们于１９２５年３月结婚，婚后有一男孩，以后成为生理学家。
与此同时，贝塔朗菲在学术的道路上奋力跋涉。在石里克教授的指导下，他完成了博士论文，是对一位心理生理学的先驱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fechner，１８０１－１８８７）的研究，这是他对心理生理学流露出浓厚兴趣的端倪。１９２８年，他出版《现代发育理论》一书，这是一本评价当时流行的各种生物学理论思潮的著作，他的有机论生物学观点在此崭露头角。１９３２年，他发表《理论生物学》第一卷。１９３３年，《现代发育理论》被翻译成英文。随后的一年，维也纳大学任命他为无薪教师，这是一种只有荣誉没有薪水的职称，后来他在动物系担任正式教授，为医学专业的学生讲授生物学。在贝塔朗菲以后的教学生涯中，他的听课对象大多是医学院学生，这显然有利于他在生物学与心理学这两大领域从事研究与著述。
１９３７年，贝塔朗菲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用一年时间研究美国生物学的发展，以便为维也纳的同类研究提供借鉴。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员，贝塔朗菲在芝加哥大学开设一系列讲座，利用这一机会，他首次向公众宣传他那尚处于酝酿之中的一般系统论原理。１９３８年春，他们夫妇俩又走访了美国的许多大学，这是一段美好而又辛酸的时光，因为正是在那时，他们获悉家乡已被希特勒吞并。于是，他们决定留在美国，贝塔朗菲向基金会提出申请要求再延长一年。答复是这项申请需要一封来自申请者原来大学的保证信，以便他回去后可继续得到一个求职位置。这封信很快得到了，但后来的情况却是，基金会以贝塔朗菲可毫无困难地得到求职位置，而某些科学家和学者却处于更糟糕更需要帮助这一境地为理由，拒绝了这一申请。贝塔朗菲欣赏这一道德逻辑，但却抑制不住深深的失望。于是余下的时间，他在马萨诸塞的海洋生物学实验室，对一种扁虫的生长性质作研究，并且利用这一机会同其他生物学家一起讨论生物学问题。他们中有摩尔根、韦斯等。然后夫妇俩在纽约乘船回欧洲，虽然他们对未来充满忧虑，但却没有料到，他们正在驰向二战的深渊。
一到维也纳，贝塔朗菲就投入了繁忙的工作。在实验室，他又对生长的性质，包括癌的生长进行了研究。战争爆发以后，他还担任了繁重的教学工作，为医学院学生开设生物学课程。年轻人为避免进入德国军队，纷纷注册学医，于是学生人数剧增。战争期间，德国对科学家的束缚不是很严重，也许因为第三帝国的科学在纳粹迫害下已所剩无几。最为困难的是在战争后期，１９４５年４月，苏联军队包围维也纳期间，炸弹毁坏了大学的实验室和办公室。贝塔朗菲夫妇俩在２５年间收集的书籍毁于一旦。此刻，剩下的选择除了失望就是工作。正是在如此艰难时期，贝塔朗菲开始了《生命问题》的写作，这是一部系统阐述贝塔朗菲生物学思想的著作，其中还对一般系统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贝塔朗菲受莱迪·戴维斯基金会赞助，去加拿大渥太华大学任生物学教授，再次向医学院学生讲生物学，还帮助筹建生物学系，并获政府赞助研究生长和癌细胞问题。在那儿，他发明了一种简单的癌症诊断方法，并且长期以来对生长性质的研究也取得了成果。在对细菌、昆虫、啮齿类、蠕虫、蛇的生长研究基础上，他设计了一种数学方程，可用于预言被测试物种的生长速率，还可应用于对植物、动物生长过程的基本研究。贝塔朗菲对人和动物的不同生长曲线特别重视。由于受激素的影响，人类的幼儿期延长，从而性成熟推迟。贝塔朗菲认为正是这一特性，使得人类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和创造文化，这就为人类文明的积累和符号世界的创造提供了体质上的条件。
１９５４年，在接受他的加拿大身份以后几天，贝塔朗菲辞去了加拿大的工作，接受邀请成为加里福尼亚州斯坦福行为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这一决定对于系统运动来说具有深远影响。因为正是在这个中心，贝塔朗菲与经济学家k·博尔丁、生物数学家a·拉波波特、生物学家r·吉拉德合作，成立一般系统理论学会。但中心仅维持了一年，贝塔朗菲不得不再次寻找工作。
１９５５年１１月，洛杉矶mt．sinai医院心理－生理研究所的精神病学家f．亚历山大邀请贝塔朗菲到研究所主持生物学研究所。在医院中，贝塔朗菲研究用幻觉剂和镇静剂来治疗精神病人，并继续对生理学和疟疾作研究。与此同时，他还在南加州的医学院生理学系任访问学者，给另一个精神病诊断所作讲座。在此期间，他频频参加国际间有关心理－生理学方面的学术讨论会，会晤心理学家皮亚杰等人。
在洛杉矶，贝塔朗菲渡过了一段美好却是短暂的时光。１９５８年，医院的研究经费发生困难，贝塔朗菲被迫再次寻找工作。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找寻工作时，他总是遇到一个麻烦，就是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二次大战期间，他却留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终于他找到了一个工作。精神心理学家卡尔·门宁格（karl menninger）意识到贝塔朗菲的系统研究对于精神病学的价值，就邀请他到门宁格基金会作访问学者。近６０岁时，他的朋友、心理学家罗伊斯（t．r．roycc）邀请贝塔朗菲到阿尔伯特大学，帮助建立理论心理学研究中心，并兼任生物学系的理论生物学教授。在这段时期，１９６１－１９６９年，贝塔朗菲发表了《机器人、人和意识》（１９６７）、《有机心理学和系统理论》（１９６８）、还有《一般系统理论》，该书被翻译成德、意、法、西、日等文。鉴于他在心理学领域作出的贡献，１９６７年，美国心理学会选举他为荣誉学会。
除此以外，贝塔朗菲还在纽约州立大学的社会科学系任职，并在理论生物学中心工作。在那儿，他讲授多种有关系统科学和哲学的课程。他的同事回忆道：贝塔朗菲是一个相当外向和喜好交际的人，他毫不费力就能接近他并不认识的人。尽管他那３小时的讨论班定在周五下午４时，这正是周末，但他的听众从未少于５０人。
１９７１年初，贝塔朗菲因心脏病发作住院，三星期后痊愈出院。１９７１年９月，贝塔朗菲到了退休年龄，但又有一年的延期。在他７０岁生日之际，他的朋友为他举行了一个生日晚会，参加者有博尔丁、拉波波特、罗杰、拉兹洛等人。
１９７２年６月９日，贝塔朗菲正在工作，中午以前，他的心脏病再次发作，被送进医院，这一次没有再痊愈。
这位与世纪同岁的睿智的老人，走完了一生颠沛流离的学者生涯，但他的名字已与系统思想同存。
　　二、开创理论生物学领域
曾经有位学者这样表述道：“生命可以被定义为是一件侥幸做成的艺术品，而理论生物学则要探索它是如何做成的？”在如何做成这一问题上，机械论和活力论有不同的回答。前者拘泥于简单还原观点，后者乞求于非科学的神秘因素，贝塔朗菲则独辟蹊径，对有机论的观点重新界定并加以探讨。从历史上看，有机论的观点由来已久，而贝塔朗菲则使其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２０世纪的生物学舞台上。这就是说，贝塔朗菲以一般系统论的思想充实和丰富了有机论学说。
１９３２年，在《理论生物学》第一卷中，贝塔朗菲首次用“开放系统”的概念来描述生命体。开放系统通过持续地与环境交换物质与能量从而维持其动态存在，新陈代谢就是这样一种过程。他写道：“生命的形式不是存在着，而是发生着，它们是通过有机体同时又是组成有机体的物质和能量的永恒流动的表现形式。”［①ａ］生命体中的等终极性现象就是通过这种动态过程才得以完成。所谓等终极现象，是指有机体具有一种从不同初始条件出发，通过不同的途径，到达给定的最终目标的能力（而在非生命系统中，最终状态的获得是由初始条件所决定的）。经典例子就是杜里舒的海胆卵实验。［①ｂ］这是因为在一个开放系统模型中，没有固定的途径和模式，与内外环境交换信息的结果，促使系统走向一个给定的目标。这种动态的过程以一种稳态的形式出现，这是指分解和合成的平衡，是一种自我调节的过程。贝塔朗菲把这种自我调节的稳态看作是“生命系统的基本特征，所有其他的特征。如代谢、生长、发育、繁殖、自主性活动等，都是这个事实的最终结果。”［②ｂ］
值得注意的是，贝塔朗菲所说的稳态（stedy state）即不同于物理学中的平衡，亦不同于坎农的自稳态（homeostasis）。因为“虽然自稳态模型超越了旧有的机械论框架，它承认周期性的自我调节过程中有目标的方向性活动，但它仍然依附于机械理论，因为反馈模型本质上依然是建立在被动的刺激－反应框架基础上，仅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反馈环而已，而大量的事实证明，基本的生命行为是自发的过程。”［③ｂ］研究已经显示，器官的自律性活动，如心脏、呼吸中枢等的运动具有原始的自发性，并不是仅对刺激作出反应。当有机体处于一个缺乏外界刺激的环境中时，其正常状态不是静止而是运动的。相似地，我们还可在本能行为中发现这种自主性活动。由此看来，对刺激概念必须作出修正，如果有机体基本上是一个自主的系统，那么刺激（外界条件的改变）并不引起一个过程而是修正这一过程，这就导致一个重要结论，与通常看法相反，并不是刺激而是内在状态同正常状态的距离－需要，才决定了有机体的反应，这种需要对动物来说表现为寻找食物、交配等，在人类身上，则有更高层次的表现。所以，贝塔朗菲认为他的哲学观点中，极其关键的核心内容是“有机体并不是被动地对刺激作出反应，而是一个在本质上能自主活动的系统。”［④ｂ］只有首先意识到这一事实，才能理解人类关系的各个领域。
虽然贝塔朗菲并不是第一个使用开放系统概念的人，虽然这个概念仅仅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但是，他对这个概念的应用依然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他使这个概念成为思维的多方面工具。在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理论中，开放系统概念成了一把锁，开启了许多新领域，不仅在生物科学，而且在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
贝塔朗菲还讨论了开放系统演化中逐步机械化这一事实。原始的系统往往具有全能性或无限的可能性，随着过程的展开，这些特征逐渐丧失，代之而起的是功能的精确化固定化，无限的可能性被有限的现实性所替代。这就是系统演化的机械化过程。从广泛的意义来看，生物的进化、个人的成长、社会的演化乃至人类思想史的进程，都体现出这种逐步的机械化过程以及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所以进化在某方面的过份展开，同时也意味着特化，也许是进化的死胡同。但值得庆幸的是，人类的诞生正是以人类体质上的原始性作为前提的。人类高度进化的不是体质上的某个器官（如动物），而是无与伦比的大脑系统。正是凭借智力上的优势，人类的足迹甚至踏上了月球。但这一进化途径同样值得反思，人类是不是该对自身如此发达的智力优势有所警觉以免误入进化的死胡同？
从有机的系统观出发，贝塔朗菲还对达尔文进化论作了重新评价。他认为，现代综合进化理论是一种机械理论，莫诺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是其顶峰。贝塔朗菲一生都在致力于反对这种理论。他承认，自然选择和随机突变在进化中起了重大作用，但绝不是全部。因为这不能解释自然界中明显存在着的多样性事实。新达尔文主义认为所有存在的适应性都是成功的适应机制，但这不过是一种同义反复。这一机制也不能解释极其复杂的构造如眼睛的出现。在眼睛的进化中，问题在于第一个原始器官是如何随机出现的，．因为它显然缺乏生存优势，而随机突变更可能是破坏而不是改进它所具有的潜在价值。贝塔朗菲还认为新达尔文主义最不能解释的现象是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趋势，如果最适合就能生存，那么我们今天仍有可能是微生物。
受１９、２０世纪初期社会思潮的影响，有用成为评判进步的唯一标准，于是在达尔文进化论中，有用也正是适应的同一意义。然而在贝塔朗菲看来，进化并不仅仅表现为受利益所控制的机遇的产物，它似乎是一出忧虑的、动态的、悲剧性的戏剧。在生命的进化中，每一步都付出了代价。从单细胞到多细胞，同时引入了死亡；机械化过程使生物丧失了损伤后的可调节性；而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则给人类带来了对痛苦的意识。
所以贝塔朗菲认为，生物的进化，除了受达尔文主义理论所设定的那些原则支配之外，必定还有一种原则在起作用；这就是有机体内部的自主进化，或者说调整有机结构的系统原理。他认为这能解释新达尔文主义留下的空隙。“从一般生物学的观点来看，进化的基本点是不是物种的形成，而是有机结构的起源……新物种的形成意味着在所有层次上有机结构的调整。”［①ｃ］
贝塔朗菲曾从歌德的自然哲学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歌德对生物学的研究使他相信，自然界中存在着一种总体设计，所有存在的植物，都可被追溯到一个共同的原始模型，所以，他致力于搜集同源性的证据。贝塔朗菲认为，歌德已凭着一个诗人的丰富想象力，领悟到了一般系统论原理，这就是对一种协调的整体性因素的追求，而且歌德的观点中还孕育着一种动态性，因为自然的原始模型不是一种静态的画面，而是从不间断的生成之流。

另一个对贝塔朗菲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海克尔首创生态学并提出系统重演律。但是，在贝塔朗菲看来，海克尔最重要的贡献却是接受了歌德的观点，将自然看作是一个整体，由统一的自然规律和谐地支配。
显而易见，作为一名在德奥文化氛围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学者，贝塔朗菲的学术风格具有同英美学派鲜明不同的色彩，这就是重整体，重和谐、重内在主动性。贝塔朗菲在构筑他的理论生物学体系乃至一般系统理论时，自始至终贯穿了这一风格。从广义上来说，这也是德奥文化对世界文明作出的独特贡献。
正是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贝塔朗菲构筑了他的新生物学观点，这就是进化源于整体层次上的有机结构的调整而不是随机突变。现代生物学中的结构主义观点也继承了这一解释方式，它认为“存在某种有效的发生原则，赋予生物可以理解的统一性，也包含明显的多样性。”［②ｃ］所以要“认识使生物体形态和行为特征成为可能的发生原则或自组织原则。”［③ｃ］在这里，基因的作用是必要条件。但决不是充分条件。这些思想与贝塔朗菲的观点不谋而合。当代生物学缺少的正是这种科学的生物学理论赖以建立的适当的形而上学原理。所以，今天回味贝塔朗菲的观点，仍有不少令人深思之处。
在人文性这一层次上，贝塔朗菲重新评价了达尔文理论。达尔文革命，被大多数思想家赞誉为“使人脱离了中心的神圣地位，”如果人真的走下了神坛，仅是随机选择的产物，那么，对人类的潜能和命运作出幻想岂不是在浪费时间？人的尊严、理想、对未来的关注又该立足于何点？所以，贝塔朗菲一生都在与这种行为价值观的机械论作着不懈的斗争。他致力于要创立一种新的伦理体系，来珍爱人类超越生物性的能力，珍视人的自然性、不可预测性和个体独特性。于是，贝塔朗菲从理论生物学转入了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在该领域中，贝塔朗菲开始直接面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这一事实。
　　三、对人类本质的探索
自从近代科学诞生的几百年来，随着科学尤其是技术的迅猛进步，源于宗教和哲学的荣誉感日趋式微，人性被贬值，人类正在蜕变为另一个动物，对此，贝塔朗菲怀有深深的忧虑感，他担心，这将使人成为千篇一律的产物而不是理应受到尊敬的独特的个体。于是，探寻人类的本质，就成了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关键问题。
二次大战后期，贝塔朗菲在维也纳开始写作这方面的论著。５０年代在美国时，他提出大量新观点，在他的最后的一部著作《机器人、人和意识》中，他集中论述了这方面的问题。贝塔朗菲认为，人类的机械论图景植根于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学派之中，该学派的始作俑者是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巴氏致力于研究条件反射许多年，最后形成一个理论，认为人类人格上的差异是由于个体对各种刺激作出不同反应的结果，华生的行为主义理论正是奠基于此。虽然华生的行为科学将条件反射实验限制在一些动物身上，但他还是对人类行为作了研究。先是在美国，后是在欧洲，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在数十年间蔚为风尚。华生认为，心理学家应当抛弃所有主观的有关人类行为的概念－－包括心灵、激情、愿望，而要集中于定量的行为上，如条件反射，由此发展出一门行为控制科学。哈佛实验心理学家斯金纳发展了巴甫洛夫的理论，将刺激－反应条件技术称作操作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实验动物会对刺激作出反应，结果动物就会在这种环境下运作。推而广之，斯金纳提出，所有的有机体包括人类，都是刺激－反应机器，当有必要时可以通过操作条件进行控制。正如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在一次会议上戏谑地指出，心理学家控制行为犹如物理学家控制核能。当人的任何行为都可通过社会的强化予以调整时，人就失去了最珍贵的主动性，贝塔朗菲对这样的观点深恶痛绝。他指出，在过去直到希特勒时代，控制大众的意见情绪仅是统治者的一种手艺。但是在行为主义时代，它已经变成了科学。现代行为技术不是以惩罚而是以奖赏，使得他的动机成为你的动机。所以，贝塔朗菲谴责行为主义正在为极权主义行为控制提供工具。而且他还不无远见地指出：“除了物理技术的威胁之外，心理技术的威胁通常被忽略了，也许比原子弹的存在更危险的是导致人性堕落的心理技术。”［①ｄ］
贝塔朗菲试图从一般系统论的角度来重新考虑人类。他以开放系统模型作为出发点。如前所述，开放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自主性的活动，而不只是机械被动地对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所有的有机体都具有这样的自主性活动，在人类身上，这种自主性活动与生物学上的本能需要或放松紧张的需要无关，而与人类特有的创造性潜能有关。行为主义学派认为刺激－反应模式足可解释所有的生命体包括人类的行为。贝塔朗菲承认，许多心理患者确实陷入了刺激－反应这一被动模式之中，或受食物和性这一本能需要所迷惑，但是，这恰恰提供了证据，只有自发行为才是正常的。
正因为生命体具有主动性，他不是被动地受制于环境，这就是人的自由意志提供了前提条件。关于自由意志，历来是哲学家们论争的课题。本世纪初期，生理学家洛布（j．loeb，１８５９－１９２４）曾以动物的向性实验来推论高等动物乃至人的大脑也受制于物理、化学条件的控制，无自由意志可言。行为主义学派同样否认自由意志的存在，而把一切行为归咎于环境的控制。斯金纳说：“一切控制都是由环境实施的，因此我们要为之努力的是设计更好的环境而非更好的人。”［①ｅ］与之针锋相对，贝塔朗菲站在开放系统的立场上，以生命体的主动性来论证自由意志的存在，并将此看作是人的最高特征，他指出：“个体的不可预言性会随着系统复杂性的增加而增加，人类作为生命系统中最复杂的事物，充满着最高的个体自由。”［②ｅ］
忽视生命体的自发性，也就是忽视人的创造性潜能，所以，贝塔朗菲还对受刺激－反应模式影响的教育理论表示关注。在这一模式指导下，学校教育把知识塞到学生的脑袋中，仿佛学生是一个空的容器，被动地等着装填。这一模式还使得教师窒息学生的自发创造能力，把下一代培养成机器人似的消费者和无灵魂的科学家。所以，贝塔朗菲大声呼吁，教师要致力于培养每一个学生的“自然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对于探索的欲望及其对成功的内在愉悦。”他强调：“合格的教育总是并且总将是在揭示人类潜能的意义上进行，纯粹功利性的教育最终是与人类的目标背道而驰的。”［③ｅ］所以，“科学事业不仅要知道如何，而且还要补充人文意义上的为什么。”（同前）更进一步地，贝塔朗菲还对艺术、诗、历史等人文现象作了阐述：“它们不是短期的、有用的价值，而正是自身的目标……当人这种可怜的生物，带着动物的本能，在数千种压力下，在复杂的社会中疲于奔命时－－能超越动物的也仅仅是这一无用性，但这却构成了人类的本质。”［④ｅ］
贝塔朗菲极其重视个人创造力的重要性，珍视个人的独特价值。他认为群体的工作可能是富有成效的，甚至在概念的应用上是必不可少的，但绝不是在概念的起源上，亦即群体思维不能产生新的基本发现。他指出，大多数的科学发现，都是被杰出的个人所取得的，所以人类个体这个系统在所有其它系统中拥有独特的重要价值。当今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强调每个生命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拥有自己的世界，这一观点正与贝塔朗菲的核心思想相吻合。
正是在此意义上，贝塔朗菲反对教育领域中民主的变形，他反对“所有人都拥有相同的能力和智力”这一前提的平等意义，目的是保护个人的创造潜能，但它的这一观点却常被朋友们误解，他为此而申辩：“当我攻击平等主义原理时，请不要认为我站在精英主义、种族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立场上，如果我强调这一科学事实，个体之间具有差异性，并不意味着我把这些差异看作具有优劣之分，我仅是不要个体的潜能被平等主义的风暴所碾碎，因为它把各个层次上的人都拉到了最低的起跑线上，作为一名生物学家，我认为这种平等主义是荒谬的，巴甫洛夫意识到他的实验狗显示出大量的个体差异，同样的情况也可见于人类。中国文化、东方印度文化、非洲文化深深地不同于西方文化，我绝不认为我们的文明要比他们的更好，但假装我们都是相同的这却毫无意义。”［⑤ｅ］华生曾说，给我一打儿童，我可以把他们培养成医生、律师、乞丐。贝塔朗菲说，仅仅是在此意义上，我毫不怀疑华生是正确的，这就是他们将成为非常可怜的医生、律师和乞丐。
人类的独特性还体现在对符号的运用上，所以，从１９４６年开始，贝塔朗菲开始涉猎符号学领域，次年即在维也纳大学作讲演。作为一个生物学家，贝塔朗菲看到符号是我们大脑进化的独特产物。符号可能起源于原始人的巫术，通过命名事物来达到控制世界的目的，现代人使这种符号巫术达到了极致，这就是几何－－一种数学语言的诞生。于是，符号产生了一个全新的进化形式，其进化速度要远远超过生物学的进化。符号具有三个本质特征：（１）符号必须是代表而不纯粹是表达一个事物，这就不同于动物的吼叫或人类自发的情感表现；（２）符号的选择没有生物学的意义，人类的符号是一种自由选择；（３）符号被传统（教育）而不是被本能所传递。
贝塔朗菲尤其对符号领域中的价值观念怀有浓厚兴趣。这是因为在他看来，我们的文明正面临一种价值危机，机械论的价值观或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全面泛滥，人类被机器所控制，从而失去人性导致机械化，于是，人类个体正在被还原成为杂志上所描述的卡通片形象，而人类社会正在被机械的社会秩序所控制。真正的价值失去了依托，宗教中传统的教堂就变成了社会的俱乐部，面对精神价值的缺乏，正在使得大学变成培养高度有技能的野蛮人。
出于一位人文学者的关怀，同时也出于一位理想主义者的激情，贝塔朗菲认为当务之急是要重建人类特有的尊严，这就意味着拒绝接受人类所有价值来自于生物学需要这一机械论观点，因为人类有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这就超越了简单的生存需要。精神上的危机不是来自于生物学需要的受挫，而是来自于现代社会中生命的无意义、价值、前途、目标的失落。所以，“一个病态的社会，其特征是极其简单的，这就是它为生物学需要提供得太多，但同时却处于精神饥饿状态。”［①ｆ］
正是在力主弘扬“人性”这一意义上，贝塔朗菲拒绝还原论。他认为，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与我们行为的方式或别人对我们的行为密切相关。一个人如果认为他只不过是物理、化学层次上的机器，他就会不愿为人类的远大目标和尊严进行努力；如果人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动物，他就不会致力于使人类的创造性和同情心达到顶峰。由此可见，贝塔朗菲在他的理论中，一以贯之地体现和把握了人文主义这一信念，他的理论的出发点和结果都是围绕着这个基点展开。所以对他来说，拒绝还原论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技术处理，而是服从于一个最高信念，这就是人类的独特价值。
　　四、系统运动的人文价值
本世纪以来，系统运动方兴未艾，人们往往忽略各种系统理论、派别之间的不同旨趣及价值观。追溯系统理论的历史，其实是由三个独立的运动交织而成。第一层次是一般系统论；第二层次是二次大战期间被英、美政府资助的系统工程和系统分析；第三层次是战争后期，随着第二次工业自动化革命带来的各种复杂的工程技术等。系统运动的成员也是多样的，他们中有生物学家、行为科学家、工程师等，分别在工业界、咨询公司、大学、思想界、政府机关等部门工作。他们教书，开讲座，写关于系统研究的不同观点的文章，加入系统科学的组织，出席会议等。但是，他们在哲学背景上大不相同。某些是有机的人文主义者，某些是机械论者，某些则不在意或不具备最微弱的信仰。当然，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把思维的重心从分析转向了综合。贝塔朗菲对系统运动中的实际情景看得很清楚，他意识到，系统运动中的合作性比混乱更少，但是这是一种“孕育着生命力的混乱，”其中孕育的中心思想就是“整体性”。
从公众的角度来看，系统运动中卓有成效的部分显然就是系统工程和系统技术。它们的广泛成功，证明系统概念具有实际的价值。但另一方面，贝塔朗菲又痛惜系统工程的研究正在为机械论目标服务，这就意味着，尽管贝塔朗菲致力于以系统代替分析、以人性代替机械、深深厌恶无灵魂的技术，但他发现系统研究正在变成机械研究的一部分，系统科学集中于研究计算技术、控制论自动化等，在成为人类和社会共享的技术的同时，也就失去了它原有意义上的人文性和伦理色彩。对此，贝塔朗菲引用了哲学家g．santayana的一段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已经学会控制事物以后，我们却因此而忘记了原先的出发点。”
贝塔朗菲所钟爱的事业，是要努力使系统理论融入到对人、对社会的观察思考中去。他多次论述这样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人能有效地处理好与事物的关系却不能处理好与人的关系，为什么我们擅长于技术却忽略行为和社会科学，答案就在于我们已能较好地将动态变化、相互作用等概念应用于自然或机器，却很少用于科学、社会和人类本身。所以，代沟的出现就在于父母不能看到孩子已经成长，许多婚姻解体是因为一方或双方没有洞察对方已有了新的需要或目标，许多生意的失败是因为市场出现了新变化，而许多政客陷于困境是因为他们没有预见昨天的政策已不适合今天世界的需要。
贝塔朗菲还提倡一种系统的生态观或生态道德，其中人与自然处于和谐共处状态中。在此意义上，他宣扬一种新的爱国主义，这就是要把对国家、民族的忠贞拓宽到对整个地球的关注热爱，要以人类中的一员来思考行事，当然这决不是要冲淡、稀释个体或各个民族的特性。
当我们从系统的观点考察人类特有的符号系统，如道德哲学中一个古老的命题，用非道德的手段去争取道德的结果，究竟是不是合理时，贝塔朗菲认为，这自然不合理。因为根据系统论观点，手段与目的作为一个整体，就不能分开考虑。然而，我们却在不断地看到，现代社会对手段的重视甚至超过目的，如果技术本质上仅是一种手段，那么对技术的盲目依赖和开发，最终只会损害人类文明本身。
站在人文系统观的立场上，贝塔朗菲强调，人类所创造的社会系统必须服务于人类目标而不是相反，我们必须同这些系统相处，但决不是为这些系统而活，这就是人类社会和昆虫社会的本质区别，个人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尊严。这是一般系统论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
当今时代，人文精神日趋式微，于是，系统理论的价值在于“有效性”而非“人文性”，它只是一种技术。相反，一般系统论拥有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它涉猎人类精神的各个领域，它反对人类的机械化，试图为人类失去的支柱提供希望，这就是贝塔朗菲思想的永恒魅力，也是一般系统论的终极价值所在。
海德格尔提出：“真正可怕的东西并非世界成为完全技术的世界。更可怕得多的是人对这世界变化没有准备，我们还不能够沉思地达到适当地探讨在这个时代真正上升起来的东西。”［①ｅ］贝塔朗菲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中面对技术的威胁真正对之作出沉思的思想家之一。

①ａ　l．v．bertalanffy：problems of life，london，watts，１９５２，第１２４页。
①ｂ　一个海胆受精卵，分裂至四细胞阶段时，通过摇动使每个细胞分离，于是，四个细胞长成了四个幼小的个体。
②ｂ　l．v．bertalanffy：modern theories of development，oxforduniversity press，１９９３，p．１４９页。
③ｂ　mark davidson：uncommon sense，t．p．torcher，inc，１９８３，p．８５．
④ｂ　同上，第８５页。
①ｃ　mark davidson：uncommon sense，t．p．tarcher，inc．，１９８３，p．９０页．
②ｃ　b．c．goodwin：“生物学中的结构主义”，《世界科学》，９２－２。
③ｃ　同上。
①ｄ　l．v．bertalanffy：“a biologist looks at human nature”，the scientific monthly，１９５６，pp．３１－４１．
①ｅ　b．f．斯金纳：《超越自由与尊严》，王映桥、栗爱萍译，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８１页。
②ｅ　mark davidson：uncommon sense，p．９４．
③ｅ　同①，第１２９页。
④ｅ　mark davidson：uncommon sense，p．１０８．
⑤ｅ　mark davidson：uncommon sense，p．１３２．
①ｆ　mark davidon：uncommon sense，p．１４５．
①ｇ　冈特．绍伊博尔德著，宋祖良译：《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３０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