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自然”与“自然哲学”很容易引起相互对立的两方面的误解。“追思自然”，这大概是诗人们在抒发感情吧，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人们一直深深体验到远离大自然的孤独，并发出“回归自然”的呼唤。而“自然哲学”，不就是黑格尔及古代自然哲学家们对自然界的那种思辨的研究吗？当然有一些天才的猜测，但更多的是毫无价值的东西，自然哲学早已被自然科学或科学哲学所替代，在自然科学或科学哲学之外独立的自然哲学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然而，“追思自然”却完全可以作为一项严肃的哲学课题，“自然哲学”由于把“追思自然”作为自己的问题域，也据此获得了新生。而且，当自然哲学由于发现新的问题而获得新生之后，再反观旧的自然哲学，会发现旧自然哲学也并非没有意义，它们可以作为新自然哲学的一种营养，可以经过扬弃而成为有用的东西。一个新范式的产生既可以给当前的问题廓清思路，辨明方向，也可以导致对过去的问题的重新审视。
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吴国盛先生就不断呼吁重建和复兴自然哲学，以作为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内容之一①。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国内自然辩证法领域却存在着另一种相反的演变。作为学科名称的“自然辩证法”基本上为“科学技术哲学”所替代。各种有关表格上，在“学科名称”一栏中，填上“科学技术哲学”才是规范的。目前只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学科分类上仍然保留着“自然辩证法”这一名称。另外，学会名称及《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两家杂志的名称也没有改变。但是，作为单位名称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所（室）”一个个地改成了“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所（室）”“科技与社会研究所”等等。wWW.11665.cOM这些名称都突出了科学技术的哲学或社会学方面，却把自然哲学抛到了一旁。
“名”与“实，确实有其同一性。名称上对自然哲学的忽视或遗弃正与事实上对自然哲学的否定相一致，这也是上面谈到的对“自然哲学”的“误解”的具体体现。这种“误解”有其合理性，但是没有意识到追思自然的迫切性。时至今日，国内许多学者仍未真正认同自然哲学研究。吴国盛曾数次对此表示了遗憾，并进行了辩护②。
然而，事情的变化往往具有戏剧性，坏的命运发展到极点往往预示着好运的开始。自然哲学的被除名却蕴涵着它的再生。经过吴国盗及其同行大约十年的努力，一个明确的自然哲学新范式已经形成，尽管它还不是十分精致和严密，尽管它还可能隐含着一些矛盾。不过，这些矛盾只有在以后的具体研究中才会具体暴露出来，并逐步得以解决。事实上，任何新范式在刚刚形成之时，往往都是粗略的。这个新范式我们可以在吴国盛最近刚出版的《追思自然一一从自然辩证法到自然哲学》（辽海出版社，1998.9）一书中发现。
此书（以下简称《追思自然》）是一本文集，里边的文章都是已在书刊上发表过的。但是，这些前后持续十余年的文章，如果不收集在一起，还不易于发现它们所展示的东西。因为人们或者并没有全部读到过，或者以前读到过，后来印象不清了，也可能很少读到过甚至根本一篇也没有读到过。如今这部三十多万字的文集出版了，相信它由于把十余年时间里逐步明确的范式同时端了出来而会大大推进自然哲学的研究，也会使自然哲学赢得更多的认同，当然也可能同时招致更多的批评。不过，受到批评不是坏事，因为学术研究正是在争论和批评中进行的。一个理论或范式，或者一种新思想，要想得到发展，就正需要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批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获得认可的一种体现，因为对于毫无价值的观念甚至就不必批评。
首先应该指出，这本文集的编排和收录并不十分完美。一是颇能体现吴国盛自然哲学风格特点的十余篇批评“现代性”的文章没有收录进来，一是在已经收录进去的文章中包含了一些根本不相同的东西。我指的是在一些问题上，吴国盛的思想前后发生了变化，甚至后来的完全否定了原来的。比如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方面、在探讨自然哲学问题的视角方面等。把这些立场不同的文章编排在一起，甚至混编在一起，易于引起读者的误解，给读者把握自然哲学新范式造成困难。
当然，如果读者对于作者的工作已经有所了解，或者，读者能深入研究该文集，并注意每一篇文章最初的发表时间的话，还是可以搞清楚的，并因此而了解到新范式形成的历史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如何地走出科学主义，走出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也可以看到，追思自然的自然哲学是如何艰难曲折地产生出来的。
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了解新自然哲学的形成过程也有其特定的意义。事实上，正是在新自然哲学的形成过程中展示出来“诉诸历史”的必要性，自然哲学建设要求首先开展自然哲学史和科学思想史的研究。我们由此看到大量与自然哲学有关的历史问题急需着手研究。
但是，历史是为“当前”服务的，是用来帮助解决当前的问题。自然问题可以借助自然哲学史的研究而得以把握，但这种历史的意义需要“当前化”才能有所“受用”。
历史是历史性的历史，历史性与时间性密切地联系着。时间问题无疑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追思自然”中的“追思”就体现了时间性。但在“追思”的时间性中并没有“追”上自然，一旦我们“追”上自然，“思”到自然，这还有时间性吗？当然，这样说已经暗含了我们可以“追”上自然，“思”到自然，但能否真的“追”上自然，“思”到自然，还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另一方面，“自然”本身作为“自己如此”，作为physis，自身涌现，其中也有时间性。但这带有时间性的“自然”是最原始的“自然”吗？最原始的自然是否仍是时间性的自然呢？与时间性有关的“永恒”是时间中的永恒，还是超越时问的永恒？时间可以分为过去、当前、将来三维，它源于过去，显现于当前，又指向将来。但时间是否还有一个第四维，这第四维时间是否还是时间呢？时间性经过一个突变之后，是否可以超越自身，而呈现出本真的最源始的空间性呢？这些问题当然都不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
吴国盛说我批评他“对时间性的偏爱”③，由于这种表述过于概括，所以我在此再进一步予以说明。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必在时间问题上花费大多的精力，我同意时间问题是自然哲学必须讨论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极有可能通过这一问题而为许多其它问题敞开光明。我的意思是，本体（存在）或自然的最源始意义是否应在时间性中寻找。当时我断然否定了这种可能④。但是，由于本体（存在）或自然的最源始意义问题是一个仍未解决的问题，所以这种否定，也正如同肯定一样，都是应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时间’主题开辟了人文与科学合流的可能性”⑤，通过《时间的观念》一书的考察与溯源，吴国盛指示了用标度时间经验和时间之流经验这两类原型时间经验沟通科学的时间与人文的时间的可能性，这对于目前人文主义一科学主义的激烈争论来说，确实给人“眼前为之一亮”的感觉。但是，“时间问题作为问题依旧保留着”⑥。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时间是不是最源始的同时也是最终的东西的问题仍未得到澄清。另外，时间之流经验蕴涵着线性时间或时间之矢，进而又与进步的观念联系着。但是，进步，尤其是单纯的量的增长，是成问题的，吴国盛在其它地方对现代性的批评中也同意这一点。这样就造成了矛盾：一方面高扬时间之流、时间之矢、线性时间、进步、发展，另一方面又对进步和现代性持批评态度。这个矛盾绝不是一个细枝末节的小问题，而是追思自然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何消除时间之流中隐含着的这种矛盾当是自然哲学必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让我们再把目光集中于吴国盛的《追思自然》这本书本身。
前文说过，《追思自然》已呈现出一个明确的自然哲学新范式。这个新范式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①重建的新自然哲学属于纯哲学或第一哲学，而不是介于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作为二级学科的哲学分支。与其说它是分支：不如说它是一个哲学学派。
②虽然它是纯哲学，但仍作为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因为它关注的是自然，并努力开拓自然哲学史的研究，而且密切地与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联系在一起。
③它甚至把科学哲学作为自身的重要内容。但这里的科学哲学主要不是分析传统的科学哲学，因为它主要关注从本体论（存在论）的角度反思科学，追寻科学的本体论（存在论）基础，探讨科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
④它以追思自然为己任，同时针对大量严重的现代问题而批评其现代性根源。但它是自主的，并不跟着外部环境走，并不直接参与实际问题的解决，而是从观念深处反思各种实际问题，按着哲学本身的逻辑而展开问题。
⑤它的主导方法是现象学方法，超越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超越了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所以它反对哲学的科学化，而主张超越科学。它与实证研究判然有别，而保持鲜明的哲学特色。

⑥它又具有包容性。
这最后一点是基于新自然哲学刚刚诞生，如果一开始就过于严厉的话，就不利于自身的发展。所以它试图建立广泛的联盟，从各个方面吸取有益的营养。比如，它并不拒绝对“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它试图与科学家及非科学家们在自然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然哲学进行对话，也试图尝试“不完全科学的或非科学的甚至反科学的”⑦自然哲学研究，因为这也是对自然的一种理解，可能具有潜在的意义。它充分重视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思想，尤其是天人合一的自然现，相信其中存在着“有效的理性形式”⑧。
在“试论自然哲学的学科建设”⑨一文中，吴国盛强调了对中西自然哲学史及自然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具体指出了应当研究的许多重要问题，其中总结了四种形式的自然哲学：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对自然界图景的描画，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不依靠自然科学对自然界图景的描画，不依靠自然科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这个时候，追思自然的新范式还没有完全形成，所以对这四种形式基本上没有什么偏向，只是基于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说明必须加强薄弱的方面。后来逐步明确了新自然哲学对“自然图景”的否定，而主张与“当代哲学前沿的探索者，后现代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反科学主义者，现代化的批判者，工业文明的反思者，东方思想的阐释者，等等”⑩进行对话，共同走上追思自然的哲学道路。这时在理论上逐渐变得有点严厉，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没有放弃与“图景”论者的对话。
自然哲学的包容性至少在目前的研究中是一大优点，但这种包容性及其变化中隐含着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思考。比如，如此广泛的联盟成员之间能否进行真正富有成效的对话？会不会相互之间各说各的话而对于追思自然毫无益处？这种包容性究竟是一种实践中的策略，还是一种内在的需要？后来在理论上对“图景”论的否定对于自然哲学的进一步研究来说究竟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追思自然的自然哲学是不是有可能接受“图景”论，扬弃“图景”论，最后使之成为自身的一个合理环节？自然哲学在超越科学、批判科学的同时能否也从正面阐释科学的本质，说明其出现的合理性，从而也把科学视为自然呈现的一个环节？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自然哲学除去追思自然的回归之途以外，是否也应包括自然“沉沦”中的现成化和对象化，从而把对自然现成化、对象化的说明也作为自然哲学自身的任务？自然的最原始含义是什么，其源始的含义，一般性含义与流俗的和科学视野中的自然有什么关系，时间是否与某种无时间性的东西联系着？是否存在着时间性、原始的无时间性及科学的无时间性之间的生成转化关系？
另外，《追思自然》一书给我们呈现出广泛的研究领域和大量扑面而来的问题，如何具体实施这些研究，以及如何在新范式的指导下从事这些研究，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因为范式的包容性，研究领域的广泛性与问题的杂多性会形成一种“离心力”，如果这种“离心力”明显大于范式本身的“向心力”，就有可能导致范式的瓦解，造成一种无范式的混乱状态。
再进一步深入、具体地思考，还会发现，自然哲学确实具有了融贯中西的胸怀，但这融贯中西哲学传统中同样隐含着一些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中西哲学是两种判然有别的传统，西方哲学内部从古到今也一直分裂为天空（柏拉图）和大地（亚里士多德）、唯实论与唯名论、唯理论与经验论、欧陆传统与英美分析传统的对立。自然哲学有一种明显的倾向，靠近欧陆传统，远离英美分析传统，并试图把欧陆传统的现象学（或海德格尔）与中国古代哲学传统（道、佛、儒）结合起来。这里的问题是，欧陆传统与分析传统之间是否就没有任何相通之处，是否有可能对两者加以整合，或把分析传统包含于现象学（海学）之中？现象学（海学）与中国传统之间是否也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现象学与中国哲学哪一个更源始？中国哲学内部道、佛、儒之间是否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宋明以来三家是否真的融和起来了？是否仍需进一步的融和或者是否就不可能在根本上予以融和？在自然哲学把自身视为第一哲学并具有了博大的胸怀之后，这些问题也自然成了自然哲学本身的问题，成为自然哲学必然要面对、必须要探讨的问题。
通过《追思自然》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形成了明确的自然哲学范式，而且也在相关的科学思想史、自然哲学史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对自然哲学至关重要的现象学领域也做了初步的研究。但是更加有意义的是，《追思自然》所呈现的范式及广阔研究领域非常地诱人，与其说它给我们解决了一些问题，不如说它展示出一个迷人的问题域。这个问题域不仅是指自然哲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及追思自然这个本身就动人魂魄的问题，而且也包括它引发出来的其它诸多激动人心的问题。它不仅可以激发起研究历史的冲动，而且也可以牵引出来反思现实问题、追求完美未来和渴望终极实在的激情。但愿这种精神的追求在这个造成人们缺乏金钱、刺激人们拼命挣钱的时代会找到更多的同道，但愿在这个学问之家里会有更多的家庭成员。让我们在接受和批判《追思自然》中踏上追思自然之途吧。

　

注释：

①参见“自然辨证法辨”（《自然辩证法研究》1989.2），“自然哲学的历史与现状”（《自然辩证法研究》1990.5），“重建自然哲学”（《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2），“试论自然哲学的学科建设”（《哲学动态》1994.4），“自然哲学的复兴”（《自然哲学》第1辑）等。皆收录于吴国盛《追思自然一一从自然辩证法到自然哲学》（以下简称《追思自然》，辽海出版社，1998.9）一书中。
②参见《自然哲学》（第1辑）编后记，《自然哲学》（第2辑）编后记等，皆收录于《追思自然》一书中。
③《追思自然》，第9页。
④李章印：“主体的高扬与超越”，《哲学研究》1996.6。
⑤《追思自然》，第16页。
⑥《追思自然》，第16页。
⑦《追思自然》，第92页。
⑧《追思自然》，第107页。
⑨《追思自然》，第222一231页。
⑩《追思自然》，第4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