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叙述了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学术思想，并介绍了他对“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这一个学术领域的建立所做出的贡献。在他的思想里，“科技生态”（ecology of technics）既是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又是作为一种对技术、媒介以及文化进行研究的视角。在对芒福德的学术思想按照历史顺序进行了一番疏理之后，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介绍了他对媒介生态学这一个学术领域的建立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技时代史学” （epochal historiography of technology）；有关科技与人类发展关系的“有机科技论”（techno-organicism）；以及他对“王权机器”（megamachine）的批判。最后，本文以对存在于芒福德的著作、生活以及他的科技和媒介生态理论中的伦理问题的讨论作为结束。
[关键词]刘易斯·芒福德，媒介生态，科技生态学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lewis mumford’s scientific thoughts and introduces his contribution to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media ecology. in his thoughts, ecology of technics is both a scientific tradition and an angle to study technics, media and culture. after combing his scientific thoughts in historic order, this paper introduces his contribution in three aspects: his epoch-making techinics history theory; the techo-organicism theor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echin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and his critique on megamachine. this paper ends with the discussion on the ethic problems existed in his book, life and his media ecology theory.
key words: lewis mumford; media ecology; ecology of technics
《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集成典范的规划化》（towards a science of media ecology: the formulation of integrated conceptual paradigms for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system）是目前有关媒介生态学这一个十分复杂且相对年轻的学术领域的第一部主要文献。www.11665.com在这本博士论文中，克里斯汀·尼斯纯（christine l. nystrom, 1973）将刘易斯. 芒福德（lewis mumford，1934)的《科技与文明》的论述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基础。同样地，昆斯(kuhns, 1971)也将芒福德作为他编篡的主要媒介生态学者名录[1] 的第一位。由于芒福德的研究涉及到了对整个科技文化体系的批判，因此我们倾向于将其看作是整个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但是在建构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基础通常会被建立于它们之上的东西所掩盖，芒福德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他对建立媒介生态学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也很少被人提起。
一栋房子既可以建立于其基础之上，同样也会因为其基础而倒塌。即便如此,芒福德也并没有因为当尼尔·m·波兹曼(neil m. postman) 这位正式提出“媒介生态”概念并将其建设成纽约大学一门课程的学者的存在而黯然失色（参看nystrom,1973; postman,1970; postman & weingartner,1971）。同样，芒福德也被马歇尔.麦克卢汉（h. marshall mcluhan）和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这两位学者提到。麦克卢汉（mcluhan,1964）在他的有关媒体的论述中介绍并普及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的概念。英尼斯 (innis,1950，1951)被麦克卢汉称为是最早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造成的影响的人。英尼斯也被认为是多伦多学派 (the toronto school) 这一个由一群多伦多大学的媒介生态学者们建立起来的学派的早起代表之一，包括麦克卢汉、艾里克·a·哈弗洛克(eric a. havelock) 以及edmund carpenter 等人。因此，提起媒介生态学，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多伦多学派。
不可否认,多伦多学派在媒介生态学理论的早期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英尼斯也应该被认为是媒介生态学的代表性奠基人物。但是﹐芒福德却是比英尼斯更早的先驱者﹐他应该被看作是纽约学派 (the new york school)最早的代表人(strate,1996)。纽约学派并不象多伦多学派那样所指的是一所单独的学校(例如纽约大学)﹐而指的是纽约这整个城市。纽约学派早期的成员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louis forsdale、来自于福德哈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社会研究学院的john culkin、皇后学院的gary gumpert 和 charles weingartner、纽约大学的neil postman (波兹曼) 和 christine nystrom(尼斯纯)、曼哈顿的 tony schwartz。我们这里提到这些并不是要用一种地域性或沿袭性来代替什么，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媒介生态学这样一个复杂的、全球性的、各学派间具有沿袭关系的网络。
如果芒福德作为先驱者这一点被忽略的话，那么媒介生态这一名称也将会有或多或少的改变。在他完成了他的主要著述之后，他也没有看到媒介生态这个名词的出现。虽然芒福德的确将媒介与传播学、艺术、文化放在一起讨论，特别是将它与他自己最主要的两个研究领域科技和城市放在一起讨论，但实际上，他无论是在媒介研究领域还是在传播学领域都不有被视为一个伟大的杰出的先驱者。至于城市研究，人们今天很容易忘记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大众传播与中心城市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密切。大众传播和城市化是大众社会研究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谈到技术，多伦多学派提出了一个看法，认为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相对于制度和组织而言）限制了媒体的发展，但是后来，这些限制还延伸到所有的人造手段（不仅是媒介的传播）这一更宽泛的领域。这样一来，芒福德的技术理论就与主要的媒介理论变成一致的了。
芒福德当初可能仅仅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研究媒介理论，但是他将媒介与生态联系在一起，这却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很多其他的媒介生态学家仅仅只是将生态学作为了一种隐喻，但芒福德却将人类生物学和科技学上的一些习惯转化为了研究过程中具体的、可行的方式。在他22岁的时候，芒福德为他的第一本城市发展生态学著作写了计划书：
芒福德的这本著作与其他的关于美国城市的书籍相比起来，有其独到之处。自1893年芝加哥展览会（chicago exposition）以来，美国城市文化的复兴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关于美国社会的城市化、城市历史、城市指南等的研究，这些研究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美国社会租金、税收、财政预算、宪章法案、教育和住房等诸多的社会问题。但是芒福德找到了一个“战略布局上被忽视的点”。还没有人“试图去创造性地描述市民与他们生活的环境”以及区域环境之间存在的问题（芒福德将其称之为生态历史[ecological history]）。（miller,1989, p.84）
虽然这本著作在芒福德正式出版第一本关于城市研究的著作之前的20年就已经出版了，但是其中提到的关于生态历史的观点,也对后来的科技生态学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将论述那些在芒福德的著述中出现的媒介生态理论的突出特点、他的科技组织理论、他对“王权机器”(megamachine)的批判以及他对社会生态学伦理问题的讨论。首先，我们将介绍一下芒福德的生平以及他的媒介生态理论。
芒福德生平及作品
刘易斯. 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皇后区的法拉圣（flushing, queens）。他的母亲埃尔韦拉（elvina）来自于一个德国新教的移民家庭，在刘易斯出生之前的12年，她与一个名为约翰. 芒福德（john mumford）的英国人结了婚。在这段婚姻结束以后，她仍然保留着他的姓。刘易斯的父亲刘易斯.马克（lewis mack），来自于一个受迫害的德国犹太人家庭。但是埃尔韦拉和刘易斯的婚姻也如同前一段婚姻一样还是走向了离婚。埃尔韦拉在刘易斯的叔叔雅各布.马克（jacob mack）家里做帮佣，所以，在刘易斯. 芒福德的童年生活中，是雅各布.马克而不是刘易斯.马克作为他的法定监护人，并扮演了父亲的角色。不管这其中的关系是怎样复杂，刘易斯.芒福德出生于纽约的曼哈顿是确定无疑的。因此，他认为“纽约这个城市对我造成的影响要远比我的家庭深远和重大的多”（mumford，1982，p. 25）。他由一个小男孩逐渐成长为一个有抱负的作家，开始关注并记录下城市和世界正在发生的种种阵痛和变化。他成长的那个时代正是这样的一个时期：各种新的建筑样式、运输系统和传播体系不断涌现，不仅改变了城市的面貌,而且也对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他出生的那一年，马可尼发明了电报，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照相机。1903年，当芒福德八岁的时候，怀特兄弟实现了人类梦寐以求的第一次成功飞行。一年以后，纽约市的地铁系统投入使用，亚瑟.科恩（arthur korn）将第一张图片从慕尼黑发到了纽伦堡。从幼年时代开始，芒福德就经常跟他的祖父在纽约的街头留连忘返，这个时候他总是将视角投向那些身边的人们，仔细观察纽约这个大城市,正在面临着种种巨大的冲击和转变。20世纪早期，人们由于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和一些新开发项目的建设而经常搬家。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一些新的邻居会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比如那些曼哈顿下东城地区的居民就是移民潮产生的结果。就像米勒（miller, 1989）的传记拥有充足的例证一样，芒福德在这段时期内的丰富的经历和观察,也证明了他对这个城市以及它的建筑、科技等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从stuyvesant高中毕业以后，芒福德进入纽约城市学院的夜校就读。起初他想获得博士学位，但是后来在他还没有完成学士学位以前，他就再也不想被正式的学校课程所束缚了，他最终放弃了取得博士学位的想法。虽然后来他先后在社会研究学院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学习深造，但他依然通过自己的判断来形成对世界的看法。芒福德在纽约这个“城市图书馆”里度过了很长时间，他将那儿看作是一个长期学习的教堂，并广泛阅读了各个领域的研究。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芒福德的思想和著述如同百科全书一样，具有很强的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同样地，这种特点的出现也有可能是由于他没有形成一套单独的理论体系。
如果芒福德出生的这个城市本身就变成了他的课堂，那么他还需要一个父亲角色人的指点，这种需要在1915到1916年间他得到了。当时他第一次在帕特里克.戈德斯 （patrick geddes）的著述里接触到了有关城市规划方面的思想。戈德斯是一位苏格兰的生物学家，他的理论涉及到了植物学、生态学以及古生物学、社会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人类学、宗教研究、城市学等等诸多领域。这位出生于1854年的戈德斯著述甚丰，包括《城市的发展》（geddes，1904）、《演化中的城市》（geddes，1915）等。但是戈德斯对芒福德最大的影响却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来实现和达到的:
如同苏格拉底一样，戈德斯主要应被看作是一位口语传教士，一位永不停息的宣讲者，他的语速极快，自言自语通常会被他的浓密的红色胡须遮掩住。他的著述杂乱而没有系统性，留下了很多没有完成的项目和课题。他的思想就如同火把溅出的火花。他的很多原创的思想都被后来者重拾起来，加以了更深入的研究，这是因为戈德斯既没有耐性，也没有掌握深入研究这些思想所需要的规律和原则。（miller，1989，p.52）戈德斯的思想在美国这片土壤里扎下了深深的根，很多20世纪早期的学者都对他表现出了敬仰和肯定：
在美国，他经常与约翰·杜威（john dewey）、珍·阿达姆斯（jane addams）和萨斯汀.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等人一起讨论问题。刘易斯·芒福德继承了他的衣钵，戈德斯的思想也在新形成的“美国区域计划协会”（reg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america）中得到了体现，这份宪章的起草者还包括gifford pinchot, henry wright和stuart chase。在这些不同的学科派系中，戈德斯推动了公共电气系统和社区计划的出台。（carey, 1989，p.129）
对于芒福德而言，戈德斯的思想对他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对生物学、进化论和社会生态学这些学科的研究视角上:
戈德斯对生物学法则如何对人类文化研究产生启发作用进行了论述，这对芒福德的思想和著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托马斯. 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实验室接受了一个生物学家式的训练以后，戈德斯对于存在于人类和自然环境，比如植物、动物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戈德斯的“人类生态”的观念在芒福德历史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他的兴趣范围的确定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芒福德认为戈德斯在“建立人类文化系统生态学的基础” 这一点上走在了其他哲学家的前面。（novak,1995,p.25）
人类生态学是一个由戈德斯首先提出的概念。这一概念常常被人们提及，包括那些芝加哥学派的著名人物。这一概念与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robert e.park）、earness w . burgess以及roderick d.mckenzie等人的观点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戈德斯自己所做出的贡献却常常被忽视了（参见hawley，1986）。与其他学者观点的类似性使得戈德斯作为人类生态学始祖的地位显得不是那么明确，同样，芒福德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奠基人也是如此。由于直接对英尼斯（innis）的作品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对芝加哥学派产生的间接作用，戈德斯也通常被看作是纽约学派和多伦多学派之间的联系的桥梁。戈德斯的“人类生态学”理论包括科技发展的历史，同时他也是最早提出“电气技术”而具有革命性影响的学者之一，就是被凯里（carey,1989)称为“电子技术神话”（p.139）的东西。这一论题包含在芒福德早期的作品中（mumford，1934），并且成为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mcluhan,1964）一书的中心的主题。芒福德从戈德斯的下列观点中获益匪浅：“所谓的未来，可以说是社会思潮内的必然规律”（carey，1989, p.185）。换句话说，戈德斯是最早的未来学家。英尼斯还提出了一个观点，是戈德斯最早将口语文化（特别是对话和辩论）、价值和哲学思索界定为感性的和动态的科技文化的对立面文化（carey,1989,p.135）。戈德斯的思想包括对电气技术的论述，值得强调的是,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是戈德斯(geddes)而不是芒福德(mumford)或英尼斯(innis) [2]。
谈到戈德斯对芒福德的影响，novak(1995)将其总结为三个方面。首先是戈德斯的生态学观点。其次是各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和形成思想和学术的一般规律，这些体现在他的城市规划中。第三是戈德斯对待知识的积极态度：他认为学者应该将他们所研究的东西应用到实践中，并以此来提高生活的质量。这个观点很好地解释了芒福德为何要积极倡导区域生态学说，将其作为“美国区域计划协会” 的基础（luccarelli,1995）。这也可以解释芒福德与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这个纽约市的建设部长之间发生的,几乎长达半个世纪的公开辩论，后者主持修建的高速公路、公共公园以及其他的很多建筑设施,极大地改变了纽约市的城市面貌（caro,1975）。
但是，戈德斯并不是唯一对芒福德产生影响的人。另一个对芒福德的学术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学者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3] 。根据米勒 （miller, 1989）撰写的芒福德的传记，“芒福德以极大的热情阅读了他的所有著作，发现他在这一点上与戈德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他拒绝‘辨别那些没有缺点的特征，在他所从事的专业研究领域之内，这些特征不利于激发产生灵感’。维布伦是一个语言学家、社会学家、人种学者、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民俗学者和经济学家”（p.109）。芒福德最初在纽约城市学院读到的《有闲阶级理论》（veblen,1899）一书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维布伦其他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品也对他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维布伦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并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研究，这些都深深地吸引了芒福德,并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mumford,1934,1967,1970）。芒福德在社会研究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选修了维布伦开的一门课，后来当他于1919年在《the dial》杂志社工作的时候，他与维布伦和杜威 （dewey）等人成为了同事。
在找到这个工作以前，芒福德在海军服役了一年，在那段时间里，他被分配到马萨诸塞州的位于剑桥的广播培训学校。《the dial》出版之后的一年，他在《sociological review》从事编辑工作。20世纪20年代，芒福德将研究的兴趣点集中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层面，出版了四本著作：《乌托邦的故事》（mumford,1922）、他的第一本建筑方面的书《柱子和石头》（mumford,1924）、《黄金时代》（mumford,1926）和《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mumford, 1929)。在这个时期，他还建立了“美国区域计划协会”，并通过这一计划参加了纽约皇后区的阳光公园计划和新泽西州的绿色草坪计划。20年代末，芒福德应邀到dartmouth大学做访问学者，参与了他们《new yorker》杂志的编辑工作，并于1931年出版了《褐色年代》一书。1934年是值得一提的一年;那一年，芒福德进入了纽约的教育部门工作，并出版了他对生命复兴持乐观态度的系列丛书中的第一本书：《科技与文明》（mumford, 1934）。1938年他又出版了《城市文化》一书。
在美国卷入二战以前的几年里，芒福德是积极提倡美国参战的人员之一，为此，他失去了很多珍贵的朋友，包括与孤立主义者, 著名的建筑大师弗兰克. 劳埃德.瑞特（frank lloyd wright）的友谊。这场战争也夺去了他唯一的儿子geddes; 他在1944年在意大利的一场战役中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在此后的几年里，芒福德对军权的批判态度变的强烈。二战期间，他出版了《人类必须行动》(mumford,1939)、《生活的信念》(mumford,1940)和《从建筑来看南部》(mumford,1941)等书。他的生命复兴系列丛书的第三本书《人类的状态》(mumford,1944）也出版了，同时还出版了《城市的发展》(mumford,1945）一书。在这段时期，他还进入斯坦福大学担任人类学学院的院长。
战后日子里对芒福德来说无疑是多事之秋，他参加了反对发展原子能武器的运动。并和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展开了被称为“20世纪重要的城市政策辩论”（miller,1984,p.477;caro,1975）。1951年，他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作访问学者，1957年他到马萨诸塞州的科技部门工作，并继续出版了下列书籍：《生存的价值》(mumford,1946)、他儿子的传记《绿色的记忆》(mumford,1947)、生命复兴系列丛书的最后一本《生命的操守》(mumford,1951)、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系列丛书之一的《艺术与技术》(mumford,1952)、《以心智健全的名义》(mumford,1954)、《从头做起》(mumford,1956a)、《人类的变化》(mumford,1956b)、获得全国图书大奖的 《历史上的城市》(mumford,1961)、《高速公路与城市》(mumford,1963)等等。
六十年代，他参加了反战运动，并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六十年代末，他完成了关于科技史和文化史的两部作品：，《机器的神话（第一卷）：技术与人类发展》（mumford，1967）和《机器的神话（第二卷）：权力的五边形》（(mumford,1968)。他晚年的作品包括一部合集《解译和预言》(mumford,1972)、三部自传《发现和保存》,《我的工作和过的日子》my works and days (1979) 和《生命的素描》(mumford,1982)。他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也充满了庆祝、荣誉和奖章，包括1972年获得的全国文学奖和1986年的全国艺术奖。刘易斯芒.福德死于1990年，终年94岁，他的一生辉煌而灿烂。
芒福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技时代史学
将历史划分为某些阶段或时期的做法并不新鲜，但是芒福德划分人类历史的依据与众不同，他的标准不是统治者或朝代，不是战争或历史的曲折，也不是思想或时代思潮，而是科技及其发展。在《科技与文明》这本书中，芒福德（mumford，1934）不仅仅为读者提供了一部科技发明的历史;更重要的，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基于机器或基于他的“复杂综合的”（p.12）科技历史和一套“科技时代史学“ （epochal historiography of technology）。同时，芒福德也接受了他的老师戈德斯（geddes）的学术思想。戈德斯将古生物学作为一种参考范本，尤其是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的一些概念上，他提出了“前工业时代”这一名称；与蒸汽时代相对应，戈德斯提出了“旧科技时代”的概念；与以电力的广泛运用为标志的工业时代末期相对应，他又提出了“新科技时代”的概念。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芒福德又添加了第三个时期，但是他将关注的重点由工业化转到了机械化上。他将机器和机器文明的发展划分为“三个连续的但是也互相交叉贯穿的时期”（mumford，1934，p.109）：前科技时代（the eotechnic phase）（约公元前1000年——1750年）、旧科技时代（the paleotechnic phase）（1750年以后）和新科技时代（the neotechnic phase）（20世纪——）。以下是芒福德对这三个时期的论述：
每个的阶段的名称都是有特殊含义的，每个阶段都有他们特定的资源和稀有的原材料，有他们特定的利用和产生能量的方式，以及特定的生产方式。最后，每个阶段也有不同种类的工人、不同的培训工人的方式，发展他们某些方面的技能而抑制其他方面的发展，每个阶段也在不同的方面利用和进一步发展社会遗产。（mumford,1943,p.109-110）
从能量和物质属性两个方面着眼，芒福德将“前科技时代”称为水和木头的综合体，将“旧科技时代”称为煤和铁的综合体，将“新科技时代”称为电和合金的综合体 (mumford，1934，p.110)。区分这三个阶段的标准之一就是他们各自的能量、资源、原材料、生产方式等对自然环境（随即对人类生态）的改造程度。水、风和树木——这些前科技时代的标志物——是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在这个时期，人类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水和风怎样能够给人类带来最大的便利、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比如如何通过水路来运送货物以及在什么样的地形条件下修筑河道比较合适等等。结果，人类通常就会在那些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定居下来，从而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地区。与此相反的是，旧科技时代的煤和铁是不可再生资源，他们的开采和利用（比如掠夺性的采矿）带来了很多的生态问题。这个时期的重工业与采矿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芒福德则将采矿称为是对自然环境的最野蛮的破坏行为，同时，紧邻河道、运河从而带来了便利的交通条件的地区也在这个时期变得非常重要。在《科技与文明》,芒福德 (mumford，1934）谨慎地对新科技时代的发展潜力给予了乐观肯定的态度，特别是电力的广泛运用彻底地改变了旧科技时代。他认为旧科技时代与新科技时代的区别就像“黑和白的区别”（p.212）一样明显。作为一种相对便宜和污染少的能源和一种非劳动密集型的劳动方式，芒福德相信电力如果能够摆脱资本主义的垄断和控制的话，将会达到一种生态上的平衡效果。但是，后来当他认识到新技术依然支持甚至进一步强化着中央集权的权利时，当他发现石油和原子能这些对环境具有明显破坏作用的物质被用来作为发电的能源时，这个观点被他自己否定了（mumford, 1967, 1970）。
区分这三个阶段的另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看它们各自对人类生活和文化所造成的影响。木头作为一种相对原始的资源具有一定的灵活便利性，前科技时代的工匠们能够很熟练地使用那些以它们为原料做成的工具，因此他们的技艺变得相当的纯熟和具有专有性。同时，在生产的过程中，与后来的那些整天与机器打交道的产业工人相比，他们的工作也具有更多的创造性、多功能性和自主性。与此相反的是，旧科技时代以量化、机械化以及最终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特征。煤和蒸气这些新能源的使用使工业中心由艺人和手工业者的店铺转移到了重工业的工厂，因此产生了社会和经济上的新阶层和权利精英人物。同时，工厂里的工人也发生了蜕变，成为了专业分工时代的机器上的人力部件而已。在旧科技时代，人类的生活完全由机器来设计。而到了新科技时代，芒福德（mumford , 1934）认为旧科技时代的机械化、无组织性和非人性化的特征都将得到改变，他在书中写到，电力将作为一种新的能源，他的使用将使机器按照人类的生活来设计、为人类服务，而不是相反。但是，他这种早期的乐观态度随着二战的到来也消失了。
今天，芒福德对于科技历史阐述上的细节已经要比1934年的时候更为人熟悉和接受，但是他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使他在将技术看作社会发展主要推动力的人类历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如同kuhns（1971）所提到的那样：与他后来的其他媒介生态学家一样，芒福德不仅仅是从内部的结构来给机器下定义，而是从它所产生的外部影响出发来思考这一问题。因此，文明的不同阶段实际上是不同的影响和效果，而技术本身只是导致这些影响和效果的原因。他的工作为后来的科技研究竖起了一个里程碑，例如：giedion（1948）的mechanization takes command、 ellul（1964）的《科技化的社会》、bolter（1984）的《turing人》、beniger（1986）的《控制的革命》和波兹曼的《科技垄断》(postman,1992）。在《科技垄断》中，波兹曼提出了三个技术时期：使用工具时期、技术统治时期和技术垄断时期，这种提法与芒福德的始科技时代、旧科技时代和新科技时代或多或少有着相似之处。
英尼斯（innis）同样也受到了戈德斯（geddes）和芒福德的影响。在《帝国和传播》和《传播的偏倚》这两本书中，英尼斯 (innis, 1950, 1951)将着重点放在传播媒介而不是能源和原材料上。但是，不管是在英尼斯还是在芒福德的思想里，媒介环境的概念都已经产生并明确了。在下面这些学者的著作中，这一概念也得到了体现：mcluhan (1951, 1962, 1964) 、mcluhan和parker (1969）、havelock（1963, 1976, 1978, 1986）、ong（1967, 1977, 1982）、goody（1977，1986，1987）、 postman （1979, 1982, 1985）、eisenstein（1980）、meyrowitz（1985）、levinson（1988, 1997）等等。
芒福德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将传播媒介单独挑选出来，或者说是没有从根本上分离出一种特定的技术，这是他在树立自己独特性方面的失败，同时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关于科技发展的系统理论。同时，这一不足也使他的作品多多少少缺乏了点吸引力，至少没有其他一些强调特定变革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的媒介生态学家的作品吸引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夸张地强调一下技术的决定性作用的话，就会发现高度受人关注的媒介和技术革命通常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芒福德有时候会与技术决定论之间产生一些错误的联系，但他根本上还是一个非决定论者，他认为如果技术失去控制的话，那仅仅是由于它们自然的发展就应该是这样。他强调生态的动态平衡和渐进的演化和变革，如同kuhns说指出的：“芒福德将技术看作一种在很大允许范围内的改进手段……他的三个科技发展阶段的论述对于强调稳定之中的变化的重要性作用不大”（p. 29）。什么叫做“稳定”呢？kuhns（1971）认为就是人性自身:
人文主义的视角既是芒福德的成功之处，也是他的失败之处。通过强调稳定而不是变化，他揭示了技术变革的本质和规律，就如同大面积的地层的变化只是在地表上的改变而已，本身的位置并没有改变，地表下面的岩石也还是以前的岩石。芒福德建议人们用不变的定律来对抗环境变化的多样性。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不注意地将矛头指向了机器。虽然如此，这仍然应该是对待人类和技术的基本态度：不管环境怎样改变，人类仍然保持着基本的相同。芒福德反对完全的改变，反对技术能够真正彻底地改变人类，反对技术能够影响到人类这个物种。因此，一些关于物种的技术和文化层面上的演化的文章也出现在芒福德的作品中。
按照kuhus（1971）的说法, 上面所提到的可算是的理论的不足之处？但是凯里（carey, 1997）的观点却不是这样，他认为这使芒福德成为一个比麦克卢汉更好的学者和更出色的文化理论家。
芒福德的有机科技论（techno-organicism）
科技和生物学的融合在后现代文化（bukatman,1993；gray,1995；haraway,1991）中既是作为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作为一个美学问题提出来的，当芒福德还没有使用“科技有机”（techno-organic）这个专门的概念时，这个观点本身已经通过各种其他的方式在他的思想中出现了。对芒福德而言，科技和生物之间的分离是人为的，是机械化和工业化的结果。在《艺术与技术》这本书中, 芒福德 (mumford, 1952）提到了科技和生物之间的紧密联系：“人类的技术发明与其他生物的有组织活动之间存在着很多的类似之处：蜜蜂按照工程学的原理来筑巢，电鳗能够产生电压很高的电击，蝙蝠早在人类之前就懂得使用它们的雷达在夜间飞行”（p.17）。在这里，他揭示了科技和生物有机力量之间的关联性，但是在《技术和人类发展》这本书中, 他 (mumford, 1967）表达了一种更深层的观点，认为科技是有机现象和力量的一个部分：
在对技术的众多定义中，很明显的一点是很多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都要比智人之前的人类的祖先制造容器、工具的能力要强，比如它们的复杂精致的鸟巢和凉亭、蜜蜂的几何形状的蜂巢、如同一个城市那样复杂的白蚁窝。总之一句话，如果仅仅把技术作为判断智力水平的标志的话，人类与其他的物种相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落伍者。这一理解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语言符号、视觉图案以及社会范围内的传播出现以前，人类制造工具的能力简直不值一提。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的大脑而不仅仅是手才是人类与其他物种相区别的主要特征，大脑也不能仅仅被看作是手的产品，因为大脑已经在如老鼠这一类没有灵活手指的四脚动物身上就得到了充分的发展（p. 5）。
借用了mead、cassirer、langer和huizinga这几位学者的观点，芒福德认为使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不是工具、工业或劳动，而是语言、艺术和游戏，甚至艺术和技术之间的区别和对立也是人为的：
技术从来没有将我们的时代从每个人被功能化了的大文化中分离出来，有一个典型的希腊词语“tekhne”就很明确地表明了在工业生产和象征性艺术之间不存在什么区别；因为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都是不可分割的……在最初的阶段，技术是生活的中心，而不是工作的中心或权力的中心。在其他的生态学综合体中，各种不同的人类兴趣和目的、不同的组织需要限制了单个成员的全面发展。（mumford, 1967，p. 9）
芒福德描述了一种在有机力量、美学和技术的之间存在的平衡状态，但是这一平衡在后来过分强调自动化机器和蒸气动力以后就被打破了。如同他的前辈戈德斯（geddes）一样，芒福德在最初也被凯里（carey, 1989）所描述的电力的神话所吸引了，认为新科技时代能够改变旧科技时代的种种偏差，从而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
每个部门的有机力量复苏消弱了纯粹的机械的力量，生活以前是为小提琴家付费，现在则是为了享受小提琴的旋律……现代技术的标志是器官替代了机械、人工所带来的生活。就技术本身而言，在很多部门都得到了改变：我们重新回到了有机的道路上：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都不再把机械看作是无所不包的和充分的（mumford, 1934，pp. 371-372）。
技术转变这一话题应该是麦克卢汉（mcluhan）很熟悉的，但是芒福德（mumford , 1934）抓住了它，麦克卢汉却忽略了。涉及到政治领域，就应该建议用系统的有机观念来代替机器观念。像那个时候的其他社会主义理论，比如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一样，芒福德提出的民主社会理论是有机科技论的基础。芒福德的人类社会主义既与整个的极权主义系统相抵触，对资本主义来说也是多余之物，但是它却很有意思地指出了20世纪早期的有机思想。
凯里（carey, 1997）从很多方面论述了早期芒福德对麦克卢汉有机科技论的先人一着：包括技术是生物意义上的延伸、媒介是人的感觉器官的延伸、它们能够改变思想、媒介即讯息、印刷媒介在西方的工业化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芒福德夸大了机器的作用，认为媒介应该只起到第二位的作用），以及电的使用带来了有机协调性以及生态环境的平衡等等。如同麦克卢汉以及其他的媒介生态学家将媒介看作一个不可见的环境一样，芒福德 (mumford, 1961) 在《历史上的城市》这本书中也提出了信息传播系统组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城市”（pp. 563-567）。麦克卢汉对芒福德的作品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对电力时代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并由政治的角度转移到了芒福德这边。接着，芒福德逐渐对新科技时代的现实产生了批判的态度，这可以在他后来的《机器的神话》(mumford, 1967, 1970) [4] 中看到。自然而然地，他对当代技术的批判也包括了对麦克卢汉的尖锐批评（mumford，1970）芒福德的有机科技论在总体和局部上都包含了部分系统理论（nystrom，1973）的观点。从戈德斯 (geddes)那里，他继承了一种对技术、文化和城市的全面的生态学视角：“早在san smuts创造出这个词汇以前，戈德斯就实践了目前我们称之为整体论的东西，认为离开了它所发生作用的那个整体环境，没有一样生物组织能够被理解，这也是他留给刘易斯. 芒福德这位美国整体论思想的领袖人物”(miller, 1989, p. 54）。同时，就像系统论所提到的那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现象是部分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芒福德（mumford , 1934）提出了“技术合并论”的思想（p. 107）。然而，控制论却是将其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通过传播和反馈来达到控制的目的，芒福德（mumford , 1934）就写了时钟作为一种机器具有控制和协调人类活动机制的文章，然而，系统论还包括系统和他的环境相分离的观点，芒福德（mumford, 1961，1967）强调了容器（container）技术的观点。与工具和武器这些人类的延伸不同，容器技术是经常被忽视的一种技术形式，这可以在芒福德对女性器官延伸的论述中得到体现：
对于妇女而言，柔软的内在器官是她生命的中心，不管是幼儿还是成人，她的手和脚的运动能力都要比屈伸和拥抱的能力差。下面这些部位是她性状特征比较明显的地方：阴道口、液囊、嘴巴、外阴、阴道、乳房、子宫等等。在母系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已经是一个拥有“容器”（container）工具的显赫时代：除了沟渠、村庄这些巨大的“容器”以外，这个时代还有石器、陶器、花瓶、广口瓶、缸、蓄水池、箱柜、谷仓、壳仓、房子等等这样一些“容器”。但是这一时代所具有的独特性和显著性却被现代那些过分强调机械意义上的科技进步的学者们忽视了。(mumford, 1961, pp. 15-16)
工具、武器和机器都是男性文化的符号，有机体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则是女性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是“容器”、建筑和城市的特征。芒福德（mumford, 1961）将城市看作是“母性的拥抱”（maternal enclosure）、“容器的容器”（a container of container）（p. 16）或者“准容器”（metacontainer）（参看strate, 1996）。而且，与媒介是人的延伸这一观点不同，技术即容器的观点与媒介环境和技术系统这些观点的联系更加紧密 (参看 eastham, 1990)。
芒福德对“王权机器”（megamachine）的批判
就像上面所提到的，在《科技和文明》这本书中，芒福德（mumford, 1934）在机械论思想和有机论思想之间建立了一种对立的关系。半个多世纪以后，波兹曼(postman, 1992)写道：“在每一件工具里都隐藏了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偏倚和它的独特价值观和世界观; 因此，它会引导我们去片面使用我们的机能、感官和情操(p. 13) 。换句话说，所有技术都不是中立的。将各项技术联系在一起是一种组织论的原则、思想和途径。就像postman所指出的，对于单个的技术而言这是正确的，但是它同时也适用于“机器”和“整个的技术综合体系”（mumford，1934，p. 12）。机械论思想建立在指令、控制、效率和能量的基础之上（mumford, 1934, 1936）。相反，有机论思想则根源于生命、生存和繁殖。如果用麦克卢汉（1964）的说法来分析的话，就应该是机械论思想是有机论思想的延伸，一种最终切除了它所延伸的事物的延伸，或走向了它的反面，如同芒福德所论述的:
机器往往是无机物质的综合体,用来传输能量、开展工作、增大人体的机能和感觉能力，并将要完成的任务简化为可计算的指令和规范化的进程。但是机器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在使用人体的某一器官来作为工具的进程中，自动化(automation)是最后的一步。发明并使用工具的目的,是为了用增强和保持人体器官的劳动能力这样一种方式,来改造世界，既是为了增强那些非手臂器官的能力，也是为了产生出获得平衡力和保证生存的有利条件。(mumford, 1934, pp. 9-10)
有机科思想演变为机械论思想的程度到底如何呢？或者说，有机科技论论在什么时候变成了科技－机械论？芒福德最初的时候将其源头追溯到了中世纪，但后来他又提前到了古代和史前时期。在《历史上的城市》这本书中, 机械论思想的源头与城市文化的产生联系在了一起：
自然的巨大力量在人类意识的指导之下：如同成千上万的人在一部中央指令器的控制下开展工作一样：修筑灌溉用的水渠、运河、城墙、神塔、寺庙、宫殿、金字塔等等。如同一种强大的神秘力量突然出现一样，机械也被发明了：考古学家们长期以来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因为它们综合人体的本质已经被拆分了。(mumford，1961, p. 34）
芒福德对机器产生源头的观点建立在他将机器定义为效果而不是形式（kuhns, 1971）这一基础之上。最早的机器就是人本身，一种新的人类生态环境使内在的思想而不是必须的物质成为可能。芒福德（mumford, 1967, 1970）在他的两部《机器的神话》系列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在这两本书中，就像米勒所总结的，“芒福德提出了他复杂、独特的关于人类产生和技术进步的理论学说，并做出了可能是他的最有争议性的结论：现代的霸权国家实际上仅仅只是古代政军系统的升级和放大了的翻版而已,他称之为“王权机器”;“王权机器”是一部完全由人组成的劳动机器,去修筑埃及法老王的金字塔”（miller, 1986, p. 301）。在任何年代，修筑金字塔都需要成千上万的人，都需要对这些人力劳动者进行协调和控制，就像芒福德指出的：
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将一群松散的人群组织为能够按照要求运作的机器。这些人来自于不同的家庭、社区和不同的家庭中的位置，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和他们自己的回忆。而机器控制的秘诀在于拥有单一的想法，这样才能有利于组织者形成明确的目标。同时，机器控制的秘诀也在于能够通过一系列的媒介之间的交互来传达讯息，以保证这些讯息能够达到哪怕是最小的组成单元那里。讯息的精确复制和绝对一致也是最基本的要素之一。（mumford, 1967, pp.191-192）
要达到一致就需要一些强制性的力量，比如武器。因此，军事力量不仅构成了这种人类机器的形式，“军队机器”（mumford，1967，p. 188）,也对建立和维持其他“劳动机器”（p. 188）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机械论思想同样也需要机器语言和一套传播系统，在这套传播系统中，军队和劳动机器上的人这个部件能够作为独立的单元与时间和空间分隔开，这就是为什么机器、城市和文明的起源与革新系统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的原因：如果这台王权机器运转和完成任务、协作需要一项发明的话，那么这项发明就是文字。这种将口头语言转化为可视的符号的方法不仅使在整个系统内大范围传播成为可能，而且也产生了记载的概念。记载和文字的出现都是源于大范围控制这一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最早的文字并不是为了传播思想、宗教或者其他，而是为了保留和记录下有关谷物、牲畜、陶器、建筑物、贮存和开支的情况，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mumford, 1967, p. 192)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也是一种“容器”（container）技术，一种不仅能够贮存物质，同时也能够贮存信息、思想的“容器”技术。接着，“容器的容器”（a container of container）也就出现了，城市就是最早的代表之一（参看strate, 1996）。这部人类的机器也需要再具备这样的一些发明，比如数学、天文学、文学以及历史，最后，还有由于对宇宙未知而产生的宗教思想、赋予国王这个天国的儿子以至高无上权力的思想”（参看miller，1989，p. 522）等等。通过王室和皇权的引导，权力和知识的垄断者得以在高墙之内形成（mumford，1961）。作为权力和控制的中心，王室的高墙大院是权力的来源。由于每台机器都有一个发明者，因此芒福德（mumford, 1967）将国王定义为人类机器的发明者：
在将无上的权力和王权定义为既是神话又是职能部门的过程中，我遗漏了一个深入考察的相当重要的方面，一个最伟大的同时也是影响最深远的贡献——原型机器（archetypical machine）的发明。虽然强调的重点逐渐由人类的运转转移到了更实际、可见的机器部件上，但这项伟大的发明仍然被证明实际上为以后的复杂机器提供了模本，它是最早的工作模式之一。王权的独一无二的功能在于将人类的力量组合到一起，并制订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范围内开展工作的组织行为规则（p.188）。
芒福德也提出了人类或原型机器（human 或 archetypal machine）的概念，他使用了“看不见的机器”（invisible machine）这个词语，并指出“所有的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军队、政府、王权必须包括在……这部机器之中，也就是这部‘王权机器’（megamachine）”（pp.188-189）。既然“王权机器”是原型机器或者其他一切机器的模本，那么它也适用于媒介机器。
在《科技和文明》，芒福德（mumford, 1934）认为机器是随着十二、十三世纪僧侣统治时代钟表的发明而出现的，从王权机器这个更广的视角来看，我们能够发现在机械论思想传播扩散的过程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根据芒福德的分析，机器钟表的发明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有规律保持僧侣阶层的行为规则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发号施令。根据芒福德（mumford, 1934）的观点：“僧侣们将一天划分为七个时段，七世纪的时候，罗马教皇萨比尼安的史书上也有一天24小时内敲七次钟的记录。这些一天之中的明显标志被称为‘规范性小时’（the canonical hours），目的在于保持和记录内容以及保证有规律的重复”（p.13）。
机械钟表的发明被认为是一种能保留和记录下“规范性小时”（the canonical hours）的符号，从根本上说，它使人类在权力的高墙之内从事着有规律的活动，保持规律性、秩序和控制的需求和必要是机械钟表出现的内在动因。芒福德（mumford, 1934）还发现，僧侣统治阶层的出现“有助于给人类这个工厂带来有规律的选择性指令和运作的原则。因为时钟不仅仅是一种计时的手段，更是一种规范人类行为的手段”（pp. 13-14）。时间的概念曾经一度与有机科技论思想联系在一起，曾经是一种不可能有任何明确界定和形状的主观的人类经验，曾经是一种稳定的环境，但是后来时间的概念却被重新定义，以使之符合机械论思想的要求。时钟由于能够准确地计量小时、分钟和秒，因而“将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出来并帮助创造了一种用数字计量的独立世界里的信仰：科学的序列世界”（mumford，1934，p. 15）。
当时钟穿透了僧侣统治阶层的围墙，它的思想传播扩散到了整个社会：“时钟的有规律的敲击为工人和商人们带来了一种新的有规律的生活。钟楼的敲击声几乎就是城市存在的证明。遵守时间逐渐过渡到按时间服务、时间的计算和时间的分配”（mumford，1934，p. 14）。与1760年蒸气机的发明带来了资本主义时代这一被广泛接受的观点不同，与媒介生态学家英尼斯（innis, 1950，1951）和麦克卢汉（mcluhan, 1962，1964）以及伊丽莎白·埃森斯坦(eisenstein, 1980）等人的1450年印刷时代的到来产生了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观点也不同，芒福德（mumford, 1934）认为资本主义是机械钟表的催生者，他的描述如下：
一种新的内含动力源泉和传输机制的能源机器,能够保证能量在工作的过程中稳定地流动，能使日常生产成为可能并保证能生产出标准化的产品。由于时钟能够决定能量的大小、能够实现标准化和自动化、能够生产出它自己的独特产品，因此时钟被认为是现代技术的预言者：在每个时期它都处于领导者的位置，做出了其他机器望尘莫及的成绩和贡献（pp.14-15）。
机械钟表是机械化、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时代,即旧科技时代的“标志性科技”（bolter，1984）。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机械论思想开始广泛传播、逐渐被接受并开始代替了有机论思想。如同米勒（miller, 1986）提到的：“在一个强调组织、规律、标准化和控制的思想框架内，主观、猜测和感觉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按照芒福德的观点，这种对有机思想的否定使西方国家在机器面前投降了，他们将发明、其他文化——比如灿烂的中国文化——中的带有机械性质的发明都转化为了他们所说的‘机器’”（p. 300）。
改变了早期的他在《科技与文明》中所表达的那种对重新采用有机思想论的乐观态度之后, 芒福德 (mumford，1934）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电力和其他20世纪的技术实际上加强和延伸了机械化思想，给了古老的王权机器的观点以新的解释:
最新的王权机器的出现,实际上应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集权主义政权的出现; 它最先出现在苏联、意大利等国家。……新形式的法西斯独裁和共产主义专政建立了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的基础是一部分革命小团体的自我任命，被一个古代国王的新化身领导着，所不同的是，这个“国王”不再是由上帝赋予权力，而是像拿破仑一样自我加冕，这样的“国王”有：残忍的独裁者、恶魔的使者、血腥的暴君。他们宣布自己拥有无限的权力，可以不通过法律程序而任意地实施逮捕。(mumford, 1970, p. 244) 与金字塔时代的先驱者们一样，现代的王权机器仍然强调指令、控制、效率和能量。通过将人类和人工的部分联系在一起，现代的王权机器也仍然依靠传播技术来达到有效运转的目的：
虽然古代的王权机器在没有文字这一发明的情况下也可以运转，但是早期的集权主义政体将由于传播的低速和无效而一次次倒塌；实际上古代王权机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水路和陆路对传播产生的促进作用，信使和快马、奴隶拉纤的驳船，这些都对古代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电报发明以后，紧接着是电话和广播，这些都使远距离传输的限制条件得到了消除。现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与其他的任何地方产生即时的交流，即使是图像的传输也只需要很短的滞后时间。人类的传播速度正在以一种匀速加速运动的方式向前发展着……能量、速度和控制成为任何时代君主的主要标志：消除这些领域里的自然限制因素成为构成古代和现代的王权机器的常规课题（mumford，1970，pp. 258－259）。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芒福德最终在多大程度上把英尼斯、麦克卢汉以及埃吕尔 (ellul)的观念和学识融入到他自己的技术生态（ecology of technics）里。同时，芒福德也对军事强权进行了研究，并撰写了《权力的五边形》(mumford, 1970) 一书，作为《机器的神化》的续篇。他最为关注的是军事技术，特别是核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促使一个军事工业的王权机器在美国得以形成，这个巨大的军工机器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同时又是依靠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进行运转。芒福德（mumford, 1970）甚至认为金字塔的建造与太空计划无甚差别，他认为在坟墓中的木乃伊与在宇航服中的宇航员十分相似，因为人们在这两种情况下的目的,都是把少数被选出来的人送入他们所认为的天堂。从这方面来讲，与神圣的王权相似的事物又得到了复兴。正如芒福德指出的那样，古代与现代的王权机器最为重要共同特征,是“联结并且隐藏在古代和现代王权机器之下的意识形态,是为了加强权力的规模与扩大控制范围，而毫不估计生命的需要与意义”（p. 260）。芒福德在他的一生中时时刻刻都在反抗着这种意识形态。
芒福德的生态伦理观念
最后，我们有必要对芒福德的著述和生活中的生态伦理观念进行考查。芒福德认为人们时刻都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即使在“王权机器”面前也是如此，也许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应该如此。如果科技的发展像脱轨的火车头那样失去了控制，那我们就必须想方设法返回司机的座位，重新把它纳入正轨。伦理意味着与整个世界相联系，芒福德从来就不是那种呆在象牙塔中的，双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相反，他是一个参与公众事务的知识分子，当王权机器运转的时候，他不会置若罔闻，而是立场坚定地组织反抗。
芒福德是一个理性与计划的拥护者，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离奇有趣的现代主义，而不是愤世嫉俗的后现代主义。勿庸置疑，用理性、富有逻辑的观念来认识这个世界与现代技术与机器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the machine）的扩散传播密切相联，但是芒福德看到人们对权力有一种非理性的渴求，而利益正是这种渴求的核心。权力的非理性,通过战争与环境的恶化把人们推入孤僻、灭绝人性和毁灭的边缘，芒福德认为，面对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人们有意识的用理性的思考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从戈德斯那里，他学会了通过计划和运用逻辑来策划一种更加稳定、更为持久的、更加平衡的生活方式。这使得芒福德成为启蒙伦理学（enlightenment ethics）的领军人物，直到后来波兹曼（postman，1985，1992，1999；参见strate，1994）承袭了他的位置。
然而，仅仅依靠理性是不够的。对于城市发展，芒福德认为除了计划之外，地方分权也是必要的。这意味着我们要反对那种建立巨大都市的主张，限制城市社区的规模，同时要求他们与本地的环境协调共存。生态伦理暗含着一种协调、平衡和比例均衡的观念。芒福德的恢复有机意识形态的主张是一种把生命和生命的要求——也就是生存，繁衍和乐趣——放在首要位置的观念。世俗的和感官的事物,与艺术和爱情,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从芒福德的伦理观念来看，人们被常规的道德观念毫无必要地束缚着。
最后，芒福德认为，有机的生活可以拯救人类， 即使面对的是庞大机器及其大规模技术：
目前，有机的模式（model）已经渗透到所有的人类的活动之中……它使机械化避免了很多的尴尬，就像淳朴的村社风俗和传统、甚至是更为久远的动物式的忠诚,经常使得那些严厉而又全面的法律条文失效一样……只有那些与直接从生命器官和生命组织（生态系统）得来的模式相迥异的生存模式,才会使大规模技术进一步失控并且使人类文化解体。这种新的模式将会及时地用生物科技代替大规模科技，这将是从权力到富裕（plenitude）的第一步。一旦一幅有机世界的图景成为主流，富裕经济的目的将不再是使人类的功能与机器相适应，而是进一步发展人类所拥有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无穷潜力。(mumford, 1970, p. 395)
芒福德对于有机科技(techno－organic）未来的希望与憧憬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机器，而是使这些机器重新回到人们的掌控之中，使这些机器进入一种有机和谐与生态平衡的状态。在这个未来里，进步将是无限的，所有的进步都是根据人类的情况发展，而不是一种科技的扩张。在这个未来里，修建的房子适合所有人居住，生态环境适合所有人的发展，人们永远不会被当成是机器的零件。
注释：
[1] 昆斯kuhns（1971）没有使用“媒介生态”这个词，但是他所指的确实是媒介环境和信息生态。
[2]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对于创始人的甄别，如果不是基于要神化的需要的话，往往是基于文化的需要，而不是逻辑上的必然要求（参见kirk，1983）。知识史是一种交互文本的实践，这种交互文本总是具有相关性的，它在本质上排斥着封闭性。例如，戈德斯受到了俄罗斯王子petr kropotkin的著作的影响。
[3] 维布伦（veblen）对英尼斯（innis）的也有很大的影响（stamps，1995）; 维布伦使英尼斯成为另一位多伦多学派与纽约学派的知识联结者。
[4] 凯里(carey, 1997）指出，芒福德关于电力科技的立场变动与麦克卢汉在《机械的新娘》（mcluhan，1951）与《理解媒介》（mcluhan，1964）中立场的变动相反。波兹曼postman从《教学是颠覆性的活动》(postman & weingartner, 1969）到《教学是保存性的活动》(postman，1979）的转变与芒福德的转变相似，他们早期的作品像麦克卢汉那样对电子媒介大加赞扬，而后期的著述则对电视对文化与认识的作用颇具批判性。波兹曼postman的转变被看成是政治上的转变，它保持着一种自由主义的定位，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与芒福德更为接近，与麦克卢汉则相对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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