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刘勰、韩愈、章学诚在《原道》中对“道”的阐释，是儒家“道”思想流变的三个代表，对其的研究，将阐释出儒家“道”思想的流变过程，揭示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道；刘勰；韩愈；章学诚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儒家作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正统思想，也言“道”。刘勰的《文心雕龙•原道》、韩愈的《原道》及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原道》，这三篇都与儒家思想有联系。本文就从这三篇《原道》来分析儒家“道”的发展演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刘勰的《原道》：

纵观刘勰的《原道》全文，其“道”显然是来自《周易》，同时又吸取道、玄的思想，是三者折中的产物。在刘勰的时代，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被重新发现，并且玄学也迅速崛起，这二者虽然对刘勰的文道观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他的思想基础却是来源于儒家。

儒道的发展已有千年历史，早期儒家认为天道远，人道近。他们讲的“道”主要是人道。到了孔孟，伦理道德和人格修养方面的内容被突显。刘勰用《周易》和道家的思想重新解释了儒家的思想体系，这首先表现在他放弃了先秦儒家的那种“重人事轻自然”的思维方式，而把目光集中放在了超越人事的具有神秘意义的道本体上。在《原道》篇中，他多次提到《周易》，还有直接赞扬孔子的话语。高度评价孔子的学说体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寐，而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wWw.11665.COM”从这些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刘勰对儒家思想的高度推崇。他把发展儒家思想作为己任，把儒家的“道”的含义从形而下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

刘勰的“道”在本体论意义上继承老子的“道”思想，但他的“道”不依赖于宇宙万物，是随自然而生的，是绝对的本体，万物皆源于它，自然万物与社会人文是它的表现，“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貌以炳蔚凝姿”。他没有给“道”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只把“道”理解为自然之道，“道心惟微”，“道”是无形、神秘、抽象化的。

在具体表象上，他用“文”来实现“道”，“道”是“文”的本质，“文”是“道”的表现形式，“道”是形而上的，“文”是形而下的。刘勰的“文”不仅指文章，还具有更广的外延意义，可以认为是天文、地文、人文的有机统一。虽然儒家的代表孔子的“道”也具有形而上的意味，但后代儒学家却更注重其与现实功利相结合，从而导致我们认为儒道两家本来就对立，这种对立从后期儒家出世思想与道家入世思想冲突的角度说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最初孔子对“道”的理论来看，这种对立是有偏颇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刘勰的哲学本体论的“道”重新塑造了先孔之风，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让我们再看一下韩愈《原道》中所包含的思想：

真正使形而上的“道”具有形而下的“器”的味道，使它具有现实意味的是唐代的韩愈的《原道》。韩愈在其《原道》开始便明确指出“博爱之谓人，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很明显，这里的“道”就不具有刘勰的本体意义上的意味，而是同人类社会、同政治相联系的儒家伦理。它以“仁义”为中心内容，“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

韩愈认为，道德只有以“仁义”为核心才具有社会价值，所以他反对佛老理论，把它视为伪说，“不闻仁义道德之说”，他把《礼记》中的《大学》篇引入自己的论著中：“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起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韩愈把抽象的“道”从天上拉回地面，与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把修身养性变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手段，从社会政治方面表明“道”的功用。

韩愈道统说的意义，不仅在于把儒学连接到一个整体的系统之中，还涉及到其中一个基本概念，他把孔孟之道说成是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绝对真理，把封建仁义道德规范抽象为“道”。韩愈自认为是儒家正统思想的接班人，义不容辞的负起传道责任，使儒家思想重新精神焕发。韩愈在理论上全面否定佛老学说，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政治、国家的巩固统一。他把具有神秘意味的“道”赋予现实，对重新塑儒学经典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曾对韩愈一生的功绩作过极为精辟的归纳“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章学诚的《原道》不同于以上两篇，其中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如果说从刘勰的哲学本体的“道”到韩愈的“道”是从天上到地下的转变，人还没有纳入其视野的主体，那么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原道》则把“道”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起来。章学诚对“道”的探索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从具体的百姓日常生活行为过程中，从历史演进的角度，从个别到一般，提出了著名的“道起三人居室”的命题，虽然学者对这个命题的实际含义的认识各不相同，但这个命题使道与人的关系摆脱了神圣的形而上的道的桎梏，使它充满世俗的人间气息，在这一方面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史通义•原道》云：“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所以然”指的是事物的理，即道。“当然”指的是事物的质，即器。所以他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存在于“器”中，要理解“道”，先要认识“器”。他使“道”回到了以人为主体的人本位层面，章学诚的人道思想主要表现在道是在生活中形成的，“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成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客，部别班分，而道著也；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他又表现在对历代圣人顶礼膜拜的批判和对普通群众的重视上，“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故言圣人体道可以，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

他用自己的学说扯掉了蒙在圣人身上的神秘面纱，指出“道”是建立在人类生活基础之上。他以人类文明的起源来说明道的起源，从而排除了把“道”看作是先于天地、先于人而独立存在的超越本原的玄说。也远离了把“道”看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工具的仁义理论。他的这种建立在人类活生生的生活和实践的基础上的“道”的哲学理论，最终实现了人本体、道的本体论到政本体、人的本体论的转变。

溯源寻尾，从刘勰、韩愈到章学诚，他们依据各自的不同主张论道，见证了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的“道”由天道而人道、由圣人之道到平民之道、由自然之道到人伦之道、最终到在天人合一关怀下的人性之道的发展过程，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儒道思想，弥补其不足，发扬其光大，使其更加合理化，更具普遍的人性意味。在本文揭示的道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中国的道以敬天畏神的“天道”为初始状态，经由儒家对天道的改造，发展为以人伦为代表的注重现实秩序的“人道”，最终在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础上发展为“人性之道”。传统中国人性的觉醒和人的发现，从中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 陈明.原道.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

[2]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3] 方光华.中国古代本体思想史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