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现人的“自我认识”本质地涉及到人的生存，唯有从一种根本不同于认识自然的切合人的生存历史性的历史思想出发，才能呈现人的本真存在；近代哲学受其理论哲学视野的限制，远离人的现实的历史，致使人最终成为一种被规定的概念之在；马克思从实践哲学的视野出发，深入到历史的本质维度中去，合理地解答了人的“自我认识”问题。
 
　　关键词：自我认识；历史性；理论哲学；实践哲学
　　
　　哲学思考离不开概念，根据哲学家对于概念的不同理解，我们可以将他们的哲学思想划分成两种进路，即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如果一种哲学认为哲学概念具有独立于人的现实生活的自足性，即没有实践的来源，那就是理论哲学的进路；如果一种哲学认为哲学概念仅仅只是对人类现实生活的一种抽象，它脱离了后者将毫无意义，那就是实践哲学的进路；人的存在特性——历史性在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只有从合理的历史思想出发才能实现对他的认识，而从不同的哲学进路出发认识历史，会形成根本不同的历史理论，并导致迥然有别的关于人的自我认识
　　
　　一
　　
　　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卡西尔指出，“从人类意识最初萌发之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的观察。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显著。”所谓外向观察，实指人类对于宇宙自然的认识。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界，为了更好地适应千变万化的宇宙自然，没有对它的科学认识是不可想象的。所谓内向观察，实指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卡西尔无疑言明了人的自我认识对人的生存的重要性。WwW.11665.Com
　　“一种未经审视的生活还不如没有的好”，人之为人必然会不断地追问其生活的意义、存在的价值，人注定“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正因为如此，人的问题成为了哲学永恒的话题，从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就是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论思考，通过这种思考，使人类更有智慧，更有价值地生活，从而也匹配于其“万物之灵”的美称。
　　在哲学史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关于人的理论观点，鉴于这不是本文的论述要点，这里便不再赘述。但是，结果却是人类更大的生存困惑。欧洲普遍的人性危机的出现，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于人的自我认识的这种境况，马克斯·舍勒曾经指出：“在人类知识的任何其他时代中，人从未像我们现在那样对人自身越来越充满疑问。”无疑，造成此种境况的一个原因在于人的问题的难解。但笔者以为，其内在根源则在于众多关于人的历史理论在根本上疏离了人的本源性的历史性存在方式，从而难以实现对完整的人的真正理解。诚如海德格尔所说的，直到如今，“人们还在这种不恰当的解释的阴影下来认识此在的建构，非但如此，人们还把它当作某种自明的东西呢”。
　　毫无疑问，在海德格尔的视野中，人是一种历史之在，本真的生存历史性是人的本源性的存在方式。可以说，人的这一本真属性的呈现构成了海德格尔的力作《存在与时间》的理论视界，正是在此视界的基础上，海氏展开了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在海氏看来，作为“此在”的人是一种“能在”，即人总是面向未来而存在。此一存在方式在根本上源自于人的实践存在方式，“操心”自己的生存构成了人的天命。马克思也曾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正是此种天命使得人处于一种本源性的时间之中，此种时间根本不同于其他自然物所在的时间，如马克思所说，它是人的“积极存在”。人的本源性的生存时间性造成了人的生存历史性，海氏指出：此在“并非因为‘处在历史中’而是‘时间性的’，相反，只因为它在其存在的根据处是时间性的，所以它才历史性地生存着并能够历史性地生存。”
　　人的本源性的历史存在方式决定了对人的认识必然是一种历史认识，其学理依据在于，任何合法的认识论理论都离不开本体论的支撑，即离不开对其对象的考量。物理事实的存在特性在于其现成性，即“它们具有一个给定的确定的结构或坚固性”。由此决定了我们可以通过观测实验等方式，“透过变幻不定的现象深入到恒定不变的本性或结构中去”，但“人不是一个物，谈论人的本性是不正确的，人并没有本性(当然，这是从永恒不变的角度而言的——笔者加)。……人类生活……不是一种物，没有一种本性，因此我们必须决定用与阐明物质现象根本不同的术语、范畴、概念来思考它……”这种思考毫无疑问是一种历史的思考，唯有立足于一种切合了人的生存历史性的历史思想才能实现古希腊德尔裴神庙上的箴言，即“认识你自己”。胡塞尔说：“为了获得彻底的自我理解，显然必须以一种历史的和批评的方式作一番历史的回顾，恐怕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有助益的方式了。”
　　众所周知，基督教神学历史观第一次把一种人对时间和事物发生的新态度带入精神世界，但在其视野中，历史根本不是现实的人的生存历史，而仅仅是一幕体现天意的戏剧。在此种历史之中，个人是无任何自主性的，其责任就是要作为一个推进历史客观目的的自愿工具，个人的命运如何，完全决定于历史，由此，“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成了中世纪的至理名言。在此种对待历史的认识中，一种合理的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理论只能被归结为不可能。
　　
　　二
　　
　　古希腊哲学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在对世界的思考中，“人们产生了一种想法，承认有所谓存在的贯彻的统一性，而且又认为有一原因上之彻底统一性与上述的统一性相对应。这种统一性只有纯粹的思维能够掌握。”这一原因在概念上表现为“一”，它是世界的本体，世界万象作为“多”产生于“一”，并且由于这个“一”而“表现为一种整饬有序的多样性”，“一”是古希腊哲学的理论视角和基点。但是，由于这个“一”“被剥夺了空间和时间的维度”，具有绝对的自明性，古希腊哲学是一种理论哲学的进路，并且这个“一”的存在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对世界统一性的把握缺少认识论的审思，因而是建立在独断论的基础之上的。
　　由于对古希腊哲学独断论特性的不满，近代哲学发生了认识论转向。但是，这种转向没有改变这样的前提，即在世界万象的背后存在着永恒不变的秩序和法则。近代人深信，只要把握了这一秩序和法则，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英国诗^亚历山大一蒲柏在为牛顿所写的墓志铭中，以诗句的形式表达了近代人的这种信念：“自然和自然的法则在黑暗中隐藏；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于是一切照亮。”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对世界之本质的认识呢?随着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原则的提出，近代哲学找寻到了追求世界本质的出发点，“自我”存在的确然性可以保证我们获得对世界的绝对客观性的知识。
　　“自我”作为整个近代哲学认识论的基点，被引入到历史认识中来。近代历史哲学为自己规定的任务实质上就是从“自我”出发去“发现”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背后的绝对规律。但是，诚如海德格尔所说：“如果说此在的存在在原则上具有历史性，那么显然每一实际科学都与这种演历分不开。不过，历史学此外还以特有的突出的方式把此在历史性设为前提。”这无疑是说，对历史的把握必须奠基于人的生存历史性的基础之上，如此才能真正呈现人的本真的历史性存在，并形成积极的有益于人生的理论。近代哲学所忽视的恰恰是此一根基。

　　我们知道，“自我”的根本特性在于其自明性、绝对性，它在根本上被抽离了时间性和历史性的维度。“自我”由此成为一个完全外在于人的现实生活的绝对的理论基点，这就导致“自我”只能作为绝对的本原、以理论理性的姿态踏上自我认识的过程。这必然导致立足于现实生活的自我认识的不可能。黑格尔虽然认识到“自我”只有在一种历史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自我认识，但从这种根本脱离了本源历史性的“自我”出发所发生的“演历”只能是一种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演。马克思批评说：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做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
　　在这种对待历史的思辨处理中，现实的人被彻底概念化了，“人”成为了一个构造理论体系的环节。在这里，近代哲学处理任何认识对象的普遍原则再一次凸现出来，即认为“在这个世界中的对象不是单个地、不完全地、仿佛偶然地被我们获知的，而是通过一种理性的、连贯地统一的方法被我们认识的，随着不断应用这种方法，我们最终能彻底认识这里的一切对象的自在的本身。”如同对自然对象的处理一样，近代哲学也将人放置到一个被严密规定了的历史理论体系中，并以此作为对人的彻底认识的实现。
　　歌德曾经指出：“凡是只教训我，而不丰富或直接激励我行动的事物，这一切我都憎恨。”如果歌德不是随意而发此言的话，那么近代哲学视野中的历史必然在其憎恨的事物之列。其原因在于，近代哲学将人作为被理论规定的对象，结果造成一种对人的压迫，使人失去反思的能力以及面向未来的创造力。近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合理化与此有相同的功效，在这种合理化中，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自主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从而越来越多地失去意志。近代普遍的人性危机的出现，其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此。
　　
　　三
　　
　　海德格尔是一个极具批判性的哲学家，但是他却给予马克思以高度的赞扬，认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维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与马克思主义交谈。”那么，马克思何以能够深入到历史的本质中去呢?从海德格尔的赞语中透露出关键，即只有在“存在”中才能认识历史事物的本质。而“存在”在根本上是人的存在，其特性在于“历史性”，唯有建基于此，一种合理的历史认识才有可能。
　　马克思认为，历史是现实的人的生活史，是人源于一定的生存需要的生产史，科学的历史认识应该从这里出发。针对蒲鲁东从固定的经济概念和逻辑出发把握历史，马克思指出：“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的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真理。”
　　在此，一种实践哲学的视野凸现出来。其要义在于坚持“历史创造原理”，而不是“原理创造历史”。原理作为历史认识的理论产物来源于人的现实生活。马克思举例说到，为什么某个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是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纯粹的逻辑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而是应该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是怎样的。实际上，马克思立足于人的现实生活来考察历史的实践哲学路向也是现代西方许多哲学家致力的方向，但从实质上而言都没有达到马克思的水准。后期的胡塞尔引入了生活世界的概念，并由此出发“对近代自然科学客观主义遗忘自我的理想化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但是，胡塞尔视野中的生活世界在根本上并非是人现实的生活于其中的真实存在，而仅仅是一种理论构造的产物，胡塞尔说到：“这个世界的存有是通过主观的创造活动所产生出来的存有，这是如此自明，以致任何一种其他的世界都是不可思议的。”
　　而作为构造这个世界的主体却是一种非历史性的纯粹存在，“一个只是设定了纯粹客体之存在的纯粹主体”旧。如此看来，仅仅立足于人与世界的纯粹理论关系，不可能进入人的真实的历史，胡塞尔乃至整个近代哲学的失足恰在于此。原因是，此种视界在根基上遗忘了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这一历史的真实内容，从而丧失了它的意义基础。海德格尔指出，“历史实际上既非客体变迁的运动联系也非‘主体’的漂游无据的体验接续”，“历史的演历是在世的演历”，而此在“在世”本质上就是生存于世，操劳于世。这无疑是说，历史乃是人与世界之间的通过实践而发生的关系的变迁。马克思说到：“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过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通过对历史真实内容的呈现，马克思实现了对历史的“祛魅”，“实体”和“自我意识”及由它们产生的所谓的“高深莫测的创造物”被归为纯理论的虚妄。
　　通过对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及其变迁这一历史真实内容的发现，马克思为实现人的自我认识找到了立论的基础。毫无疑问，对任何对象的认识都离不开对其对象的存在方式的考量。既然我们只能在历史中认识人，而人又以一定的活动方式造成自己的历史，那么我们就只能从人的活动方式出发才能实现人的自我认识。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对于特定时代的人来说，虽然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其必然的继承物，但它又必然的在这个时代的人的实践中受到根本的改造。物质条件的性质的变化反过来导致人的活动方式的根本变化，从而决定人的根本不同的存在方式。马克思说到：“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正是在此种视界的引领下，马克思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领域，通过详细考察工人的活动方式而“体会”到其异化的存在。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工人异化的存在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忘记人的活动方式的差别是其“全部智慧所在”，这就从根本上扼杀了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如此产生的效果与近代哲学有着本质相同的功效，即都是对人的压迫和强制。既然人是一种历史之在，异化是人在特定时代由特定的物质条件造就的，那么，人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实践通过改变这种条件以创造新的生存境遇，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宣告：“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样，马克思哲学便为人的解放树立了坚实的根基，一种根本不同于中世纪和近代的“现实的”人文关怀维度由此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