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源力图通过诠释《老子》以“矫末世之弊”，他在《老子本义》中阐发了“不盈、务内”的管理之道、“利人外身”的处世哲学、贵贱同一的平等思想，充分彰显出老学所具有的“救世”价值，这些政治智慧是中华民族进行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

　　[关键词]魏源；老子本义；救世价值；政治智慧；现代政治文明
　　
　　《老子》是中华民族最高智慧的代表作品之一，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哲人高道、帝王将相、文人雅士乃至平民百姓，而且对于现代物理学、哲学、养生学、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伦理学等众多学科富有启迪。
　　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曾被众多思想家、政治家所疏解、诠释和发挥，成为中国政治智慧的活水源头；汉唐宋明等朝代的一些明智之君亦将其中的政治治理原则运用于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之中，收到了恢复经济、凝聚人心、协调关系、安定社会等显著绩效。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并认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迫切性之后，一些致力于学习西方，改革图强的思想家又在前人的基础上，更深刻地阐发《老子》的经世致用之学，并将其中的一些主张与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相融会，用以作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革除社会弊病的武器。故这一时期老子之学更为鲜明地凸显出救世革弊的时代特点。魏源、严复、康有为、章太炎等人对老庄之书的阐释，均反映出这一思想倾向，而撰著《老子本义》以图阐发老学之真意的魏源可谓其中的典型代表。
　　生当内外交困，弊端丛生的清朝后期，魏源将目光投向了《老子》这部饱含经世治民智慧的经典。WWw.11665.cOM他认为，自韩非子以下解《老》者虽然不下千百家，但“皆执其一言而阂诸五千言……泥其一而诬其全。”他不满意前人对《老子》各执一端的种种注释，亦无心从养生延命的角度来研究老学，而是将焦点集中于经世致用方面，视之为“救世之书”，希望从中找到救世革弊的药方。围绕这一目的，魏源从多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　“矫末世之弊”的价值目标
　　
　　魏源认为，《老子》一书中包含着明道、修身、治国之理的极高智慧：“老子之书，上之可以明道，中之可以治身，推之可以治人，其言常通于是三者。”他强调，《老子》一书主要是针对统治者而作。在开篇的《论老子》一文中，魏源充分肯定了《老子》对于最高统治者的诸多启示意义：老氏书赅古今，通上下。上焉者羲皇关尹治之以明道，中焉者(张)良(曹)参文景治之以济世，下焉者明太祖诵“民不畏死”而心减，宋太祖闻“佳兵不详”之戒而动色。在他看来，能从《老子》中获益最大的是能够体悟大道、掌握治身治世根本原则的统治者；其次是能够运用其中的社会治理思想以经世济民的统治者；如若达不到以上境界，至少也能促使统治者从《老子》的某些话语得到启示，纠偏改过。可见，《老子》决非如某些浅见者所言，只是玄远虚妄之论，而是一部具有经世致用重要价值的作品，故他立志对《老子》全篇进行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求其“本义”，以“矫末世之弊”。
　　他针对历来歧意颇多的老子论礼这一问题进行辨析，认为老子其实是“深知礼意”之人。而《老子》一文中之所以斥礼义，是由于“深疾末世用礼之失，疾之甚则思古益笃，思之笃则求之益深，怀德抱道，白首而后著书，其意不返斯世于太古淳朴不止也。”老子深知古人制礼之精意，然而，他却看到，在现实的社会政治实践中，礼已经演变为一套虚矫繁琐之程序，失去了古人制礼以协调社会秩序的初衷，引起了诸多弊端。因此，老子在“深疾末世用礼之失”的忧患意识中，怀着“不返斯世于太古淳朴而不止”的社会抱负，斥责礼制乃“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试图重振淳朴之世风，以求纠偏救弊，这正反映出《老子》作为“救世之书”的特点。
　　从纠偏救世的目的出发，魏源对《老子》的内容就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例如，前代学者对于《老子》中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的主张曾有不同的看法或批评，而魏源认为，此话的宗旨是“以太古之治，矫末世之弊。”他分析道，天下之所以不治的原因在于“有为”，而“有为”乃由于“有欲”，“有欲”则由于“有知”。“夫民心之不虚者，以其有可尚、可贵、可欲之事也。”可贵的是，魏源没有停留在《老子》以“不尚贤”、“不见可欲”、“不贵难得之货”等方法“使民不争”、“使民心不乱”、“使民不为盗”，而是更深一层地探寻如何才能做到“不尚贤”、“不见可欲”、“不贵难得之货”，从而从更为根本的方面着手来解决问题。
　　他指出，在政治清明的“治世”，社会运行处于有序的状态，“人尚纯朴”，行所当行，为所当为，故不需要刻意褒扬“贤知”，不屑于玩弄心计，“无事乎以贤知胜人”；而充足的物质生活资料能够满足人们的生活，“物取养人，无贵乎难得而无用”。在这样的情形下，“贤与不贤同用，难得与易得等视，民不至见之以乱其心，而争盗之源绝矣。”显然，魏源在这里强调的是，必须营造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必须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才能最终实现民心不乱，绝“争盗之源”。这是对《老子》思想的重要发展，亦是他立志进行政治改革的思想基础。
　　他认识到，由于老子的“自然”、“无为”等概念较为抽象，容易引起误解，故针对人们的一些错误理解而诠释说，老子所说的“自然”，是“欲静不欲躁，欲重不欲轻，欲啬不欲丰”，是“迫而后动，不先事而为”，“岂混荡为自然乎?”老子的“无为治天下”也决不是“治之而不治”，而是追求“不治以治之”的理想目标。在用兵方面，是“不得已用之”，而“未尝不用兵”，故决非毫无原则地放弃武力。同样，老子也决非“并常事去之”，不问世事，而是强调“去甚，去奢，去泰”，反对过分和走极端的行为。
　　他特别推崇《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等话语的警戒作用，认为“此老子悯时救世之心也。见当世勇于用刑，故戒之曰：‘人之用勇不可不慎也。”’他论述严刑酷法的弊端说：“法网愈密，挂网愈众，而人之不畏死者愈甚，何则?我敢者人亦敢之也。奉天者听命，而代天者专权，敢与不敢，或利或害，可不慎乎?明太祖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之语，恻然有感，乃罢极刑而囚役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这种以确凿的历史事实来凸显《老子》之救世价值的治学方式，鲜明地体现出魏源老学的经世致用特征以及实事求是的学风。
　　
　　二　“不盈、务内”的管理之道
　　
　　魏源专注于对老子救世之道的探求，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制度之下，“救世”的重任往往多由最高统治集团来承担，故魏源特别重视对于《老子》之社会管理思想的阐述。这些管理思想既包括统治者对于社会的治理，亦包括对于统治者自身的管理。魏源认识到，统治者只有首先约束管理好自身，才可能达到政治上的清明，也才能够树立标范，教化人心，化成天下。因此，魏源对《老子》中的“行不言之教”、“俭啬寡欲”等管理者道德要求予以了特别的关注。
　　他深刻地指出，民众之所以铤而走险，轻弃其生，是由于统治者过分地奉养自身：“我自厚其生，则人亦各欲厚其生，人各欲厚其生而不得，夫安得不轻死乎?则是民之轻弃其生，由于生生之厚；而民之厚生，由于上之自厚其生，有以诱之而又夺之也。”上文中所说的“我”指的是最高统治者，这段话语的中心意思是告诫统治者“自厚其生”将导致严重后果。统治者的行为往往起着价值导向的作用，他们在物质生活上厚养自己，养尊处优，广大民众必然会从而趋之。而封建社会那种生产力低下、物质财富有限的经济条件必然不可能同时满足众人对丰饶的物质生活的追求，上之奉养愈厚，则下之生活愈贫，民众的物质欲求被激发而又被强行压抑和扼杀，安居乐业既不可得，自然就会轻弃其生了。魏源深刻地看到，物质欲望是与生俱来的，如果不能妥善地节制欲望，很容易产生彼此的攀比和效法：“夫民有生则有欲，则无不以相尚为高，此最难克之心，而有无穷之弊，岂不甚可畏哉!”为了防止由此而引起的社会问题，魏源推崇老子“无以生为者，其贤于贵生”的结语说：此言乃“因言俗弊而遂及之，而其意则深远矣。”告诫统治者不能毫无顾忌地厚养己身，而应充分考虑到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社会影响，为民众树立道德标范。
　　为了促使统治者自身进行道德约束，魏源提出“专务于内”的主张。他通过对比谦虚谨慎的好道者与矜夸自大的小人的不同行为和结果，深刻阐述了老子“不盈”、“守虚”、“专务于内”等思想在立身处事特别是在国家行政管理中的重要意义。他指出：“道以不盈为大，不盈者专务于内，有若无，实若虚也。今施且夸焉(施，意为矜夸自大)，则专务于外，无而为有，虚而为盈，无有穷极矣。”

　　“专务于内”是魏源继承《老子》“处其实不居其华”、谦下守虚、“行不言之教”等思想而提出来的，意为不尚外在的浮华虚词而注重自身内在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充实。这正是有道者的风范，他谦虚不盈，“常若不足”，脚踏实地，厚积薄发，努力进行内在的修为，守此原则必将身修国治，建功立业；而小人浮躁浅薄，矜夸自大，“常若有余”，以这种原则处事，“为士则必徇名而荒德，为庶人则必侈末而耗本，为国家者则必至饰外而虚内。虽浅深广狭不同，而其为以己徇人则一而已。特其显者，莫若国家之侈弊为尤易见，甚矣人心之难克，而施之可畏如此。”这种“专务于外”、急功近利的做法对国家行政管理事务中所造成的弊害是不可估量的。这些犀利的指斥，至今对于各级管理者仍然是富有警戒意义的。
　　魏源之所以重视“务于内”，又是与他对老子“善建者不拔”等思想的深刻理解紧密相联系的，他阐释说：“天下之物，建于外者外物得而拔之；抱于外者，外物得而脱之；恃外有之固者，其固终不可恃也。若夫建德而抱一者，建之于心，抱之于内，初无建抱之形，苟我不自拔且脱，谁得而拔脱之乎?盖非徒固之于一时，并且固之于后世。世人之建抱者，以智术邀结，则假于外者非己有；圣人惟修其一身之德，则足于内者无所假于外，故真也。”这就是说，外在的建树无论多么功业显赫却终究是可拔、可脱的，故不可依恃。故魏源接着指出：“以是知舍修而言建抱者，非善建善抱者也。离身而言修者，非真修也。修之身，德乃真，尽之矣!”对于管理者来说，自我的道德修养和完善是建功立业的根基，因为任何管理首先是对人的管理，而对人的管理的关键又在于对人心的影响和控制，管理者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才能令下属心悦诚服，齐心合力地实现管理目标，也才能上行下效，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长治久安。故只有注重内在的修身养德才是真正不朽、造福后世的事业。这些话语实际上认识到了管理者的人格魅力等非权力影响因素的重要作用，对现代管理者是深有启示的。
　　
　　三“利人外身”的处世哲学
　　
　　柔弱不争是老子思想的重要处世原则，在外侮日深的民族灾难面前，在船坚炮利的西方殖民强盗面前，力主“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又是如何阐释这一处世原则的呢?
　　在《老子本义》的开篇，他就强调对《老子》这一古代经典不能盲目地生搬硬套，而是强调根据各种不同的具体的情况而对症下药，他明确地指出：“甘酸辛苦味不同，期于适口，药无偏胜，对症为功，在人用之而已。”
　　在他看来，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老子作为一部救世之书，其中的柔弱不争思想并非迂阔过时，反而是针对争战不止的时弊而提出来的。他指出：“老子著书，明道救时，见天下方务于刚强，而刚强莫胜于争战，今将救其弊，而返以慈俭谦退，则天下必以为不适于用，故其所明者以喻之。言吾之道无施而不可，虽用之以战守，亦无不胜且固者。盖慈则必俭，慈则不敢为先，是即兵家以退为进，以弱为强之道，其证以用兵之言者，使即兵以知柔退，即柔退以反于仁慈。非为谈兵而设。”这段话包含了几层意思：第一，魏源看到天下“务于刚强”、争乱不已的弊害，大声疾呼停止争战，实现和平之世；第二，强调这是一种用兵者以退为进、以弱胜强的策略；第三，面对列强以武力征服世界的现实，魏源亦深知标举“慈俭谦退”之德难以为人们所接受，故他强调的“慈”、“俭”之德更主要的是将其作为战守方内部的统治者所信守的道德规范，以此才能够凝聚人心，增强战斗力，“虽用之以战守，亦无不胜且固”；第四，由“柔退以反于仁慈”，进而将其作为人际交往的美德，因此，它又并非仅仅“为谈兵而设”。
　　对于以上的最后一层意思，魏源是非常看重的，他还在其他章节中对此进行了阐述。他强调，柔弱不争决非在强敌面前懦弱退让，而是不争私利，他将其作为调节民众内部或统治者与民众的利益关系的道德规范。他认为，无私无欲是黄老之学的主要内容，他指出，《老子》中对水的特性作了诸多描述和概括：“居善地，心善渊，予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等，但在这些特性中，魏源最为崇尚的还是“善利万物而不争”的美德，认为“惟即以此数者为上善，则不若以不争为上善之说之得焉耳。”将以上诸种美德皆誉为上善，则不足以突出不争之德的道德价值，在他看来，最高的善行乃是善利万物而不争私利，对此，他进行了详细的阐发。他说：“圣人处柔处下，本以先人而后其身也，而人愈贵之；寡欲无求，本以利人而外其身也，而人愈不害之。”圣人遵从大道，故柔弱谦下、少私寡欲，自觉地将自己置于众人之后，利益众生，先人后己，从而必然获得众人的尊崇和拥戴，取得事业的成功。与此相反，汲汲于个人私利却可能适得其反。他告诫那些为了个人私利而患得患失的人说：“盖患得患失，无所不至，则求荣者适足以取辱，求生者反以之死，自厌而后天人亦厌之矣。”一心只考虑获取个人私利，“厌劳则慕逸，厌辱则思荣，厌忧患则思安乐”，必然会不顾廉耻，不顾他人，无所不至，结果引起天怨人怒，受到应有的惩罚，取辱亡身。这些论述，进一步发挥了老子关于利己与利他、先人与成己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与前代不少思想家相似，魏源亦力图调和儒道，在孔子和老子这两位贤者的思想中寻求相通之处：“知以不忍不敢为学，则仁义之实行其间焉可也。”即懂得信守老子的慈让谦退不争之道则必然能真正地将孔子的仁义道德付诸实践，这些看法虽然并不见得准确，但却对于化解人们对老子“不敢为天下先”、柔弱不争等思想主张的误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从魏源对于“真知”的阐释中，我们亦可看到他摒除私己而“利人外身”的主张。他指出，“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一句中的“知”，“非闻见测度之谓也。能浑一于物我之间，外无不容，而内无或私者，庶乎真知之矣。是故言其大则内圣而外王，言其化则合天而尽道。尽道者无他焉，常而已矣。”可见，魏源所推崇的“真知”，就是一种浑然无私，宽容博大的胸怀。
　　
　　四　贵贱同一的平等思想
　　
　　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治夷，力图吸收西方先进文明以改革封建弊政、拯救中华民族，怀着这一政治抱负，他将老子思想与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等先进思想相会通，以寻求救世之方，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贱为贵本，以百姓心为心，蕴含着极为可贵的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追求平等自由的社会理想。在中国历史上，这些思想一直成为历代异端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向往民主自由的智慧源泉，从力主“君道贵因”的《吕氏春秋》，到主张让民众“自治”、“自理”的李贽，无不反射出老子以上政治智慧的光辉。处于封建专制制度高度发展而弊端丛生的清代，一些启蒙思想家更是通过阐发老庄思想以表达追求政治民主的理想。魏源和严复皆曾以西方民主政治来理解老子，严复在《老子评语》的第三十七章中说：“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新鲜内容来诠释老子思想。魏源则更是注意吸收前人阐释老子以反对封建专制及要求平等的思想，将明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李贽的相关话语辑入书中。他在《老子本义》第三十四章注中引入李贽注释说：“侯王不知致一之道，与庶人等，故不免以贵自高，高者必蹶。下其基也，下则能贱矣。何则致一之理，庶人非贱，侯王非贵。今夫轮辐盖轸衡轭会而成车，人但知其为车，而不知其数者所会而成。初无所谓车也。由是推之，侯王庶人，人但见其有贵有贱，有高有下，而不知其致之一也。”
　　魏源接着李贽之意而发挥说，处于尊贵之位的侯王，乃是由于“积众贱而成贵，分数之初，无贵之可言；积众下而成高，分数之初，无高之可言。如会众材而成车，分数之本，无车之可言。至于无贵贱高下之可言。”这就是说，正因为有众多处于下位的民众的拥戴才有了侯王的尊贵，故侯王并非生来就是高贵者，从本源来看，侯王和民众本无贵贱高下之别。值得注意的是，魏源还不限于阐释老子的“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的本义，而且进一步发挥说：“岂但以贱为本、下为基而已邪?盖并我而无之矣。无我则无物，无我无物，则无高无下，无贵无贱。如此则高与下一也，贵与贱一也，彼与我一也。”要求统治者放下那个唯我独尊的“我”，打破封建等级制度的贵贱观念，努力达到“无贵无贱”、“高与下一也”、“贵与贱一也”、“彼与我一也”的境界。魏源告诫封建统治者，只有效法天地，自然无为，才能真正实现天下的安定：“故天不自知其清，地不自知其宁……侯王亦不自知其贵高，明矣，不自知其清宁者，无心而运，无为而成也，”天地自然默默无闻地哺育着万物，不自以为高明，亦不自恃己功，最终却运化和成就了鸢飞鱼跃、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君主也只有彻底放弃自尊自贵的成见，“不自知为贵高”，自守“贱下”，才能获得“不期而生”的效果，真正成就天下大业，“为天下贞”。这些论述中显然折射出魏源向往政治平等，要求政治改革的主张。
　　通过对《老子》思想的这番诠释，魏源成功地接通了古今，虽然他以《老子本义》为名，但显然早已超越了古人的“本义”，而让我们依稀看到了平等、民主等现代民主政治思想的曙光。
　　魏源力图通过诠释《老子》以“矫末世之弊”，他在《老子本义》中揭示了“不盈、务内”的管理之道、“利人外身”的处世哲学、贵贱同一的平等思想，充分彰显出老学所具有的“救世”价值，这些政治智慧是中华民族进行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