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权近从心性的角度处理天人关系，认为其非常现实且与生命息息相关。在对心的阐释上与朱子不同，认为心虽由气构成，但更主要的是由来自天的理构成，并且把恶与心分割开来。其天人关系的意义及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政治实践当中，提出了体用、圣学等重要思想。他用图解的形式来处理天人关系的方法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和继承。

　　关键词　权近；人性；天命观；特征
　　
　　宋明理学于高丽时期传入韩国。一般认为，理学对韩国社会及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理学的传人是韩国社会体制、政治、思想上的一个真正转折点。现代韩国史书通常采用传统的朝代划分，维持高丽时代向朝鲜时代的更替代表了佛教国家向儒学国家剧变的观点。尽管这一看法存在着方法论上、甚至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改革思想，尤其是政治改革思想与理学在韩国的传入密不可分。
　　权近，笔名阳村，是早期韩国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权近是个才华横溢的文人、学识渊博的理学家，曾在高丽和朝鲜两朝任职。和郑道传一样，是李氏新朝的思想启蒙者。作为理学家李穑(1328～1396)的弟子、安东颇有势力的权氏家族的继承人，权近属于高丽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精英。值得一提的是，四书就是由其祖父权溥(1262～1364)引入韩国的。然而，权近因反蒙立场而招人注目，并因此于1389年被流放益州(位于今全罗北道)。当李成桂(太宗，1335～1408)登基时，权近仍隐居阳村，因此并未参与新朝的建立。直到与新国王偶然会面后，权近才同意于1393年到朝廷任职，而李穑的绝大部分弟子都以不事二君为由，拒绝为新朝效力。wWw.11665.cOm权近与昔日的同窗断绝来往，艰难地尝试重获当时大权在握的郑道传的信任，正是因为有一个明确的愿望支持着他：参与郑道传领导的改革，在朝鲜建立一个理想中的理学国家。
　　因此，理学并不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体系引入韩国的，而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理学模式。这一模式把政治实践建立在伦理思想上，提供了一个新的政治视角。在士大夫们眼里，理学的引入是改革一直为佛教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大好时机。自宋代以来，儒学改革一直以天与人、天命与人性关系问题为核心。这一问题也是理学的特点之一。面对佛学关于人的境遇问题繁复的理论，理学力图建立一个能够阐明人在天地中的本初地位及其唯一命运，即天命的体系。天人关系问题是权近思想的基石，也解释了理学作为政治学说和哲学在韩国发展的特征。伦理与政治是分析天人关系的两种视角，两者又交汇于建设韩国王道的追求上。这一点对理解理学在韩国的兴起与发展至关重要。
　　
　　一　权近天人合一的观念
　　
　　伦理学是研究权近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最直接的方法。在权近所有的著作中，《入学图说》无疑是最著名的。此书为权近流放益州时为其学生所作，综合了他对理学的理解与认识。三十多幅图解并不局限于总结中国思想，同时也阐述了权近个人的观点，建构了即将发展起来的韩国本土理学。第一幅图解凝聚了作者最多的心血。它开门见山，直接探讨天人合一的问题，是整部著作的关键。
　　
　　(一)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中的天与人
　　据权近自称，《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朱熹的《中庸章句》为基础，但与正统程朱学说有着不可忽略的差别。正如题目所言，这一开篇之图从心性的角度处理天人关系，它极度形象地代表了人体，对人体做了近乎解剖学的分析。
　　图的顶部呈圆形，代表头部，上有“天”字。“天”字的正下方是“诚”、“命”二字。圆形的下面是一个方形，中间有一个“心”字。“心”字的各个笔画代表了人的内在，即本性和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品质。“心”左侧的点是情，右侧的点是分辨善恶的意。腹部是“敬”字。最后，图的底部是两腿(或两臂)，右腿包含了孟子所说的“四端”，其中“诚”字再度出现。这部分代表了人成为圣贤的可能性，与天、地构成一个三角关系。左腿有一“欲”字，代表人失去人性沦落为禽兽。
　　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天心人性合一之图》从人的角度来处理天人合一的问题。事实上，这是用图示表示想象中的天人互动关系在人体内部的体现。从这点上来看，它与其范本、抽象的《天极图说》十分不同，可见，权近认为天人关系非常现实，与生命息息相关。然而，《天心人性合一之图》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心的地位了。
　　
　　(二)心：关键概念
　　心这一概念无疑凝聚了权近对天人关系，乃至整个理学的阐释的特点。事实上，尽管在阐述天人关系时，对于理、命、性等，权近与中国宋代理学先驱保持一致，但在对心的阐释上，则体现了一种全新的，甚至相左的观点。
　　与中国理学家一样，权近认为理是万物所固有的，主宰宇宙中的一切运动，理如百川归海一样汇聚于心：这一点也可以解释心的字形。心连着人与天，而天命则与天性相对应。在使用体／用这对理学家普遍使用的概念时，权近认为，性，即一切生物所共有的性质，为心之体。对他而言，所有生物生来就具有这一本性，因而都具有“理”性。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气质的好坏。气质也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和周敦颐一样，权近认为人是万物中最为灵秀的，能够凭借特纯的气质达到与天合一的境界。
　　尽管在关于性或心之体方面，权近的观点与正统道学一致，但与朱子不同的是，权近认为心有两用，情和意都能使心发挥作用。由此，权近把恶与心分割开来，恶仅仅与意有关，而与心本身无关。与朱子的观点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创新。
　　此外，权近认为并且强调，心虽然由气构成，但更主要是由来自天的理构成的。这一点也与朱熹不同。权近指出，人心中有理，这样，他就肯定了人心本善，也就是说人心中的道德潜能是最高的。但人心同时又是思维与感悟的器官，因而能够对它的发展产生影响，或者遵循事物的一定规律(《天人合一图》中的右腿代表成为圣贤的道路)，或者陷入混沌(左腿代表失去人性之路)。在肯定心有两用的同时，权近强调人有责任遵循其本性，即天命。天人关系可以用来解释人、人内在的潜能、人的责任、特别是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在心上所必须下的功夫。在权近的思想中，天与天命的概念扮演着道德动力的角色，从哲学理论上解释了人特有的行为，及其实现宇宙终极目标的命运。
　　权近从道德角度来看天人关系，主要表现了他为了教化的目的而明确阐述道德机制的强烈愿望。与强调追求人心与佛心的佛学相比，理学肯定天心(理)与人心(性)的合一，这一点无疑使权近对人的境遇、道德，尤其是政治实践有了一个新看法。
　　
　　二　权近天人观的意义及其重要性
　　
　　权近思想中经典阐释的特点有助于了解他的天人观在政治实践中的重要性。
　　
　　(一)权近的体用思想
　　体用是权近思想中的最重要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他整个思想的支柱。这对概念的特殊之处在于使物体内在的本质与其行为发展在现实中的生活方式的连系成为可能。尽管与万物之理相连的体在解释人道德发展的必然性中至关重要，但权近认为，最实质的问题在于用。关于人的天性的理论的重要性体现在应用上。

　　宋朝，尤其是元朝的理学家和古代儒家一样，认为政治实践从本质上依赖道德文化。他们把最能体现这一观点的《大学》重新发掘出来，大加引用。在四书中，《中庸》正是讨论天人关系的，它与社会政治精英学习儒学的范本《大学》不可分割。《大学》处理本末及求学过程中应该遵循的次序问题。“本”是指修己，即从个人层面上提高修养；末是治人，即正确的社会、政治次序。这一方法把伦理与政治连系起来，其最终目的在于完成天地之道，与宇宙和谐一致。由此，对《大学》的理解先于《中庸》，在思辩层面上，以天人合一理论为基础，实现了修己和治人两方面的统一。
　　在权近的很多著作中，体用和本末的含义一样。权近不但借助体用这对概念来处理修己这样的伦理问题，还把它用于阐述经典。正是体用的这一新用法表现了权近思想极其系统化的特点，表明了他对理学作为精英政治思想的理解。
　　
　　(二)《入学图说》与《五经浅见录》：系统的“圣学”观
　　权近最重要的作品除了《入学图说》之外，还有《五经浅见录》，它是韩国流传至今关于五经的最早的注释。在隐居阳村期间，权近于完成《入学图说》后一年，即1391年，开始撰写《五经浅见录》。两部著作互为补充，提供了一个系统、严密的学说。
　　《入学图说》中的图解之一《五经体用合一之图》就是关于五经的。它最重要之处在于将体用这对概念应用于经典阐释。这在中国尚无先例。的确，权近认为，《易经》是五经的基础(全体)，《春秋》是五经的用(大用)，其他三部经典在他眼里不过是《易经》与《春秋》之间体与用的根本连系中的组成部分和细节。其次，权近还把体用这对概念应用到每部经典中，比如在《易经》中，体是理。权近认为这个理是天地之理，从而强调了理的宇宙论意义。《周易》的用则是道，人之道。因此，在这里，体用指的是天人关系。而在《春秋》中，《易经》中的用“道”变成了它的体，它的用是行于圣人之心的“权”。在《五经浅见录》中，权近进一步明确并发展了在体用角度下对五经的分析。体用揭示了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通过体用来阐释经典，反映了权近希望通过建立一套综合、严密的体系来解释人的作用及其特殊命运的努力。但是，权近使用这一对概念更体现出他对阐明实现人的作用的正确方法的渴望。权近的理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圣学”。此外，在《入学图说》的第一幅图解中，就可以明显看出权近所倡导的“成圣”之法。只有圣人才能真正与天合一，在他自己身上实现人的命运。敬与诚这两个概念十分重要。另外，人又可分为截然不同的三类：众人、君子、圣人。如上文所说，诚是与天和谐一致，是圣人所独有的，而君子与众人则必须敬，君子敬则能成圣，众人敬则能避免完全失去人性。
　　权近所谓的圣人是理想的君主。《入学图说》和《五经浅见录》中对四书五经的阐释，他的作品集《阳村集》中，多处都表现了这一点。因此，和元朝的理学一样，权近的“圣学”也是一种帝学。但权近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再次使用了体用这对概念。
　　
　　(三)帝学、修心、正心
　　权近认为，人道旨在在圣人身上实现与天道合一，而这一过程必须通过内心的修炼才能完成。我们已经指出，权近与中国前辈不同，他更注重心，而不是性。因此，心是权近思想的关键。此外，权近认为，《易经》是五经的全体，因此是先人所传之言。德国韩学家的研究显示，权近《入学图说》的特点之一是它的论证遵循了理学理一分殊的本质观点，而论证本身也表达了这一观点。权近在系统地使用体用这对概念的同时，还大量使用合(综合)、分(分析)交替的阐释方法，从这一点上看，权近似乎更多地采用了《易经》的结构：一生二，二生万物，万物在本质上又是一。在权近的所有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与二的辩证，这对我们的研究十分重要。的确，学的目的在于使圣心与天心，或者说与理，达到和谐一致。其内在含义就是，如果在君主的心上下功夫，是帝心达到诚的境界(与天合一)，那么帝心就能和天一样，自然而然地发动、使用、产生元气。因此，只有通过修炼内心，人才能真正地和天地一样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权近不同文章中都可以看到一个同样的观点，即心的修炼，尤其是《大学》中提到的正心，是王道，即圣学或帝学的关键。
　　体用这对概念在权近思想体系中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它完整而又清楚地阐明了这位高丽末、朝鲜初期士大夫的代表人物对理学的理解。也正是它把宇宙论、伦理、政治及经典注释等差异巨大的领域连贯成一体，它在权近思想体系中的特殊用法使我们得以勾勒出14世纪中国理学在韩国传播的几个特征。
　　
　　三　结论
　　
　　韩国士大夫在元代理学中找到了在意识形态受佛学控制的背景下重建政治模式的宝库。权近就是他们中的早期代表人物。佛学的熏陶甚至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韩国对理学的接收。韩国政治革新派人物从元代程朱学的整体性与系统性中看出了理学较之佛学的优越性。
　　例如，权近对心的重视，体用这对概念的应用，以及合、分的交替使用，都显示了韩国早期理学家的佛学修养。此外，美国汉学家de bary在其著作中所描述的蒙古时期理学的特征在权近思想中几乎如出一辙。事实上，权近把理学看作专为统治者，尤其是君王所设计的教育，强调在心上所下的功夫的根本作用。另外，和元代的思想家一样，他似乎也继承了程朱学说中的心学思想。他对汉字结构，特别是心字的结构的阐释，与李元纲的图说(《圣门事业图》)十分相似。权近是朝鲜第三代君主、渴望建设一个有力政权的太宗(1367～1422，1400～1418年期间在位)身边一位有影响理的理学家，还注释了大量的经典，其中包括朱熹的《家训》，他的学生都步入了仕途，这一点又和许衡(1209～1281)十分相似。另外，权近的理学在方法上和思想上与元代的吴澄(1249～1333)十分类似，很多韩国学者经常把二者相提并论。他们关于心的理论十分接近，都与程朱学派不甚一致。
　　然而，要理解权近对理学的阐释，必须指出的是，由于高丽社会严格的贵族制，权近首先是社会、知识、政治精英阶层中的一员，因此，他对儒家思想的兴趣和实践首先集中在新朝君主和他的同侪、未来的官员和大臣身上。理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天人关系在权近思想中有着决定性的地位。我们已经看到权近是如何利用这一关系来赋予人道德责任心，甚至宇宙责任心的，他又是如何创造性地充分挖掘了天人、体用、本末、修己治人之间的相似性。权近的天人观无疑在政治层面上起到了最为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君主地位的合理性也与天人关系直接相连，权近就是朝鲜王朝特有的君臣共治制度中的理论家之一。
　　在哲学史上，权近的天人观得到了继承，许多不同的作者和他一样，用图解的形式来处理这一问题。权近由此开创了一种朝鲜时期理学广泛使用的风格，以至于成为其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