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诚信　社会诚信　政府诚信　政治文明
　　论文摘要:诚信既是形成秩序良好社会的必要条件，也是维持现代民主制度良性运转的客观需要。当前中国面临的社会诚信缺失，主要根源于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政府诚信缺失。要紧紧抓住政府诚信这一关健，进一步加强社会诚信的制度和体系建设，构筑政治文明的道德墓石。
　　从20世纪90年代关于道德“爬坡”与“滑坡”之争，到今日国人对诚信缺失的广泛关注，均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诚信不仅仅只是一个道德问题，诚信建设也不仅仅只是道德建设问题;对诚信建设的关注，必须从道德视角进人政治视角，既看到诚信的政治价值和功能，又明确诚信缺失的政治层面因素，同时将诚信建设纳人整个社会政治结构之中予以系统思考，通过诚信的制度和体系建设，构筑政治文明的道德基石。
　　一、诚信的政治价值与功能
    诚信是一种普遍的以信任和承诺、践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现象，它是观念、行为和制度的集合体。诚信是社会系统运行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也是社会政治文明的道德基石。它不仅关涉一个社会经济能否繁荣，人们的生活是否和谐、幸福，而且关涉到一个社会政治能否稳定和获得高效以及政治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如何。
    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文明中的政治层面，集中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实现过程。考虑到“现代民主社会中所存在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的多样性不是一种也许很快就要消失的历史条件，而是民主制度之公共文化的一个永久性特征”这一事实，罗尔斯借助“公平的正义”来为民主制度提供一种可接受的哲学和道德基石，即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依凭“公平的正义”观念的调节而形成“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well-ordered society )"。WWW.11665.com对此，罗尔斯认为，理性的人们“应该承诺履行这些原则(即这些原则必须表达出能为所人都视为公平的合作条款的东西)，即使由于环境的迫使而不得不以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代价，如果别人被预期能够同样承诺履行它们的话”就此而言，诚信既是形成一个秩序良好社会的必要条件，也是维持现代民主制度良性运转的客观需要，而“如果一个人仅仅看起来或者假装提出和承诺履行它们，而实际上却准备当条件允许的时候便违背它们以迎合自己的利益，这则比‘不和乎理性’还要糟糕”。无疑，它使“作为公平合作体系的社会”成为不可能，甚而使“秩序良好社会”遭致瓦解。
    自近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起，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鸿和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提出的“主权在民”的学说被西方各国广泛接受。按照对“主权在民”学说的理解，国家权力不属于个人，而属于人民。如果国家滥用职权和行使暴力，那么推翻这样的国家政权，不仅是人民的权利，而且也是人民的天职。作为比资产阶级更进步的社会主义，不仅继承了“主权在民”的学说，明确宣称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共产党，更是要求其成员，尤其是国家各级政府官员和所有领导干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既然国家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来源于全体人民，忠实地服务于全体人民，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那么保持诚信、取信于民就成了对政府及其官员的必然要求。现代社会，随着人民民主意识的普及和提高，民不可欺、无信不立，更加真切地成为执政党的执政之基和为政之道。
    基于对现代契约理论的理解，政府实际上是掌权者与人民订约的产物，人民与政府之间存在着政治委托一代理关系:公众将行政权委托给政府行使，同时期望获得能维持其利益的政府产品;政府代理公众行使行政权，并通过履行其职责获得相应的利益。在委托一代理关系已经发生或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政府诚信就成为决定这种“委托一代理式”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因素:
    1.诚信与公共权力的权威性
    政府是国家公共权力的执行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政府诚信即国家公共权力的诚信，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是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它既包括民众对政府整体形象的认识、情感、态度、情绪、兴趣、期望和信念等，也体现为民众自愿地配合政府行政，减少政府的公共管理成本，以提高公共行政效率。因此，政府的诚信度直接关系到公共权力的权威性，也关系到政府职能的实现程度如何。如果政府诚信度低，经常失信于民，其法令、决策就不可能得到贯彻落实，就必然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政府行为就得不到社会和民众的支持与配合，甚至还会引发民众与政府的对抗，导致公共权力权威性的流失，危及政府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2.诚信与政治系统的合法性
    一般来说，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该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韦伯指出:“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一个政治系统失去其合法性就意味着失去人们的忠诚，它将带来国家和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基于“委托一代理关系”，政府只有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践行自己的承诺，取信于民，才能在人民心目中真正树立起执政为民的良好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和忠诚。如果政府无诚信，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无法满足和回应人民的期待和信任，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政府就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甚至会失去人民的信任。诚信是编织人民和政府之间和谐关系的重要因素，它有利于保持稳定的政治局势，增强政治系统的合法性。
    3.诚信与公共权力的亲和力
    公共权力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国家和政府从产生那天起就是与暴力联系在一起的。政府掌握的公共权力可以成为获得社会秩序的强制性力量。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公共权力的运行机制的严密设计已经使公共权力的强制力无孔不人，它可以深人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实施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但公共权力的强制力并不是真实的政府合法性的基础，而且强制力大量行使的形象本身就削弱了公共权力的亲和力。如果公共权力主体不能在最低限度内满足社会成员的最低要求，大量失信于民，势必造成民众在心理上的挫折感，引发民心的背离。而“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作为公共权力执行机关的政府在履行和承担公共职责的过程中，如果能自觉规范自身行为，保持公正、诚实、廉洁和守信，使政府官员具备诚信的道德操守，则能提升公共权力行使的亲和力，赢得民心和社会的支持。
　　二、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表现和原因分析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到处游荡着缺乏诚信的身影。从假烟假酒假文凭，到假冒劣质食品药品;从普通人恶意消费透支，到一些官员言行不一道德败坏;从股市造假你方唱罢我登场，到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蛇鼠同穴”;从企业“三角债”雪球般越滚越大，到少数地方政府出尔反尔对投资者“宰肥羊，’;从为人师表的教授剿窃他人著作，到足球场上“狗吹黑哨满天飞”……举凡构成社会信用系统的方方面面，诸如个人信用、企业信用、中介组织信用、政府信用等，在我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间题。失浊流，像瘟疫一样侵蚀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阻碍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
    中国社会目前正经历着的诚信危机，引起了学术界和广泛关心中国社会发展的人们的极大关注。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着手，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分析概念，在他看来，社会资本的核心即“诚实、互惠以及信守承诺这样的社会美德”，他指出中国属于低信任度的国家，这表现为“家庭内部往往有着坚韧的合作纽带，而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之间相对来说往往缺乏信任。针对这一观点，部分中国学者提出了质疑。彭泅清在其《信任建立的机制: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一文中分析了中国人的信任关系，他同意费孝通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特征是一种“差序格局”的说法，即中国人的内外边界是相当模糊和有弹性的。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中国人的信任结构较为复杂。张维迎则认为，中国原本不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信任的破坏是从20世纪初对儒家文化的否定开始的。
    对中国遭际的诚信(信任)危机原因的分析，不管是美国的福山，还是彭洒清、张维迎等中国学者，关注视角均为社会转型。福山站在现代社会的立场，以现代的信任为标尺衡量蕴生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信任关系。彭泅清、张维迎等则直接从社会转型视角出发，在肯定中国传统社会信任度不低的同时，暗示了信任危机的根源在于中国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各种行为对中国传统信任关系的冲击。
    我国目前社会正面临着深刻的社会转型，一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和封闭的传统社会以及自然经济向工业的和商品经济的城镇以及开放的现代社会的转变;二是从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开放灵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由此所导致的利益结构变化、社会权力转移、社会秩序混乱、价值评价多样化以及制度双轨但缺乏应有的约束力等，是诱发社会诚信危机的根本原因。应该说，社会转型视角关于诚信缺失原因的分析，有其深刻性和合理性，为人们反思当代中国诚信缺失问题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时代背景。但如果仅仅停留在社会转型视角，而不深人探析社会转型的哪一个层面或层次是引发社会诚信缺失的关键因素以及社会诚信体系结构中的核心层次，则可能落人大而不当的理论陷阱之中。
    就社会诚信体系结构来说，政府诚信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核心和支柱。一方面，政府诚信涉及的范围最广、内容最复杂，既包括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如军事、国防、外交、法制、公安等，又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如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社会保障、人口控制、环境保护等。从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社会组织、企业及公民的诚信涉及的内容较为单一，其范围远不如政府诚信的范围广。另一方面，政府诚信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基础。政府诚信贯穿于政府与公众的整个互动关系中。政府的每一项决策，官员的一言一行，都在展示着政府的形象，关系着政府的诚信。同时，政府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捍卫者和维护者。无论是社会团体、组织、企业还是个人，在社会、经济交往中都应遵守信用准则，但信用基本上不是靠单个的组织、团体或个人来维系的，而主要是靠政府通过法令、法规来确立和维护。对破坏诚信、违反信用规则的社会组织、企业及个人，政府可以对其给予制裁或惩罚，而企业、公民则不具有这种功能。
    从总体上说，我国目前政府的诚信状况还是较好的，但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由于我国体制方面的原因和认识上的偏差，政府的诚信仍然存在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具体主要表现为:(1)政府滥用国家政策的问题。如政府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时常出现一届政府一套政策;政府行政决策随意性大，不负责任，经常凭经验办事，决策缺乏科学性;行政审批缺乏规范性;行政执行不规范等。(2)滥用地方政府职能的问题。如有的政府机构不恰当地介人经济活动，任意侵犯经营者的合法权利;有的政府机构为了创造“政绩”，不惜牺牲国家整体利益以换取地方局部的小利益等。(3)政府公务员职权的滥用问题。如部分政府行政人员不讲职业道德，不诚实守信，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有的行政人员假公济私、腐化堕落，脱离群众等。(4)政府行为缺乏公开性问题。如有的政府行为的透明度不高，甚至存在暗箱操作现象等。

    在目前我国林林总总的失信现象中，由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政府失信是最具破坏作用的“病毒”。一般来说，一切伴随着社会转型而存在着社会秩序危机的时代都是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失范同时出现的，而且往往首先是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失信、破坏社会共同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败坏社会风气，进而引发整个社会诚信的缺失和社会的道德价值的丧失。“从当前的情况看，社会的道德失范固然有着市场经济逐利行为冲击的原因，但最为主要的是由行政人员的腐败而引发的，正是腐败成了我们这个社会中一切不道德的行为的直接或间接的诱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破坏社会秩序的因素。社会诚信的缺失何尝不是如此。

   三、当代中国诚信的制度和体系建设
    信是立身之本，更是立国之基。个人失信，害在数人;社会无信，则人人自危;而政府缺乏诚信，则权威不立，合法性式微。加快政府诚信并以此推动整个社会诚信建设已刻不容缓。
    1.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政治环境
    一般而言，民主体制下社会的诚信度较高，民主是推进诚信的法宝。当前我国的民主制度不完备，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不力，是诱发和助长政府失信、少数政府官员弄虚作假行为的重要原因。要营造诚信的环境，政府必须深刻意识到它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委托一代理”关系，努力履行其管理社会的职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全社会服务。为了更好地使政府履行其职责和义务，必须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扩大公民参政的广度和深度，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由此，必须实行依法行政，建立有限责任政府。通过程序推动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防止暗箱操作，依法限制和规范政府的一切行为;合理设定政府职能，防止和避免政府滥用职权，使政府承担起自己的职责。由政府失职所引发的后果，政府必须承担其责任。政府只有依法认真履行了管理社会的职责，并使人民满意，政府才谈得上诚信，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从而带动整个社会讲求诚信。

    2、优化完善干部选拔及其职务升迁制度和政府
　　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建立政府官员的个人诚信档案，在制度层面坚决杜绝政府官员的弄虚作假行为(1)在干部的考核、提拔和任免中，加大对造假欺编行为的打击力度，使造假者不仅得不到升迁，还要受到相应的党纪、政纪处罚乃至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只有加大法律对官员不守信行为的惩罚力度，提高不守信行为所付出的成本，才能使政府官员更多地选择守信策略。(2)要在干部的考核、提拔和任免中细化各项规定，杜绝以往在干部的考核、提拔和任免中“关系重于政绩，送礼重于实干”的任人唯亲、任人唯钱的弊端，树立政府官员正确的政绩观，从制度源头上遏制政府官员的不诚信行为。(3)建立政府官员的个人诚信档案。对政府官员的行为及其诚信度及时定期进行审查，由专业机构对其作出评价并记录在案，同时向社会公布。通过建立政府官员的个人诚信档案，使公民能够随时从信用评估机构获得有关官员的资讯，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提高公民对政府官员及其行为的监督能力，从而有力遏制政府官员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等不诚信行为的蔓延趋势，提高政府官员的诚信度。(4)加强诚信的宣传教育，加大新闻媒体的公开曝光力量，利用社会舆论褒奖诚实守信者，营造浓厚的社会诚信氛围。虽然人类本性中包含有寻求合作、追求秩序的动力，但普遍的诚信意识和文化并不能完全自发地生成，它还必须依靠教化力量，即通过社会倡导和全方位的教育来实现。在学校教育体系中，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将诚信纳人到整个教育教学体系中去，从小学到大学，都应该开设诚信教育课程，并逐步形成一套完善的基础诚信教育制度。在社会教育体系中，应该培植各种诚信教育中介机构、教育网络以及企业诚信教育机构等，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舆论工具宣传诚信观念，通过宣传守信典型、谴责失信行为，对公众进行“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诚信教育。同时，利用大众传媒对欺骗行为公开曝光，可以将公民的义愤鼓动起来，营造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道德舆论氛围，形成强大的要求惩治失信政府官员的环境压力。利用新闻舆论媒体对各级政府官员的诚信表现进行了解和评议，不仅是公民在行使自己应有的知情权，也是公民维护自身各种权利不受侵害的必要手段。只有通过全方位的教育和舆论导向，才能逐渐使诚信意识深人人心，内化为社会成员心中的道德习俗和道德义务，形成一种讲求诚信的社会氛围，奠定社会诚信的文化道德基础。
    3、完善和健全法治环境，加快信用立法，加大执法力度，为失信惩戒提供充分的司法救济
    从当前法治环境来看，一方面，法制的不健全造成信用领域法律规范的缺位;另一方面，即使有法律法规的规定，其遵守和执行情况同样令人堪优。有人说，我国的法律是中看不中用，这句话可能有点过激了，但是有关诚信的法制建设确实不容忽视:法律条文中缺乏对失信行为的惩罚力度;政府的违宪、违法行为成为公众怀疑法律公信力的恶意示范;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则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失信成本，造成了守信用不利，老实人吃亏的现象。当诚信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和规则的保障时，通过博弈思考，公众选择失信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建设法治环境，其一是要填补法律缺位，完善与信用有关的法规体系，要在立法过程中细化各项规定，杜绝以住规定中“宜粗不宜细”、“宜少不宜多”的弊端，防止由于法律的漏洞和盲区，出现部分企业和个人坐收失信的好处，却不用付出任何成本的现象;其二是在执法中加大对欺诈行为的打击力度，使失信者不但要受到严厉的经济处罚，而且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西方经济社会的实践证明，法律制度越是完善且有效率，博弈双方不守信的成本就越高，其对不守信的行为的威慑力就越大，选择守信策略就稳定。
    4、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挖掘中国传统的诚信资派
    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积淀了深厚的诚信文化传统。孔子认为人必须“言而有信 (学耐)，“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必。在孔子看来，“信”是人人都应遵循的行为准则。他还认为，“信”对于君主尤其重要，君主为政有三: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这三者中最重要的还是“信”，因为“民无信不立，即将“信”看作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原则，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盼》。后来，隋唐前后的思想家将“诚”与“信”合为一个统一的伦理范畴，并将其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人“虽有仁智，必以诚信为本。故以诚信为本者，谓之君子。以诈伪为本者，谓之小人。应该说，中国原本不是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但中国传统的诚信观念根植于宗法社会，诚信受身份、等级思想的影响，一般主要适用于家族和熟人之间，基本上是一种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的人际信任，社会的诚信或信任主要是通过道德楷模的示范来带动的，难以有制度化的保证，基本上属于个人道德和政治伦理范畴，且有过于理想化的倾向。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必须积极挖掘中国传统的诚信资源，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从而构建起现代的社会诚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