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传统道德　道德困境　批判　超越　价值整合
    〔论文摘要」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价值导向一元化的绝对化、精英化倾向，“泛道德主义”的文化弥漫以及道德的政治工具化特征是现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道德困境的内在根源，但另一方面，挖掘传统道德思想中所蕴涵的智慧探索品质也是中国社会走出现代性道德困境的必由之途。
    20世纪是人类对社会道德现状产生了普遍优虑的一个世纪，在西方，这一道德伦理优思是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道德热情受到空前打击之后的自然跌落，同时，两次世界大战的烈火、长达40年的东西方冷战、由环境、能源、人口问题以及高科技所带来的新的伦理道德问题，如物质主义的泛滥，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离，在价值追求过程中人的工具化、异化等，则更加深了这一道德优思。在20世纪的中国，我们不仅承受着人类这些共同的道德问题，同时，还面临着我们民族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冲击下自身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更新问题，面对着转型时期社会道德文化的剧烈变迁问题，社会伦理的失范、道德的蹂埔、道德控制机制的弱化等现象使现代中国人在失落了传统的意义支撑的同时，走向了深刻的精神困惑与选择的迷茫。在新的世纪，尽管表面看来人们对道德问题似乎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淡然与漠视，但显然关于道德伦理问题的忧思远未停止，而随着我们对民族文化自身内蕴与命运的关注加深，可以看到，要走出现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困境，我们在开放胸襟、了解西方、建设现代道德文明的基础上，还必须直面传统道德伦理，在反思与批判的同时寻求超越的可能之途。WWw.11665.COM
    文化的世界里文化悖论无所不在，中国传统道德亦然。因此，尽管传统道德曾经为传统中国人提供了一整套有机的意义系统，可它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其自身所难以克服的缺陷，由此，在现代社会剧烈转型之际，它为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道德困境预设了诸多的理论与现实的规约。
    1.传统社会价值导向的一元绝对化倾向暗含了现代社会价值评价失范的可能。回眸传统，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目标设定中，向来有一明一暗两条线，即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追求与普通百姓在现实生活中实际遵奉的价值准则各异其趣。具体而言，它是指传统社会的价值导向具一元化、绝对化与精英化的特征，它与普通民众实际价值选择的多元化、相对化与世俗化之间始终有着难以协调的矛盾。
    其实，千年来，尤其是在宋明、两汉以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何为幸福、何为人生终极的价值追求始终有着不同的理解，如道家崇尚自然、墨家崇尚功利、佛教直指涅磐寂静……它们与儒家对道义价值的祟尚相领顽而存在，构成了传统道德体系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是，在政教合一的文化体制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和宗法专制型的社会结构下，儒家所倡导的“重义轻利”，即重公义轻私利，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主导的价值目标追求。不可否认，义利之辨、公私之别对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形成及传统中国人人生观、心态的整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传统中国人大多都能相信“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也能固守一份淡然，“闹里有钱，静处安身”。
    然而，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证明:对道义追求的倡扬无法替代也不应膺越人们对世俗快乐与物质利益的执着向往，因为个体利益是人类生存的首要驱动力，只要它是合理的就是正当的，没有每个个体人格的完善发展，也就很难有社会道德的理性成长;而高尚则更是人类不断趋于完善的境界追求，它并非人人可及也没有理由要求人人必及。当传统价值目标的一元价值导向走向绝对化与精英化，当传统道德将社会道德价值体系中“最低的正当合理的道德要求”与“最高的趋于完善的道德要求”等量齐观，以后者取代前者时，普通民众面对价值选择时，也就有了双重的价值标准。与此同时，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更使人们陷人了深重的困惑与无奈:“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不信且看杯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
    这样，在现代社会，当未经自觉选择的西方文化的利益观念、个体观念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而来时，由于旧有的价值导向已渐趋丧失其权威性，同时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制度安排又客观上使得遵从道德的行为成本过高，违反道德的行为付出的代价太小，于是，双重的价值评价标准不可避免地预示了现代社会价值评价的失范，加大了人们不遵从道德的可能性，带来了伦理秩序的失序。
    2.传统社会“泛道德主义”的文化弥漫内涵了现代社会“道德虚无主义”泛滥的可能性。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德治的国家，拥有一整套道德教育与道德治化的体系，强调以德待人、以德服人、以德治人并“以德配天”，传统儒家赋予了道德以本体的绝对的意义，因此，传统文化具强烈的“泛道德主义”倾向。不可否认，这种道德治化的文化氛围对传统中国人温柔敦厚、厚德载物的民族品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其负面影响同样不可低估。大抵说来，它包括以下三点:
    其一，“泛道德主义”的文化特点蕴涵了关系本位滥筋的可能性。在拥有宗法制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因为血缘亲情的天然合理性，道德理所当然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根不可或缺的纽带，然而，随着中国古代伦理一政治型文化结构的固化与僵化，道德渐趋演而为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根单一的绝对的纽带。于是，在现代社会，当利益主体和价值评价标准均已走向多元之际，随着传统道德规范约束的松动，以血缘、地缘等人情纽带为基准，关系本位的滥筋及其在权力场中的泛化，都必然地带来了其自身难以克服的悖论产物一人情风、关系风。在现代社会法制体系尚不规范的情况下，它则为以权谋私、行业不正之风、职业道德的淡化等非道德主义现象的产生与存在提供了可能的契机。

    其二，传统道家“回归自然”的理论思维路径也为“非道德主义”现象的泛滥提供了可能。如前所述，传统道德所倡扬的“善”的境界并非人生唯一的理想境界，也绝非人人可及的境界，人本应具有广泛的自由选择的价值空间。因此，一旦对“善”、对高尚的追求未能经由个体理性的升华，道德也就极易形成人生之网，禁锢人们个性的自然发展，约束人们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并由此造成虚伪的品性。有鉴于此，传统道家提倡否弃道德。“回归自然”，显然，在传统的文化体系里，道家的否弃道德其实质是对真诚道德的向往，其结果则是对儒家道德文化的一个有力补充。但毕竟，道家的否弃道德为“非道德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可能的致思路径，而在真实的世俗文化领域里，痞子哲学的奉从者也从来不乏其人。这样，作为一个后发型的现代国家，当西方近代、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各种思潮良芬不齐地呈现在国人面前，而我们尚不知如何自觉选择时，西方的“道德虚无主义”思潮也极易找到其市场，与中国传统的市侩哲学相混合，作为对长久以来“泛道德主义”文化弥漫的一种反拨，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放任自流、各行其是、躲避崇高。
    其三，传统中国人对纲常伦理的强烈心理饭依是现代中国社会道德控制机制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道德控制机制，一是要有强有力的社会舆论监督，二是要有每个社会成员的“良知”自律，即“他律”与“自律”。在中国古代，“他律”和“自律”表现为“他化”和“自化”，它强调以既定的纲常伦理教化社会民众，并最终使纲常伦理内化于人心。
    道德治化是中国古人的一个重要经验，在儒家那里，无论道德的绝对崇高与神圣是系于天理还是人心，它所赖以维系存在的理论基础都在于某种神秘的超理性的力量，因此，纲常伦理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不过，在世俗社会生活中，作为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纲常伦理也常常成为了普通民众的人生罗网，而抚慰百姓心灵的则极易转化为对道德伦理的宗教式的心理饭依，于是，一旦既有的道德体系解体了，纲常伦理也就必然地丧失了其神圣性，而倘若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完成，无法以一种更深人人心的方式实现“他化”和理性的觉醒，同时又不具备完善的法制控制体系的话，那么，从栓桔中走出的人们也就极易随心所欲地进行价值选择。
    因此，“他化”必须转化为“自化”，社会道德舆论的实效如何必须依违于每个个体的道德践履与道德良知，但事实上，儒家倡扬的“自化”过程讲求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虽是一个严格的内在心灵超越之途，可它的完成也在于人们对既定的道德信念的虔诚执着。这样，当纲常伦理丧失其权威性的同时，良知的淡化也成了某种必然。
    3.传统道德的功利主义特征导致了道德主体独立人格的缺失与德育的无力。中国古人崇尚道德，尤其坚信道德对于提升人类精神境界的非功利价值取向，然而，在政教合一的文化结构下，正是对这种道德境界的极至推崇，使道德演而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统治者希望藉此教化人心，国泰民安，于是，传统教育也成为了道德治化的重要工具，而传统教育的核心即道德教育，古人之学即道德之学，因此，传统道德具有了强烈的工具特征，“学而优则仕”成为了传统德育最直接的功利目标。
    非功利的价值目标藉由功利的价值追求过程来完成，这种文化的悖论给传统道德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为了仕途的通达，传统士人要么决绝、麻木地丧失了自由思想的能力而成为现有道德伦理制度的盲从者，要么就阳奉阴违，这种道德主体独立人格的缺失无疑助长了德育过程中形式主义的蔓延，更严重的是，它造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道德真诚感的丧失。

    不可否认，道德有功利价值的存在，但道德的功利价值取向是需要法律制约的，它是与相应完善的价值体系、多元的价值选择相匹配而存在的，而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所缺失的。而且，无论是规范伦理的外在约束还是义务伦理的内在自觉，道德最终都应是人类精神的升华，不能真诚地面对自我、他人和社会，也就难以有个体道德的完善，德育也难以真正取得实效。因此，在现代中国社会，当道德理想与现实生活的矛盾  日益凸现之时，当作为现代道德主导形态的规范伦理学?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质疑，人们对基于人类道德生活的内在目的意义和品格基础的德性伦理学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之际，无疑，传统中国人对道德真诚感的迷失将使得现代中国社会在寻求消解道德现代性困境的路途上更加举步维艰。
    综上所述，传统道德的固有缺陷对现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困境无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要走出困境，就必须对传统道德进行批判、整合，并建立一个新的道德价值体系。然而，一个新的道德价值体系的建立，若舍弃了传统，也只会成为无源之水、空中楼阁，所以，现代中国道德困境的走出还需要我们在传统道德中去寻求那些可供借鉴，经创造性地转换，依然有其生命力的可传之“统”与已传之“统”。就这一角度而言，本文认为，中国传统道德至少有三方面经验可供借鉴。

    其一，借助对传统道德“范畴”的更新转化完成对道德内容与形式的更新、整合，这是传统道德体系运行过程中可供借鉴的积极因素之一。应当说，在千年的中国传统道德的发展过程中，范畴的转化并未给传统道德体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相反，它们还曾经为传统道德体系的严密乃至僵化提供了理论佐证。但另一方面，不同年代、不同思想家对“范畴”的不断探讨，如传统的“义利之辨”、“公私之辨”、“礼欲之辨”等等范畴的演绎，通过新的诊释，它们也毕竟给传统道德带来了新的文化因子的萌芽，只是在传统的社会文化体制下，它们难以有实质性的突破。而在现代社会，在新的政治、文化体制下，对传统范畴进行现代性的更新转化，无疑已具有了理论与现实的可能。例如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它无疑为现代中国人在底线道德与趋于崇高的高尚境界之间做出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划分，同时，传统“耻“概念的现代更新也为唤醒民众的道德良知感提供了一个可能之途。
    范畴是一个思想体系给人们的最直接的思想信息，对范畴的理解程度直接体现了人们对整个思想体系的接受程度，并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其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可操作性。因此，如何将西方的价值、道德诸范畴融人我们民族的道德体系中，如何正确看待传统的道德范畴，这是我们现时代必须面对的一个文化教育课题。而怎样让个体、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理性、人格独立等现代社会的价值理论基石在传统道德体系中真正确立，并最终为普通民众所理解、接受，继而在此正当合理的社会道德基础之上，弘扬我们民族道德传统中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范畴的积极因素，通过范畴的更新与转换，完成新的道德体系的建立，这则是现代中国社会首先需要解决的伦理课题之一。
    其二，传统道德体系中道德教化的有益经验是我们现代社会可以重新学习、评价与借鉴的另一积极因素。在走出“泛道德主义”文化弥漫的前提下，传统道德教化经验的可贵之处应在于其运作的系统性与“化”的冲击力和感染力。一方面，它强调社会、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协调运作，尤为强调将德育效果由家庭辐射至学校、社会，它希望通过化民成俗、环境濡染与身教示范，将其道德理想与道德规范内化至普通民众的道德心态与道德信念之中;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传统德育强调知情意行的统一，强调因材施教以及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施行不同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等等。
    显然，这种道德教化的经验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其有效性。因为道德不同于法律，它是一种社会规范，但更是一种自我完善的途径，是一种让人生趋于高尚与美好的精神追求，也是一种义务，一种为他人、为公共秩序、为社会伦理境界所作的牺牲，所以，道德教育的有效性有赖于每个个体理性的自觉与审美的陶冶，也有赖于整个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与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多元复合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建立。惟其如此，道德教育才能达到“他化”与“自化”的统一，使个人与社会的道德境界在道德感化的氛围下得到提高与升华，并从而使社会风俗与风尚进一步得到净化与改变。
    总之，经过了必要的批判与扬弃之后的传统道德教化经验应是一个潜移默化但内蕴却极为丰富的道德教育系统工程。在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增强民众公民意识的同时，还家庭作为基本伦理实体和道德教育的历史价值始点的人文地位，通过在家庭中学习与感受人与人之间的基本情感和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再以此为基点将人类心灵深处本质的美好情感推衍至社会，经由社会、家庭与个人的良性互动最终完成社会治化的文化理想，这符合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心态，也具备相当的现实文化基础，其对超越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应具有某种积极的借鉴作用。
    其三，审美取向的德育模式。作为传统德育的重要思想根基，其对超越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道德困境将具有相当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传统德育的审美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其对道德理想人格和道德人生境界所具有的审美意境的极至推崇以及它所强调的“诗教”、“乐教”等审美陶冶的德育方法这两点上。在中国古代社会，传统儒家现实功利价值追求的偏执性是藉由儒释道三家思想对道德理想人格和审美人生境界的执着追求来得以消解与平衡的。儒家“孔颜乐处”的人生理想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格感召，道家恬淡虚静、逍遥自适的超越人格以及中国化的佛教的善恶报应、“一切皆空”、涅架寂静的人生智慧，这种“儒学打底，佛老镶边”的三维文化结构因其圆融无碍的文化阐释，使传统中国人获得了安身立命的根基，传统道德思想也因之渗透了超越功利的智慧追求。
    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儒释道各家思想，还是儒家思想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思想家的理论与实践过程中，强调在德育过程中对审美情感的培育与融入这一点，始终都未曾发生改变。如宋明时期，理学与心学二派在德育目标与德育途径上均有诸多分歧，但二程倡言的“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遗书》卷二)与王阳明所强调的德育之“栽培涵养之方”在关注儿童心理，使之舒畅、自然之发展方面并无二致，均强调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整体思维架构之下的审美愉悦与情感融人。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的确曾经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超稳定的三维结构和集体无意识的审美迷醉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但是，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在后发文化和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过程中，在民族文化心理的特有机制下，无疑，这种融崇高性与平实性、超越性与世俗性于一体的“中和”人生境界是依然具有其价值导向意义的，而且，作为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它必将能为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现代创新提供更多的思想资源与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