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缘何成了国学宗师？
自中央决策高层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后，“国学”一词颇为流行。有些人把“国学宗师”的称号不负责任地奉送给某些学者。但是，即使像季羡林这样的学术通人也不敢接受“国学宗师”这顶桂冠。其实，20世纪中国能够称之为“国学宗师”的也就是屈指可数的那么几个人：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胡适、郭沫若、陈寅恪、顾颉刚、钱穆等，谈何容易！对前边的八位国学宗师，新时期到来后，几乎人尽皆知，而对于钱穆，知道他的人却不很多。然而，钱穆却是学术界公认的国学宗师。周育华撰著的《从无锡七房桥走出的文化大家——君子儒钱穆评传》（凤凰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回答了钱穆缘何成了国学大师这么一个大问题。
钱穆（1895—1990），出生在江苏省无锡鸿声（后改名鸿山）七房桥。他是吴越王钱镠的后裔。十八世祖钱心梅，于明末由浙江临安迁来无锡定居。钱镠善于治水，在钱塘江口修筑工程，降伏了大海对杭州城的生态威胁，被民众称为“海龙王”。时隔三十四代的钱穆绵延了这种“达则兼善天下”的文化秉性。200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鸿山墓群挖掘出土了“玉飞凤”，这是将图腾玄鸟和展翅凤凰糅合而成的一种独特艺术造型，后于2008年被推选为无锡市徽标。wwW.11665.cOM据考察，在鸿声（鸿山）毗邻的三个村子半个世纪里就产生了七位“院士”。周育华认为，国学宗师钱穆在无锡鸿山七房桥出现，绝非偶然，“是玉飞凤的观照和预言？还是吴地优秀文化千年积淀的结果？有待我们追寻”。他以此为开端，对钱穆何以成为国学大师这个大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追寻。
父母对钱穆的严格教育，是钱穆后来成为国学宗师的一个重要原因。钱穆父亲钱承沛，勤奋好学，寒暑不辍，夏夜蚊虫叮咬难耐，便将双足浸于酒瓮中习读，16岁时便中了“秀才”。他对儿子钱挚（钱穆长兄）、钱穆要求很严。钱穆天生异禀，记忆力过人，9岁时便能背诵《三国演义》。有次叔伯客友问钱穆：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听说你能背诵《三国演义》？”钱穆点点头。一客说：“我来命题，来段《诸葛亮舌战群儒》。”钱穆当即背诵还加表演，全段背得滴水不漏，无一差错，众客友拍手叫好。钱穆也很自得。第二天晚上，父子路经一桥，父亲问他：“识桥字否？”钱穆回答：“识。”“桥字何旁？”“木字旁。”“以木字易马字为旁，识否？”“识，是骄字。”父亲又问：“骄字何义，知否？”“知。”父亲这时对儿子说：“汝昨夜有近此骄字否？”钱穆听闻大惊，低头不再吭声。从此铭记父亲的这次谈话。很可惜，钱穆父亲因体弱过早去世。父亲离世后，母亲每每闲谈，多以告诉钱穆哥俩父亲的遗言遗行为主。钱穆说：“兄弟日常以听到父亲的遗言遗行为乐事。”“我妈妈是一个只上过小学的人，大字不识几个”；但“她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品质是我们很多文化人都不具备的，她拥有几千年的文化传承，那是一个民族的美德。她相夫教子，甘于奉献，在家忍辱负重，拉扯着我们七个孩子长大成人”。
步入中小学，钱穆又幸遇明师，他们对钱穆的厚爱、提携，也是钱穆后来成为国学宗师的一个潜因。钱穆7岁上私塾，10岁进入一所新式小学。在校教师学养渊博，宅心仁厚。钱穆作文成绩优秀，国文老师华山先生奖赏他《修学篇》一书。该书系日本人所作，蒋方震翻译，书中网罗了西欧各国数十人，未经学校正规学习，全靠苦学而成为突出成就的学者。钱穆自中学肄业后再没有进过学堂，自己有信心和毅力苦学，全受此书影响。钱穆在果育学校读书时，顾子重老师对钱穆作文评价很高，说他已学得几分欧阳修的神韵，他日有长进，定能学得韩愈。钱穆听闻后眼睛一亮，从此就把“韩愈”装在心中，立志学韩愈。钱穆13岁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后，监督屠元博对钱家兄弟俩视同己出，关爱有加。另一位老师吕思勉，口才绝佳，常有“鸿仪创论”。其后，吕思勉写出了《白话本国史》，是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教国文的童斐（字伯章）老师，多才多艺，不仅会表演，还精通许多曲艺乐器。钱穆从伯章师学习昆曲，伯章师均能一一传授。钱穆唱《长生殿》剧中的郭子仪，形态神貌惟妙惟肖。可以说，钱穆就读小学、中学时的老师都是名师、能师、贤师。他们不只为钱穆打下了坚实的学习基础，而且更以自身的德行和言行身教，潜移默化地教育钱穆：学问该怎么做？人该怎么立？
钱穆既没有很高的学历，也没有到国外留过学，但他却以许多部学术含金量奇高的皇皇巨著，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一致通过为“院士”。他高中还没有毕业，即为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当起了小学教师，后来又担任了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还在小学执教时，他就开始了国学研究。他的学术处女作《论语文解》，1918年由上海印书馆出版。1919年冬，他撰写《爱与欲》和《古希腊哲学大家与中国道家思想之异同》两文，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以“大一号字”刊出。1922年，他的《论语要略》，纳入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小丛书》问世。同年，他的《国学概论》由他的老师吕思勉推荐出书。1929年，顾颉刚见到钱穆的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大为赞赏，以为钱穆的学养宜去大学讲坛教授文史。先是举荐钱穆去燕京大学任教，后又向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推荐：“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顾颉刚向胡适如此举荐钱穆，尤其难得。因为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在学术观点上是直接与顾相左的。钱穆对康有为力倡的刘向、刘歆伪造《左传》、《周官》以助王莽篡汉之说，进行了28处无可辩驳的批评。而在钱穆眼里有着28处疮孔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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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是顾颉刚“古史辨伪”的重要理论根据。但顾颉刚不以为忤，反而将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刊于他主编的《燕京学报》的显要位置，这是何等的学术胸襟，又是何等的学术气量！在顾颉刚的举荐和胡适的支持下，钱穆由一名普通中学教员转身成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再一下子站上了著名学府北京大学的讲坛，任副教授。此后，钱穆名闻高教界，先后在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昆明五华学院、云南大学任教授；在无锡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在广州华侨大学任教授。他就像展翅大鹏一飞冲天，在广阔的学术天空中自由翱翔了。有次教育部召开学术研讨会，钱穆填表，学历一栏填“无”，专长填的是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经、史、子、集”，这符合钱穆的国学研究实际。
促成钱穆成为国学宗师的是他的巨著《国史大纲》，这是钱穆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当时即享有盛誉，后来影响深远，治文史者都以这部著作为必读书。该书成形于他在国立北京大学的“中国通史”讲座。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浩大缜密的学术工程，倾注了钱穆许多年的精力与心血，是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力作。1940年出版。周育华认为该书“以30万字概括了中国史的全部，就史体而论，是时代所需要的新通史，既采近代的新史体，又承传统的纲目法，是钱穆新通史编纂理论与方法的实际运用。其内容不仅侧重于政治史的叙述，也重经济、文化、宗教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论述”。
钱穆笃于友情，知恩感恩。顾颉刚对他的知遇，他固然铭记在心；就是友人对他的某一重要的学术建议，他也永远感激。他的学友陈梦家曾先后两次提醒钱穆为中国通史写一教科书。为此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余之有意撰写《国史大纲》一书，实自梦家此两夕话促成之”；“及今闻梦家已作古人，握笔追思，岂胜怅惘”。《国史大纲》是中华民族危急时刻的历史见证，也是策划者与铸造者崇高友谊的倾情见证。陈梦家，著名的考古学家，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一开始即受到迫害、侮辱，1966年9月3日自缢而亡，年仅55岁。钱穆得悉挚友的悲惨命运，沉重的心绪全部凝聚在八个字中：“握笔追思，岂胜怅惘！”
钱穆的国学研究，以儒家为主，史学为主，但却几乎涵盖了国学的方方面面。他对道家的研究有《庄老通辨》，对墨子的研究有《墨辩碎诂》、《墨子惠施公孙龙庄子纂笺》等，对学术史的研究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至十）》、《中国学术通义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等。研究中国文化的有《中国文化史导论 中国历史精神》、《文化与教育》、《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研究地理的有《史记地名考》、《古史地理论丛》等。研究文学的有《中国文学论丛》、《理学六家诗钞 灵魂与心》等，此外，还有《湖上闲思录 人生十论》、《双溪独语》、《晚学育言》以及回忆录等诸多著作。《钱宾四先生全集》达五十四册，一千几百万字。说钱穆是国学宗师，的确是实至名归！
钱穆虽然一生研究儒学，致力弘扬儒学中的优良传统，但钱穆也清醒看到了儒家思想的三大缺陷。他在《文化史导论》里明确指出儒家思想的缺点：一是他们太看重人生，容易偏向于人类中心、人类本位而忽略了四周的物界与自然。二是太看重现实政治，容易使他们偏向上层而忽略了社会下层；常偏向于大群体制而忽略小我自由。三是因为儒家太看重社会大群的文化生活，因此使他们容易偏陷于外面的虚华与浮文，而忽略了内部素朴与真实。钱穆对儒家思想缺点的揭橥，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肯綮，这和某些国学研究者一味称颂儒学，是有严格区别的。
钱穆是“君子儒”，始终把国家、大局放在第一位，绝不计较个人的一时被误解、曲解。新中国成立前夕，新华社发表评论，点名批判胡适、傅斯年、钱穆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当时，钱穆感到茫然不解。胡适当过驻美国大使，说过“当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的话；傅斯年当过参政员，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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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长。而他只是一介书生、一名教授，既不参政，又未议政。钱穆被点名，可能和他在校长为美国人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教过一年书，与司徒雷登交往过有关。既然被点了名，他就远去香港创办亚洲文学院（后改名新亚学院），继续做弘扬中华文化的工作。后来去日本、美国、英国、马来西亚等多所大学访问、讲学，获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学博士学位。“文化大革命”狂飙刮起后，他从香港到台北定居。新时期到来，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蒸蒸日上。1986年，钱穆发表对国运和世局的识见，谓和平统一是中国的大前途、大希望、大理想、大原则，表达了他对中国统一问题的明确态度。大陆《人民日报》随即予以摘转刊登。钱穆不计前事，爱国之心昭然，体现了“君子儒”的可敬可亲的形象。1990年8月30日，钱穆于台北寓所逝世，享年96岁。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周育华撰《钱传》以20万字的篇幅回答了钱穆何以成为国学宗师这么一个大问题，不只对大陆过去不认识、不了解钱穆其人其著的广大读者有意义，而且对如何进行家庭教育，怎样搞好中小学教育事业，在学术领域里创造一种什么样的学术氛围和环境，也有很大参照价值。如此学人评传越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目标，就一定能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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