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中国哲学观论略
20世纪50年代之后梁漱溟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延续了其之前一贯的学术风格，依然将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社会实践活动紧密联系起来。总体说来，这一时期梁漱溟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是在坚持自身原有理论的前提下，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成果，进行理论体系的创新。这一时期梁漱溟的中国哲学观主要包括对中国哲学的本质、核心问题、对中国哲学应有之态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哲学体系之建构等内容。
梁漱溟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与他一生始终关注的两个问题—国家问题与人生问题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哲学必须要有现实关注与问题意识。
梁漱溟认为，哲学是解决问题的道理，如其所言，“我原不知道什么是哲学，也从来没有想过哲学。但后来却到大学里讲哲学了。为何能如此？就为我十几岁就对人生抱疑问，从人生的怀疑、烦闷，不知不觉有些思想见解。当我对人讲说时，人家告诉我说‘你讲的是哲学’。问题在先，道理在后，有问题才有道理。”①中国哲学也是如此，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哲学是对于人生问题思考的结果，是人类生活的副产物。这也是梁漱溟一贯的学术研究总原则。
中国哲学之核心问题：人生态度问题
梁漱溟早年在《东西文化及哲学》中强调哲学与文化的普遍性，在后期则注意到了哲学与文化的特殊性，从而进一步将人类文化发展的根源归结为人生态度问题，这是对其前期“世界文化三期说”的反思、补充与深化，主要体现在其所著的《人心与人生》中。wWW.11665.COM
梁漱溟指出，西方的哲学指向，人对自然问题的时期已经走到了尽头，人类开始转入人对人问题的时期，中国文化的人生态度正是世界文化的出路所在。他一方面始终强调人生态度决定文化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则强调人生态度也会随着文化存在的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和核心，而哲学的中心就是人生态度。
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应有态度：一分为二
梁漱溟运用唯物史观相关原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理评判了20世纪70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并呼吁对孔子，孔孟之道乃至于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要一分为二，不能全盘否定。
第一，区分“孔孟之道”与“吃人礼教”。梁漱溟指出最初的孔孟之道是合理的，后人将其礼俗化而导致其僵化，从而使本来生动活泼的理论变成了教条，“情理何由而僵化了呢？此即由情理的礼俗化”②，因此从根本上说，孔孟之道对社会负面作用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其理论本身，而在于统治阶级，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同时，梁漱溟还进一步指出，孔孟之道并非完美无缺，其自身缺陷就在于“倡王道，讲仁政，要行其由上而下的改良主义，阻碍了革命”③，因此，在扬起革命意识的时期，儒家应该反省自身的不足。
第二，对中国传统哲学社会功能之全面评判。梁漱溟全面分析了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社会功能，指出其积极作用在于，可以促进中国社会内部的统一与和谐。同时，梁漱溟运用唯物史观阶级分析相关原理，指出中国哲学与文化先天性的理性早启、文化早熟影响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存在阶级对立与阶级矛盾，“古语所云‘君子’、‘小人’，即今统治者（治人者）被统治者（治于人者）两阶级而言”④，但阶级斗争并不十分明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哲学与文化的早熟。他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的阶级矛盾是通过统治阶级主动调整阶级关系来化解的，统治阶级重修身的目的在于“安百姓”，即旨在“外王”的“内圣”，这种建基于道德修养论基础之上的统治哲学就模糊了阶级矛盾，从而弱化了阶级斗争，导致中国社会停滞不前。
客观而言，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孔孟之道阻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不明显则不符合历史事实。这一点曾造成了梁漱溟与毛泽东对中国现状与前途命运认识的分歧，梁漱溟主张用改良的方式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而毛泽东则主张用革命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
第三，“批林批孔”运动违反马克思主义原则。梁漱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相关原理，对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政治运动提出异议，认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进行“批林批孔”，在某种程度上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他提出要看到孔孟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而不能以当时的环境下所产生的孔孟的某些理论拿到今天来批判，“莫以为求公平，讲正义，不计时间，不计空闸，不计一切条件，都是要讲求的。那样，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恰是反马克思主义。”⑤梁漱溟在此从学理上对“批林批孔”进行了批判，指出要运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评判历史人物与传统哲学，即要在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评价。
中国哲学体系建构与未来
梁漱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析取与运用，融合其多年苦心思索的成果，著成《人心与人生》，此书是对其在20世纪20年代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反思与深化，亦是其关于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理论创新与体系建构之作。
梁漱溟主要析取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中的自觉能动性思想，对其早年的“意欲”、“直觉”等概念进行了扬弃与发展，提出了“人心”概念，这是其对中国哲学进行理论体系创新的核心概念。梁漱溟将“人心”界定为“自觉的能动性”，其特征即毛泽东著作中所提到的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他指出“人心”的作用包括两个方面：“成己”与“成物”，“对物而言，则曰宰制；从自体言之，则曰主动……心之与物，其犹前之与后，上之与下，左之于右，要必相对待而有见焉”⑥，梁漱溟在此处对“人心”的二重性分析，不仅分析了“人心”在自身“返己内求之心”的“成己”之用，更为可贵的是梁漱溟分析了“人心”可以认识和改造万物的“成物”之用，为人心在现实生活中的发展找到了理论契合点。在此基础上，将人心与人生内在地联系起来了，这样才能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彰显“人心”的动态发展过程，才能真正完善并实践梁漱溟人心—人生—社会的理论模式。
对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未来，梁漱溟指出，孔孟之道对当今社会有其正面价值，其当代价值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会日益显现出来。他相信中国哲学与文化在未来会复兴于人类世界，“人类社会发展前途是必将劳心劳力归一，阶级消泯，实现共产主义的……共产社会所必需的精神条件，则不期而然地古中国主明预有所贡献，其事将不在远，请拭目以竢之。”⑦由此可以看到梁漱溟对于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的自信。
美国学者艾恺曾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从梁漱溟的学术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在不断变化的思想世界和学术研究环境中，对于理想与信念的执着追求，这一时期的梁漱溟在坚持其学术立场的前提下，认真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并且奔赴全国部分地区展开实际调研，仍然将学术研究与中国现实问题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他在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与方法，开始一分为二地对待中国哲学与文化，这使其中国哲学研究比建国之前更加理性与客观。
梁漱溟的学术研究存在着偏颇与不足，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运用都较为肤浅，缺乏深层次的理解与深入的挖掘，“我之学习马列著作，并以此改造自己的思想是后于许多人的，且反反复复，困难重重。至今对若干问题，仍然是一知半解……”⑧，但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的理论体系的改造，预见性地提出了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人们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尤其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展，才开始受到关注的，梁漱溟尝试性地开展了对于二者理论上的交流与融合的研究。在现代中国哲学与文化建构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是同步的。而如何在当代中国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中，合理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并在此过程中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如何提出一系列可操作性的方案，这些问题并未得以最终解决，就此而言，梁漱溟晚年的中国哲学体系建构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