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确立，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法理依据。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对加快民主建政过程、促进中心工作开展、巩固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奠定人民代表大会基础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重庆市；背景；作用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4-0056-03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是新中国建立之初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渡的政权组织形式。学术界对建国之初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相关研究，目前尚没有专著产生，只有数量较少的论文。其中，有的学者宏观论述了建国之初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有的学者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行了个案研究。这些个案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河南、湖北等省市。目前，学术界关于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研究尚属空白。重庆自1949年11月30日解放以来，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对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行了成功探索。本文以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考察对象，试图分析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产生及其历史作用。
　　一、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确立
　　依照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规定：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在军事管制时期，军管会、市人民政府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构[1]。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重庆市按照一定的依据和原则，确立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规定了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一）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确立的背景
　　建国前后，各地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先行的实践，增强了重庆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信心。WwW.11665.COm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原、东北等解放区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赢得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建国之后，一些老解放区率先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些地方人民代表会议的成功召开，为新解放的重庆确立各界人民会议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重庆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战时陪都。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溃败，逃往台湾，对重庆进行了严重的破坏。重庆获得解放后，战争尚未最后结束，西南地区还有西藏没有解放，重庆支援战争的任务依然繁重[2]。中国共产党接管重庆工作面临着很大的困难。重庆作为新解放的城市，各方面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城市中还存在残余的反革命势力，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也未恢复，人民生活还没有趋于稳定，另一方面，中共对共同纲领宣传还不深入。有一部分人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经济政策表示怀疑，有钱的不愿拿出钱来，有力量的不愿使出力量来[2]。党的一些干部缺乏城市工作经验，还没有找到与广大群众联系的最适当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团结重庆各界人民，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是必要和可行的。
　　（二）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确立的依据
　　建国之初，许多革命工作还在继续，群众发动还不充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还不够成熟[3]。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4]。因此，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为地方政权的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对开好各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非常重视，先后通过了《省、市、县、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大城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关于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等，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提供了组织、法律上的保障。
　　刘伯承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指出，西南全区必须认真地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以扩大团结，巩固人民政权[5]。重庆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规定了代表会议代表的名额、代表资格、代表产生的方式以及会议的职权等。这些规定为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具体的原则和模式。重庆在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前，成立筹备委员会，收集各方提案，根据人民的真实意见准备要讨论的问题，拟定工作计划，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二、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情况
　　1950年1月23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据《新华日报》报道：“各界人民代表都怀

着无限的喜悦与兴奋，来到会场，高高兴兴地入座。他们将恳切地把他们所代表的各界群众的意见传达给大会，他们又将把政府的政策法令转告给各界人民。这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民真正地成为国家的主人了。”[6]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搭建了人民政治参与的平台，各界代表是代表会议的主体，是政府与人民沟通的桥梁。
　　（一）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产生
　　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特别注意代表的广泛性与严肃性。重庆市具有自己特定的产生代表的方法：除机关、部队、团体等代表进行选举或推举外，区域代表是每数十户选举一名居民代表，再由十数个居民代表用协商方法产生一个区代表[7]。如重庆市沙瓷区（今沙坪坝区）各校学生用不记名的普选方式选出协商代表，再从协商代表中选出正式代表。学生们通过这种方式选出自己的学生代表，有学生高兴地说：“今天能选举自己的代表，学生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8]。
　　（二）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构成
　　代表的构成反映出人民民主的真实面目，代表的界别分布反映了社会各界政治参与的程度，党派构成折射出政权的统一战线性质，代表的性别比例反映出妇女政治参与的情况[9]。
　　从代表的界别来看，各界代表会议名副其实。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具有明显的广泛性。如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第一届会议，代表总共400人，工人代表占20%，农民代表占5%，学生代表占10%，工商代表占13.5%，文化教育界代表占10.5%，军政机关代表占9.75%，青年、科学技术界、自由职业界、少数民族、宗教界等代表也占有适当的名额[10]。从上面的统计数据看，每个阶级、阶层都有自己的代言人，使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具有比较充分的代表性。

从代表的党派构成来看，党派代表也占了一定的比重。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届会议中，党内外人士共有19人，其中包括中共代表4人、民革代表2人、民盟代表4人、民建代表3人、农工代表2人、青年团代表4人[10]。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形式在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得到了真实的体现，巩固了人民大团结的统一战线。
　　从代表的性别比例来看，广大妇女享有平等的参政权利，实现了男女平等的政治主张。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妇女获得了解放，广大妇女政治参与的热情也不断高涨。在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妇女代表占相当的比例。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妇女代表有33人，占总代表的8.25%。这说明重庆市的妇女在解放后，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获得了政治上的翻身和法律上的男女平等。这次会议之后，广大妇女踊跃参加妇女工作和生产建设。
　　（三）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政治参与心态
　　在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的过程中，不同界别的代表有着不同的心态。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各界人民代表积极发言，表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的拥护，也反映出他们积极的政治参与心态。
　　许多基层群众当选为代表后，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他们不仅获得了物质利益，而且享受了政治权利。一位农民代表说：“我是做庄稼的，今天真是我们开天辟地的以来的第一天。从来我们黄泥脚杆的农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今天，我们个个都能站起来说话了。”[11]工人阶级翻身成了领导阶级，在工人中流行着两句话：“学做主人”、“我们是领导阶级，我们要起带头模范作用，好好搞”[12]。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还是连接人民与政府的纽带。正如某工人代表所说的:“我们要把会议带到每个角落去”。各界代表具有强烈的主人翁自豪感，明确了自己的责任，自觉参与到重庆的各项建设中去。
　　三、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历史作用
　　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普遍召开，有力地推进了重庆民主建政的过程，促进了土地改革、剿匪等中心工作的开展，巩固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为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
　　（一）加快了民主建政的过程
　　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解放初期人民参政、民主建政的一种形式。邓小平在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届会议上，强调了民主对于凝聚人心、克服困难的重要作用[2]。这次会议的召开，表明劳动人民第一次真正意义当家作主。在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政府的主要领导如刘伯承、陈锡联、曹荻秋等向会议代表报告政府工作，并且充分听取代表意见，提出今后的

中心任务。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是全市人民行使权力、参与管理国家政权的重要步骤，使重庆人民群众亲身感受到了人民政治地位的根本性改变，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大大推进了重庆民主建政的进程。
　　（二）促进了中心工作的开展
　　毛泽东对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十分重视。他强调：“必须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看成是团结各界人民，动员群众完成剿匪反霸，肃清特务，减租减息，征税征粮，恢复与发展生产，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地改革的极重要的工具。”[13]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也对各项中心工作的开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工人代表沈宗伟在重庆市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上说：“重庆市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以来，由于各界人民的努力，蒋匪留下的烂摊子已整理得有头绪了。”[14]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为恢复生产铺平了道路。重庆市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重庆市郊区退押实施办法》。这对贯彻和执行减租退押工作提供了可法律依据，为随后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奠定了基础。
　　（三）巩固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规定了代表资格。按照其规定：凡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赞成共同纲领，年满十八岁之人民，除患精神病及剥夺公权者外，不分民族、阶级、性别、信仰，均得当选为代表[15]。这保证了各民主党派、各民族及爱国人士等都能合法地产生出自己的代表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都具有一定数量的党派代表、宗教代表、少数民族代表，表明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真正照顾到了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政权的统一战线群众基础。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把各阶层、各界人士的力量团结起来，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更加广泛，思想基础更加牢固，开创了重庆市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辉煌时期。
　　（四）奠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基础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为后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和实行积累了宝贵经验。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必须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用普选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替现在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形式，俾能进一步地加强人民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更加完备，以适应国家计划建设的要求。”[16]
　　重庆人民广泛地参与到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之中，广大工农群众和各界人士真正开始当家作主，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得到显著提高。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普选工作作了积极的准备，会议代表认真学习选举法，做好宣传工作，动员广大市民参加选举运动[17]。在重庆市第四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时任副市长罗士高作了《为做好普选工作而努力》的报告。他特别强调基层政权的选举工作的重要性，“基层政权的选举工作做好了，全部选举工作也就基本上做好了”[18]。这为普选的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作了直接的准备。1954年7月23日，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这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重庆的确立，也标志着重庆市政权建设和人民政治生活已经进入一个更加巩固和更加完善的新阶段。同时，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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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重庆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n].新华日报,1953-05-06(1).
　　[18] 为做好普选工作而努力[n].新华日报,1953-05-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