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学：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的回归与创新的论文_中国哲学论文

中国马克思学：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的回归与创新

　　20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新趋势，人们开始对传统研究范式不断进行反思，因为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创新在于其研究范式的发展与创新。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是否恰当，直接决定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水准。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就是要在对原有研究范式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之上建立一种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新范式。
　　
　　一、中国马克思学是对西方马克思研究范式的扬弃
　　
　　20世纪20年代，在列宁支持下的梁赞诺夫，就率先提出了“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并且率先开始了创建马克思学的奠基工作，梁赞诺夫提出马克思学这个概念，旨在强调要用严格的科学态度去研究马克思，研究马克思的文献与思想、理论与实践，使之成为一门特殊的、严密的科学。粱赞诺夫把构建马克思学、创立国家乃至世界的马克思学研究中心，作为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主要任务。他围绕这个中心目标，开展了大量的科学工作、编辑工作和组织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苏联的马克思学并未真正发展起来。使马克思学成为西方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种主要范式要归功于法国学者米里安，吕贝尔，他明确用其来命名自己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学在法、德、英、美等西方主要国家逐渐兴起。而在前苏联学术界，20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学在苏联逐渐成了-中性概念，人们讲“苏联马克思学”时是肯定性的科学概念，讲“西方马克思学”时则是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即西方马克思学是一种意在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Www.11665.COM当这一概念从苏联传人中国后，则完全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并且这种状况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样化已经成为一个事实，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源于苏联的僵化的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正因如此，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对传统教科书式的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被提上日程。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马克思学成为学者们积极关注的对象，他们逐步走出苏联意识形态的樊笼，以更为开放的心态面对西方马克思学，在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关注和评判中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一方面对于西方马克思学的错误观点进行了严厉批驳，另一方面打破了僵化的传统研究模式，主张重新为马克思学正名，还其以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本来面目，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和呼声。在《马克思学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新奠基一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一书中，王东教授明确提出：要创建既不同于原苏联也不同于西方吕贝尔等人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中国马克思学”主要是针对苏联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学而言的，意在强调这是中国人独立研究、自己创造的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一门学问。它不仅要学习借鉴“西方马克思学”、“苏联马克思学”，而且要扬弃超越“西方马克思学”、“苏联马克思学”，包括五层独特涵义：
　　一是强调这是我们中国人独立进行的马克思学的一切有益成果，又不拘泥于他们的理论框架与基本思路，而是力图独立研究，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成一家之言的。二是强调我们必须超越“以恩解马”、“以苏解马”、“以西解马”三种流行的解读模式，采取“以马解马”的全新解读模式，这就要求我们不是通过其他人的理论框架，而是直接面对马克思，把马克思本人文本与思想，作为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思想源头。三是强调我们将努力发掘中国古典解释学的思想宝藏与方法宝藏，并把它与近现代西方解释学、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熔为一炉，在解释方法上凸现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中国解释学传统深厚独特、源远流长，完全可能使我们在构建马克思学，尤其是解读、发展马克思哲学方面，比起西方人、俄国人来说，达到后来居上的效果。四是强调我们今天对马克思的解读，不能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马克思学”、“苏联马克思学”的思想足迹，而是要独树一帜，独辟蹊径。在马克思哲学解读方面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五是强调我们所作的解读，是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的，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理论铺垫的基础工程。
　　
　　二、中国马克思学是对传统研究范式的批判性反思
　　
　　尽管国内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路径和治学方法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从范式的角度来看，大致有如下三种：原理解释研究范式、比较与对话研究范式、文本解读研究范式。
　　所谓“原理”，它意味着某些哲学问题比别的哲学问题更为基本，因此也更为恒定和重要。它将自己建立在一种无时间性的、永不变化的理性之上，或者至少假设理性(范畴)的形式属性不可改变。原理解释范式承袭于前苏联教科书的研究和学习模式，是学者们对原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主要是理论宣传或在课堂上宣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概括。原理解释范式浓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如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观点和原理，以及实事求是、辩证法等。它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价值不能被完全否定，从特点和作用上来看，它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一些通俗易懂、易于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熟悉的教材和读本，一些易于同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相联结、相沟通的应用哲学范本。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原理解释范式的局限性开始显露出来。它逐渐凝固化为一成不变的、超时空的哲学范式，其特点是非反思地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真理性，各种教科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仅仅变现为用不同历史时期的事例来论证基本原理的正确性。这样，基本原理演变成为干巴巴的政治教条。虽然它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哲学智慧精华，但实际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虽然它一再声称要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事实上，教科书哲学的内容多年以来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它以穷尽了一切真理的面目出现，人们只能对其“照着讲”，而不能“接着讲”，以致人们因为原理的僵化而越来越反对它。不言而喻，这也使后马克思主义者与那

些坚执背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氛围具有了某些相关的理由。因而，中国马克思学提出我们要回到马克思，直接面对马克思，把马克思本人文本与思想，作为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思想源头，结合时代特征，在马克思哲学解读方面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
　　比较与对话研究范式是一种通过同中国哲学、其他西方哲学的比较、对话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我国哲学研究和教学中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三大专业学术领域，形成了哲学作为一级学科下面的三大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实践的、开放的哲学，在其产生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就批判地继承了包括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因此，它在随着实践而发展的时候，也应该继续批判地继承人类的文明成果。但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没有得到继承和发扬。在“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对象，研究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就是为了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批判的资料。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关系的这种错误理解。不仅限制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研究，而且也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正常进行。随着“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恢复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在哲学研究中，对待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研究的错误态度得到了纠正，出现了三大学科平等发展的新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马克思学成为学者们积极关注的对象，他们逐步走出苏联意识形态的樊笼，以更为开放的心态面对西方马克思学，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但是，一些学者虽然摆脱了教科书的阴影，却陷入了由西方马克思学所构建的更为精巧的意识形态陷阱中，对其潜在的危险缺乏认识，从而全盘接受了它所提出的观点。尽管西方马克思学一再标榜自己的学术性和超党派性，但实际上“西方马克思学要取得的是解释、评价和发挥马克思理论的专利，攻击的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鉴于此，中国马克思学提出不能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马克思学的思想足迹，而是要批判地借鉴西方马克思学的有益成果，要独树一帜，独辟蹊径，使之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
　　文本研究范式就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文本的研究和诠释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马克思生前在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写下了大量的著述，为后人了解、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文本依据。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传播和发展、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理解、解释和运用的出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文本的问题也就产生了，并成为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要解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在谈论着这个问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本研究和解读的方法论思想。长期以来，在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由于客观和主观的条件的限制，文本研究范式未受到足够重视和应有尊重，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比如“全集不全”，“以苏解马”等。现在亟待弥补和加强，这是一种十分必要的“补课”。所以，中国马克思学提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本人文本解读作为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基础。
　　
　　三、中国马克思学是传统文本解读研究范式的回归与超越
　　
　　国内许多学者认为中国马克思学等同于文献考证，是一种对文本的过度崇拜与迷信，是一种文献学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情结，因而是一种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绝对化的唯一可能的范式。这无疑是对于中国马克思学的一种误读。
　　中国马克思学强调马克思文本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文本研究未能受到足够重视和应有尊重，现在亟待弥补和加强。事实上，无论是原理解释研究范式，还是比较与对话研究范式，都必须以马克思文本研究为基础。马克思文本研究对于准确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思想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因而是必要的和重要的。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离不开文献学事实和资料的支撑，例如著作的先后时间顺序、写作的确切时间、笔迹的特点，以至编纂学和年谱之类的信息，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针对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国内对于马克思文本研究方面所存在的不足。提出要重新把马克思本人文本研究摆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地位。它要求学者们对马克思哲学及其文本进行精确的文献考证，以澄清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所出现的对于马克思思想的曲解与误读，从而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二是由于太注重原理解释研究而缺乏对马克思哲学及其文本进行足够的研究。以致让人们觉得许多“原理”似乎已经被人们开掘得太厉害，其中几乎所有的进展好像已被耗尽、已被人们尝试过了，马克思已经过时了。因此中国马克思学要求对马克思哲学及其文本做出深入系统开掘，提出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思路，作为源头活水。三是文本研究是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所重视的。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是在党培育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指导下进行的，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要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对经典著作的研究过程中强调不能断章取义，而要掌握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中国马克思学强调文本研究的基础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于传统文本解读研究范式的创造性回归。
　　然而，中国马克思学重视马克思文本研究并不是简单的“考古”或“复古”，

也不等同于只进行文本研究。首先，中国马克思学必须要超越传统的“以恩解马”、“以苏解马”和“以西解马”这三种流行的解读模式，采取“以马解马”的全新解读模式，这就要求我们不是通过其他人的理论框架与体系，而是直接面对马克思，把马克思本人的文本与思想，作为坚持以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上的源头活水。而且在解读方法上，中国马克思学要求有意识地发掘中国古典解释学的思想宝藏与方法宝藏，与近现代解释学、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熔为一炉，凸显解读方法的时代特色与中国特色，其次，中国马克思学并不是如一些学者所误解的那样，是要走一条经院化的研究道路，更不是要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离开中国的社会现实来空谈学术理论，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与实践并举、确切地说实践高于理论的典范形象，早已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新时期，任何试图离开现实国情、闭门造车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中国马克思学所强烈反对的，中国马克思学就是要紧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脉搏，通过对马克思思想、文本的深入开掘，返本开新，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基础性的理论铺垫工作。最后，虽然在库恩看来，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是绝对分离的，况且库恩所说的范式通常是指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范式还是有所不同，中国马克思学作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并不完全捧斥其他研究范式，反而它汲取了其他传统范式的合理成分，比如，从西方马克思学到中国马克思学本身就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一种对话与交流。因此，如其说中国马克思学是对传统文本解读研究范式的回归，不如说是对传统文本解读研究范式的创造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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