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字一号铁”谈贵州工业化之路

　“天字一号铁”开“工业之门”
　　当代贵州：史教授，您认为“天字一号铁”的出现开启了贵州“近代工业之门”，为什么这样说？
　　史继忠：贵州近代工业的起步，是在清末“洋务运动”的推动下开始的。光绪十年（1884），潘蔚任贵州巡抚后，发现贵州矿产资源丰富，便在第二年奏请开采矿产。
　　光绪十二年（1886），先后在贵阳成立贵州矿务公商局，在镇远成立成立青溪铁厂，采用“商办官销、官督商办”的形式，提出“招商集股、矿由自办、官为督销”。矿务公商局在镇远、常德、汉口、上海设分局，明确提出“以殷实绅商经理其事”，“凡有情愿入股者，即由该局结报发给股票”。这，是贵州最早引进股份制经营方式。
　　作为贵州最早的股份制企业，青溪铁厂的创办比张之洞的汉阳铁厂还要早4年，堪称中国近代第一个钢铁厂。光绪十五年（1889），青溪铁厂生产出第一批“天字一号铁”。
　　青溪铁厂不仅在贵州最早进行招商集股，还最先引进外来人才和设备，以精通洋务的上海机器局候补道员潘露为铁厂总办，并聘请5名法国工程师及众多江浙技师、工匠。高炉、马丁炉以及轧钢机具等机器设备均进口自英国蒂塞得工厂，耐火砖来自英格汉姆·森斯公司。Www.11665.COm
　　青溪铁厂后来虽然失败了，但它所采用的机器生产方式和股份制却得到延续，推动了贵州近代工业化的进程。
　　在采用机器生产上，后来出现了贵阳文通书局、贵阳制革公司、贵阳电灯厂等；在股份制方面，则出现了安顺泰丰矿业公司、贵州商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先导车运股份有限公司、贵州企业公司等。
　　当代贵州：作为当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时贵州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钢铁企业，青溪铁厂每天能生产生铁25吨，钢48吨，冶炼能力很强，最终却还是倒闭了。
　　史继忠：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暴露出体制上的诸多问题，这一点有点像没改制前的国有企业。
　　比如，在资金投入上，朝廷对青溪铁厂的投入一直不到位。在资源上，由于青溪本地的煤品次太差，铁厂投产三个月后即出现“炉塞”而停产。潘露探知湖南黔阳煤质优良，提出在那设分厂，把青溪炼出的生铁运到黔阳炼熟铁。这一计划又因潘蔚等“大府”官僚顾虑重重、不予批准而告吹。因此，官员的发展意识不够，也是青溪铁厂破产的重要原因。
　　此后，潘露心力交瘁，积劳病故。光绪十六年（1890），贵州候补知府曾彦铨接办铁厂，拖三年又停产。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道员陈明远继续承办，几年下来厂房、炼炉机器等损失殆尽，铁厂倒闭。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两个继任者都不懂管理。所以，官僚对企业的控制，也是青溪铁厂倒闭的重要原因。
　　“三线企业”的“转型之失”
　　当代贵州：此后，贵州的工业直到抗战时期才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当时的贵阳还有“东方日内瓦”的美誉。史继忠：是的。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许多重要部门，如资源委员会、西南公路管理局等内迁贵阳，贵州迎来一个工业繁荣发展期。
　　资源委员会在贵州建立了近20个工矿企事业单位。其中，1939年成立的贵州企业公司，业务涉及机械、采矿、化工、电力、交通、食品、农林等，是当时贵州最大的股份公司。
　　同时，全国众多工矿企业纷纷内迁贵州，仅1938年至1939年迁来的工厂就达101家，有力地促进了贵州工业的发展和工业技术、管理水平的提升。
　　为适应战时汽车损耗大的需要，汽车零件生产厂和汽车修理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全国最大的汽车修理厂当时就在贵阳马王庙，工程师全是美国人。
　　与此同时，贵州的机械、化学、采矿、卷烟、水泥、棉纺织、造纸、印刷、酿酒、制革、制糖、陶瓷、电池、面粉、火柴等工业均快速发展。
　　尽管发展很快，但当时贵州工业总量仍然很小，它真正迎来发展，是在“三线建设”时期。
　　这一时期，修建了贵昆、川黔、湘黔等多条铁路，贵阳成为西南铁路重要枢纽站。
　　同时，遵义、安顺、都匀、六盘水、凯里等地兴建了许多工厂和矿区，形成和扩大了城市规模；建成一大批军工和民用企业，当时国家一机部、八机部、化工部、煤炭部、水电部、建筑工程部都向贵州大量投资，建成遵义长征低压电器工业基地、贵阳仪器仪表工业基地、新添光学仪器厂以及三砂、六砂、七砂等磨料基地和一大批电厂等。
　　“三线建设”为贵州打下了工业基础，使贵州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但是，在高度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三线企业”，大多是上千人规模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且重工业比重过重，其产品在市场经济中不容易产生经济效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们后来向市场的转型。
　　即使是轻工业，比如，贵州的纺织业在向市场转轨的过程中全军覆没。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的经营理念落后，跟不上市场发展。同时，当时地方政府对“三线企业”的重视度也不够。实际上，虽然“三线企业”大部分税收不交地方，但衡量企业对地方的贡献，不应仅看税收，还应看它对就业、消费等的带动以及对地方整体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作用。
　　洪名勇：同时应该看到，“三线建设”时期乃至从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贵州的工业化发展极不稳定。工业总产值1957年为6.05亿元，1960年达到13.95亿元，1962年降至7.12亿元，1963年开始回升，但直到1970年才超越1960年水平。从增长速度看，从1955年至1970年的15年间，年增长率最高时达118.6%，最低时为-39.3%，呈现出剧烈波动。
　　从“重工过重”到“质量优先”
　　当代贵州：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不稳定的发展态势是否得到了转变？
　　洪名勇：应该说，改革开放后贵州的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2011年全省工业产值达5519.96亿元，比1978年增长855.67倍。但这一时期，贵州走的仍是一条低速扩张、以初级产品为主、利润率较低的“过度重工业化”道路。

　　与过去相比，改革开放后贵州的工业发展不可谓不快，但如果进行横比就会发现，全国同期工业产值增长1172.38倍，云南1064.57倍，四川799倍，湖南951.54倍，广西1017.29倍，内蒙古2327.41倍，江苏1883.47倍，浙江3453倍，广东3595.71倍，山东2131.92倍。
　　可见，与全国大多数省区相比，贵州工业发展的步伐仍然过慢。
　　同时，贵州的工业化是以初级产品加工为主的“过度重工业化”。从1949年到2007年，重工业总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从20%增至80%，轻工业占工业份额大幅下降。
　　更重要的是，重工业的发展并没能带动工业结构升级。与此同时，依托“三线企业”发展起来的高端制造业，由于产品原材料和市场与贵州其他产业关联度不大，没能带动贵州工业的高加工化。
　　从利润率上看，从1978年至2011年，贵州工业行业平均产值利润率仅为5.56%，比全国平均水平6.03%、云南的8.10%、四川的5.81%、内蒙古的9.54%和山东的6.33%都低。
　　当代贵州：反思过去工业发展中的这些问题，对贵州未来的工业化之路有哪些启示？
　　洪名勇：我们必须调整工业化发展战略，改低速度、低水平的“数量扩张”战略为“质量优先”战略，当前，省里提出走新型工业化之路的意义正在于此！
　　在这一过程中，应加强对贵州工业化的研究，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划，充分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明确不同区域的发展重点，发挥专业和分工合作的双重效应，尽力避免工业化过程中的同构化。
　　同时，各地应选择好未来工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和主要领域。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虽然地方政府和官员具有较强的引资冲动和引资饥渴，但不能什么项目都上，什么资金都引。
　　特别是在资金和项目的引进中，要注意相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不仅要注意项目的短期效率，更要重视项目的质量和长期效率。
　　针对“重工过重，轻工过轻”的状况，还应加大对轻工业的研究。实际上，贵州不少以农副产品加工为基础的轻工业领域都具有相应的比较优势，我们应更加关注那些既具竞争优势，又能带动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调整工业结构，发挥结构效应。
　　贵州过去以初级产品为中心的工业化，是一种典型的资源消耗型发展策略，长期下去必然导致“富饶的贫困”。因此，积极促进工业的高加工化，延长加工链和产业链，进行产品的深加工、精加工，推动资源型企业转型，是贵州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与此同时，还应注重提升工业行业的科技水平，注重引进科技含量和科技水平高的新项目，积极推进现有工业企业和行业的科技进步和转型升级，以科技助力工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