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颜延之是六朝杰出的骈文家，其骈文创作内容丰富，在思想上融汇了儒玄佛思想，在艺术风格上，他的骈文承袭了魏晋时期词采华茂、俳偶愈工的特点，开启了南朝文学的新里程，对后世骈文的发展影响深远。
　　关键词：颜延之；骈文创作；主题分类； 思想情怀；艺术风格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168-03
　　颜延之（384～456年），字延年，南朝刘宋文学家，祖籍琅邪临沂。东晋末，任江州刺史刘柳后军功曹。刘裕代晋建宋，官至太子舍人。少帝时，出为始安太守；文帝时，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后世也称他为颜光禄。延之擅长于骈文创作，据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辑，他的骈文现存34篇，共涉及到古代十八种文体。
　　一、颜延之骈文的主题分类
　　关于颜延之的骈文，研究者甚少。而作为六朝杰出的骈文家，其骈文创作有很大的研究价值。笔者按主题思想将其分为奉诏及公文类、对人间世情的抒发类、对人生哲理性的探讨及感悟类、对自然万物的热爱类。
　　1.奉诏及公文类。颜延之是刘宋时期的御用文人，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朝廷度过的，其奉诏之作和公文之作带有明显的宫廷题材痕迹。其中奉诏类有《赠袁淑诏及赐恤遗孤诏》、《赠谥袁淑诏》、《武帝谥议》、《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等，而公文类有《请立浑天仪表》、《拜永嘉太守辞东宫表》、《策秀才文》等。这类作品，总的来说情感中的溢美成分较多，缺乏抒情文真切平实的特点，行文颂圣有余，而陈情不足。
　　2.对人间世情的抒发类。WwW.11665.cOm颜延之的骈文中写得比较好的作品莫过于抒发人间世情之作。而这类作品包含的情感心理分为两个层面。其一，对先哲的敬慕之情，主要以《张湘州祭虞帝文》、《祭屈原文》、《阳给事诔并序》等为代表。其二，对朋友亲人的挚爱之情，这类作品有《与王昙生书》、《吊张茂度书》、《陶征士诔》、《祖祭弟文》等。其中《吊张茂度书》言辞精炼而意味隽永。而《陶征士诔》是一篇情浓意厚的怀念好友的作品，文中不仅追叙了他与陶渊明的友情，还把痛失挚友不可名状的悲痛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3.对人生哲理的探讨及感悟类。在颜延之的骈文中，这类作品有《释何衡阳达性论书》、《重释何衡阳书》、《又释何衡阳书》、《七绎》、《范连珠》、《大筮箴》。前三篇比较有代表性，这三篇文章是延之初为永嘉太守，屏居里巷，与何承天往复辩难之作。何承天是“四学”之一的史学主持人，曾撰《达性论》一文，认为“生必有死，形毙神散”，旨在阐明儒家思想，反对佛教的报应转生说。颜延之不同意其论点，于是写了三篇文章进行辩论。
　　4.咏物之作。如《天马状》、《赤槿颂》、《碧芙蓉颂》、《蜀葵赞》、《新喻侯茅斋赞》。其中的《天马状》抒发了对天马漂亮的外形和速度的赞赏之情；《赤槿颂》、《碧芙蓉颂》题虽有颂赞功德之意，内容却是对植物的描绘。
　　二、颜延之骈文的儒玄佛思想
　　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学”之后，儒家思想逐步成为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琅琊颜氏受这种思想影响，也发展成为一个从学术到政治、社会行为都继承儒家传统的家族。这种家风传统甚至影响到了颜延之一代，这一点可以从他的骈文中领悟出来。忠是儒家的重要范畴，既是伦理范畴，也是政治范畴。关于这点，延之在《赠谥袁淑诏》中称他“当要逼之切，意色不桡，厉辞道逆”，又在《赠恤袁淑遗孤诏》中称其“以身殉义，忠烈邈古”[1]（352），而《阳给事诔》一文中更是把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阳给事诔文》是文帝元嘉中为赞扬阳瓒临危不惧，勇赴国难所作。据史料记载，宋武帝永初三年（422），索虏入侵北部边郡，阳瓒率军抵抗，最终英勇殉节。延之仿效潘岳《马汧督诔》的笔法，为阳瓒称述德勋，发抒哀思。这篇作品虽为应诏之作，但写得真挚感人，特别是“力虽可穷，气不可夺”两句，既是对英雄们敢于牺牲的可贵精神的歌颂，更是作者内在儒家价值观念的真实表现。可见，颜延之在评价人物时首先采用的就是儒家的道德标准，他认为作为人臣就应该忠心于自己的君主，甚至牺牲自我也在所不辞。当然，颜延之骈文中的儒家思想还体现在孝悌方面。《庭诰》云：“欲求子孝必先慈，将责弟悌务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1]（353）在文中，延之首先肯定了孝悌这一基本的道德原则，并阐明了“父慈”与“

孝”，“兄友”与“弟悌”是互相影响的，这一见解明显是从儒家道德立场出发的。另外，儒家讲求谦虚、谨慎，颜延之也用这样的标准教育子女。其骈文中就提到：“言高一世，处之逾默，器重一时，体之滋沖，不以所能干众，不以所长议物，渊泰入道，与天为人者，士之上也。”[1]p（353）除此之外，颜延之还非常重视个人品行的修养和能力，他同样在《庭诰》中教导子女用个人的品德修养化解别人的误会。
　　颜延之骈文创作除了以儒家道德和价值取向为指导以外，也体现出对玄学思想的追求。首先表现在其对“三玄”的精通上。特别是其中的《易》学。《清者人之正路》曾云：“《易》首体备，能事之渊。马陆得其象数，而失其成理；荀王举其正宗，而略其数象，四家之见，虽各为所志。总而论之，精理出於微明，气数生於形分。然则荀王得之于心，马陆取之于物，其无恶迄可知矣。夫象数穷则太极著，心极而神功彰。若荀王之言易，可谓极人心之数者也。”[1]（358）在这里颜延之论证了汉代《易》学和魏晋玄《易》的不同，十分精辟，也由此看出他对王弼《易》学的重视。其次，崇尚老庄思想，他的《谢子竣封城候表》、《上表自陈》》都体现了这一点。《谢子竣封城候表》中提到其晚年宠辱皆不挂怀，视富贵权势如浮云，凡子竣资贡一无所受，可见颜延之到晚年开始追求 “清静无为”的生活。而《上表自陈》是颜延之69岁时所写，他在文中对自己的身体状况的描写：“头齿眩疼，根痼渐剧，手足冷痹，左髀尤甚。素不能食，顷向减半。”[1]（360）已经成为了颜延之晚年厌倦官场、渴望安享晚年的心理写照，全文真切感人，没有半点矫揉造作的迹痕。 　　颜延之的骈文创作还体现出对佛学思想的探索。南朝时期，佛教比较兴盛，正如汤用彤所言：“宋代佛法，元嘉时极有可观。”[2]（416）颜延之身处那个时代，同样深受佛学思想的影响。他的一些作品如《释何衡阳达性论书》、《重释何衡阳书》、《又释何衡阳书》分别对佛学做出了探索。他对何承天“有生必有死”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凡气数之内，无不感对，施报之道，必然之符。”[1]（364）人在此生之外，应有“来生”再“受形”，应有“轮回”，这属于“神不灭”思想。尔后文帝与何尚之谈论佛义时对他称赞有加：“颜延年之折《达论》，宗少文之难《白黑》，论明佛法汪汪，尤为名理并足，开奖人意。”[3]（144）
　　三、颜延之骈文的艺术特色
　　（一）错彩镂金，藻丽繁缛
　　孔子曾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4]（957）而古代一些优秀的作品中讲求辞藻之文更是比比皆是。如《诗经》中华丽的句子就十分丰富，楚辞及“写物图貌，蔚似雕画”的汉赋，更是文辞华丽风格的典型代表。到了魏晋南北朝时，这种文辞华丽之风愈演愈烈，颜延之的骈文也继承了这样的艺术风格。如《天马状》：“降灵骥子，九方是选。白蟻朱文，绿蛇紫燕。”其中的“白蚁”、“朱文”、“绿蛇”、“紫燕”用词就非常华丽，且颜色十分鲜明。而《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把这一特点发挥到了极致，作品用词非常讲究，如，“俾我王风，始基嫔德”[1]（375），“钦若皇姑，允迪前徽，孝达宁親，敬行宗祀”[1]（376），用词可谓高贵华丽。《南史·后妃列传》对此曾评价，文帝袁皇后“元嘉十七年疾笃……上甚悼痛之，诏前永嘉太守颜延之为哀策，文甚丽”[5]（320）。确实如评价所言“文甚丽”，如“龙輁”、“容翟”就展现了丧礼场面的隆重，而“释位公宫，登曜紫闱”，“壶政穆宣，房乐韶理”[1]（376）中，“紫闱”“穆宣”则尽显皇后身份之高贵。颜延之的文风之所以如此讲求辞藻，是与其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的，他身处高层庙堂，所见之物都很华丽，所以其必然创作出具有华丽文风的作品。
　　（二）工于炼字，偶俪精密
　　颜延之除了通过色彩渲染其辞藻外，还讲究炼字。他的骈文十分注重字的锤炼，赋予整个句子以活跃的生命。晋代大文学家陆机的骈文中叠字对随处可见，而颜延之骈文中的叠字对却屈指可数。在延之所有骈文中，就只有两处运用了叠字对，即“嗷嗷储嗣，哀哀列辟”（《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和“翳翳穷垒，嗷嗷群悲”（《阳给事诔》）。少用叠字对就意味着选择不同的单字组成词语去修饰内容，无形中增加了用词方面的难度。
　　如果说颜延之通过炼字让骈文更加绚丽的话，那句法上普遍使用对偶手法则使其作品更加朗朗上口。《赤槿颂

》云：“日御北至，夏德南宣。”《天马状》云：“白蟻朱文，绿蛇紫燕。”《请立浑天仪表》云：“张衡创物，蔡邕造论。”除此之外，他的《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共103句，对句就占了52句；《阳给事诔》共151句，对句有60句；《陶征士诔》共195句，对句有108句；《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共142句，对句却占了120句。由此看来，颜延之创作“非对偶不成句”。难怪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云：“颜谢诗文，舍奇用偶，鬼斧默运，奇情毕呈。”[6]（165）
　　（三）喜用典故，用事繁密
　　颜延之的骈文除了注重辞藻，讲求炼字对偶外，还喜用典故，这是他的骈文另一大特色。从现存文献来看，喜用典故是从魏晋开始的。到刘宋时期，文章中追求用典之风有增无减，至宋孝武帝、明帝时，发展到“文章殆同书钞”。自宋之后，一直到梁陈，此风一直不衰。用典虽然不始于颜延之，然而作品大量使用典故几乎做到“非用事不成言”的程度的，则始于颜延之。如《武帝谥议》：“故能洒扫中岳 ，致庙九山，神道会昌，宝命既集，损之而益，后身愈先。既而仪形帝载，揖让天历，改玉乎文祖，班瑞于神宗。贯革寝机，文武搢笏。故宸居两楹，坐一八表，国训成均之学，家沾抚辜之仁。”[1]（361）这段话仅有7句，就使用了22个典故：“洒扫”出自《论语》，“中岳”出自《史记》，“九山”出自《尚书》，“神道”出自《周易》，“会昌”出自晋左思《蜀都赋》，“宝命”出自《尚书》，“命既集”出自《诗经》，“损之”语出《老子》，“后身愈先”亦化用《老子》而来，“仪形”出自《汉书·王莽传》，“帝载”出自《尚书》，“揖让”出自《韩非子》，“天历”出自《论语》，“改玉”出自《左传》，“文祖”出自《尚书》，“班瑞”、“神宗”出自《尚书》，“贯革”出自《礼记》，“搢笏”出自《春秋谷梁传》，“宸居”出自《论语》，“两楹”出自《礼记》，“八表”出自魏明帝《苦寒行》。颜延之骈文用典方式十分灵活，足以彰显其深厚的文学素养。如《陶征士诔》：“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1]（373）颜延之谈及的是田生、毛子两人之旧事，这里使用明典，让人一目了然。当然，颜延之也善用暗典，如《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兰殿长阴，椒涂弛卫，呜呼哀哉！”[1]（376）就用了《汉武故事》中“帝王七月七日旦生于兰殿”和《汉书旧仪》中“皇后称椒房，椒塗室，亦取温暖除二气”[7]（1052）两个旧典。另外，在《陶征士诔》中，还用了翻典，如“仁焉而终，智焉而斃。黔娄既没，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尘往世”[1]（374），由于作者在行文中略加变化，转用翻笔，使得文意跌宕有致。
　　从以上的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颜延之骈文述事用典是非常工整严密的，但是也有矫揉造作之弊，尤其在引经据典时，往往疏于鎔裁而伤真美。清代的黄子野在《野鸿诗话》对他就评价到：“光禄每多盛服矜莊之作，填缀不泛滞响。”[8]（863）
　　四、对颜延之骈文的评价
　　颜延之的骈文创作，不仅承袭了魏晋“词采华茂”、“俳偶愈工”等传统，更开启了南朝文学的新里程。首先体现在他的训诫类文章《庭诰》上，通体骈丽，文风整饬，在骈文刚刚形成时期实属难能可贵。特别是在提到关于怎样建立家庭人伦关系时云：“欲求子孝必先慈，将责弟悌务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1]（353）可见其文章骈化之深。其次是延之的“文笔说”。这种学说进一步扩大了骈文创作的范围，他将文章区分为“文”“笔”两体。“文体”即抒情性文章，“笔体”即应用性文章。颜延之认为，“文体”要讲究文采，“笔体”也要讲究文采，这对骈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齐梁骈文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文选》中择取南朝两家的三篇作品，其中颜延之一人就独占两篇，可见作为骈文大家，他在六朝时期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到了隋代，苏绰等人虽然提出文学复古主张，最终也敌不过当时唯美风潮，颜延之的文风对当时仍有着一定的影响。后唐以下，诗文革新兴起，颜谢并称地位逐渐由陶谢代替，然而，人们对颜延之的诗文也并未全盘否定，卢照邻就称颜延之“精博爽丽”。到了晚唐五代，唯美主义狂飙，当时温庭筠的诗作多华艳绮丽，主要是深受谢超宗的影响，而超宗华艳则深受颜延之影响。另外，清代的骈文大家，如陈维崧、曾澳、董佑诚等人的创作也无不深受延之等人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颜延之

的骈文成就在一定时期对后世骈文创作的影响是深远的。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由于颜延之身处的时代，骈文发展还不够成熟，其骈文在语言上不够平易流畅，风格也偏于繁缛典重，喜雕琢亦善雕琢，易使语词典质化，气脉滞塞。对于这一点，方伯海就曾评价说：“颜光禄文，思沉意刻，在宋、齐间应推巨手，但造作过而质伤，添饰胜而气滞。”[9]
　　总的来说，颜延之的骈文虽然艰涩难读，但其骈文创作的成就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应过分抬高颜延之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但应给予适当的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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