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医药影视剧中的中西医文化冲突聚焦
近年来，中医药影视剧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成为展现中医药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中西医之间的纠葛成为近代以来中医药文化不可回避的内容。在众多的中医药影视剧中，展现中西医文化冲突的影视剧主要有3部，《刮痧》、《黄连厚朴》、《神医喜来乐》。
《刮痧》这一片名就是以中医上的刮痧法命名的，也以中医刮痧疗法产生的误会为主线，该影片主角许大同移居美国8年,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在年终行业颁奖大会上获得电玩游戏制作大奖。他激动地说,我爱美国,我的美国梦终于实现了。但随后降临的意外却使许大同如梦初醒,他五岁的儿子丹尼斯因闹肚子发烧,来美国探亲的爷爷因为不懂药品上的英文说明,便以中国民间传统的刮痧疗法为孙子治病,而这就成了许大同虐待儿童的证据。努力多年以为已经实现了的美国梦被这一场从天而降的官司彻底粉碎，也给他们全家带来了噩梦般的经历。
导演郑晓龙所言:“在设计影片的初期,我们就有一个想法,要表现探讨文化的沟通与交流。……”[1]
对于包括许大同父亲在内的中国人来说，刮痧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常用的自然疗法之一，它是以中医皮部理论为基础，用器具（牛角、玉石、火罐）等在皮肤相关部位刮拭，以达到疏通经络、活血化瘀之目的。
影片《刮痧》中的美国人很难理解中国刮痧的原理，历史上，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医的看法带有着鲜明的猎奇与偏见的色彩，也能让人感觉到强烈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WWW.11665.COM正如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里所说的：东方主义“不是表达了对一个与自己显然不同的(或新异的、替代性的)世界进行理解——在某些情况下是控制、操纵甚至吞并——的愿望或意图”[2]。它“与帝国主义强力有着特殊的历史关联”。[3]
考察一下中医被西方解读的历史，中医在16世纪开始为西方所了解，，中国近代，随着西方人大批进入中国，中医在西方人眼中成为异于西医的独特现象。黑格尔所说的“医药也为中国人所研究，但是仅仅是纯粹经验，而且对于治病用药，有极大的迷信。” [4]成为西方人看中医的基本论调。
在西方人眼中，中药更加是不可思议。玻璃碎屑、人的分泌物、石棉、蛾、牡蛎壳都入药，他们感到匪夷所思，并将之作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为中国落后和愚昧的标志。经常用来退烧的梨子，在传教士麦高温的笔下也变成了“异物”，“除外观相同外．这种梨与我们家乡的梨有很大差别。它们几乎毫无味道，硬得几乎要用斧子来砍。亲眼目睹一个满脸通红、眼里布满血丝的病人有气无力地努力咬着这坚如岩石的梨以期解渴退烧的情景，实在令人可怜。”[5],中药都“来自植物王国．绝大多数是没有什么效验的草药。”[6]我们便不难看出西方人对中药的态度。
反之，考察西医在中国的传播，我们会有迥异的发现。西方的医药知识至少在明代已开始输入中国，1820年，马礼逊与李文斯敦在澳门创设赠医所，是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设立西式医疗机构。此后在中国，西医逐渐获得了中国民众的信任。随着来华传教士医师的增多，以及西式医院在中国各口岸的陆续建立，一种新的医疗体系在中国得以确立。随后，“中医”、“西医”的概念出现，而至一般民众对“中医”和“西医”两种认同大体接受，二元的中西医学体系就可以说形成，中西医之间的竞争由是开始。[7]1900年前后，思想界已出现否定五行说的思潮。到民国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药学被当作旧传统、旧文化一并否定。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如陈独秀、胡适、鲁迅、梁启超等都有这方面的言论。严复认为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 陈独秀说:“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梁漱溟认为，中医只是“手艺”,“没有客观的凭准”。鲁 迅在《呐喊•自序》中对中医中药的讽刺更是深刻：“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8]
中国人对西医的追捧和对中医的态度，导致了中国百年历史中，关于中医存废问题的几次大规模的争论：
第一次论争：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当时的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并于随后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该《法令》前后颁布两次(1912年11月和1913年1月)，都没有把“中医药”列为教育学科，而是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法令》的颁布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中医界纷纷表示抗议。对此，北洋政府认为中西医“致难兼采”，只能“先其所急”，而“专取西法”是“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依然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但为了抚慰中医界的情绪，又称“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
第二次：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1925年，中国教育界决定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中。此事报请教育部批准时，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界上书教育部，坚决抵制。教育部以此为借口，断然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要求。因此，中西医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加深，从而引发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中医存废之争。
第三次论争：中医科学化之争。建国初期，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又一次拉开中西医论争的帷幕。支持中医的认为，“中医学的存在价值根本用不着西医来证明”，而反对者则认为中医不能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检验，是“伪科学”。在民间，双方的争论一直存在。2006年，中南大学的张功耀教授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以及在网络上发动“取消中医”的签名，卫生部发言人表示明确反对，新一轮的中医存废争论又掀起波澜。[9]
中医近代在中国的命运其实反映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德先生和赛先生传入中国社会后，中国人在西方科学化立场下对自身文化系统的一次“讨伐”。中国人置身自己的文化氛围内尚且成为西方文化的代言人，那么在极少接触中国文化的美国社会，对以“刮痧”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误读甚至曲解自然不足为奇。
《刮痧》以中医刮痧疗法产生的误会为主线，由此展开了电影中关乎中西医乃至中西文化的冲突，剧中高潮出现在庭审前的听证会上,这场听证会的双方分别是中西文化的代表，论辩双方辩论的焦点是:刮痧是虐待儿童还是中医疗法， 在列举双方论据时所用的都是中西文化误读的例子。刮痧这一中医诊疗手段在异国国度所遭遇的误解只是一个表现，影片中逐渐展开中西医误读后所主导的中西文化中西医所在价值体系的叙述。
第一个例子：关于许大同打孩子。在听证会上,大同的老板作为证人说出了大同打儿子的事实,令大同非常失望和愤怒,甚至断绝了与老板的朋友和工作上的关系。
第二个例子：关于《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david说许大同是一个沉醉于暴力文化的人。许大同辩解说孙悟空是一个善良的具有正义感的英雄人物，他代表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
关于第一个例子，许大同打孩子是给老板面子，借用孙隆基先生的解释：“中国人的人格组成中既然具有很重要的他人成分，因此就产生了在别人面前“做人”的观念……“做人”是为了别人才去 “做”一个人为的角色，即使最后是为了自己也必须先为别人。无论哪一种情形，都含示意个人将观众对自己的看法看得比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更为重要。“面子”与“门面”，顾名思义，是指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内里的东西，因此完全是摆给别人看的……中国人特有的人情味就是不待别人开口，而是从“鉴貌辨色”去觉察对方的需要，下级对长官也是“看面色”办事，对“有头有脸”字号的任务就更需要给他“面子”。一般来说，中国人的“做人”表示自己“有心”的方式就是给对方面子。……”（10）许大同当着老板的面打孩子体现了中国传统家庭观的相关方面。“养不教，父之过”，中国儿童教育以严格为主，有时需打骂管教，民间有“棒下出孝子”的说法。正如电影中许父说: “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成材。”
关于第二个例子：孙悟空是我国四大古典名著《西游记》中所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他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一直是正义的化身。敢于斗争、藐视一切封建权威的叛逆精神、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知恩图报，具有超凡的智慧、卓越的才能、洞察一切的眼力和清醒的头脑。但如果脱离中国文化背景和孙悟空的个人成长背景来分析孙悟空的形象，则会发现，孙悟空行为冲动，常常具有不顾后果的毁灭性，其价值观往往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相悖，藐视常规伦理秩序，不遵守礼法等等。作者在塑造孙悟空形象时恰恰对其特点是褒扬的，也正是因为其特点才构成了这一人物形象的光彩。不了解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不了解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法，不了解作品中所影射的中国社会现实，就无法了解孙悟空这一形象所承载的文化意义。而这恰恰是律师david不愿了解并故意误解之处。
在《黄连厚朴》中，关于光绪帝和大伟公司总裁之死的两个医案，我们能够发现中西医截然不同的诊治思维。光绪帝之死，龚老爷子称之为“肾虚得厉害”，“胃塞虚膨”、“胃气将尽”，分析其原因，为“先天肾水不足，后天脾胃失调。已经是病入膏肓了”；西医的说法是肾小球肾炎。大伟公司总裁之死，龚老爷子诊断为“心病患者，他当死在与肾相对应的壬癸日，时辰在丑时，就是夜里的一点到三点”，望诊为“行为夸张，风风火火，实为心气盛而神有余。脸色虽赤，然上额的发髻间发黑，下至鼻梁一直延伸到左右两颧”，早期的诊治策略为“细心调养，稍安勿躁再加上黄连泻心汤和厚朴猛攻，是可以见效的”，然而因为治疗的时候已经太晚，故而“人在心死”，医生“无力回天”；西医诊断其死因为“心肌梗塞”。
在《神医喜来乐》中也出现了中西医冲突并和解的例子， 德国医生史密斯本来对中医不屑一顾，看到喜来乐奇奇怪怪但又是颇有奇效的治病法儿，目瞪口呆。而喜来乐瞅见史密斯拿着刀剪锯钳给人开膛破肚时也是瞠目结舌，这一中一西两个郎中争着吵着竟成了朋友，到后来喜来乐陷入绝境时，史密斯还搭救了他一命……喜来乐师徒应史密斯之邀，来到英国医生开的诊所，史密斯向他们讲述了人体的骨骼、内脏等医学常识，使喜郎中对自己从事的医疗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认识。他与史密斯认真切磋中医疗法，史密斯对中医的博大精神大为赞赏，高兴之余，将一套动手术的医疗器械赠送给喜来乐。
中医是宏观医学，重整体，中医一直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脏与脏、脏与腑、腑与腑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在功能上相互协调为用，共同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病理上是相互影响的。它们以经络为联系通道，相互传递各种信息，在气、血、津液环周于全身的情况下，形成一个协调和统一的整体。同时中医也认识到人体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密切关系，人类在适应自然、社会环境中，维持着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
西医是微观医学，重微观，西医的指导思想是还原方法，以实验科学为基础，诊治疾病注重局部病变的定位定性，其研究趋势就是形态、生理、生化、病理等，从细胞到分子、基因，研究越来越细，擅于注重微观分析，针对性较强。
桑德拉•哈丁指出，后殖民主义研究使人关注到，假如人类相信有一种并且是唯一一种普遍有效的科学技术传统，那将是一个悲剧。文化相对主义者们认为，每一种文化都会产生自己的价值体系，人们的信仰和行为准则都来自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信仰、风俗等等都只能从它本身所从属的价值体系来评判，不可能有一个一切社会都承认的，绝对的价值标准。
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经历了采集狩猎、游牧、畜牧、农耕、工业化、后工业化等阶段。西方社会几乎是直接从游牧文化进入到工业文化， 西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却成长于农耕社会，在农耕社会里，人们每天都要与自然打交道，对自然界的土壤、水文、气候等各种因素非常关注。中医从一开始走的是功能、关系的路子。注重辩证、注重动态、注重功能、注重察同，讲先验、讲类比、讲意向、讲思辨。西医源于本体论的理性主义，强调概念，注重逻辑，注重实体、注重逻辑、注重分析、注重归纳、注重察异。讲机械、讲分割、讲还原，可认识性、可操作性、可重复性。
对待中医在现代的发展，我们要避免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立场，把中医放在中国古代庞大的文明体系中来理解。昆兰“以身试痧”这一情节很感人,在经历一次次失败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刮痧中医,了解刮痧的医学原理,亲身试验,用这种方式去体验异族文化。他知道刮痧的魅力后,当即跑到女负责人的家中,要求解除对许大同的监控。他的惟一证据,便是背上的刮痧。这个结尾的寓意是深刻的，当西方中心主义者愿意放弃原有立场从中国的文化背景出发，他们将会逐渐理解包括中国医学在内的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的行为方式，进而产生认同。在《黄连厚朴》中，两个医案的中西医诊断结果都是殊途同归，光绪帝无论中西医诊治都是主要因肾病致命，大伟公司的总裁也最终死于中西医都认可的心病之上。在《神医喜来乐》中，中国的草根医生和德国医生最终成为了好朋友并互相帮助。
所有这些结局，都让我们看到了中西医“和而不同”的希望。中西医的关系处理，可以借用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原则。一、中西医在价值体系不同，但在现代人类社会，都为谋求人类健康而存在，要更好的探讨二者在不同社会、不同疾病治疗体系中如何共处，更好发挥积极的作用。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即万物达到“和”。中西医体系应为开放的体系，在“并行”之中达到新的和谐。三、“和”的主要内容为“适度”，“不过”也不会“不及”，恰到好处。中医在发展中对西医的反观与借鉴，要遵循中医自身的原则与规范，在适度的前提下进行，方才能真正达到适度。
借用中医丁国瑞中肯的说法：“中医当采西医的长处，以补中医之不足”，“西医也当平心静气的，自行其道”。(11)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