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医的传入，和“非典”、禽流感等急性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对于中医热病 理论 的 发展 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祝味菊和姜春华二位医家， 学习 西医之长，为我所用，以此推动中医热病理论的发展。他们看到温病学在认识疾病 规律 的情况下，存在 治疗 疾病，扭转病势的 方法 上的欠缺，分别从扶正祛邪两方面，提出“本体疗法和截断扭转”两种观点，提高了中医治疗热病的疗效，指出了今后 研究 的方向。
【关键词】 祝味菊 姜春华 热病 贡献
因抗击“非典”和禽流感，而重新受到关注的中医外感热病，本来是中医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内经》、《伤寒论》，到叶天士《温热论》，可谓达到了顶峰。然而，近代以来，西医传入 中国 ，中医受到排挤。抗生素的发明和改进，又使中医热病的地位降至杂病之下。但是，另一方面，一部分急性传染病仍然严重威胁人类健康，西医尚无良法。中医热病，是选择故步自封，不思进取，自行消亡，还是迎着西医的挑战，发奋图强，努力发展，以适应 时代 的需求呢？上个世纪上海地区的祝味菊、姜春华二位医家，“一贯地站在时代前面”（章次公语），为发展中医热病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认识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当前救治急性传染病可以有所启发。
热病理论发展的动因
热病理论发展的动因首先在于其自身的不足。WWW.11665.Com温病学说虽然已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尤其叶天士关于“温邪化热最速”、“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等著名论断，反映出对于急性传染病发病的迅速、剧烈的程度及严重的预后，温病派的认识确实超过《伤寒论》，而且卫气营血辨证也在治法方面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伤寒六经辨证，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满足防病治病的需求，疗效未能令人满意。祝味菊姜春华二位医家对此都有着深切感受。
姜春华引陆九芝《世补斋医书·十二卷·续苏谈防其说》，尖锐批评苏派医生在治疗温病时“按日开方所防皆险，……其明日必至之状，皆其昨日所防及……病家不咎其手法之疏，转赞其眼力之高。”病家和医家都以为：“此病本有是天然之节奏者”，“而不知病本可以不若是也。”［1］
祝味菊的感受与此类似。1927年祝氏从四川来上海，侍诊于某温病名家之门，“凡三月，深佩其机巧莫测，料变若神，然病者往往由轻而重，而死，医者逐步料到，而终不能挽其死，由辛凉解表，甘淡驱湿，而至透热转气，清营散血，由宣化湿浊，滋阴清热，而至涤痰开窍，平肝熄风，医者逐步做到，而终不能弭变。”［2］
温病派医家虽能“熟悉疾病之趋势，而不能改变其趋势”，这说明医家们在医疗实践中已经充分认识了疾病的演变过程及其发展规律。但是他们所掌握的那一整套治疗方法，还未能控制疾病的进展。由此祝味菊、姜春华产生了改进治疗方法的迫切愿望。
热病理论的发展也有外部的原因。当时，西医学术的传入中国，“激动了整个中医界，使一般自命不凡的中医，大大地动荡起来，从此开始了新旧医学的斗争，也产生了‘容新’和‘排新’的两个阵营。”章次公在1950年作了这样的描述：“ ‘中医 科学 化’的口号，已渐渐为国内一般中医的一致要求。从五四运动，到解放前夕，这种思想象洪水一般的达于最高潮。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不少前进的积极分子，像吴涵秋、叶劲秋、姜春华、叶橘泉、洪贯之（包括祝味菊）等都是一贯地站在时代前面，和旧势力猛烈搏斗。他们有坚韧不拔的宗旨，客观唯物的头脑，他们对于新中医的建设，有很大的努力，这几位杰出的斗士，无可否认是时代怒潮里所孕育出来的。”［2］
如肠伤寒是当时对人类威胁最严重的病种之一，外感热病理论作为当时中医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当其冲地受到西医的冲击。细菌致病说对六淫致病说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在理论上如何应对细菌致病说的挑战，从而推动热病理论的发展，实践上如何提高治疗肠伤寒病等急性传染病的疗效，成为摆在祝味菊、姜春华等面前的课题，也就成为他们推动外感热病理论发展的动因。
祝味菊提出“本体疗法”
处在上世纪初的祝味菊，是“容新”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取人之长，补吾之短”。当他懂得了肠伤寒病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就将细菌致病说融入中医，改造热病的病因学。他认为细菌等微生物是有机之邪为主因，而六淫外感是无机之邪为诱因。人体的寒热表现，并不是因为邪有寒热之分，而是人体对病菌反应的强弱不同。所以，用感受寒邪还是热邪来区分伤寒还是温病已无必要。他说：“寒温之辨，聚讼数百年矣，其主要之区别，在证候不在原因。”［2］温病就是伤寒中证候偏于热者。这样，伤寒与温病就在微观层面合二为一了。既然如此，温病家将肠伤寒病当作温病看待，认为是由温邪引起，只能用寒凉药治疗，不能用温药，重视津液，轻视阳气等一系列传统观点，就被祝味菊扬弃了。
细菌致病说融入中医后，祝味菊认为中医药并无抗菌特效，本体疗法才是中医的特长。人体对于外来的损害，具有“ 自然 疗能”。中医治疗的原则，包括除去损害（攘外），和保卫本体（安内）两方面。直接灭邪、间接驱毒，所谓祛邪疗法，它的目标针对“病”。所谓本体疗法，包括增加体力，排除障碍，调节偏胜，解除痛苦，它的目标针对“人”，协助人发挥自然疗能。本体疗法，是祝味菊学术的核心。中西医治病途径不同，西医所治不好的疾病，中医可能治好。
发热是外感热病的主要症状。祝味菊了解到发热是人体抗病的反应，他的“本体疗法”要求发挥发热的抗病作用，在治疗上，祝味菊并不以消除发热为主要目的，反而要维持有助于疗病的“善温”。所以常用辛温解表，不主张辛凉解表以及早用清法、攻下（其实温病派也认为早用清法会致凉遏冰伏）。当然，体温过高，也会消耗人体体能，对有害于人体的“亢温”，要予以清除。他用清法，不是用来祛邪，也不是消除发热，目的是为人体的自疗机能创造一个有益的体温环境。
人体疾病，主要体现为邪正相争；治疗疾病，基本原则是扶正祛邪。祝氏认为，这里的“正”，首先指阳气，而不是温病派所说的津液。祝氏认为，阳气体现了人体的抗病力。这种抗病力包括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代偿功能以及自疗作用。这里的“邪”指致病的细菌，而不是温病派所说的温邪，所以他不拘泥于用清法，反而敢于用温药。人体在患肠伤寒病时，为了与疾病抗争，往往消耗大量能量，神经和心力因之会衰弱，祝味菊常用附桂等温药强心、补充能量。他说：“伤寒极期，强心较重于增液，以增液之可缓，而心阳之不容或衰。”［2］“气为动力，血为原料，承平之时，营卫气血，往来有序，动静有则，及其病也，气血纷乱，集聚于抗邪有机之脏器，以进行其自疗工作。”［2］病理之表现含自疗作用，气血之偏聚有自疗之功能。当病理表现，气血偏聚出现时，医生不应该立即用对症疗法加以纠正。反之，为了发挥这种治疗作用，反而要求制造这种具有自疗作用的“气血偏聚”，这就是祝味菊发明的“诱导疗法”。例如，肠伤寒的病灶在肠道，用麻黄、桂枝引导气血向表，以减轻肠道的气血壅阻，炎症反应。此时出现便秘，是气血偏聚造成，祝味菊认为无须治疗。当然，要将这种“病理表现”控制在恰当的范围之内，否则会造成不良的后果。
以卫气营血辨证的标准来衡量祝味菊的治法，确实发生了很多偏离。但是，根据以上论点，祝味菊创造了以反映人体抗病力量为主的伤寒五段论的辨证论治方法用来治疗肠伤寒病，在当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陆渊雷曾评价祝味菊：“君善疗伤寒，尝起危证为群医束手者数人，至今谈者虎虎有生气。”［］可以说，祝味菊对外感热病理论的发展在实践中是得到证实的。
姜春华提出“截断扭转”
1978年，姜春华深感温病疗效欠佳，又被当时西医的进步所刺激。他说：“ 现代 的肠伤寒相当于中医的湿温伤寒，过去治湿温伤寒，西医用待期疗法，中医也相当于待期疗法，两方面无甚高低。可是近年来西医用氯霉素治疗，效果很好，截断了病势，加速了恢复，也不出现邪入营血等症状。”“难道说西医可以用截断、扭转的办法，我们中医就不能用吗?”“中医药能不能治急性传染病?它的疗效高不高、是不是不及抗菌素?我说肯定能治，而且疗效有的不亚于抗菌素，中医对调整机体功能，增强抗病能力等方面结合辨证还有它的更多优点。另外，也不能否定中药的抗菌作用，拙作《大黄的作用》（见《新医药学杂志》1977年2 期37页）指出大黄对肠伤寒有特效。”“解放前，上海有一位姓聂的医生用《外台秘要》方大黄、黄柏、黄连、苦参等苦寒药制成药丸，治疗肠伤寒，当时统计疗效达90%以上。那时，江西吉安还有一位萧俊逸，也用这类药物治疗肠伤寒，疗效也很好。”［1］
“近年来，由于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对急性传染病的疗效有了突破” ，“如治大叶性肺炎用鱼腥草、鸭跖草之类清热解毒，不用卫分气分之说，疗效很高，过去用银翘、桑菊、三仁等，效果亦差，有人不分卫气营血步骤，开始即用大黄、黄芩、黄连，疗效亦高。”对《温热论》所说“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姜春华说：“当病之开始用药得力，即可阻遏病势，或击溃之，不必等‘到气才可清气’。”［1］
可见姜春华的主要观点是借鉴西医思路，寻找特效中药，当病之开始就用，超越卫气营血的步骤。同时，他也认为：“中医对调整机体功能，增强抗病能力等方面结合辨证还有它的更多优点。”［1］其文章一出，引起极大反响。赞成者称其推动了热病 理论 的 发展 ，而反对者则认为其不符合辨证论治，丢掉了中医特色。
讨 论
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是中医的宝贵财富，值得继承发扬，但不能认为就完美无缺了，不应该故步自封，还应该发展进步。尤其是面对西医的冲击时，更要自强不息。如果说温病学是对伤寒论的发展，那么它自身也应该被后人所发展。而要发展，就要看到其不足之处。正因为祝味菊、姜春华看到了温病派的不足，才有可能改进其治法。
由于 历史 的局限，作为早期的中西医汇通派代表，祝味菊没有认识到中药的抗菌作用。因此他不主张用清热药针对疾病 治疗 ，而主张用协助 自然 疗能的本体疗法，就是姜春华说的“待期疗法”。他发明诱导疗法，发挥阳气的调节功能，代偿功能，自疗作用，也就是姜春华说的“调整机体功能，增强抗病能力”。由于将中医“扶正以祛邪”的观点，充分进行发挥，所以与西医相比更具有优势。
祝味菊的待期疗法与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相比，也要积极得多。他说：“伤寒患者，本非有余，因于药误，既伤于病，又伤于药，虽得待期而自愈，然正气已戕，形神俱惫，故衰弱不能自复也。苟其人本来已甚衰弱，又复斫伤过度，则不病而卒死矣。吾人常见伤寒病后，元气薄弱，又为客邪所乘，遂致不治者，人咸以为死于客病，不知死于元气之斫伤也。”［2］可见他的待期疗法不是消极等待，而要积极关注并扶持正气。正气盈亏关系到疾病的痊愈和病人的生死，所以他果断地用附子扶助人的元气。
反观叶天士《温热论》所说：“且吾吴湿邪害人最多，如面色白者，须要顾其阳气，湿胜则阳微也。如法应清凉，用到十分之六七，即不可过凉，(恐成功反弃，何以故耶?)盖恐湿热一去，阳亦衰微也。面色苍者，须要顾其津液，清凉到十分之六七，往往热减身寒者，不可便云虚寒而投补剂，恐炉烟虽熄，灰中有火也。须细察精详，方少少与之，慎不可漫然而进也。” 又说：“战汗而解，邪退正虚，阳从汗泄，故渐肤冷，未必即成脱症。此时宜安舒静卧，以养阳气来复。旁人切勿惊惶，频频呼唤，扰其元气。但诊其脉若虚软和缓，虽倦卧不语，汗出肤冷，却非脱症；若脉急疾，躁扰不卧，肤冷汗出，便为气脱之症矣。”
可见，叶天士也认识到，温病并非只会伤阴，也可伤阳。虽然叶天士已经指出清凉药只能“用到十分之六七”，“恐湿热一去，阳亦衰微”，“阳从汗泄”，以及“安舒静卧，以养阳气”。但是，叶氏的待期疗法似以等待为事，并无积极作为，即便面临有“气脱之症”的危险，也没有采取措施。显然，仅仅这样来防止阳衰，不是太过被动了吗？不主动地防治阳衰，病情不见好转怎么办？其原因在于他认为“通阳最难”，“不可便云虚寒而投补剂，恐炉烟虽熄，灰中有火也。” 仍是受“温邪不可用温药”之束搏。
姜春华虽然力主早用清热攻下，但十分赞同祝氏之见，认为祝味菊用附子治疗温病高热伤阴，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是突破。他说：“清代及近人多用养阴滋阴。据 目前 研究 ，养阴药能增强人体抗体作用，则养阴药有利于人体，无害于热病，但缓不济急耳，祝味菊先生用附子于舌弊唇焦之温病，亦是突破现象，透视本质之见。以温治温不悖于辨证论治，可与知者道，不足于与不知者言。当时章次公先生用六神丸作强心药，以免附子之惊世骇俗受谤，用心亦苦。个人意见养阴用于一般过程，温阳用于心力衰竭之际还是可以的。”［3］朱良春说：“祝味菊先生以善用附子称誉于上海，时人称为‘祝附子’。虽高热神昏，唇焦色蔽，息促脉数，仍力主用附子，就是抓住了热病耗伤心力这个要害，使许多重笃病人转危为安。……但是，祝章两先生这样的经验和见解，却是空谷足音，庸浅者且毁谤之。”［4］
温邪致病，高热神昏，不能用温药，这个禁忌，到底有没有意义，能不能突破?祝味菊的突破，是一种发展，还是倒退？姜春华、朱良春已经给予回答。
或许目前不会有人再象祝味菊那样去治疗温病，但祝味菊的研究创造了这样的记录：单纯用扶正，单纯用温药的待期疗法，其疗效能达到什么程度。
祝氏伤寒五段论的辨证论治 方法 ，用药温热，但其疗效在某些方面确实超过卫气营血辨证。祝氏从伤寒派立场出发，与温病派的争鸣，其观点有不少可取之处。如发热有助于疗病，救阳重于救阴，昏愦的病机有热甚与阳虚的区别，在微观层面统一伤寒与温病，反对伏气之说等，这些观点是对热病理论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与祝味菊相反，姜春华用的不是待期疗法，而是主动出击的对因治疗法。姜春华对中药抗菌作用的认识，是在 总结 一些中医单位运用大剂清热解毒攻下药物，从而提高了疗效的基础上形成的。实践证明，对于某些疾病，用上述治法，而“不分卫气营血步骤”，疗效更好。有人认为其不符合辨证论治，丢了中医特色。但有学者指出，其实，截断扭转的思想在张仲景、张子和、吴又可等人的论述中已经存在，用特效药物及专方治病，古已有之。中医古代就有辨病和辨证两种治法。通过中西医结合，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充分认识疾病 规律 ，对中药的药理研究的深入，已经对某些疾病摸索出一些比用卫气营血辨证更有效的截断扭转的治法。正因为姜春华的观点是对当时医疗实践的总结，所以受到广泛的认可。
叶天士说：“辨卫气营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说明卫气营血辨证，对伤寒六经辨证既有突破，又有继承。原有辨证论治体系被突破，是新的体系形成的开始。比如刘完素的火热论“不仅对后世治疗温病以很大的启发，同时也突破了魏晋之后墨守仲景成规的保守风气”［5］（任应秋语），他对伤寒六经辨证的突破，是温病学形成的开始。姜春华截断扭转论，看似突破了卫气营血辨证，丢了中医特色，其实是为将来形成新的辨证论治体系创造条件。
同样属中西医汇通派，对于肠伤寒等热病，祝味菊反对早用清法、攻下，而姜春华则力主早用清法、攻下。从表面上看，彼此是对立的。祝味菊当时未认识到中药的抗菌作用，故主张用本体疗法即待期疗法，认为用清热攻下徒然伤人正气。而且肠伤寒病由于病灶在肠道，用攻下法易导致肠出血。其实质是扶正疗法。姜春华则是总结了当时一些医家运用清法攻下治疗肠伤寒的实践经验，和中医药 理学 的研究成果，主张截断扭转，即对因治疗，其实质是祛邪疗法。他们的研究，体现了在掌握西医知识的条件下，中医确实可以从“扶正祛邪”和“祛邪扶正”两个方面去发展自身的治法。对姜春华而言，经过了祝味菊之后近半个世纪，他对中医热病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包括“抗菌”和“调整机体功能，增强抗病能力”两方面，辨病论治和辨证论治两方面，扶正和祛邪两方面。所以尽管他力主早用清法攻下，但对祝味菊“以温治温”赞赏有加。所不同的是，姜春华赞同“以温治温”，主要在于“心力衰竭之际”，而不是温病其他过程。
对于肠伤寒，祝味菊认为早期肠道病灶尚未形成时还可以攻下，病灶形成后攻下就会出血。尽管姜春华认为“大黄对肠伤寒有特效”，但祝氏这种选择攻下时机的看法，值得在 应用 截断扭转时借鉴。
结 语
目前看来，没有人会主张单用截断扭转的治法，或单用本体疗法，去取代卫气营血辨证，来治疗所有的外感热病。祝姜二人的功绩在于扩展思路，丰富治法，指明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向作进一步的研究。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对于像“非典”这些人类暂 时尚 未认识的疾病，现在有了比卫气营血辨证更多的治法，就是还可以一方面积极寻找有效药物，一方面用本体疗法，最好将这三方面综合起来。当然，也要注意这三种治法有互相抵触之处，对此也要探索对策。如果能这样，中医热病理论就能更上一层楼。
【 参考 文献 】
1 姜春华.姜春华论医集［m］.福州：福建 科学 技术出版社，1985.598，600，597.
2 祝味菊.伤寒质难［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42，16，4，55，119，11，201.
3 姜春华.历代中医专家评述［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193.
4 朱步先.朱良春用药经验集［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7.
5 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