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单位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管理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给广大城市居民提供了相对丰富的物质和社会资源。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渐转型之际,单位制的地位和职能呈现明显的弱化趋势。与之相反,作为新兴的城市管理模式,社区制逐渐从社会组织与管理的配角变为主角。
　　关键词:单位制;社区制;社区管理
　　
　　单位制是社会转型前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制在资源配置、社会动员、满足人们的需求、实现社会的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单位制的功能及地位不断弱化,最终失去了它的历史舞台。
　　
　　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单位制管理模式的矛盾
　　
　　单位制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不容忽视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动因。
　　第一,单位制在中国社会能够存在并且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继承了传统家族制的很多特性,满足了中国社会多方面的需要。传统意义上,中国的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能够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建国后,“国家通过城市中的单位制度,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制度,摧毁了以家族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传统中国社会体系”[1],从而家族原有的社会功能丧失,然而这些功能并不是由社会来替代,而是被单位以另一种团体本位的形式所吸引。中国单位在存在之初就被赋予了全面管理单位成员的职能和全面负责单位成员生活的义务,因而单位制虽然不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但单位内部的角色扮演却类似于家庭组织,尤其在经济困难时期,单位不仅对职工的生老病死负责,而且为职工的子女和家属的前途着想。wWw.11665.Com对城市居民而言,单位外的社会化生活服务远没有单位内的福利生活来得实惠和富有人情味[2]。
　　第二,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资源总量不足,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一种赶超的发展战略,人们普遍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为了尽快赶上或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找到一种有效的资源动员方式,满足人们对赶超发展的需要,单位制恰好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单位制的建立,使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实现了整个社会生活高度的组织化,使全体人们不同程度地被动员起来,投入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之中。而且国家可以非常便利地通过各类单位组织,使国家相对贫乏的资源投入到关键领域。由此可见,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国家通过单位制来调控社会资源总量,成为在落后的状况下推动现代化建设的便利选择[3]。
　　第三,从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紧闭的国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百年的屈辱和战乱,新生的中国满目疮痍。传统的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整个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民众的力量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因此要结束混乱状态,恢复社会秩序,实现政治整合,首先需要将全社会组织起来,构筑有效的组织体系。但当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党只能采取根据地时期形成的成功经验——以中共党员为核心的“公家人”管理模式,尤其是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后,使供给制在全国得以推广,城市社会的控制直接在党支部统一安排下进行。
　　第四,中国人的人文关怀和文化性格是单位制形成的重要文化因素。“单位和家一样,也是一个功能多元化的事业组织或社群。”[4]对于单位人来说,单位是他的衣食父母,是生活福利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单位作为“小福利国家”向单位成员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福利保障,一个人一旦进入单位,单位就代表国家对其生老病死、吃喝拉撒负无限的义务,单位成员享有单位体制外成员所不能享有的各项优惠待遇,是实实在在的“国家人”。“以厂为家”、“以单位为家”是单位制功能多元化的生动写照。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从封闭粗放向开放集约发展,使得去单位制趋势日益明显,从而单位制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其地位和职能日益弱化。主要表现为:第一,单位制运行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改革以前,中国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确保把所有的职工都纳入单位制之中,改革开放以后,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公有制产权变得明晰化,使得国家用行政指令计划配置所有资源的局面一去不复返。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得体制外出现了自由流动的资源,面对市场,无论是什么等级的单位组织,都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市场经济最讲究效率,而单位制度显然不是一个有效率的制度,“中国单位成员的永久性工作保障使组织领导不能运用解雇作为手段来促进组织内资源的最优配置”[5]。第二,“单位人”概念的弱化。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中国对流通体制、劳动人事、社会保障、户籍等制度进行改革,城市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活动空间。在单位之间,职员的流动已屡见不鲜。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单位认识到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必须改变过去“单位办社会”的状况,强化其经济职能。另一方面,面对现实大多数人明白单位已“靠不住”,因此,单位人对单位的依赖程度减弱,从而下岗、转岗、再就业成为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随着人们对单位选择自主权的加大,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双向选择、个人对单位的多项选择成为现实,单位几乎不再有任何措施可以严格限制人员的流动。第三,单位功能的弱化。随着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社会公共义务剧增,一些单位在向市场经济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显得不适应或处于不利地位,而无力承担原有的社会职能,从而将原来承担的过于沉重的社会职能还给社会,大量事务开始回归社会,同时“越来越多的上级单位在市场经济面前,由于失却了集中管理,占有和分配经济、社会资源的权力,开始让下级单位‘断奶’”[6],下级单位不得不收缩原有的全能性功能,将专业与效率功能外的功能推向社会。同时市场经济打破了单位制时代社会福利大统一的格局,多元的社会福利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因而人们对单位的依赖程度减弱,单位制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其程度和职能在不断降低。
　　总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迁,改革的冲击和单位制固有的弊端,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的单位制逐渐解构,就当代中国社会整体转型变迁的进程而言,“单位社会的终结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7]
　　
　　二、社区制成为现代城市管理模式的必然性
　　
　　社区制之所以能够代替单位制成为现代城市的管理模式,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改革开放前,国家几乎取代了社会,在体制外几乎不存在任何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随着社会的转型,单位制逐步走向解体,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社区人,人们越来越多地要靠市场和社区,而不再完全靠单位来解决生活需求问题。另外,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使原有的企业单位确立了追求效益的基本职能,单位原有的过于沉重的社会职能只能逐渐向社会转移。
　　第二,由于国民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发展,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极大提高,现代化耐用消费品如潮水般涌入普通居民家庭,目前全国已达到总体性小康水平,这使得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人们不再满足于解决温饱,开始追求吃要讲营养、穿要高档、住要舒服、宽敞,居民对社区环境、社区服务有了更高的期待。

　　第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党的落脚点主要在单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扮演了无所不包的“全能者”角色,“党不仅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还直接从事行政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等工作,由此加大了党的政治成本、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社会矛盾的焦点都向党组织来诉求,无形中增添了党的风险。”[8]
　　第四,推进基层民主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代会都将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列为重要内容。党的十三大指出,基层民主生活的制度化,是维护全社会安定团结的基础;十四大明确要求在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中发挥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作用;十五大指出要健全民主选举制,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将政治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作为新时期的三大文明建设,社区制正是顺应推进基层民主进程需要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第五,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成为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长期以来,在政府包办一切,单位办小社会的体制下,“条块分割”管理资源浪费严重,管理效率低下,社会的分工专业化、集约化与有效合作难以进行,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因此面对日益庞大复杂的城市,基层政府迫切需要改革传统的、不合理的“条块分割”体制,建立新的条块分工体制与机制——社区制,使国家权威深入到基层,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城市现代化建设,提高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加速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参考文献:
　　[1]黄杰.单位制度与社区建设关系的再认识[j].社会纵横,2008,(5):70.
　　[2]晋源军.论单位制的社会功能对社区建设的负影响[j].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1):43.
　　[3]王伟,武中哲,成锡军.国内学术界关于单位制的研究综述[j].发展论坛,2001,(3):61.
　　[4]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61.
　　[5]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16):144.
　　[6]唐忠新.社区建设:中国城市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j].北京社会科学,1999,(1):82.
　　[7]田毅鹏,漆思“单位社会”的终结:东北老工业基地典型单位制背景下的社区建设[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66.
　　[8]何海兵.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从单位制、街区制到社区制[j].管理世界,2003,(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