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的困境与突破

　一、前言
　　“社会转型”有三种主要的含义：（1）社会体制在较短时间内急剧地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转型明显地表现为经济体制的转型。因此社会转型是社会体制的转变，是社会制度的创新。（2）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李培林在《社会结构转型理论研究》一文中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一是指经济结构与其他社会结构层面全面的结构性过渡式的转换；二是指在持续的结构性变动中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三是指它是由一组结构变化的参数来说明的一个数量关系的分析概念。”（3）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转变。陆学艺、景天魁等认为：“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郑杭生、李强等认为，“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刘祖云教授在《社会转型解读》中把社会转型的内容概括为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观念层面、组织层面的转型。
　　总结诸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至今，社会各方面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的状态，是一个历史阶段、一种趋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农村社会管理是指各级政府、农村社会自治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维护农村的社会公正、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和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依法管理农村社会公共事务、调整农村社会利益关系、化解农村社会矛盾、调节农村收入分配、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开展农村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综合性管理活动[1]。WWW.11665.COm农村社会管理是指以农村基层政府为主导的包括其他农村民间社会组织和村民在内的社会管理主体在法规、政策和乡规民约的框架内，通过各种方式对农村社会领域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2]。
　　笔者结合诸学者的定义及当前我国的实际认为，农村社会管理是以村民自治为基础，政府引导，市场、社会组织等积极参与管理的动态过程，在村委会选举和村务处理上，村民及其组织拥有独立的处理权，能够充分体现村民的主体地位，实现对村务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发展，并支持和认同乡镇基层政府及其有效的政策制度。村民自治是农村社会管理的基础与根本，政府引导是保障村民利益的根本要求，市场、社会组织等是必要主体。
　　二、转型期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的困境
　　（一）乡（镇）村政权合法性困境
　　马克斯·韦伯认为，政治权力获取合法权威，是社会成员信任法权、神权和追随魅力领袖，并产生忠诚和服从的心理意识[3]。改革开放后，乡镇基层政权一方面要转变发展理念，适应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快发展当地经济，负责招商引资；另一方面要应对改革浪潮，承接上级政府的各项任务，征收农业税，担负农业支持工业的重任，负责最基层政权的稳定。可谓是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政治建设，两手抓，两手都没抓好。具体表现在：虽然乡镇政府积极响应国际、国家与社会的要求，但由于很多乡镇的地理条件差，道路交通网络落后，领导管理理念落后，而且很多时候招商引资的大项目往往由市县一级政府决定，他们拿出所有办法对上级进行公关，为了取得招商引资项目的最终落户权，不顾当地乡民生活的实际需要和利益诉求，进行圈地运动，盲目发展乡镇企业。很多的乡镇企业是为了完成上级的政治任务而盲目上马的，最后没有市场需求，产能过剩，投入产出严重失衡，污染严重。20世纪的国企改革，淘汰污染企业，造成大批工人下岗，他们既失去了工作，也没有田地，对基层政权的稳定埋下了很大的隐患，导致某些乡镇基层政权陷入合法性困境。
　　在某种意义论文联盟http://上，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主要指公民对于政治行为的自愿接受性[4]。某些乡镇基层政府80%以上的事务是召开各种会议，应付上级检查、考察或视察，而对当地的建设没有太多贡献等报道常见于诸报端，“基本上每个乡镇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来人需要招待，多数乡镇领导干部的概括是，全年下来，平均每天一桌到两桌客人。而对来人的作用，有的乡镇书记谈到，2/3以上的上级来人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5]另外，乡镇政权还担负着市县政权与村级自治的中间桥梁的任务，很多乡镇领导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在执行上级决策的时候往往只考虑尽快完成任务而没有考虑村民的实际情况与接受性，决策不透明，政务不公开，执法粗暴，村民对乡镇政府的决策持怀疑态度，对他们的执法行为持反抗态度，导致乡镇基层政权陷入政策执行不力、执法违法困境，出现治理缺位。村民反抗计划生育的执法问题就常见诸报端。
　　（二）村治信任困境
　　1.村委侵害村民利益，导致群体性事件增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农民土地的征用不断加快，造成农民耕地的不断减少，使很多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失去了生活保障。1999年以来，有逾43%的中国农民的耕地被地方政府征收，而后者在征地过程中获得了巨大利益[6]。有报道称，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许多地方政府为了财政收入和gdp的增长，大举推进城镇化建设，挤占大量的农业耕地，而农民并没有从耕地的出让中受益。一些村委为了自身利益而成了乡镇政府的工具，配合乡镇政府对农民土地的征用，并采取隐瞒、虚报土地征用补偿款等手段私吞土地出让金。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农村研究所等研究机构1999年以来对中国17个农业大省和自治区的地权调查显示：“有43.1%的中国农民经历了至少一次征地。而在征地案例中，有17.8%的农民反映地方政府采取了强制征地拆迁手段。失地农民中，有64.7%得到了一次性的现金补偿，平均金额为每亩18 739元。然而，征地卖地的平均价格为每亩778 000元，是征收价格的40多倍。其中差价大部分成了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这种双重价格的标准极大地侵害了农民的利益。有12.7%的失地农民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而9.8%的失地农民虽然得到了补偿承诺但还没有到位，这些现象严重侵害村民利益，成为群体性事件爆发的主因。”[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