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人力资本理论聚焦于经济增长过程中人类自身的主体作用，将注意力从实物形态的物质资本积累转移到经济增长实际上是结合了人的生产性要素作用的增长过程，如教育、“干中学”(leam by doing)、培训和迁移等形式，使人的生产能力得到提高。人力资本除了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性作用外，还体现在平衡收入分配、个人收入增长和维护社会和谐等方面。本文重点在于分析人力资本投资所具有的相对于工具性价值更具根本意义的构建性价值，即它不仅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更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和重要组成部分。
　　人力资本理论从传统的以物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分析中，将最具革命性的因素——劳动力质量(人)纳入资本范畴，并成功解释了许多“经济之谜”。这相对于以往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但也正因为这一点，人力资本理论一直遭到来自人性和道德角度的批判。如马歇尔虽然早就认识到了对人的投资是最有价值的投资，但他对人力资本概念实际上采取了抵触态度，他认为把人等同于资本本身就贬低了人的价值。舒尔茨在总结以往经济学为什么会对人力资本退避三舍的道德和哲学原因时，曾指出“自由人首先是经济努力来满足的一方，他们既不是财产，也不是试销资产”；“把人类视为能够通过投资来增加的财富是同根深蒂固的道德准则相违背的”。但又正如他辩护道，“人通过对自身投资便能扩大自己可资利用的选择范围，这正是自由人可以增加自身福利的一个途径”。
　　本文认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局限性并不在于所谓道德和哲学上的原因，因为这具有先天主观价值判断的偏向，是一个规范性命题。WWw.11665.com“人力资本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同样集中注意在扩大生产可能性方面的人类主体作用(agency)，他与人类可行能力视角一样都关注于人的地位作用，特别是人们所实现和取得的实际能力”。我们认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过分强调了人力资本所具备的工具性价值，该理论仍然将这一工具性价值建立在gdp导向的发展范式上，而忽视了其本身所具有的更具根本意义的构建性价值，即人力资本积累本身就是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目的之一，而不仅仅只是一种工具性手段。因此，人力资本理论必须得到超越和发展，并不是简单否定。
　　
　　二、基于gdp增长与人类发展视角的两种发展观
　　
　　现今经济社会政策评估体系中，以获取gdp增长为目标的发展范式占了主流，这种gdp导向的经济评估方法起源于凯恩斯的总量式宏观均衡分析框架，并成为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参照系。gdp体系由于其独特的优势，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应用，gdp不仅被用来衡量经济总量的大小，还经常被用来衡量一国居民福利。追求gdp总量及其人均水平的增长经常被作为发展的终极目标来看待，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主流。森毫不讳言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的观点”，会产生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联合国发展署(undp)在森的可行能力框架基础上，设计出人类发展指数(humandevelopment index，hdi)，推行人类发展理念(human development perspective)，并于1990年开始发布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对该理论做出重大贡献的除森外，还有anand、dreze、mahbub ul haq和nussbaum等。当前，基于人类发展的发展范式已经深深影响到了国际社会的相关发展理念，如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和《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等。
　　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赋予生活质量以核心的地位，认为财富并非人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而只是因为他有助于我们其他目标的实现才成为追求的目标。这一传统实际为配第、斯密、穆勒和马克思等所继承，并于20世纪80年代为森所复兴。实际上，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仍然是一种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范式，其根本问题在于颠倒了发展的目的和手段，没有把人和人的生活质量置于发展的中心地位。例如，马克思就十分反对资本主义的“金钱拜物教”。实际上，人并非单方面的经济人，而是有着多重追求的社会人，除了物质财富，健康、教育、自由迁徙、表达和自我实现等都是人类追求的目标。而森将这种人类的全面追求统一到了他的“实质自由”(substantive freedom)观之下，这种以可行能力(capability)为核心的自由观将发展的不同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统一到一个具有内部一致性和逻辑自洽的理论框架之中，发展被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
　　相对gdp导向的传统发展观，以人类发展为核心的发展观并非否认gdp的重要性，它是扩展人类自由的重要手段。但最终来说它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类发展和福利服务的，如果承认人是发展的中心，将发展目标确定为对人的自由的扩展的时候，自由的扩展就还深深依赖于其他决定因素，如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制度安排，公民权利，社会正义等。因此，我们就不能只关注于经济增长，还必须同时关注于社会和政治的进步，关注那些限制人类自由的主要因素，如贫困、饥饿以及经济机会、公民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缺乏等。自由的扩展本身作为发展的重要手段，意义还在于他对发展过程所能起到的工具性和实效性作用，因为各种工具性自由之间还能够相互关联、补充与强化，一种自由可以大大地促进另外一种自由，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人们按照符合自己意愿的方式来生活。所以，基于人类发展视角的发展观的规范性命题是：“发展的本质是实质自由的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自由本身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发展的评估焦点就应该努力从“对gdp等收入、财富指标的考察，转向于考察能够允许每个人去追求符合自己意愿的、有理由珍视的、认为有价值的生活所具备的可行能力是否得到了有效扩展”。因此，人类发展视角是一个有关个人福祉、社会安排和政策设计、评估的规范性框架。
　　我们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理论虽然开始强调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作用，将人的因素作为研究的重心，这相对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是一个重大进步。但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该理论仍然深深受到gdp导向发展观的影响，即人力资本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或增加物质财富(工具性作用)。这种单纯从经济或收入增长的角度来分析人力资本的作用，仍然没有摆脱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范式，并没有真正将人置于中心地位。评价人力资本需要一个更宽阔的视野，将人类自身置于发展的中心地位，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范式。
　　
　　三、人类发展视角下人力资本投资的构建性价值
　　
　　(一)从阿马蒂亚·森的自由观来理解人力资本投资的构建性价值
　　自由分为两种。一种是不接受某些事物的自由权(消极自由权)，即被动自由，也就是古典的自由定义，是指免受干预的自由，个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享有受保护的自主决策和自我负责领域，如不受强制和恐吓。一种是去做某些事情或索取某些事物的自由权(积极自由权)，即主动自由，这与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关，即一个人能做什么。总之，自由可以参照三个维度解释：自由的行动者、自由行动者所摆脱的各种限制和束缚、自由行动者自由决定去做或者不做的事情。森对自由的理解仍然是沿着这样一条思路，他将被动自由和主动自由分别称为自由的过程和能力两方面，并特别关注于能力方面，“能力”(capability)概念实际在森的可行能力框架中处于核心地位。
　　森所定义的“自由”是在“实质性(substantive)”意义上定义的，是指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或者有多大能力，去享受他们根据自身的理由而珍视的那种生活。具体而言，他首先指人们具有享受起码生活水平、免于各种困苦的能力，包括免受困苦——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等——基本的可行能力；同时他又包括如能够识字算数、有机会接受教育、发表言论、享受政治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自由；他还包括法治上的自由，如通常由法律规定的各种自由权利；但并不限于权利，他还包括各种“政治权益”(entitlements)，即各种“资格”，如失业者有资格得到救济，贫困者有资格得到补助，每个孩子都有资格上学等。这种全面的自由观既涉及到个人选择的“过程”(或“程序”)，又关系到个人所实际享有的“机会”。这种基于人类发展视角的自由观强调对人的能力的培养，意义在于提高人进行主动参与的能动性。因此，森的以能力为核心的自由观和哈耶克(hayek)的古典主义自由观是对立的。森认为，被动自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们能够实现有价值的目标的能力，国家在增加个人能力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将个体自由作为发展的目标需要社会的承诺。
　　从森的自由观可以看出，这种以扩展人类基本自由为目标的发展观会将最后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的能动性一面，而不仅仅是把人看作是发展成果的被动接受者。即森定义的所谓“主体性”(agency)或“赋权”，意思是人是一个能够思考和参与的主体，而不是被动接收的客体。基于人类发展的自由观强调对人的能力的培养，其意义就在于能够提高人进行主动参与的能动性。从对这种自由观的初步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与人力资本理论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具有重要的重合性和统一性，即都关注于人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力建设，其中许多内容也正是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内容。只是人力资本理论将人力资本投资作为促进经济或收入增长等的工具性手段，而在森的自由观下人力资本投资本身就是其“实质性自由”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可以为扩展这种人类基本自由做出贡献，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在基于人类发展的发展观下来讨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构建性价值的重要原因。

　　(二)从可行能力方法和人类发展视角来理解人力资本投资的构建性价值
　　森从扩大信息基础的角度，认为以构成实质自由的“功能性活动”(functions)作为综合价值标准，并不存在某些价值要素“绝对地”优先于另外一种价值要素，也不能把某些价值要素(事先)排除在外，如效用(边沁等功利主义者)、平等、生活质量(亚里士多德)或基本物品(罗尔斯)等。几种主要的现代价值观——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罗尔斯正义理论为代表的公平主义都存在信息基础的限制，而以一个人选择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实质自由——可行能力方法在信息基础上所具有的广度和敏感度使得他相对于其他学派具有更为宽广的适用范围。这其中当然包括我们对人力资本投资构建性价值的分析。“功能性活动”反映了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这些活动可以包括吃、穿、住、行、读书和社会参与等，所以一个人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反映了此人所实际达到的成就，他的实际成就可以通过功能性活动向量来表示。那么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就是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其“可行能力集合”由此人可以选择的那些可相互替代的功能性活动向量组成。因此，可行能力也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实质自由”，这种所拥有的能力不仅包括他所拥有的权利和物品，还包括他所使用这些权利和物品的能力。故可行能力方法的评价性焦点可以是实现了的功能性活动(即一个人实际上能够做到的)，或此人所拥有的由可选组合构成的“可行能力集合”(即一个人的真实机会)。
　　如果将构成“功能性活动”的各种有价值的生活列成一个清单，那么他的可行能力就是其可行的、列入清单的所有活动的各种组合。理论上而言，具有稳定偏好的理性经济人会在自己的“可行能力集合”内根据自己的决策规则选择最优组合，那么这会通过其实际选择表现出来。不过在实践中，哪些活动应该被列入这个清单，是一个社会选择的问题，需要通过适当的过程来解决。。可行能力虽然是一个多维度、全方位的概念，但他首先必须包括一些最为基本的功能性活动，然后才能逐步扩展到其他相关活动。undp《人类发展报告》中认为最基本的功能性活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他必须是世界各地人们普遍认为有价值而加以重视的；(2)他必须是基本的，即缺少了这些能力将妨碍其他许多功能性活动的实现。而人类在所有发展水平上都会存在三个基本选择：(1)能够过上长寿而健康的生活；(2)获得知识；(3)获得过体面生活所需要的资源，这经常又被称为人类发展的三大基本维度。不过，人类发展维度还包括其他许多内容，如政治、经济和社会自由，拥有创造力和生产率的机会，享有自尊和保障人权等。但如果上述三种基本功能性活动都不能实现的话，那么其他机会也都将无法实现。
　　根据这一要求，undp认为经济机会(特别是就业机会)、教育和健康是其中最核心的可行能力，其系列《人类发展报告》重点对以下四个方面予以特别关注：(1)长寿且健康的生活；(2)教育；(3)体面的生活和尊严；(4)主体性(即人不应该被动地接受发展的成果，还应该主动参与到发展的进程当中)。在此基础上，undp推出了更为具体的可供操作的度量——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hdi是在三个指标基础上计算出来的：(1)健康长寿，用出生时预期寿命来衡量；(2)教育获得，用成人识字率(2／3权重)及小学、中学、大学综合毛入学率(1／3权重)共同衡量；(3)生活水平，用人均gdp衡量。
　　因此，这种基于人类发展视角的发展观除了将传统发展观中的gdp指标作为重要内容外，更多反映了一种更加宽广的视野和人本价值观在经济学上的回归。其他内容如对教育、健康等的强调则更多体现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内容，体现了两者在内容上巨大的重合性，而且更为根本的是两者都高度强调要增强人的主体性特征(agency)，强化人们这种参与生活、实现自我目标的能力。但人力资本理论和人类发展观对相关内容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如前所述，人力资本理论实际上将教育、健康等相关变量作为促进gdp或收入增长的工具与手段来看待，即工具性价值，包括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等，他们有价值是因为他们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是从属于gdp增长的。这也正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局限性，它并没有彻底摆脱gdp导向发展观的桎梏，实际上仍是以物为中心的。而在基于人类发展视角的发展观中，这种

态度就不复存在，他将人力资本的重要内容如教育、健康等与gdp增长并列起来，甚至更为重要而并不存在隶属关系，虽然可以相互促进，但他们都是人类发展目标中固有的组成部分，教育、健康与主体性本身就是价值，这种价值并不依赖于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体现的工具性价值而存在，这也正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构建性价值，这种价值本身就应成为人类发展的过程和结果。
　　具体而言，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首先建立在能够健康活着的基础上，健康既是一项最基本的可行能力，也具有最广泛的普适性。因为过早死亡或疾病缠身所造成的限制都是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替代性满足的，他往往从最底部就摧毁了扩展其他可行能力的可能性。教育水平则会影响到人们对于“什么是值得自己珍视的生活方式”的认知程度和追求，影响到人类自身参与发展过程的能力，这同样是主体性发挥的基础。但是，这种新的发展观并不否认人力资本所具备的巨大工具性和实效性作用，在森的框架中，人类发展的“各种工具性自由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相互关联。他们各自的作用以及对其他自由的具体影响是发展过程的重要方面，他们之间可以相互联系和强化，互为因果关系，共同为可行能力的扩展做出贡献，如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对于此，森的框架中曾具体分析了五种工具性自由，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这其中尤其是社会机会与人力资本投资最为相通，指的是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等方面所实行的安排，这些对经济增长、政治自由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而经济增长反过来又可以促进人力资本投资。
　　总之，从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来看，基于人类发展的发展观和可行能力方法并非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简单否定，而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拓展，是在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工具性作用，并最终能够间接地扩展人类可行能力的基础上，在更为宽阔的视野内来认识人力资本对于人类发展的构建性价值，这种构建性价值并不依赖于其工具性价值而存在，他对人类福利具有直接关联性，还可以通过影响社会变化对这种福利间接起作用，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因此，可以看出我们这种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反思并不局限于以前那种来自道德和哲学原因上的批判，这种在对人力资本投资工具性价值的基础上对其构建性价值的分析和扩展仍然是实证的。
　　
　　四、对中国发展过程的启示
　　
　　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其中根本原因就是对市场机制的正确运用。但对市场的结果也必须加以批评性检视，因为初始禀赋的不同，市场结果可能不平等，市场也会因为外部性而存在失灵等。森强调市场的全面成就深深依赖于政治和社会上的安排，特别要以公共行动来创造条件，使市场良好地发挥作用。但过去中国一些改革已经明显对一些社会目标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在政绩评价体系上偏重于gdp考核，而对医疗、教育、环境、社会公平和收入差距等社会及文化领域相对有所忽视，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造成的后果”①，但这种“后果”并非“不可预期”，特别是那些“不利后果”。因为最需要政府承担的社会性基本支出在我国长期严重不足，产生了许多社会性问题，主要体现为以国富和民生关系失衡为本质特征的增长失衡。
　　新世纪以来，党和政府正经历着一个发展观的转变，积极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自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来，更是明确提出要转变发展观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十七大报告则更是将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这些摆脱了gdp导向的新发展观成为了新世纪以来政府的全面施政方针，在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得到充分体现，深深打上了基于人类发展视角的烙印。
　　由于问题的累积性质，中国政府必须继续高度重视关系到可行能力提高的社会事业建设，以全面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基础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健康服务(主要是预防性健康服务，preventive health care)应当被纳入公共财政体系的重点覆盖范围。而那些企图通过“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等试图来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及经济增长的论点尤其值得商榷，这些都是典型的只单单重视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而产生的后果。这一领域不仅仅因为外部性的存在而导致市场失灵，政府本应该承担起基本责任，而且从基于人类发展的发展观和可行能力方法来看，人力资本投资本身是一种构建性价值，这种构建性价值并不依赖于其工具性价值而存在。过去一些只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工具性价值而忽视其构建性价值的做法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已经逐渐显现出来，对构建性价值的忽视尤其不利于社会公正的实现和人类可行能力(capability，或实质自由)的扩展。
　　对人力资本构建性价值的忽视所产生的问题在当前的城乡发展差距和农民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论文最后重点对中国最为庞大的一个群体——农民的可行能力建设进行分析。因为可行能力自由观高度重视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和就业自由的作用，所以这种能力建设往往又以加强对农民的投资为主要内容。长期以来，农民群体所遭受的贫困和不平等直接剥夺了他们许多最基本的可行能力。首先是其基本生活状态的贫困。这不仅体现在收入差距(相对贫困)上，还有很多中西部农民收入水平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绝对贫困)。其次是社会机会(教育和医疗卫生)上的不平等，长期以来农村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义务教育和医疗保障体系的覆盖，许多农民因为贫困而受到教育与健康可行能力的剥夺。第三是农民工在身份地位上的贫困，他们包括其子女的许多可行能力在城市圈内遭到了限制。基于人类发展视角的发展观凸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我们认为，要千方百计加强对农民自身的投资，以“能力建设”为核心来保障农民的可行能力。
　　但个人自由的保障需要社会的承诺，需要政府在公共支出中提高社会性支出的比重。而对农民进行投资的社会性支出并不仅仅因为其巨大的工具性价值而存在，例如改善因教返贫、因病返贫和粮食安全等，更因为其重大的构建性价值而存在，因为农民同样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就必须享受到基本的实质自由，而加强农民的“能力建设”是其获取实质自由的根本，因为他满足了undp的两个基本条件，整个人力资本投资本身就应该成为经济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和目标所在。不过，中国政府已经为此迈出了重要步伐，从农村义务教育、合作医疗、消除农民工歧视等到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这不仅对当今中国缓和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未来中国全面推进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提高农民参与整个中国发展过程的能力和程度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