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2007、2008在《管理世界》和《经济研究》上发表的有关国有企业研究的论文进行综述，讨论了政府干预对国有企业投资、并购、雇员规模决策的影响，并且分析管理者权力、股权激励、在职消费、自私性努力对管理者的激励补偿问题。从政府干预、管理者激励这两个方面分析国有企业的各项决策。
关键词：政府干预；管理者激励；国有企业
1 政府干预对国有企业投资、并购、雇员规模决策的影响
政府干预对于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来说，公司所处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如政府与公司关系、政府职能转变等，对公司决策可能会发生重大影响。这一部分讨论政府干预对国有企业投资、并购、雇员规模决策的影响。
（1）薪酬管制导致经理薪酬过低而引发国有企业投资过度。
设计良好的经理薪酬契约,被认为是协调经理行为和股东目标的主要机制之一（jensen and meckling,1976;jensen and murphy,1990）。薪酬契约之于资本投资决策而言 ，其作用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能够推动经理接受那些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缓解投资不足问题；二是通过协调经理利益和股东利益,使得经理的私人利益外部化，从而促使经理放弃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抑制经理的过度投资冲动。但是在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薪酬管制的情况下,在职消费成为国有企业经理的替代性选择,薪酬管制导致了国有企业的薪酬安排缺乏应有的激励效率（陈冬华等，2005）。政府部门对国有企业薪酬水平直接管制，导致国有企业薪酬制度的激励效用无法同基于市场的“量体裁衣”式的薪酬契约相比拟。Www.11665.COm辛清泉等（2007）研究经理薪酬在企业资本投资决策方面的治理效应：当薪酬契约无法对经理的工作努力和经营才能作出补偿和激励时，将容易诱发经理的机会主义行为。其后果反映在资本投资行为上，则既可能表现为卸责，也可能表现为投资过度。
（2）地方政府的社会目标动机及其政绩动机促使地方国企投资过度。
地方政府的社会目标动机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动机，促使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强烈的需求干预其控制的上市公司的投资活动，干预行为表现在：一是将公共事业管理者的目标内在化于企业经营决策之中，造成公司投资决策目标多元化，使得投资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因而易导致过度投资。二是在地方政府控制企业中，高管往往由政府直接任命或由其政府官员担任。三是政府可以利用行政权力直接或间接创造投资项目产品的市场需求，缓和市场竞争带来的经营风险或利用行政权力直接为企业提供资金补贴或融资便利，降低企业融资的财务风险及资金成本。程仲鸣等（2008）研究发现，政府对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干预越严重，公司投资过度越是明显。仅有微弱的证据支持政府干预导致公司投资不足。他们还发现金字塔层级与过度投资负相关，这说明金字塔结构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可以保护公司行为免受政府干预的影响。
（3）地方政府干预导致地方国企实施效率更低的多元化并购。
地方政府具有发展本地区经济和维护本地区社会稳定的动力，以及地方政府直接拥有的控制权，使得其对当地国有企业作出并购安排。具体的表现在：在援助之手方面，地方政府官员更愿意鼓励本地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并购优质企业；在掠夺之手方面，地方政府官员则有能力驱使本地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并购本地“劣质资产”。方军雄（2008）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更易实施本地并购，更多的实施无关的多元化并购；而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则可以突破地方政府设置的障碍，实现跨地区并购。所以，地方政府干预的存在导致了其控制的企业更容易实施效率更低的多元化并购和“拉郎配”式并购。
（4）地方政府干预对亏损公司和盈利公司的并购绩效具有正负面影响。
潘红波等（2008）以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的事件为样本研究有进一步的发现：地方政府干预对盈利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有负面影响，而对亏损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有正面影响。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国有企业的控股股东，出于自身的政策性负担或政治晋升目标,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干预辖区内企业的并购活动，而且这种干预通常会损害企业的价值。对于盈利的地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会要求这些企业通过收购活动来实现其政治目标,形成地方政府对这些企业的掠夺效应；而对于亏损的地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会通过并购活动向这些企业输送利益,形成地方政府对这些企业的支持效应。
（5）政府干预使高失业区的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冗余雇员。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还表现在对企业的雇员规模的影响。表现为让高失业区的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冗余雇员，冗余雇员对国有企业的绩效产生显著的负面效应。冗余雇员会导致劳动力成本的增加、终极控制人与高管之间以及高管与雇员之间代理成本的增加，这些因素都会对企业业绩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承担冗员的国有企业也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政府补贴，这无疑会提高业绩。但是，政府补贴可能无法完全抵消冗余雇员对业绩的负面影响。薛云奎、白云霞（2008）研究发现发现高失业区的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冗余雇员，作为补偿，政府为冗余雇员多的国有企业给予了更多的财政补贴。冗余雇员对国有企业的绩效产生了显著的负面效应。
以上我们分析了政府干预对国有企业投资、并购、雇员规模决策的影响。政府的薪酬管制致使对经理薪酬激励不足，以及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出于经济与政治晋升目标对国有上市公司的干预，都会导致公司投资过度。在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中，地方政府干预对盈利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有负面影响,而对亏损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有正面影响，地方政府干预会导致其控制的企业更容易实施效率更低的多元话并购和“拉郎配”式并购。金字塔结构、政治关联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可以保护公司行为免受政府干预的影响。政府干预使高失业区的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冗余雇员，由此产生对雇员和经理薪酬激励不足，因而冗余雇员对国有企业的绩效产生显著的负面效应。
2 国有企业中的管理者激励补偿问题
管理者激励补偿作为公司治理的内部机制在解决代理问题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一部分分别从管理者权力、股权激励、在职消费、自私性努力这四个方面来讨论管理者的激励补偿。
（1）管理者权力大小影响货币性激励补偿。
管理者权力是指管理者影响或实现关于董事会或薪酬委员制定的薪酬决策的意愿和能力（finkelstein，1992）。管理者权力完全有可能而且也一定会影响薪酬的制定。由于管理者权力的存在，管理者既可以获得年度薪酬等货币性补偿，也可以获得权力收益。管理者权利收益一方面成为了货币性激励的补充，与货币性激励一起共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一方面还会重塑货币激励，最终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汪长江、赵宇恒（2008）研究发现，权力强大的管理者可以自己设计激励组合，在获取权力收益的同时实现高货币性补偿，并不需要盈余管理迎合董事会的激励要求；而权力较弱的管理者则更关注货币性补偿，只能通过盈余管理虚构利润，以达到薪酬考核的目的。
（2）股权激励效果与股权集中度负相关，国有股权激励效果不明显。
股权激励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对管理层激励的一种方式。但它能否起到预期的激励作用还取决于公司的治理结构。控制权与激励的冲突广泛存在于各类组织中，在公司治理中这种冲突就表现为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冲突。夏纪军、张晏（2008）研究发现：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激励存在显著的冲突，股权集中度越高，股权激励效果越差；股权集中度较低时，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具有正面的影响。但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激励的冲突加剧,导致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国资委控股公司中的冲突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公司,而民营控股公司的冲突显著弱于其他类型公司。同时，公司成长速度越快，大股东控制权与股权激励的冲突越强。
（3）国有企业分红有助于抑制管理层在职消费程度，从而提升公司业绩。
国有企业中的在职消费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陈冬华等，2005）。在制度创新尚未成熟前，在职消费甚至可以成为经理人自我激励的方法。jensen和mecking（1976）认为在职消费具有负面的经济后果，是经营者和外部股东的代理冲突的一种，会降低企业价值。股利代理理论认为，在降低管理层代理问题方面，现金股利是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支付现金股利使经理人接受来自外部资本市场更为严格的监督，降低因经理人偷懒，增加在职消费和投资一些对企业可能不利但对自身私利最大化有利的新项目而产生的代理成本。罗宏、黄文华（2008）研究发现，国有最终控制公司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程度与公司业绩负相关，而支付现金股利可以显著降低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程度，从而减少代理成本，提升国有企业的公司业绩。
（4）政府和经理的努力程度和努力方向的不同引发投资阻塞。
所有权结构的不同会导致激励方式的不同，激励方式的不同会导致努力方向的不同,努力方向的不同会导致某个方向的努力发生投资阻塞问题。面对已经发现的机会，经理和政府的事后努力程度的不同和努力方向的不同必然会引起投资阻塞问题，而投资阻塞可以用来很好地解释国有企业的初级“内耗”现象和地方政府的初级“内拼”现象。皮建才（2007）研究表明，通过议价力量配置来解决国有企业的初级“内耗”问题是可以奏效的,但是通过议价力量配置来解决地方政府的初级“内拼”问题却是很难奏效的，必须在“立宪”层次上界定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控制权边界，否则就会带来不断重复的试错性成本。他认为，经理的合作性努力水平与自私性努力水平随着所有权结构的不同而不同。政府、企业、市场各有边界，边界的不同界定会导致不同程度的投资阻塞问题,正确地界定好边界是解决好投资阻塞问题的一阶措施，这种一阶措施必须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寻找（而不是在代理人和代理人之间寻找）。
以上我们从管理者权力、股权激励、在职消费、自私性努力这四个方面分析了管理者的激励补偿问题。我们得出：管理者权力在企业激励契约中有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这种权力的存在，管理者会作出不同的行为选择，从而决定了货币性补偿的激励效应产生了差异。股权激励效果与股权集中度负相关，我国国有企业股权集中过高，国有股权激励效果不明显。国有企业在职消费作为代理成本的一部分，具有较高的代价。国有企业分红有助于抑制管理层的在职消费程度，从而提升公司业绩。政府和经理的努力程度和努力方向的不同会引发投资阻塞，经理的合作性努力水平与自私性努力水平随着所有权结构的不同而不同。
参考文献
［1］jensen,m , and w. meckling, 1976,“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305-360.
［2］辛清泉，林斌，王彦超.政府控制、经理薪酬与资本投资［j］.经济研究，2007，（8）
［3］李善民，周小春.公司特征、行业特征和并购战略类型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