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档案学研究发展迅猛、成就辉煌,理论论著琳琅满目,研究成果数量难以数计。据不完全统计,仅“十五”期间(2001-2005年),我国就出版档案专著30余部,出版档案系列教材2套和单科教材多种。[1]这表明档案学在国内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和重视,展示了我国档案学自身生机勃发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但透视繁荣的背后会发现,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存在一些问题:诸如研究方法僵化和教条、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食洋不化的研究风气等,而影响我国档案学研究全局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是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太强而问题意识淡薄,从而使我国档案学研究陷入困境。笔者不揣浅陋,仅就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面临的困境与出路问题谈点个人思考与认识。
　　
　　思考之一:我国档案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的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太强而问题意识淡薄的倾向严重制约了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发展,致使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陷入困境
　　
　　所谓“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是指,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以概念与概念、范畴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学科理论体系的严谨完整和包容性作为关注的主要对象,无论是研究课题的确定还是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都主要是以学科理论体系本身的需要为出发点。由于“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的作用,研究者更注重从理论的角度考虑学科的需要,以一种较为封闭、静止的观念和较为狭窄的眼界来构思学术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概念、范畴、逻辑、学科理论体系以及学科本身的知识积累,而构成学科发展前提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则被忽略了。WwW.11665.cOm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研究便难以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并获得启迪,因而也难以与时俱进。在我国档案学研究中,这种“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表现得相当明显,不少档案学研究者理论研究的学科意识非常强烈,他们不是从生动丰富的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寻找研究课题,而是从概念、范畴以及它们的逻辑关系中去构思学科理论体系,并以此作为研究的终极目的,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热衷于纯档案学理论的研究。[2]对诸如档案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自上世纪中期至今半个世纪以来,研究热度未减,观点众说纷纭。如档案的定义,提出的观点据说数十种之多,其中虽有精辟之说,但不少却是在概念游戏中“玩”出来的;又如档案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们似乎并不关心如何在档案学研究中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的问题,而是对构建研究方法体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其二是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泛化”。为了构建“完善”的档案学理论体系,有些档案学研究者不断“拓展”档案学“分支”学科,主要方法就是将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简单嫁接,即档案学理论+其他某学科理论=档案××学。[3]本来,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是科学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档案学吸取其他学科的营养为己所用也是完全应该的。问题是一些档案学研究者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没有深入研究被引进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寻找出其他学科与档案学的有机融合点,就生搬硬套、轻率“立学”。而一旦“立学”,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就是要“建立档案××学学科理论体系”,于是又来了“档案××学”的定义、研究对象、体系结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等,于是乎档案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就这样层层扩张、无限膨胀。这种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泛化”致使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论赘疣充斥了档案学领域,而档案学研究中应该关注的许多现实问题却被严重忽视了。
　　笔者认为,基础理论研究所揭示的本质规律对档案事业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问题是档案学毕竟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纯理论研究不是也不应该是它的主流。如果在档案学研究中 “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逐渐成为自觉不自觉的集体“冲动”而使研究者们趋之若鹜,从而导致“为学科理论体系而学科理论体系、把学科理论体系当作档案学学科建设的全部目的”时,就会形成一种“经院”习气,使档案学理论研究与档案工作现实渐行渐远。特别是当今“档案事业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人们对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各种纷至沓来的新问题感到疑惑,需要档案学理论提供一种有助于解惑的认识而理论又回避推诿”之时,理论研究的作用就难免会令人质疑,学科建设也就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这或许就是档案学学科地位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构建档案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档案工作现实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对立的,档案工作现实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构建档案学理论体系,档案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有助于对档案工作现实问题的深入认识、理解和解决。笔者不仅不反对,而且很赞赏那种真正的档案学研究。笔者认为,我们所要反思的是那种不知“档案工作现实问题”为何物、为思辨而思辨的“书斋式”、“经院式”的档案学研究方法;笔者分析档案学体系构建中存在的隐忧,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在探索档案学体系过程中的种种尝试和努力;笔者在此强调我国目前档案学研究应当从学科理论体系构建向问题意识转变:对档案学这门有待发展的新学科来说,问题意识是这一学科研究取得进展的突破口和着力点,而档案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有赖于对具体档案工作问题的研究进展;同时,作为一门应用学科,档案学本身就承担着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使命。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从问题开始,“任何发问都是一种寻求,任何寻求都有从它所求的东西方面而来的事先引导。” [4]任何一个问题当它提出来之时,在它的文字中已经包含了求解方向或解决的途径,甚至包含了提问者准备接受的答案。这就要求档案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反思:我是否提出了一个“问题”,它的“问题性”何在?这一“问题”是否具有“方向性”和“前瞻性”?所谓问题性,是指在什么领域和什么层次上成为问题,是自己提出的“私人问题”还是为他人公认的“公共问题”,在什么角度和多大程度上与前人或传统的问题存在衔接但又与众不同,问题的本身所蕴含的解决的可能性有多大,其潜在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又在哪里。“问题”是否具有“方向性”和“前瞻性”,是指是否存在引导人们通向新的档案学领域的可能性,或者问题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创造的开端。从某个角度来看,我国某些档案学研究之所以发展迟缓,原因之一在于研究者问题意识淡薄导致其所提出的某些问题在“问题性”上有缺失。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该问题是别人的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因而不是与众不同的问题。近年来,人们所讨论的要么是西方语境下所产生的档案学问题,要么是相关学科的问题。我们缺少的是中国语境下产生的档案学学科的问题。其二,该问题缺少方向性和未来性,它难以指明档案学未来理论的方向和实践的方向,它只能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然后跟着别人的问题走,没有自己的方向,别人的未来就是自己的未来。一个好的档案学问题,或者说一个有足够“问题性”的问题,必定是一个建立在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践关系之上的问题。[5]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档案学研究应该走出“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的误区,增强“问题”意识,更多地关注档案学理论发展与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产生和提出的“现实问题”。
　　
　　思考之二: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要淡化学科观念,强化问题意识;淡化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强化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淡化对国外的依附性,强化民族性与本土性研究,从而努力走出困境
　　
　　1、淡化学科观念,强化问题意识
　　在学科本位意识的作用下,我国档案学研究者往往更注重从理论的角度考虑学科的需要,以此来着眼和构思档案学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关注的主要是概念、范畴、逻辑、体系以及学科本身的知识积累,而构成档案学学科发展前提的活生生的档案工作现实则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档案学的研究者便难以从现实中发现问题、获得灵感、得到启迪,因而也难以与时俱进,束缚了档案学学科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成为阻碍我国档案学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的因素。笔者认为,学科的建设是有其内在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否能够成为学科取决于多方面条件,如果不顾这些客观条件,一味地按照已有的学科模式和框架编造出一个学科来,以为只有这样才能算学问、才有地位,只能是对学术研究的误解。笔者还认为,学科本身是需要发展的,这种发展主要表现为学科的不断分化和综合,新的学科在学科的分化与综合中得以产生和建立,但如果认为学科的发展就是学科数量的增加,那就大错特错了,学科的发展更重要的应是学科内在水平的提高,而学科内在水平的真正提高必须以问题为基础与前提。因此,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要淡化学科观念,强化问题意识,从而努力走出困境。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认识“问题”、“问题意识”并“强化问题意识”呢?

　　“科学始于问题,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问题的解题过程。” [6]“问题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科发展的生长点。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淡漠问题意识,脱离时代与社会现实,无异于切断了它们发展的源头,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术生命力将随之枯竭。” [7]因为“一切创新都始于问题的发现,而发现问题又源于强烈的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对一些尚待解决的有科学价值的命题或矛盾的承认以及积极解决这些问题的自觉。” [8]尤其是对于档案学这样的实践性、应用性较强的人文社会科学,如果问题意识淡薄,脱离现实与社会需要,那无异于切断了它的发展源头,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命力也将随之枯竭。因此,强化档案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对档案学科的发展极其重要,当前档案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实现“问题”与“主义”的完美结合。笔者这里所指的“问题”,是指档案学理论发展与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产生和提出的问题;而“主义”则指档案学理论研究与理论体系的建立。那么,如何实现“问题”与“主义”的完美结合呢?具体来说,一要关注档案工作实践,参与档案工作实践。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档案学理论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是应用性的,是来源并服务于档案工作实践的。因此,档案学理论只有扎根于生动丰富的档案工作实践,从档案工作实践中去发现、寻找并解答问题,这样的理论才是充满活力的。二要有档案学理论的敏感性。当前不少从事实际档案工作的研究者,虽然对档案事业发展和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很了解,但缺乏理论敏感性,看不到具体问题背后隐含的理论,因而其研究往往是从问题到问题,而不是从具体的问题中提炼出带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从理论上加以阐释和解答,即停留在“经验档案学”层次。档案学研究如果长期处于这种水平,是不可能提高它的学科地位的。这就要求档案学研究者一定要加强理论素养,培养理论敏感性,善于从具体问题入手探寻档案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三是既要关注宏观现实问题,也要关注微观现实问题。一方面要关注关系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宏观现实问题,如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档案工作带来的冲击;网络时代的科技、教育、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对档案工作的影响;知识经济、知识创新与档案事业发展的关系等等。另一方面又要关注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面临的、能折射出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大量微观层面的现实问题,如档案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服务水平问题,看起来也是档案管理中的具体问题,但它所折射的却是档案职业精神这样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再如档案信息推送服务、个性化档案信息服务,似乎也是具体的档案业务工作,但它所蕴涵的是全新的档案信息服务理念,是理论工作者不应忽视的。四是要关注热点问题,但不要盲目追逐热点。一方面要关注热点,以积极的态度、参与的激情,密切关注档案事业发展中遇到的种种新问题,并进入这些新的、前沿的学科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又不盲目追热,在热点面前,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以严谨治学的态度、缜密理性的思维去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提出富有创新性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重复他人的材料和观点。
　　2、淡化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强化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
　　从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表面形式看,亦即从文本而言,呈现出数量繁荣但少有质量的提升,即档案学研究成果“量”与“质”不相协调的现象。固然,成熟的理论一定是有体系的理论;但反过来,有体系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成熟的理论,体系也不一定标志理论的成熟。在我国,长期以来,受传统学术研究特别是欧洲传统学术的影响,在包括档案学在内的学术研究中,人们热衷于追求体系,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不管研究对象是否真正具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不论研究时间长短与深浅,动辄就对对象做完整的系统的理论表述。由于有其他现成的学科体系框架作参照,一些不负责任的学者,很轻易地就能“确立”起一门新的学科,无非就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在这里,所谓学科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学科仅成为外衣,至于内在的实质,却往往被人们忽视了。就档案学本身的发展逻辑来说,笔者认为,关注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是当代中国档案学重获造血机能、克服华而不实之风的关键所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就曾把自己的成功之道归结为对物理学“原始问题”的关注,这里的“原始问题”亦即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杨振宁认为科学研究“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必须面对原始的简单的物理问题,而不是别人的猜想。” [9]对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的关注,实质上也是对档案学研究的完整性与严密性的关注。信息化时代所出现、形成的新问题,是很难完全纳入既成的知识和概念框架以原有的理论体系来认识和解决的。如果囿于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档案学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也就得不到公众的认同、理解和支持,这也是档案学长期遭到社会轻视的原因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表面的热闹只是使档案学术讨论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并不触及档案工作实践问题的深层。一般来说,把握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也就是对档案学学科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的完善。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要走出困境,需要档案学研究者有创新探索的精神和敏锐独到的洞察力,需要其淡化档案学研究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需要其有对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的把握能力。
　　3、淡化对国外的依附性,强化民族性与本土性研究
　　面对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挑战,中国档案学研究面临着既要本土化又要国际化的双重任务。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在我国档案学理论界就颇为流行与国际接轨、跟踪国际学术前沿的现象,然而就在这种与国际接轨过程中,“尊奉”西方思想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种“潮流”,笔者认为这种现象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问题域,只有在本国主问题域中进行的研究,才有可能成为本国所需要的前沿性研究。中国档案学研究由于长期受西方话语权的支配,不仅割断了古代档案人重视档案研究的优良传统,而且也使自身长期处于国外档案工作“注脚”的地位。笔者认为,中国档案学建设实际上有自身的优势,应将这一优势发展成自身的特色。中国档案学建设无可比拟的优势在于我们拥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丰富的学术资源,如何使这些无比宝贵的文化遗产成为现代档案学学术思想和科学理论的有机构成要素,是中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原创性挖掘的关键。中国档案学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探索,已经初步构建起了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体系,但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甚微,在一些“宏大课题”上很难有创新的余地,这与我国这样一个“档案大国”(指档案数量)的地位极不相称。中国要由“档案大国”成为“档案强国”,档案学者要想提出富有创见的理论,就必须走出一味强调构建档案学理论体系的误区,真正从学术的视角、世界的眼光来分析“中国档案工作实践问题”,并在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设定疑问,引导出富有见地的新思想和新理论。笔者深信,处于巨大社会转型和档案事业变革的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为丰富的“问题来源地”,无论在档案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还是档案事业改革方面,也无论是在理念革新还是理论转型方面,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说中国档案学目前在理论创新方面还远远达不到西方档案学的境界的话,那么,中国档案学所面对的丰富“问题”确实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所未完全遇到的,有着明显的特殊性。中国档案学要做出独立的贡献,就需要对自己本土中存在的特殊问题做出解释和回应,并通过对特殊问题的分析和研究,逐渐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从而最终提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思想和理论。这里的“中国特色”可以理解为“中国的”、“本土的”、“民族的”,即“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相对于西方档案学的、以追求中国特色档案学领域里的民族独立行为为目的的档案学理论”体系。[10]当然,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提高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科学水平,必须克服档案学研究中中外分家的现象。” [11]不能拒绝与国外档案学界对话,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应当做到“三个必须”,即必须关注档案学发展潮流,高瞻远瞩,在统揽世界档案学发展全局的基础上找到中国档案学合理的起点和发展目标;必须在借鉴和吸收国外档案学学科建设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我国档案学学科的建设;必须在国际通用的档案学术规范前提下,深入研究传统档案学和现代档案学的发展规律与原理,提出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思想和理论,从而建立起中国档案学学科自身的理论体系。[12]
　　
　　注释:
　　[1]冯惠玲、周毅、黄霄羽:《档案学科“十五”回顾与“十一五”展望》,《档案学通讯》,2005(4)。
　　[2]管先海:《对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若干思考》,《北京档案》,2006(4)。
　　[3]管先海:《走出档案学研究的误区》,《中国档案》,2005(2)。
　　[4]连成叶:《执著的追求》,《档案学通讯》,2004(2)。
　　[5][10]管先海:《对中国档案学理论原创性研究的思考》,《档案管理》,2005(1)。
　　[6][英]卡尔·波普尔著,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87。
　　[7]刘大椿:《问题意识与超越情怀》,《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4)。
　　[8]王永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光明日报》,2004-04-05(理论周刊,8)。
　　[9]杨振宁:《杨振宁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738。
　　[11]陈兆祦:《谈档案学研究面向世界问题》,《兰台世界》,1998(7)。
　　[12]管先海:《对档案学研究发展特点和理论体系构建的思考》,《档案管理》,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