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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四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论文联盟http://》中说道:“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1],其中“一间屋子”象征写作环境。五四运动既是一场社会政治运动,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思想领域的启蒙运动为女性创作提供了“一间屋子”。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第一代女作家应运而生,如陈衡哲、谢冰心、庐隐、石评梅、冯沅君、凌叔华和苏雪林等。
这些女作家对女性自身的问题表现出了高度关注,正如杨义所说:“妇女题材是她们心灵世界的聚光点。陈衡哲的小说集《小雨点》(她只有一个小说集)共十篇小说,有六篇是写妇女的。冰心的小说接触面较广,但她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还是妇女题材的小说……庐隐的小说写女性的占了她作品的百分之八十。凌叔华的《花之寺》和《女人》集的十八篇小说几乎全写妇女。石评梅的作品,现在看到十几篇,有九篇是写女性的。冯沅君的三个小说集,除《劫灰》中有一两篇不是纯粹写妇女的,其余作品都以描写新旧女性的生活和命运为主”。[2]本文将深入五四女性文学文本中,对其中的女性意识进行分析。
一.对旧家庭制度压抑女性的抗议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通过对旧家庭观的的猛烈攻击,旧家庭制度在理论层面上虽已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但在实践层面上却仍然岿然不动,依旧延续着对女性的箝制功能,特别是对于中下层女性,尤其如此。WWw.11665.Com在苏雪林的自传体小说《棘心》中,主人公杜醒秋的母亲便是旧家庭制度的受害者。她写道:“惟有那做婆婆的,终日与媳妇厮守在一起,旧式妇女,多不读书,不明大义,气量又比男性天然来得仄狭、自私、琐碎、喜于猜忌,她对于一个媳妇,若感觉不满意,磨折起来,那简直是附骨之疽,疗之不愈,剜之不可,一直要挨到那做婆的两脚一蹬,那做媳妇的才有出头之日……醒秋的母亲,便是这种不良家庭制度下牺牲者之一。但她自十六岁嫁到杜家起,一直到现在‘大衍之庆’的年龄止,始终是她婆婆跟前一个没有写过卖身契的奴隶,没有半点享受,没有半点自由。”[3]由上可见,醒秋的母亲便是大家庭结构和家长专制的牺牲品。醒秋对母亲的深情里饱醮着同情,这种感情贯穿着她人生的重大选择。作为引领时代潮流的新青年,醒秋艰难的求学既是为理想的圆满,又是为改善母亲的生活状态,“那时我的愿望并不大;只望学成之后,在教育界服务,每月有一二百元的进款……便将母亲从乡下接出来,住在上海,雇个细心女仆伺候她。”作者将小说命名为“棘心”,是取《诗经·凯风》中“棘心夭夭,母氏劬劳”之义。她以旧家庭的反叛者的姿态欲废去包办婚姻,但预料到这一举动将使母亲代受其“过”的结局,“不过祖母的咕哝,叫母亲怎受得下?这一位家庭里的‘慈禧太后’对于这个饱受新思潮影响、满脑子充塞革命观念的醒秋,固毫无办法,对于那多年绝对服从她的媳妇,则仍可控制自如。她是要透过她的关系压迫孙女的”。为了母亲,醒秋放弃了毁婚的念头,她感到:“我终不能为了一己的幸福,而害了母亲!”[3]由此可推断,若不是对母亲的同情与爱怜,醒秋可能会选择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醒秋之母的遭遇不是特例,而是那个时代的家庭女性共同的命运。作者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不仅是醒秋对母亲的敬爱之情,也是对那些在旧家庭里忍辱负重的所有女性的关怀与同情,以及对旧家庭制度的强烈不满。
石评梅在《董二嫂》一文中讲述了“我”回家省亲的一段见闻。“我”沉浸在“穆静慈爱的环境”中,突然隔壁传来一阵女人“惨呼哀泣”的声音,打听得知是董二在母亲的怂恿下笞打董二嫂。董二嫂“是给咱挑水的董二的媳妇,她婆婆是著名的狠毒人,谁都惹不起她;耍牌输了回来,就要找媳妇的气生。董二又是一个胡涂人;听上他娘的话就拼命的打媳妇”。[4]“我”热衷于女性解放运动,欲劝说董二娘,因家人曾经尝试此法,反遭诬陷,故叫“我”放弃了努力。过几天得知了董二嫂死的消息。这事使“我”震惊:“‘十年媳妇熬成婆’,大概他们觉的女人本来不值钱,女人而给人做媳妇,更是命该倒霉受苦的!因之他们毫不干涉,看着这残忍野狠的人们猖狂,看着这可怜微小的人们呻吟!是环境造成了这个习惯,这习惯又养了这个狠心。”家长专制和夫权统治仍像绳索一样牢牢地套在广大女性的颈脖上,一个女性生命在家庭暴力中消逝,政府和周围人“视若罔睹”、“听若罔闻”,“董二嫂死了!不过像人们无意中践踏了的蚂蚁,董二仍然要娶媳妇,董二娘依尽要当婆婆,一切形式似乎都照旧。”[4]在既存的性别制度和家庭制度下,董二嫂的遭遇也是中国女性的普遍遭遇。
二.对新旧交替时期女性困境的揭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人们是带着旧的社会关系去迎接新的观念。许多男性此前因袭传统习惯,在家已娶妻生子;而在外求学或工作期间,感受新思潮的影响,又不满于既有的婚姻,渴慕与新女性自由恋爱,于是就酿出了一幕幕为另寻新欢而休妻弃子的悲惨故事。女性小说在讴歌自由恋爱、反对没有爱情的婚姻时,也对那些被抛弃的女性寄予了关怀与同情。
石评梅在《弃妇》中,讲述了表嫂被弃的故事。表哥家是一个专制的旧家庭,表哥结婚后到上海读大学,爱上一个女学生,于是要求与表嫂离婚,并写信向“我”解释此事。“我”的嫂子得知此消息后,责备表哥,“表哥也太不对,他不会为这可怜旧式环境里的女子思想;他只觉着自己的妻不如外边的时髦女学生,又会跳舞,又会弹琴,又会应酬,又有名誉,又有学问的好。”[4]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在石评梅的另一篇小说《林楠的日记》里,“我”——林楠在家养老抚幼,丈夫琳在外工作,夫妻俩恩爱情深,“我”日夜盼望着琳的归来。他终于归来了,可是这次态度冷漠,举止反常:“我情似水,怎奈君心如铁,从前那样温柔深爱的琳,近在咫尺远若天涯。”原来他爱上了女大学生钱颐青,“我”十分痛苦:“上帝呵!我没有伟大的力量,灭熄我心底的悲愤之火。但是琳有个力量逼迫他,离开我,遗弃我,令我的生命沉落。这种局面一布置,我自然是一个最痛苦最可怜的妇人。”[4]“我”成为弃妇,“维系我幸福的链子断了,我将向黑暗的深洞沉落下去。”
在这两篇小说中,集中表达了对弃妇的同情。弃妇作为新旧交替时期的特殊群体,承受着新旧两种文化的箝制。一方面,她们受到传统性别角色的限制,甘居家庭,通过为媳、为妻、为母来实现价值,充当了旧时代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她们又被新女性所排挤,成为新时代的弃妇。时代的前进已不容她们躲进传统观念和生活中寻求庇护,而现代观念和生活方式又将她们抛离,新旧文化的双重压迫造就了她们可悲的命运,在被弃后找不到生命的支点。但她们在现实中的被弃并没有导致在女性作品中的被弃,女作家们以敏锐的眼光和自觉的女性意识关注这一社会现象,同情之余为她们立言,为她们呐喊,为她们寻求出路。林楠的好友黛——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女性,劝林楠道:“时代已经变了,而且你也是师范毕业的学生,受过相当的中等教育,犯不上真个屈伏在如此家庭中过这样的痛苦的日子。”[4]顺应时代,迎赶时代,才是弃妇的自救之路。
三.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
此时期的女性作品中还表现出了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在庐隐的小说《秦教授的失败》中,秦教授的母亲,一个饱受丈夫多妻苦楚的女性,诘问丈夫:“哼,世界上就是你们男人是王,我们作女人的应当永沉地狱,对不对?”“莫非凡是女人,都要让她受这种龌龊气吗?”[5]以全体女性的名义大胆地向传统性别观念、多妻制度宣战。凌叔华在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感慨,“中国女人太容易叫人糟蹋了”,“女子没有法律实地保护,女子已经叫男人当作玩物看待几千年了”。[6]这些女性都是旧制度论文联盟http://和观念的牺牲品,都有着悲苦的命运,但她们并不哀叹自己的不幸,也不谴责某一个给她们带来不幸的男人,而是着眼于女性全体,质疑性别观念和制度本身,表明她们已具备了女性群体意识。更重要的是,她们还萌发了以女性群体的抱团合力来改变女性处境的愿望。在庐隐的小说《蓝田的忏悔录》中,蓝田说:“我如果能与世界全女性握手,使妇女们开个新纪元,那么我忏悔以前的,同时我将要奋斗未来的。”[5]这说明女性已从沉梦中醒来,去追逐解放的光芒。
女性的女性意识是女性解放的前提条件。五四女性小说中凸显出的女性意识,既反映了少数精英女性具有了女性意识,也激发和唤醒了女性群体的女性意识的复苏,在中国女性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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