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回族文学》已是第八个年头，我想以读者的身份，对2010年的《回族文学》谈一下我的真实感受。重读这几年的《回族文学》述评，我们读到的最多字眼，恐怕就是“从容”、“平稳”、“朴素”，这些评语我都认同，觉得这种优雅淡定的“静水深流”挺好，符合回族的美学气质。可是今年，我想很激动、很诚实、很负责任地告诉人们，2010年《回族文学》内在沉潜的那股细流已经壮大，回族文学多年发展积累的后劲，已经集结喷发，比如说本年度发表的散文，已经从量的积累，迎来了质的飞跃。我记得几年前我还只喜欢《回族文学》的小说，不爱看散文，如今我也喜爱这本刊物的散文。保守地说，本年度至少有六七篇散文，达到了国内一流散文的水准。这在同类刊物中是罕见的。中国论文联盟
　　因此我必须破例先谈散文，请一直傲居头栏的小说，耐心等等。
　　我要先谈阿慧。阿慧，大概是《回族文学》在继石舒清、李进祥、马金莲之后，精心关注和扶持上来的又一位回族作家。她自己说自己就像个“狗尾巴花”，生长在豫东平原的泥土里。但《回族文学》不嫌她没名气，他们在2008年就从自然来稿里，发现了《羊来羊去》这篇佳作。我以为，这是《回族文学》最有眼光的一次发现。我读到这篇散文，是在北京下班的地铁上。人那么多，南腔北调的很聒噪，可文章如水般的清澈和悲悯流进了我的心田，我竟流了泪。这是我第一次因阅读文学而流泪。我当即给编辑部打电话，分享我的冲动，并大胆评价这是近几年国内最好的散文之一。我认为小说后面的作家和作家本人往往会有不小的距离，比如同一个写得一手好小说的作家见了面，我可能会非常讨厌他，可散文的文品和人品靠得更近。WWw.11665.cOm2010年8月，在溽热的北京，我见证了阿慧单凭这篇《羊来羊去》接受第四届“冰心散文奖”的瞬间。那一刻，我感到不是一个阿慧的荣耀，而是整个回族文学形象的微笑。从此我开始专注于阿慧的散文。
　　2010年，她又用《大沙河》这篇散文迎接了我的期待。第一次粗读时没在意，恍惚记得就是写了有关姥爷的几桩事。写亲情的太多了，一般难于出彩，多沉湎于对亲族的欣赏和含蓄的溢美，局限于个体回忆。阿慧写的是亲人，可她没打算写亲情。作者与姥爷亲历的画面并不多，甚至只能依靠母亲的讲述，依靠故地重走的联想。但这个姥爷，被作者写活了。每一个片段都不长，但节节有力，总像是刻刀在力透纸背。为什么有力?因为阿慧写出了回族人最有力量的精神之美：乐善、克己、公正、坚决。着墨不多，但写得淋漓酣畅。直到我写这篇述评，我已读此文四遍，仍溺爱于它的结尾：姥爷归真后，送行者“打头的已到墓地，排尾的还在家里”，“送姥爷的人大都头戴白帽，远远地，就像一条流动的银河。有路过的停下脚步问：‘谁呀?多大的官啊！’有人回答说：‘是个老百姓，海家老四。’那人‘呀’了一声，站进了送殡的队伍。”
　　2010年《回族文学》中第二篇引人关注的散文就是《走年坟》。胡亚才本身是个成熟的作家，但对《回族文学》来说是个新人。《走年坟》贡献的文学叙事经验，是别的民族文学中罕见和奇特的。一个人，跟随着他的母亲，走了三十三年的坟，走固定的路线，每个亲人都走到，该说的话全说到。作者就是这样，按着线路，依次追忆了归真的祖父、祖母、老舅、大伯、二姑奶、四爹、二爹，最后一直写到母亲。和阿慧一样，胡亚才也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地写，奇怪的是，挺长个文章，不觉得拖沓，正是这些其实与读者八竿子打不着的七大姑八大姨，一位接一位温润着人心，用回民淳朴而明亮的灵魂向我们凝视。
　　胡亚才对家族的传神记忆，还闪烁在另一篇散文《出逃南京城》中。太祖父的传奇经历，佐证着“回族不屈达观的血性和天然的完美主义倾向”。由于书写的历史过于遥远，作者选择了半虚拟化的处理，还原了许多历史画面，其间弥漫着逼真的想象、大气的节律，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
　　方芒也是《回族文学》作者队伍中的一个日益茁壮的种子选手。作为80后，方芒的散文还缺乏更多的理性观照和哲学支持，但他具备着日后独领风骚的文学潜质。《沉默的糙手》是我很喜欢的一篇，阿爸（爷爷）的形象在这里颤抖动人。山庄与亲人的沉默，反衬的是游子的负疚与反思。他的另一篇《顺城街：殇》也带有某种反思，但更多的是对现代性的质询和批评。青年作者关注民族文化传承的消亡，这一点尤其可贵。同样是写一个地方的老街，另一条远在湖北的妙姬巷，在魏光焰笔下，多了几分水溢的灵动。这篇叫《街道》的美文，以“清新可人”的蒜蓉香、麻油香和芝麻酱香，沁人肺腑。作者生养于斯，观察于斯，想得深，看得细，写得巧，写人与事，实则在写凝聚和宽厚。语言之爽辣、情感之洁净，凸起于纸张。魏光焰生于湖北的回族望族，我知道她对本民族的体爱之深和寻找之切，总感觉这一篇里关于回族生活的追寻应该更多一些，细一些，殷切一些。
　　阅读起来更舒适的，是叶多多的《私人的阅读》。云南的叶多多是我很欣赏的散文园地的女作家，她用深情的脚步点击着云南的高原。她写过云南的许多民族，这次终于把笔触伸向了温暖的母族。她回到母亲出生的宅院，那种对于母亲、外公、外婆精神之旅遥远而又亲近的穿越，那种归还原乡之后袭来的异样感，那种边缘向中心靠拢过程的茫然苦痛，使我感动。城市里长大的叶多多，不是一个对回族生活很熟稔的作家，但她勇敢地写出了这一类回族人复杂的情感经验，使聚居区的同民族读者，了解了另一种文化镜像。再看泾河的《宰牲节》，那简直把回族生活写到家了，熟得不能再熟，准得不能再准。泾河是写诗出身的，这散文也是诗意氤氲。
转贴于中国论文联盟 http://

中国论文联盟回族人沉默、隐忍、内敛，不擅歌舞，不愿外露，那满肚子装的全是沉甸甸的情感。我们的作家，写这种情，那是一种天然的本能，有着绝对的优势。同写父亲的散文，敏洮洲的《西风山下》和白利彬的《花儿与父亲》，角度有别，但情怀是打通的。算不上出众新颖，但读了绝对不白读，内心是有触动的。同写故土的，兰书臣的《东堡子 西堡子》如版画一般沉静和鲜明，王自忠的《庄子》如水墨画一般散淡和湿润，毛眉的《我是一条内陆河》又如西洋油画一般开阔和结实，但土地的负重与宽容，是他们共用的母题。同写成长，甚至恰巧同写土豆的，马金莲的《洋芋》提供了底层言说的真切和痛感，毛眉的《吃土豆的人》则多了一些眼光和亮色。我认为两位女作家同时关注到一种食物，并不是完全的偶然，回族人的禁忌传统、生存记忆、心理状态与食物尤其密切，透过食物符号触碰更深层的追索，是我们必走的路。上面的几组同类题材书写，发表在一年中不同期的《回族文学》中，如果组织同类题材在同期发表，编者对此适度提示，读者的感受可能会更丰盈一些。
　　最后略说几句张承志。这不是对他的轻慢，却恰恰是敬护。《斯诺的预旺堡》《自己的搭救》《“t”们》，《回族文学》选发这几篇作品的眼光使我暗自惊异：恰恰都是张承志用心很深的几篇，凭我对他的阅读和认知，这几篇里藏着他最想说的话。更充裕的解读，无法在这篇走马观花的述评里打开，其中的秘密，愿我们用良知与智慧去不断接近吧。
　　一本肩负着民族文学与文化双重身份的刊物，比纯粹的文学刊物，更要花心思，更要有眼光，更要重担当。我历来是对刊物的文学品格更看重的，在《回族文学》向文化性延展的初期，我是有所焦虑的。但几年的用心摸索，使这种尝试找到了合适的存在感，应该承认，“岁月钩沉”、“回族人物”、“阿拉伯世界”、“佳作选萃”这几个文化栏目，其实从未放弃过文学呈现的努力。有些刊物一直标榜文学，但所发作品散发的气息是脏的、声音是噪的。在这个比衬中，我仍愿将《回族文学》视做纯文学刊物，她的品格和底线没有丢。
　“岁月钩沉”是《回族文学》民族文化担当的主打栏目。在2010年的钩沉中，回族文化的主要角色表现为地理和艺术的二重唱。地理散文大概已尝试了三年，提供罕见视角和陌生经验，是其应完成的主要功课。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果马坝子》这样植根回族聚居地的原生态讲述，《台湾回族》和《敦煌回族》，尤其是第五期集中推出的《蒙古高原上的回族记忆》《包头回族散记》等文章，信息量更为充分，也更为读者所需要。这种对新意的坚持，从每期刊物的匠心布局中，是可以感受到的。敏彦文的《北庄高处》、苏海龙的《婚礼上的〈亚里亚〉》、君悦的《古迹的掌纹》、马丽华的《小口子》、拜学英的《光塔》和《点亮一盏明灯》都是在边走边看中透视历史云烟，尽管讲述还显得仓促，但形成了亲切真挚的情感重量，加之对多元文明的探讨，仍有圈点之处。《梦想家》的地理背景则是流动的，通过跟随斯诺所历经的预旺、下马关、吊堡子等地的生命穿越，讲述了这位梦想家与宁夏，与回族鲜为人知的情缘。还有一类文本涉及乐器、秧歌、对联等艺术元素，尤以一篇米月的《回族瓷器》最为重要。瓷器一词，已作为文化符号输送到国际话语系统，甚至成为中国国名的意译。事实上，它所提示的正是中国自唐朝以来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在瓷器中附着了伊斯兰教本土化的深刻烙印。这一话题先前看到的极少，如此找对了视角，提供了丰富信息、并梳理成扎实审慎的文章，希望能更多读到。
　　我有一个有趣的感受：“岁月钩沉”和“回族人物”这两个栏目像是一对结发夫妻。前者的性格线条偏硬朗，往往在历史行走中显得粗放和匆忙，而后者则多了几分女性的柔软，用细腻的、饱含人情暖意的目光观照回族人物的心灵境地。知史而读人，相得益彰。我是喜欢读人物传记的，但客观地说，“回族人物”这个栏目创办至今，已进入较为艰辛的爬坡期。回族优秀人物有的是，但出名的基本已写得差不多了，这个栏目要坚守，写什么样的人，是需要清醒思考、重新定位的。本年度，栏目中关注到了郑和、沐英、杜文秀等历史风云人物和刘震寰、金孚光、邸力、韩有文等革命志士，着墨更多的，则是学者马金鹏、王宽、马明道、马天英、郝苏民，摄影家王征、书画家马西园等文化名流。我以为，“岁月钩沉”的怀旧情绪已经很浓稠，一个民族不能总往身后看，要放出眼光朝前看，那么“回族人物”就可以更多地承担时代性，多去关注当下回族人的生存状态。人物未必多么出名，哪怕是个小人物，只要他典型，有意思，有故事，就不妨去写。这样，这个栏目才会成为亲近民众、关怀底层的暖岸，也才会走得更长远。我尤其欣赏第四期上马有福的《玉树情》和王耐的《走进世博“大观园”》两篇散文，它们负载的含义是，回族人的时代言说是积极而及时的，在时代需要的时候，回族人从不失语，从不缺席。
　　如果说《回族文学》是瞭望回族的眼睛，第一只看历史，应当看得深，第二只看当下，应当看得广，那么第三只看世界，就应当看得远了。世界眼光是刊物获得大气象的素养，本年度“阿拉伯世界”栏目在阿尔及利亚、阿曼、阿联酋、利比亚、马来西亚、文莱等穆斯林国家的巡礼中就展现了这种气象，找到了世界与回族文化内在的嫁接点，读来舒展而温暖。“佳作选萃”栏目连载王蒙的《伊朗印象》，我以为是这几年最成功的一个选择。大家毕竟是大家，轻轻一搭手，脉就把得很准。若不是王蒙在新疆生活了十年，受到维吾尔族文明的滋养，融入到穆斯林生活的参照系之中，他是不可能对伊朗文明有如此深沉的亲昵和精准的驾驭。在西方文化霸权对伊斯兰文化进行妖魔化的时候，在除张承志以外的回族作家，几乎放弃世界观望的时候，汉族中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正在用良知为伊斯兰文明立言，这值得我们躲进小楼的一些回族作家多一些自省，多开开眼界。
转贴于中国论文联盟 http://

中国论文联盟说到开眼界，2010年更值一提的一位就是马永俊。这是这一年从《回族文学》中杀出的一匹黑马，他生于伊犁，走遍新疆，游历世界，不仅通晓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语言，而且对英语、俄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外语驾轻就熟，是个天才翻译家。今年他第一次在刊物上发表散文《哈尔湖一位东干老人》，即反响不凡。他笔下的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老人，如同他的文字一样，朴素、节制、家常，但其潜伏的精神波澜，强悍无比。马永俊对东干口语的娴熟摆弄，为汉语写作输入了极为罕见的血型。有些题材，任何作家都能写，但有些题材，却具有不可复制性。读过这篇文章的读者一定有体会，马永俊就属于这一种。而他的唯一性，恰恰是源于眼界。《回族文学》历来是新秀成长的沃壤，但有的作者是属流星的，发个一两篇就没影了，有些冒了头，却真就能扎下根来。读者喜欢他们，需要他们更密集、更精彩地现身。阿慧、方芒、胡亚才、叶多多都是这样的代表，我想马永俊也同样应属此列。
　　评说至此，已经语尽，猛回头，却发现小说还没有评。关于今年的小说，我注意到六期中的头条小说作者，仍然是宁夏的那“三棵树”在支撑，这就是石舒清、李进祥和马金莲，这样的格局貌似已挺立好几年。的确，他们是当下回族小说创作最卓越的代表，我们爱读他们的作品，从不会感到审美疲劳。想一想，那几年的小说可真是辉煌，放下这一期，盼着下一期。我认为那时《回族文学》的小说现象，基本挺立起整个回族小说的繁荣。要如何才能把这种好势头保持下去，多呈现一些新人新作，显然是今后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全年“小说”栏目中成色相对尚好的，大概算是李进祥的《丫鬟》。三个女人一台戏，这台戏不动声色，但一波三折，一声“丫鬟”这么点儿的小事，就能写出尊严、嫉妒、专断与悲怜，是不容易的。李进祥写女性是个高手了，但这台女人的对手戏，唱得不如《（扌+寻）脸》和《害口》，论独角戏，又不如《口弦子奶奶》和《女人的河》，曾经那种棉絮般的缠绵和深情、那种暗处的惊异和敏锐，更多地被情节的支架填充。一个萌动的印象是，李进祥，并连同着更多的回族小说家，正站在瓶颈的端口，他们需要更开阔的眼光与更坚毅的抱负。当然，仅凭一本刊物来推测他们的表现并不公平，很可能，刊物上所发的并非他们本年度最好的作品。这大可理解，毕竟我们的回族作家需要在全国文坛上阔步，需要更多地与主流对话。但我常常想，长大的悲哀或许就在于对摇篮的远离。无论如何，这本代表着一个民族文化品相的刊物，永远需要这个民族中顶尖作家的持久爱护和反哺。
　　我最感兴趣的小说，倒是一向不擅回族题材的马笑泉，写出的一篇尽管不是最好、却是最有意思的《清真明月》。真的没有想到，散居区的湖南回族作家，可以对穆斯林的心理描摹得这样精准，一个老题材、小故事，处理得不慌不忙、有滋有味，作家常用的儿童视角，使小说通了气，揭示了文化心理的冲突与和解。马笑泉对母族题材的归还姿态，应获得读者热情的支持和更殷切的期守。
　　任何一本文学刊物，体裁的繁荣总是此消彼长的，这并不失常。我深信，本年度《回族文学》在小说方面的迟滞，只是一个长旅中的短暂喘息。而她在散文方面的绝对优势，以及在文化言说中日显从容的风度，一定可以更加持久与坚定。或许从读者正在阅读的新年第一期开始，新鲜的气息正在随早春一起到来。
转贴于中国论文联盟 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