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抒情主人公三次求女的空间方位分别是西方、北方和东方。求女是象征求贤君,楚地位于南方,没有贤君可求,所以没有出现到南方求女的情节。同时,三次求女反映的是楚地与秦、赵、齐三国的关系及屈原的态度。求女使者的原型是图腾对象,屈原对它们作了艺术改造。求女情节具有现实依据,屈原化腐朽为神奇,把现实中人生转向的堕落变成人生价值的提升。
[关键词]离骚;求女;原型;寄托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8-0102-06
李炳海(1946—),男,
传说华胥氏在雷泽履大迹而生伏羲,这和《诗经•大雅•生民》记载的周族女始祖姜履帝迹而生后稷的故事如出一辙,反映的是西部先民感应生子的观念。雷泽,又称雷渊,传说中西方确实存在雷渊。《招魂》写道:“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渊,靡散而不可止些。”雷渊,古人认为是雷神息的地方,因此把它描写得富有威慑力。华胥在雷泽履大迹而生伏羲,雷泽应指位于西北之地的雷渊。
宓妃应指伏羲氏之母,是一位感应生子、传奇色彩极浓的女性,因此,《离骚》抒情主人公把她作为求女的首选对象。宓妃和洛水女神,在屈原笔下不是同一个角色。《离骚》提到的宓妃位于西部地区,《天问》出现的雒嫔则处在其他区域。把宓妃和雒嫔相混淆,始自王逸对《天问》所作的注解:“雒嫔,水神,谓宓妃也。wwW.11665.CoM”到了后来,学人又进一步把宓妃说成伏羲之女,并把这种看法用于解说《离骚》的求女,造成极大的混乱。
《离骚》抒情主人公的求女对象是西、北、东三个区域,求女过程中都遇到障碍,未能获得成功。不过,在三个方位所遇到的障碍并不完全相同,而是属于两类不同的性质。
在西部求女遇到的障碍是所求对象傲慢无礼:
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焜其难迁。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
虽然抒情主人公准备了佩饰作为礼品,并且郑重地派去媒介,但在交往过程中情况多变,对方不为所动,并且表现得傲慢无礼,自恃其美而根本不把对方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抒情主人公只好舍弃她而改求别人。此次求女的失败,责任完全在女方,抒情主人公的真诚遭到冷遇,造成不欢而散的结果。
抒情主人公向北方、东方求女,所遇到的障碍不是来自女方,而是抒情主人公缺少得力的媒介:
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抒情主人公向北方求有氏之女,或是所选派的媒介不肯承担使命,或是有自愿充当媒介者而主人公嫌其轻佻,不肯指派。抒情主人公想亲自前往,又觉得不合适而罢休。在向东方求有虞氏之女时,所遇到的是“理弱而媒拙”的障碍,还是缺少得力的传达信息的使者。向北方和东方求女遇到的障碍属于同类性质,都是找不到称职的使者。对于所求对象,或称“有之佚女”,或称“有虞之二姚”,抒情主人公对她们充满好感,心向往之。
《离骚》抒情主人公多方求女,实际是想到楚国之外另寻贤君。求女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有着深刻的政治寓含,折射出楚国与其他几个诸侯大国的关系,以及屈原对相关诸侯国君主的态度。
在屈原所处的战国中后期,对天下形势起主导作用的是齐、楚、赵、秦四国。楚国的西方是秦国,东方是齐国,赵国则处在北方而与楚国悬隔。《离骚》作于楚怀王后期,在此阶段,齐国的君主是宣王,赵国的君主是武灵王,秦国的君主是惠文王、武王和昭王。楚国与齐、赵、秦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态势。
楚怀王期间,楚国的主要敌人是西部的秦国。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怀王时期,楚国在与秦国的军事角逐中屡战屡败,同时在外交方面也受到秦国的欺骗,怀王本人入秦不返,客死他乡。屈原深深地爱着楚国,对秦国深恶痛绝,《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曾经劝楚怀王杀掉给楚国造成重大伤害的张仪,又阻止怀王入秦。屈原把秦国视为虎狼之国,对它的印象极坏,尤其是对它的出尔反尔、不讲信义,更是深恶痛绝,自然不肯选择这样诸侯国的君王作为自己的主人。《离骚》中的宓妃傲慢无礼、无事生非,是秦王形象的投影,是用西部地区的女性形象暗指西秦君主,屈原义无反顾地与其决绝,秦国不是他寻找明君的地域。
楚国与赵国在地域上相距遥远,在楚怀王时期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还曾结成抗秦联盟。《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山东六国合纵以抗秦,是赵肃侯在苏秦建议下首倡确立的,楚怀王成为合纵的首领,楚、赵两国关系是比较协调的。赵国地处北方,与楚国的外交往来相对较少。《离骚》抒情主人公在向北方求有氏之女时,遇到的困难是没有称职的媒介,无法与对方充分沟通。同时,诗中所说的“欲远集而无所止”、“欲自适而不可”,这个情节反映的是楚、赵由于疆域悬隔而造成的信息交流不够畅通的历史事实以及屈原本人对赵国君主的态度:印象虽好,但无法选择他作为自己的君主。
楚怀王时期,楚国和齐国时离时合,造成楚齐离异的重要原因是楚怀王经不起秦国的诱惑。《史记•楚世家》记载,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与齐争为合纵首领。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受张仪诱惑,与齐绝交。怀王二十年(公元前309),“齐亚王欲为从长,恶楚之与秦合,乃使使遗楚王书。”楚国朝廷进行讨论,最后决定背秦合齐。怀王二十四年,“倍齐而合秦”。楚国对齐国的外交反复无常,这使往来使者遇到许多困难,很难圆满完成使命。齐国位于楚国东方,楚怀王时齐国早已灭掉建都商丘的宋国而据有其地。《离骚》抒情主人公想要求有虞氏之二姚,却因“礼弱而媒拙”无法如愿,反映的是怀王时期楚齐两国外交的艰难,抒情主人公担心有人从中挑拨是非,引起事端。当然,楚、齐两国这种离合无常的关系,屈原也不会离楚走齐,成为齐国的朝臣。
总之,《离骚》抒情主人公多方求女的情节,是楚怀王时期楚国与齐、秦、赵三个诸侯国关系的反映,也是屈原在考虑自己去与留时的心态折射。西方的宓妃、北方的有氏佚女、东方的有虞氏之二姚,分别是秦、赵、齐三国的投影,是三个诸侯国及其君主的象征。求女的情节是浪漫的,但却有现实的底蕴,是以浪漫的外壳包裹着诗人政治上的寄寓和人生的选择。在对各方女性的艺术处理上,显示出诗人的爱憎取舍。
三、求女媒介的神话原型
《离骚》抒情主人公在向西方和北方求女时,相继出现两批使者,它们或是前去探路,或是向对方传达信息。在所出现的使者中,有的角色和图腾神话密切相关。
抒情主人公向西方求女,“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王逸注:“丰隆,云师,一曰雷师。”其实,丰隆是云师兼雷师,一身而二任,有云方有雷,这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云和雷相伴相生,因此,雷神和云神也就合二为一。
古代先民认为:雷神平时居于水泽,把那里作为自己的栖息地。从地升天,则发出轰鸣。响声过后,仍然返回水泽。《山海经•海内东经》写道:“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居于水泽的雷神龙身人头,糅合了人和蛇的形体特征。神话传说中的伏羲是其母华胥在雷泽履大迹而生,实际是向人们暗示:华胥与雷神相感应而怀孕生子,体现的是雷崇拜、龙崇拜,是一则图腾神话。可是,《离骚》抒情主人公在向西方求女时,雷神却作为探路使者被派出,寻找宓妃,也就是华胥氏。从图腾神话到《离骚》的抒情主人公求女,雷神的角色发生了转换,由图腾物变成求女的问路使者,由神秘的崇拜对象变成了为抒情主人公服务的下属。
抒情主人公向北方求有氏之女,遇到了派遣使者的问题:“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王逸注:“鸩,运日也。羽有毒,可杀人,以喻谄佞贼害人也。言我使鸩鸟为媒,以求简狄,其性馋贼,不可信用,还诈告我言不好也。”王逸把鸩鸟视为一种毒鸟、害人之鸟,认为屈原是把它比作奸诈之人,不可信任。后代注家基本是沿用王逸的说法,罕有例外。把鸩鸟视为毒鸟、害鸟,是后来出现的观念,《山海经》中还见不到这种迹象,《中次八经》女几之山、鼓琴之山都提到“多鸩”,并没有涉及它的危害。《中次八经》以荆山为首,依次向东延展。楚族是从荆山一带发展起来的,《中次八经》的记载表明,那里的楚族先民并没有把鸩视为毒鸟、害鸟。《中次九经》玉山条目提到“其鸟多鸩”,也没有标明它的危害。《中次九经》以岷山为首,依次向东延展,涉及的多是长江中上游风物,其中一部分属于楚文化区。《中次十一经》瑶碧之山条目也提到鸩:“有鸟焉,其状如雉,恒食蜚,名曰鸩。”郭璞注:“蜚,负盘也。音翡。”郝懿行云:“蜚见《尔雅》,郭注云:‘蜚,负盘,臭虫。’”[4](p152)这是《山海经》对鸩鸟所作的最为具体的叙述。这里所说的鸩,非但不是毒鸟、害鸟,反而是以臭虫为食的益鸟。《中次十一经》仍然是以荆山为首,由西向东依次排列,其中鸩鸟所在的瑶碧之山,其东40里是支离之山,“济水出焉,南流注于汉”。以此为参照,鸩鸟所在的瑶碧之山位于汉水北岸,那里也是楚族的疆域。
另外,《中次八经》女几之山多鸩,郭璞在作注时写道:“鸩大如爟,紫绿色,长颈赤喙,食蝮蛇头。雄名运日,雌名阴谐也。”[4](p166)他在为《中次十一经》其状如雉的鸩鸟作注时称:“此更一种鸟,非食蛇之鸩也。”从郭璞的这两条注解推断,他所见到的古本《山海经》,在《中次八经》女几之山条目应有鸩食蛇的记载,否则,他的注解不会反复强调。
综上所述,屈原和当时的楚地先民一样,并没有把鸩当作毒鸟、害鸟,而是视为可以与人相安无事、友好相处的益鸟,对它没有恶意。所谓的“鸩告余以不好”,指鸩鸟不喜欢这个差使,不肯充当使者。正因为如此,紧接着出现“雄鸠之鸣逝”的情节,雄鸠主动要求出任媒介,但未被抒情主人公看好。鸩和雄鸠,前者拒绝前往,后者主动请行,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离骚》抒情主人公向北方求有氏之女,鸩是备选使者,鸠是主动要求当媒介,最终派出的求女大使是凤凰。在向北方求有氏之女时,媒介角色都是鸟类,没有例外。有氏之女指的是殷商女性始祖简狄,《天问》写道:“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王逸注:“言简狄侍帝喾于台上,有飞燕堕遗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玄鸟生商神话除见于《吕氏春秋•音初》篇外,《诗经•商颂•玄鸟》、《史记•殷本纪》均有记载。以殷商为代表的东夷族以飞鸟为图腾对象,《离骚》抒情主人公北方求有氏之女,则是由飞鸟充当媒介,图腾对象成为求女使者,和在西方求宓妃的情况相似。
《离骚》抒情主人公在西方、北方求女,原本使女性孕育生子的图腾对象,成为求女使者的角色。在图腾神话中,作为图腾对象出现的雷神、飞鸟都带有神秘性,它们的地位是崇高的。当它们充当抒情主人公求女使者的角色时,成为主人公驾御的对象,为主人公提供服务,灵异色彩得以淡化。屈原对这两个图腾神话进行利用改造,遵循的是以类相从的原则。伏羲氏以雷为图腾对象,《离骚》抒情主人公就指派雷神充当向宓妃求婚的使者。东夷族以飞鸟为图腾对象,抒情主人公的求女媒介就在飞鸟中遴选。不同类别的图腾崇拜和求女使者各自以类相从,而绝不相互混淆,运用改造图腾神话的过程体现出清晰的逻辑。
四、求女情节的现实根据
《离骚》主人公在政治上遭到君主疏远,失意之际转而多方求女。从表面现象看,是由政治理想无法实现而发生的人生转向,即由立德、立功转向对女性的追求。这种情况在古代贵族及士大夫阶层经常可以见到,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信陵君是魏国公子,以招贤纳士著称,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威震天下,以至于强臣震主,使魏王产生疑心。然而,信陵君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他在政治上失意,于是转向对酒色的追求,通过满足感官欲望来排遣苦闷,实际是在戕害生命,走的是慢性自杀的道路,这种选择是万般无奈,不得已而为之。信陵君卒于魏安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43),他生活的历史阶段稍晚于屈原,但从中可以窥见战国贵族由政治失意转向亲近女色的人生走向。到了汉代,仍然可以见到这种情况。东方朔是汉武帝时期的朝廷大夫,这位滑稽之士多次就军国大事向天子进谏,但都未能得到采纳,政治上的不得志,使他采取放浪的生活方式来打发人生。
信陵君、东方朔的求女都是政治上失意的副产品,是人生价值的跌落,由追求立德、立功,降到片面追求女色,沉溺于感官快适。他们是以破坏的方式消磨生命,是把生命的价值逐步毁灭。表面看来,《离骚》抒情主人公也是在政治失意之后转向求女,和信陵君、东方朔的作法似乎没有区别。然而,《离骚》抒情主人公的求女,实际上是采用象征的方式寄寓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不是真的去求女,而是寻觅能够合乎自己理想的明君圣主。他的求女不是人生价值的跌落,而是对它进行提升;不是以满足感官快适的方式摧残生命,而是以理性统辖人生选择,使生命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离骚》抒情主人公因政治失意转而求女的做法,在现实社会可以找到根据和原型,但是,屈原却对社会现实中的原型加以改造,化腐朽为神奇,把人生转向的堕落变成人生价值的提升,顽强地守护着属于他自己的那一块纯净的心灵天地。整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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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