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探索历程中，女性这一社会群体是其不能回避的现实存在。研究女性在男权社会秩序中的现状，一方面要“内省”式的分析女作家的女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内涵，另一方面，女性在男性文本中的影像，也是其现实处境中无法回避的一个关键因素。女性自我意识在贾平凹的创作中，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变化，随着作家的笔触，表现出对自由爱情、平等权利的追求，充分展示了女性的生命意识。同时，女性在男权文化秩序中作为人的精神追求以及对平等权利、美好生活的追求在其小说创作中呈现出以下几种类型。
　　
　　(一)顺从秩序失去自我的女性
　　
　　贾平凹幼时在农村生活后被推荐上大学，因其出色的文学才能最终留在了城市生活，但他始终觉得无法彻底融入城市，与城市有一定的心理隔阂。农村浓厚的传统文化秩序给他带来深厚的影响，他最熟悉的最擅长描写的女性大多数都是农村女性或者是受传统文化影响深厚的女性，这些女性在文化中被构建成了符合男权文化秩序需要的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尽管无法对这些女人的生活、心理感同身受，但是近距离的观察和长期的生活交往、耳濡目染，使他能得心应手的描写这些女性。掌握话语权的男性作家笔下，女性总被表述为美好善良的天使或对男性具有性诱惑力的魔女荡妇，贾平凹也不例外，他笔下顺从秩序失去自我的女性也有两极分化的现象。
　　对于顺从秩序的理想型女性，由于对“性与爱的纯真追求”和自身的家庭出身、农民身份、城乡差别、文化差异等所形成的女性崇拜心理，贾平凹以仰慕的心态和温柔的笔触描写塑造了众多菩萨、观音般的女子。wWw.11665.coM这些女子，是男性心目中理想型的女性，她们符合男性的需要，美丽善良、把自己无私地奉献给家庭和男性；她们顺服于男权文化秩序，安慰男性，拯救男性，给男性提供地母一样的母性胸怀；她们温柔坚忍地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把自己塑造成“被动”的淑女：她们自觉地把自己变成男权秩序中的“螺丝钉”，不会给秩序造成任何威胁；她们自觉地维护男权文化秩序，并以男权文化的种种标准衡量自己和他人。师娘，白香，柳少奶奶等形象都是男性眼中的审美图腾。她们在男性作家眼里作为圣女指认着女性价值，是男权文化赞美的对象，是男性崇拜和同情的对象，她们责无旁贷地以无限的胸怀、隐忍、坚韧替男性承受起所有的苦难与不幸。
　　顺从秩序却不是理想型女性的形象，在贾平凹笔下也有很多，他的小说世界里也有无数作为衬托男性心目中理想女性之美的“绿叶”。《秦腔》里的四婶，<高老庄>的子路娘，是和大地一样自然存在的慈母形象，她们的一生贡献给了丈夫和儿子，唯独没有自己。还有一些“虫蛀蚁啮”的“绿叶”，她们就是那些搬弄是非、说称道短、指桑骂槐、幸灾乐祸、胡搅蛮缠的村妇，这些“家庭主妇通过原地打转消磨时光……永远无法感到争取积极的善，而是与消极的恶没完没了的斗争。”正像理想型女性指认“正”的女性价值那样，这些女性指认了“负”的女性存在。
　　这类顺从秩序的女性里，有一个十分“真实”的女性——牛月清。牛月清的真实性体现在哪里呢?她“写下了长长的一封信，历数了她与庄之蝶结婚十数年的和睦生活。追叙着当初他是怎样的一副村相，怎样的穷光蛋；是她嫁了他，她完全把自己牺牲在了他的身上，鼓励他，体贴他，照料他，使他一步步奋斗到今日。今日他是成功的了，名有了，利也有了，当然她是不配作他的夫人了，因为她原本就不漂亮，何况现在老了，更是因为十数年里全为他在牺牲，已经活得没有了自己。”可是“却想不来庄之蝶为什么就反感了自己，自己背叛过他吗?自己服伺他还不周到吗?”这个形象真实的表现了顺从秩序的女性如何一步步毁掉了自我、牺牲了自我、阉割了自身的原始生命力丧失了生命活力，悲惨的是“男权秩序”和现实存在的男性群体本非一体，女性把自己祭献给了秩序，却被现实中的男性抛弃。
　　
　　(二)利用秩序表现自我的女性
　　
　　顺从秩序失去自我的女性们，按照男权文化秩序的构建，把自我价值的实现寄托在婚姻的美满、家庭的和睦、丈夫孩子生活无忧、事业成功之上，她们自己却在内向性的只有重复没有创造的家务劳动中消耗自己的生命，她们接受“第二性”身份安于劣等的位置。我们并不完全否认她们的价值和她们的生活方式，如果她们在拥有知情权、自由选择权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这样的方式，那也无可厚非，但在男权文化秩序依然根深蒂固的社会中，女性是被动地安放在了符合秩序要求的位置上。值得注意的是，推动文明脚步的除了森严的秩序，还有兼具破坏性和建设性于一身的人类本能的原始生命力。贾平凹笔下就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有蓬勃的生命活力，也有灵活的头脑和进取之心，她们了解男权社会的一些潜规则，于是就利用秩序来实现自我的生命追求。
　　这类女性的主要特征是抓住男权社会对女性外表美的推崇，以此为资本获取自己想要的生活。颜铭是这些女性里最令人辛酸的代表，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过更好的生活，她不惜忍受肉体的疼痛折磨，通过整容让自己美丽起来好去享受生活。唐宛儿每天在家也“化化妆”，她向庄之蝶表白：“我知道，我也会调整我来适应你，使你常看常新。适应了你也并不是没有了我，却反倒使我也活得有滋有味，反过来说，就是我为我活得有滋有味了，你也就常看常新不会厌烦。女人的作用就是来贡献美的，贡献出来，也使你再有强烈的力量去发展你的天才”。这些女人“接受了自己作为性的客体地位，就会愿意打扮自己。”她们接受了自己的“第二性”位置，但并不是顺从了秩序完全没有自我的女性，而是希望借此增加自己的自信，实现自己期望的目标。她们的确像期望中那样，在献出美色的同时获得了一些东西：颜铭成了模特，台上台下有人追捧：邹云得到了吴清朴的一腔痴情也吸引了一个金矿矿主：柳月和唐宛儿得到了名人庄之蝶的垂青，柳月还因为美貌嫁给了市长的儿子：眉子开了自己的门市部：苏红(《高老庄>)开办了自己的地板厂。她们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自我的追求，可悲的是，在男权中心的社会中，容貌的美丽程度与获得的社会道德评价是成反比的，她们在利用秩序的同时为自己酿制了一杯心灵的苦酒。
　　
　　(三)反抗秩序徒有姿态的女性
　　
　　贾平凹笔下，除塑造了在原始生命力的驱使下反抗秩序，追求自由爱情和平等权利的女性之外，还塑造了明确反抗男性中心思想的女性形象。清虚庵的慧明(《废都》)“年纪轻轻便削发为尼，深研佛理，但决不是为了遁入空门，而是为了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向男性世界挑战。她与多名男子发生关系，但却始终能保持一种圣洁和高深的气质。她向牛月清介绍她的经验之谈：‘在男人主宰的这个世界上，女人要明白这是男人的世界，又要活得好’，‘女人就得不断地调整自己、丰富自己、创造自己，才能取得主动，才能立于不会消失的位置’，‘女

人对男人要若即若离，如一条泥鳅，让他抓在手里了，你又滑掉……所以，女人要为自己而活，要活得热情，活得有味，这才是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真正会活的女人!”这个女人的反抗姿态明确，但她的根本目标却是在和男人的关系中取得主动地位，所谓的“为自己而活”实际上是“为男人活”的代名词。
　　再来分析《土门》的叙述人梅梅。《土门>是贾平凹长篇小说里唯一自始至终由女性叙述人来讲述故事的作品，梅梅这一形象因此也有了特殊性。她坚持参加函授学习，热衷收集明清家具，在保卫仁厚村的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她吸烟，拒绝化妆，在与男友的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有着极强的作为仁厚村人的责任意识。梅梅的对传统男权文化秩序的反抗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在她内心里，始终有着男主女从的心理。“女人毕竟是女人，她希望以后的家庭里男人能尊重她，给她自由，但更希望男人能管了她，控制了她。”“女人不管是多么高贵，强悍和尊严，其实内心深处在男人面前是有着天生的希望赞美、赏识甚至希望玩弄的意识。如果男人太主动，女人会嘴里骂道流氓，可太拘谨的男人，女人却是忍受不了的冷寂，而要怨恨这男人，小看这男人。”在处理仁厚村的冲突时，她也始终把村长成义推到前面。她在小说的最后尾骨越来越突出，作家如此安排或许有其深意，笔者认为这个尾骨可以作为她固守男权藩篱的象征。
　　慧明与梅梅对男权文化秩序的反抗看似姿态明确，但其实质上还是未脱男权窠臼，她们的独立自我并没有真正成长起来，而只是留下了徒然的姿态。贾平凹塑造的女性形象与现实中的女性生活状态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女性自我意识在作家的欲望化书写下挣扎，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自我意识则在男权文化秩序对女性角色、女性美、女性社会职责的构建中挣扎。怎样才能培养出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的人格呢?贾平凹并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在自己的文化探索之路上，塑造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女性也不同于现代女性的形象——西夏。“作者对西夏这个人的设定，有一种内在的象征感。她具有现代女性的风采和内蕴，又有一个和传统文化、乡土文化粘连在一起的职业——文物考证，这使她成为传统与现代的熔接点，成为提升乡土文化、平衡现代文化的一种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夏寄寓了作者的文化理想。”西夏能够专注于自己职业，这是男性笔下女性形象塑造方面值得肯定的亮点，如果忽略西夏形象上过多的理想色彩，把“一种自我的独立，以自我而活，活有个性”理解为“以自己的职业、事业与兴趣而活”，从而“独立做女人的人格，热情地对待生活，对待自己，为自己而活着，活得美好，女人越会对男人产生永久的吸引，这就是平等地，与男人平等是真正地活出了女人味。
　　“如果从人的角度出发，男性作家在对待女性意识时是清醒的、理性的，客观的，他们希望女性同男性一样，实现梦想，超越自我。”贾平凹在其创作过程中以现代意识与人性关怀，写出了女性的酸甜苦辣，也表达了对女性的同情，并且试图给女性的生活指出一条路来，女人“应追求的不是让男人占有，也不占有男人，和让男人占有，也占有男人，转换这种关系的是一种平等，一种自我的独立，以自我而活，活有个性，活有热情，这就常活常新，恰好符合了男人的那份易于疲倦的贱的秉性，使他们有了新鲜感，有了被吸引力。这结局虽然同讨好男人要企图达到的目的一样，但质发生了变异。”他谈到了平等问题，也谈到了自我的独立和常活常新，但是女人的生活还是被内化在男权文化秩序之中——结局同讨好男人企图达到的目的一样，这种平等和独立只能说是一种设想，因为男性如若固执地认为“现在有相当多的女人不满男人的世界，却错误的一心要做女强人，”那么女性内涵仍然是一种固定化的表达，阴柔与阳刚、主动与被动的二元对立思维就无法被扭转。贾平凹在作品中用过这样的比喻：“女人就是一架琴么，逢着好男人了弹出的是音乐，遇到孬男人了只谈一片噪音。”“女人是一架琴，老邵这个琴手调弄得琴是一片噪音了!老冉也不是好琴手!世上没有好琴手!”尽管指出有好男人和孬男人之分，甚至说世上没有好琴手(好男人)，但这个比喻却将女性“物品化”了，女人是“琴”，只能被动等待，而不能主动创造自己的生活，忽视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他作品中男女两性群体间的关系也仍然是男主女辅，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在男权秩序中呈现出顺从、利用或是明确反抗秩序但徒有姿态的三种类型。